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對我國社會發展建設的啟示

周 耕

(吉林大學珠海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廣東珠海 519041)

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是對黑格爾的批判和發展,他的論述主要集中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市民社會理論,他指出:“市民社會始終標志著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受生產力制約,同時也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1]?！笆忻裆鐣@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組織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2]。據馬克思的歷史觀,自從國家產生以后,社會就分裂為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在市場經濟出現之前市民社會就已經存在,只是完全被淹沒在政治國家之中而未能獨立。那時的市民社會并不是現實的,而只是一種邏輯的存在。只有到了現代的市場經濟社會,市民社會才與政治國家真正分離,才成為一種現實的社會存在。[3]

一、市場經濟培育和催生出我國的市民社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我國原有的社會政治權利關系和利益關系不斷調整和重構,社會結構發生巨大的變遷,正在“從自給半自給的產品經濟社會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從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從同質的單一性社會向異質的多樣性社會轉型;從倫理社會向法理社會轉型”。[4]這種多重的轉型,造成了自由空間的出現和不斷擴大,而以產權的多元化和經濟運作市場化為基本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則直接促進了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的形成。市場經濟不僅造就了市民社會必需的前提,而且造就了人的社會性;市場經濟以商品交換否定了超經濟的等級特權制度,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自由,從而塑造出有主體意識、自主意識和平等意識的個人與團體,逐步形成市民社會的自主性。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作為一支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市民社會正在我國形成。

二、市民社會應上升到“自由發展的社會”

在馬克思看來,所謂的市民社會就是指: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以直接從生產和生活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為形式,以整個的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為內容,體現著人們特定的物質交往關系,獨立于并決定著建立在其上的政治國家及其附屬物的社會生活的領域,特別是經濟活動的領域。馬克思將市民社會還原到經濟層面,并展開社會-政治與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市民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從而提出社會形態本身的革命性轉變,即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歷史性轉變。因此,對馬克思而言,市民社會必然只能是暫時的和過渡性的存在。

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有著豐富的含義,它既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否定,也是對未來社會的積極向往。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馬克思較為系統而自覺地提出了“市民社會”和“社會”兩個概念。兩者在這里有著嚴格的區分。狹義上說,在馬克思這里的“社會”是一個政治和解放的概念,當馬克思把“社會”概念和“市民社會”概念對比起來使用時,這時的“社會”概念就是一個狹義的概念,在這樣的社會概念中,其基本的目的是要成就“自由全面發展的個人”,是要實現人的本質力量的自由對象化,達到“自由的王國”,也就是“共產主義社會”。而這一概念是對以往的一切階級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批判,是為了實現人由異化存在向真正的“類存在”轉化的解放性的概念。

社會作為一個共同體或集體共同控制著和調節著生產,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調節著個人,當這種控制和調節與個人的愿望一致的時候,或者說社會調節和個人的自我設計相一致時,這樣的共同體就是“自由人聯合體”。個體是共同體的目的,同樣,共同體也是個體的目的。馬克思最終認為“市民社會”必須揚棄自己的抽象性而進入到“社會”狀態,人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解放。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的社會概念中包含了以個人為基本價值目標、追求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方面,為達此目的就需要保障個人的自然權利不受公共權力 (如官僚主義)或其他異化物如資本、宗教的侵犯,這種對個人權利優先性原則的強調,恰好和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自由主義相契合;但是,馬克思的社會概念中還有另外一面,即總體性和群體性的一面,馬克思強調要想實現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目標,必須依賴于總體的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社會整體的有序的自愿的調節和控制。

三、我國市民社會在向社會轉變的過程中需借助國家的力量

市民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但最終目的不在于國家,因為在馬克思那里,社會大于國家,市民社會必然要過渡到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社會。這一目標的實現不是要我們在現階段廢止國家,反而是需要我們利用國家,通過國家培育、發展市民社會使之不斷地向自由社會過渡。與此同時,國家逐漸降低自己的政治性,向自由社會融合。當代西方的市民社會思想吸收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批判,但具體的路數完全不同。以美國為典型的現代資本主義,正是通過賦予作為政治功能的國家以經濟功能,即通過凱恩斯革命的方式,在內部化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從而帶來了西方發達國家及其社會生活的轉變?，F代資本主義之所以將經濟政治功能整合到國家中,正是為了強化市民社會的自治功能,并確證福利社會的推行。盡管自由主義國家觀與馬克思的主張大相徑庭,但這一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馬克思思想的影響。

中國市民社會的產生過程從實質上講,就是國家分散與轉移對社會資源的控制、改革高度集權的經濟、政治體制,把原本屬于社會的權力逐步還給社會的過程,因此中國市民社會是自上而下的,帶有明顯的政府作為的色彩。中國市民社會的產生和發育呈現出以政府培育為主、以市場經濟拉動和民間力量的自然生長為輔的總體特點。它不是以現存政治秩序與權威的顛覆力量的身份出場,而是作為一種建設性因素登臺。中國市民社會的這種特殊進程,決定了國家在這一進程中的控導作用,這使得市民社會對國家的依賴性較大,其存在與發揮作用往往要借助于政府的權威與權力。

四、市民社會要與國家形成“良性互動”

改革開放前,國家是社會中所有重要資源和機會的壟斷者,個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條件,都必須從國家那里得到。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對國家不能不有一種極強的依賴性。也就是說,政治國家吞沒了市民社會。而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導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以“分權讓利”為先導的對國有企業的一系列改革,使社會產生了自由流動資源,即不受國家統一控制和分配的勞動力、資金、產品、原材料、技術乃至信息等等。這些資源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而不斷增加。這使當代中國市民社會天然地保持著一種與國家的親密關系,它們共同遵守著理性法則的邏輯,兩者關系的基本性質和基本格局表現為相互協調與合作,由于國家與市民社會在推動經濟進步與政治發展這一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這決定了市民社會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天然兼容,從而部分化解了西方政治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峙和沖突。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市民社會可以被看作是現實性維度上并非必然和國家相對立意義上的“溫和的市民社會”,它不可能是完全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可以走出西方式的“社會先于國家”或“國家高于社會”的“市民社會對抗國家”的模式,形成市民社會與國家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盡管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但這種矛盾和沖突的可調和性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了良好的前提條件。

通過市民社會可以保持國家穩定與協調發展。一方面,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和市場經濟的基礎,它通過自己的力量和國家的制度來約束國家對公共權力的行使,發揮監督和參政作用,使國家這輛政治列車避免因權力運行機制的失衡而脫軌。另一方面,市民社會作為國家政治生活和秩序之外的領域,它以自己的法則(主要是市場經濟的法則和道德自律)把所有的市場主體納入到自己的控制體系和秩序范圍。正因為市民社會是一個具有自組織能力的自治系統,它既能滿足自己成員在私人生活領域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又能通過內部協調機制適時化解成員間的各種不滿情緒,且能夠不因政府機構和國家領導人的變動而失去皈依,因而是一股保持社會穩定與協調發展、達到國家長治久安的積極力量。

并且,通過培育市民社會,形成彈性的社會結構,可化解個人特殊利益與國家普遍利益的矛盾。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個人特殊利益與國家普遍利益同時存在,而且隨著改革的深化,這種矛盾和沖突有時還表現得特別突出。市民社會的出現及由此帶來的公民對社會生活的積極參與,在國家與分散的社會公眾之間形成了一種中介力量,使我國的社會生活增加了一個彈性因素,它具有社會吸收的功能,能在廣泛的社會動員的情況下,迅速吸收社會所釋放的能量,吸納各種社會力量和角色群體。市民社會內部生活的非政治化,能使大量的社會事務轉化為私人的事務,大量的社會矛盾轉化為私人矛盾,緩解權威基礎轉變帶來的社會結構壓力,避免“權威真空”的出現,實現社會轉型的平穩過渡,提高抵御社會動蕩的能力。另外,轉型時期出現的諸多利益分化,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入日益要求利益的表達,但利益表達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一方面,市民社會能夠代表所屬群體的利益下情上達,另一方面也能以橋梁紐帶身份把政府的方針政策上情下達,還能進行橫向的不同群體的對話協商。市民社會可以發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結構來進行利益表達,使各種利益要求有條不紊地進入社會系統,滿足各種社會利益群體進行廣泛社會參與的要求。而當個人擁有多種利益并通過參加各種不同的組織來表達和追求時,他們就更有可能與代表普遍利益的政府建立聯系,進行合作,進而使個人特殊利益和國家普遍利益之間達成相互寬容、讓步和妥協,減少矛盾和沖突,甚至使個人利益上升為國家的普遍利益。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0.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1.

[3]俞可平.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及其歷史地位[J].中國社會科學,1993(3).

[4]李培林.處在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J].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