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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網中的權衡和中和
——從??碌臋嗔υ捳Z理論看譯者的選擇

2010-08-15 00:44費銀平
黃岡師范學院學報 2010年5期
關鍵詞:譯作???/a>譯者

費銀平

(西南大學 外國語學院,重慶 400715)

權力網中的權衡和中和
——從??碌臋嗔υ捳Z理論看譯者的選擇

費銀平

(西南大學 外國語學院,重慶 400715)

在翻譯活動中,在翻譯文本的選擇、翻譯策略的選定以及翻譯結果的評價等方面,譯者一方面受制于某種權力話語,而另一方面由于自我需要滿足的愿望,亦在建立著某種權力話語。利用中國“中和”思想中的對應對位雙方相互作用的觀點進行審視,糾纏在權力網中的譯者的翻譯活動即是在各種權力之間進行權衡,最終找到一種大致中和的解決方式的過程。

權力話語理論;權力網;權衡;中和

現當代的翻譯理論越來越多地從原文和譯文的內部關系擴展到翻譯的外部關系,將翻譯活動視為一種文化遷移活動。1970年代多元系統派認為接受文化的社會和文學標準決定了譯者的美學假設,并影響著翻譯的全過程。解構主義派提出原文和譯文處于相互依存的共生關系中,譯文不是被動地從屬于原文,而是在不同的時間、歷史過程中不斷地修改、重建原文[1]。這樣也就把譯者置于一個多維的社會、文化、歷史情境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譯者自身的種族、民族、國家以及其文化教育素養、思維習慣、性格特征等都會在翻譯過程中左右對原文的處理,也就是利用其并不完全自主的主體性對原文施加影響。這一個交互的過程包含了方方面面的關系,借助??骂H具影響力及解釋力的權力話語理論和人本主義哲學的理論,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行為可以被較為清晰地描述和解釋。

一、??碌臋嗔υ捳Z理論

權力問題和主體問題貫穿了米歇爾·??抡軐W的始終,但他并沒有提出一個清晰確鑿的權力概念,而是解釋說:“權力的無所不在,并非因為它有特權能使一切統一在它戰無不勝的整體之下,而是因為它不斷地被產生出來,在每一點中,或更確切地說在點與點之間的每個關系之中。權力的無所不在,不是因為它包容萬物,而是因為它來自所有的地方”[2](P81)。與國家模式、集權模式、法律模式等的權力觀不同的是,??碌默F代權力觀更具有彌散性、更小型化、更隱蔽。??乱膊粚嗔σ暈槟硞€組織和個人的所有物,因為權力沒有中心點,它并不是單向性的,且永遠存在于關系之中,存在于和別的權力的關系中。正如李遇春所說,在夫婦之間、老少之間、師生之間、上下級之間、醫患之間甚至知識者與文盲之間,都存在一種微觀權力關系。[3](P3)既然權力是一種關系,一種相互交錯的網絡,這就意味著權力的主體是二元論的。權力的主體同時也是權力的受體。權力一方面壓抑或限制了主體性的施展,由此激發了主體的反抗;另一方面,權力又通過迫使主體認同或屈從于權力的文化立場,從而按照自己的文化標準重塑了主體。??聢猿终J為權力兼具有壓抑性和生產性,而其本質上是生產性的;微觀權力關系以知識關系、經濟關系、法律關系等不同的顯性行使出現,并構成紛繁復雜的權力的戰略形勢—社會機制。他把自己最感興趣的微觀權力稱為“規范化權力”。這種規范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化,是“一種將個人構建成與權利和知識相關的因素的技術”,個人“是我稱之為‘規訓’的特殊權利技術所制作的一種實體”[4](P218)。換句話說,??抡J為規范化的權力本質是知識權力,因為沒有知識領域不可能有權力關系,而沒有權力關系也不可能形成知識,知識和權力本質上是同一的共生體。

同樣??乱参磳ζ湔軐W中十分重要“話語”概念做正面和明確的界定。在法語的語境中,“話語”相當接近于“閑談 ”、“自由對話 ”、“即席談話 ”、“對事實的敘述、陳述 ”、“高談闊論 ”、“語言 ”或“言語 ”[5](P84)。??聦τ谠捳Z的理解獨樹一幟:“我們生活在一個被說出的世界中……這些被說出的話都會保留下來。我們生活在一個完全為話語 (discourse)所標記、所交織的世界中,這種話語就是談論被說出的事物,談論斷言與命令,以及談論已出現的話語的言說”[6]。??抡J為話語的任務就是“說出所是”,“話語整體”是“人文科學”與“認識體系”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可以認為話語的基本含義就是由外在的歷史所激發的規范、意義和體系,展現人類秩序的符號系統。??碌摹霸捳Z”與“語言”的知識范圍不同:話語包括道德思考、知識和科學、談論、文本及至傾向的表達;語言所指的是思想,話語則指向欲望;語言是與內容相聯系的,而話語是與功能相聯系的。歸根結底,“話語”是展現一定功能的符號系統,它在某個話語實踐或策略性處境中處于某種位置、產生某種效果。

??略凇吨R考古學》(1998)認為話語的功能要受到話語控制系統的制約。對于話語的控制系統有三種:對于話語的外部界定、對于話語的內部控制以及對于話語的使用條件的控制。??路Q外部界定的規則為“排斥”規則,“排斥”體系通過禁止、分類與拒絕及正確和錯誤的對立來消除與力量和欲望相聯系的話語所可能具有的危險性;內部控制就是話語對于自己進行的控制;對于話語條件的控制就是將一定的規則施加于某些人之上從而讓其他人無法使用,通過儀式、話語團體、教條和教育等控制方式使說話主體稀少化。

在《規訓與懲罰》(1999)中,??掠謱⒃捳Z理論轉到了“話語—權力”層面。在這個層面上,話語的功能與權力交織在一起,作為權力的可能性條件而起作用。前面提到,知識和權力是本質上同一的共生體,而知識是以一定的話語為背景并且是這個背景的組成部分。至此,知識、權力和話語三者密不可分。從表面上看,各種知識都是一定的人 (主體)創造并表達出來的,是具有主觀性的;當??滤鶑娬{的是,知識一旦成為話語的一部分,它就擁有了自己的“規律”,與任何主體性沒有關系了。在知識的形成中,如同一般話語的行程中一樣,“作者”只是一個位置,而不是一個主體。因為任何話語的形成都要受到權力網絡中一些權力的控制、過濾、組織和重置。一經形成,可以認為強勢權力話語控制著人們的思想和活動,處于強勢的權力話語和處于邊緣的權力話語之間將存在壓抑與反抗的互動關系。這個理論對于翻譯活動的解釋有很大的啟示。

二、譯者所處的權力網

翻譯過程包含 5個聯系節點:原文作者—原文 (—原文讀者)—譯者—譯文—譯文讀者,其間的主要相互作用體如下:

(一)作者、譯者、讀者 世界上的任何一種語言都是被少數人當作母語流利地運用,如果一位作者重視精通母語,那么他的作品只能通過翻譯來擴大讀者群和影響力。而結果是,對于那些讀譯本的讀者來說,譯文決定了他們對于原作者的印象。作者可以通過譯者沖破語言的限制,但他們只能依賴譯者的闡釋來獲得更強的生命力?!白g本封面上雖然寫著原作者的名字,但里面的實際語句卻是譯者寫的”。[7]

Venuti在其書中提到以往翻譯界認為一個好的譯者應做到“隱身”,在表達中不顯露自己的影子,這樣才能“自然”、“透明”地表達原文的意思。那么,一個好的譯者只是在做“重寫 (rewrite)”工作[8](P5)。因為作者是在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的作品既是原創,如果排除語言、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制約因素,作品也是作者自我的體現。譯者只是在用另一種語言“轉述”作者的意思,只是依附于作者,同樣譯文亦是派生于原文。譯本的版權也應歸于原作者。在這層意義,譯者只是作者的“傳聲筒”。然而,譯文的影響范圍常常要比原文大得多,正如泰戈爾、紀伯倫等作家杰作的譯本讓他們為世人敬仰,中國儒學經典的譯本也把中國傳統文化光揚于世一樣。誠然沒有原作和原作者,也就無所謂譯者,然而沒有譯者及其把原作作為翻譯對象的選擇,原作則難以成為譯作而得以繼續生存和發展,因此譯者既具有客體性,也有主體性,這與??聦嗬黧w和客體的描述一致。

擁有主體性的譯者首先是原作的讀者又是譯作的讀者。作為原作讀者的譯者要力求擺脫本族文化的影響,而用異域文化的思維模式去理解原作及其思想內涵。作為譯作讀者的譯者本身,在其所理解的異域文化基礎之上,要考慮如何使譯作在新的語境中生存,即在形式、內容和內涵各方面被譯入語讀者接受。王佐良先生曾說過:“一部作品要靠讀者來最終完成。不能只看原作者意圖或譯者的意圖,不能只管少數批評家滿意不滿意,也要看讀者接受的怎么樣”[9](P20)。功能翻譯理論家提出譯者從事翻譯活動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因而翻譯的最高規則應是“目的準則”。特定翻譯任務的目的所要求的可能是意譯,可能是直譯,也可能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其他策略,這都以翻譯所服務的目的而定,同時譯文必須連貫、流暢、自然。功能翻譯“目的論”(Skopos Theory)中提到翻譯領域中可能存在的三種目的:翻譯過程中譯者的基本目的,目標語環境中譯文的交際目的,以及使用特定翻譯策略或翻譯程序的目的(例如,為體現源語結構上的特點而采用直譯法)。與其他理論相比,這種理論給予譯者更多的權力,將譯者的地位提高到了和作者同樣的高度。

在解構主義看來譯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續,原作因譯作的存在而獲得后生或來世 (afterlife)[1]。這樣從另一角度說明了譯作與原作的關系——不是完全對等 (事實上也不可能),而是在譯者理解和表達的過程中,既承繼了原作又增添了新的因素。另一方面,譯作未必就是譯者和讀者或未來讀者的理想之作,還需要接受讀者的檢驗。這就又表現出譯者客體性的一面。譯者是為譯作讀者而存在。譯者為了充分實現其翻譯的價值,使譯作在譯入語文化語境中得到認同或發揮特定的作用,他在原文選擇和翻譯過程中,就必須關注其潛在讀者的“期待視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從而決定相應的翻譯策略。譯者會在譯作讀者及批評者的批評及建議中不斷完善譯作,通過人們對譯作的反應來提高自身的翻譯能力和水平。

綜上所述,譯者一方面不能“背棄”原作者,因為原作是譯作的來源;另一方面,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會不可避免地體現其主觀能動性 (也就是不能完全隱身),使譯作或多或少帶上自己的影子。為了實現其譯作的價值,譯者又要考慮讀者的需要和接受能力,接受讀者的檢驗,這樣在一個多元的環境中進行翻譯活動。

(二)源語文化、譯者、譯入語文化 翻譯是一種語言的轉換活動,從更深層刻的角度講,它也是一種文化的譯介和傳播活動,是一種文化政治行為。首先翻譯涉及源語和譯入語兩種文化。譯者在進行翻譯活動時又受譯入語語境或本族文化的影響和當時文化主流的制約,同時又有一定的主流翻譯思想為導向。源語文化和譯入語文化之間的差異根本不可能消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采取的“歸化”(domesticaton)或“異化”(foreignization)策略都代表了作者的一種文化取向。運用“歸化”翻譯策略時,譯者盡量不去給讀者造成不便,“異化 ”過程中,譯者則盡量貼近作者,保持作者的風格和原作的風貌。將一篇作品“歸化”,就意味著剝奪了原作的文化特質,讓其同化于譯入語文化;將一部作品“異化”則有利于抑制翻譯領域的“民族中心主義”和文化領域的“帝國主義”,為此Venuti主張在把外語文本譯成英語時盡量“異化”,以抵制英美文化霸權[8](P18-24)。但反過來講,譯者又在幫助源語文化社會的“民族中心主義”的擴張。

深受??聶嗔碚撚绊懙暮笾趁裰髁x文化研究理論聚焦于文化領域的不平等和爭斗,批判殖民期之后在文化領域的入侵滲透或“文化殖民”。Lefevere和 Bassnet對于翻譯研究“文化回歸”的獨到見解和后殖民主義派的觀點十分相似:一個文本應該從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霸權等多方面進行理解和闡釋 (汪明安,2002:249-250);一定的社會文化影響文本的選擇和翻譯的策略及對譯文的評價(Lefevere&Bassnett,2004)。強勢的社會文化和弱勢社會文化之間的文化勢差就會影響翻譯的方方面面,包括譯者的抉擇。但是作為有文化主體性 (文化身份)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總是會在源語與譯入語之間的文化權力對峙中采取一定的方式來體現自己對于自身文化身份的選擇和認同。換句話說,在宏觀的文化權力話語之中,譯者一方面受制于譯入語文化權力,遭受源語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又不能完全中立于這兩種文化權力,或多或少會親其一種,以此體現自己的文化意識形態,保持自己的文化自覺性和身份。

三、譯者的權衡和中和

(一)需要滿足和權衡 前面提到,譯者也是具有一定主體性、創造性的主體,也就是說不管被怎樣限制和制約,譯者也有自我表達、自我實現的愿望。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盡管人的存在中具有明確的限制,但人類在力求保持基本的自由和自主。人的本性決不能被完全限定,因為人類具有追求知識、權力和開拓的動機[10](P111)。馬斯洛認為人有五個層次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和美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自我實現被定義為人的潛能、智能和天資的不斷實現及不斷地向個人內在統一、整合或協同邁進的過程。這種自我實現是在自我與非我、個人與社會的對立統一的關系中完成的,是一個自我與他人、社會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開放運動的過程。

那么,對于譯者來說,其生存、安全、尊重及自我實現需要的滿足也就要求他在處理各種權力關系時要權衡利弊。譯者在翻譯資料方面依賴于作者,所以必須考慮到作者的主旨和意圖;在翻譯效果方面要依賴讀者的反饋,因而在翻譯過程中更要考慮讀者的需要和期待??梢哉f,譯者受到作者和讀者兩者的微觀權力影響。在社會文化方面,譯者源語社會文化和譯入語社會文化的之間的不平等會影響譯者各方面的選擇:整體翻譯策略的歸化或異化,甚至內容刪減或增添等,歸根到底要歸于譯者對于自己文化身份的選擇和認同。

(二)中和的解決方式 作為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抽象范疇,“中和”是中國陰陽對位對應思想觀念的核心?!啊汀谋疽庹{和與和諧,既是對事物運動發展的范圍、程度所做的層次感、分寸感的把握,從而使事物的變化能夠在一定意義上被控制在一個較為準確的位置和適當的范圍之內,從而避免無效行為以及行為失控所引起的破壞性的反作用”[9]。有學者在總結中和關系時指出“中和是一種系統關系”,其特征可歸結為三點:一為分合,即相互區別的異質要素在肯定差別的基礎上多樣性的展現。二為會通,即動態的平衡,整體和部分,要素與要素之間相互貫通、相互包含,既不自我封閉,也不相互背離。三是相與,即相反相成、對立的‘差異的各方在相互結合’相互滲透中參與對方的生成演變過程[10]。中國傳統思維是以居中致和為指導,陰陽互動為綱的網態思維方法,認為萬事萬物中的陰陽雙方并不絕對分裂對抗,而是互動相生、各競所長,由“中節”(即適當的比例、關系、結構等)達“中和”[11](P143)?!爸小睙o處不在,這里“中”的實質是兼容兩端、和合共生共存,一系列彼此交織、互相融會貫通的對位對應概念形成多元居中致和的狀況[11](P163)。這種陰陽二元論的世界觀和物極必反的思想,原本是通過觀察自然而產生的,體現在人與自然、社會政治倫理關系之中,當然也應該適用于生活于其間的人事之原理。[10](P188)

那么在翻譯活動中的譯者、作者、讀者以及源語文化和譯入語文化之間也應是相生相克、對應對位的關系。這里作為關鍵的譯者在發揮其主體性滿足其需要時,一要考慮作者和讀者,及兩種可能不平等的文化,二要考慮自己的需求、愿望期待和文化身份,身處幾層權力關系的譯者在作抉擇是要權衡利弊、輕重,最后協調平衡多方復雜、多樣的關系,在其中找到一個平衡點,作出相對“中和”的選擇和實踐。

??聦嗔Ω拍顫B透于一切人類關系,一次從一個更微觀細密的角度來透視人類活動。翻譯理論研究中的“文化轉向”把翻譯活動置于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系統,該系統的各個因素,如作者、讀者,源語文化、譯入語文化等都會對譯者產生影響,甚至“操縱”。用??碌臋嗔υ捳Z理論能將處于權力網之中,既是主體又是客體的譯者的處境作一清晰的分析:譯者既要受各方權力話語的制約,又要極力滿足自己的需要、顯示自己的主體性,他在翻譯實踐中所作的種種選擇都要在這兩方面之間權衡。中國傳統觀念所強調的“中和”是在相反相成、對位對應的兩方作出的有分寸、適當的把握和協調,這正好可以用來解釋譯者的抉擇:在權力網中考慮多方關系,最終在文本的選擇、翻譯方法、風格、文化意識等方面尋求一個相對穩妥、平衡、“中和”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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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078(2010)05-095-04

2010-05-18

費銀平 (1984-),女,甘肅天水人,重慶市西南大學外國語學院 2008級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

責任編輯 周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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