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內心的法庭遭遇世俗的法庭

○陳 言

2008年3月28日，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清晨，在東京的一位友人家里，當看到電視里在圍繞《沖繩札記》引起的訴訟中大江健三郎勝訴的畫面時，我和友人相擁慶祝，這是為公理勝利的喜悅。而接下來，大江氏在采訪中所表現出的平靜——那張臉很難讀出笑意——倒讓我感覺自己有些滑稽，有些無所適從。因了我的喜悅和無所適從，內心生出想要了解大江氏和《沖繩札記》的急迫。

一

要了解《沖繩札記》，就不得不追溯到“琉球處分”至沖繩戰乃至戰后的琉球·沖繩那段歷史。14世紀確立的琉球王國接受明朝冊封，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從事中繼貿易，其時日本處于“戰國時代”。就在日本結束“戰國時代”，從“天下統一”到建立幕藩體制的過程中便出現征服琉球的動向。1609年，薩摩藩出兵入侵琉球。因為薩摩藩討伐琉球的真正意圖在于通過統治琉球而獲得琉球對明貿易上的地位，所以在對琉球實行禁武政策的同時，極力保密攻占琉球之事,仍然讓琉球以獨立王國之形態繼續存在。這樣，琉球一方面沿襲了明朝的冊封體制，一方面逐漸被納入幕藩體制。也就是說，幕藩體制下琉球的地位，是以東亞冊封體制的存在為前提建立起來的。到清朝日趨衰落之際，日本決定通過打破冊封關系實現其入侵海外企圖。1872年日本設琉球藩王，完成占領琉球的第一步。1874年日本征討臺灣，制造否定清朝對琉球冊封關系的既成事實。次年，強迫琉球國王停止向清王朝朝貢。1879年，強行“廢藩置縣”，改“琉球”為“沖繩”。甲午戰后，日本乘占領臺灣之際正式“解決”琉球的歸屬問題。至此所完成的“琉球處分”，使日本邁出走向殖民國家的第一步。

如果說“琉球”會喚起近代以來我國知識人的鄉愁，那么在20世紀40年代的太平洋戰爭末期，在沖繩島上發生的慘絕人寰的沖繩戰對于我們來說則是遙遠而陌生的。那場戰爭只讓我們記住了日本的兇殘，或者依稀還有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記憶，而10萬沖繩島民的血痕在日本的教科書中被一點點地抹拭。

那是1945年3月，美軍為掌握整個琉球群島的制海權和制空權，建立進攻日本本土的基地，開始攻占沖繩島。為了達到盡量遲滯美軍進攻日本本土的目的，日本軍隊決定在沖繩全力抵抗美軍。當時，駐守沖繩的日軍第三十二軍司令官下達“軍官民同生共死”的命令，軍隊還下達“為了不妨礙部隊行動，為了向部隊提供糧食，民眾需要英勇自決”的命令。而沖繩島民認為成為美軍的俘虜是最為可恥的事，加之日本軍方宣傳“一旦投降，男人便會被殺死，女人則將遭到強暴”，并且向島民提供手榴彈，因此在美軍登陸、進攻之際，至此而進行的所有這些準備使得集體自殺一下子成為事實。而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后，于沖繩人而言的“戰后”，只不過是“戰火”中的戰后：沖繩又成了美軍貯藏核武器的基地，并且成為從朝鮮戰爭一直持續至越戰的戰場。自“琉球處分”以來，沖繩不斷遭到日本和日本人的棄絕，那里的人們痛苦而執著地斗爭著。

二

在圍繞《沖繩札記》的訴訟中，大江氏明確表示，作為本土的戰后一代，他在該書中想要闡明的主旨有三：其一，自明治近代化以來，通過“琉球處分”，沖繩人被納入日本體制。在這個過程中，徹底的皇民化教育塑造了怎樣的民眾意識？如何釀成1945年沖繩戰中的悲??？其二，隨著《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離開本土的沖繩在美國軍事政治統治下將繼續忍受大規模軍事基地的存續，以及由此帶來的苦難。其三，在太平洋戰爭之前的近現代歷史中，本土的日本人對沖繩一直持歧視態度；戰后，日本本土的和平與繁榮又是以沖繩付出的巨大犧牲為代價的。大江氏在思考：本土的日本人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進而追問：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并努力尋找答案。這些問題的探討讓大江氏陷入深暗冥晦的精神深淵，陷入癱軟無力和絕望的狀態，故而行文處常常出現“深淵”、“無力”、“絕望”等字眼。原因是，那些向沖繩投以歧視目光的、用沖繩巨大的犧牲換來自己的和平、繁榮的本土日本人，就是自己的同盟、替身，或者是血脈相連的兄弟，甚至就是他自己。盡管屬于戰后一代，作為本土日本人，他無法自外于那場戰爭，無法自外于沖繩人的鮮血，沖繩人的犧牲就是對生而受苦的他的懲罰，他被判了罪，他感到苦澀、顫栗、恐怖，但他無法、也不愿意澄清自己存在的無辜，并且發自內心地、真誠地認同沖繩人對自己的拒斥。以自我批判、達成自我認識為契機，他清晰明了地揭示了上述一系列問題，并揭發了沖繩戰中集體自殺的事實。

正是《沖繩札記》中有關集體自殺的記述，使大江氏成了這一場民事訴訟中的被告。盡管期間相隔幾十年，內心法庭的審判——無論是就過程而言，還是就其意義而言——尚未終結，他卻突然被推上世俗法庭的被告席，無法不讓人感到擔當存在的荒誕，這或許就是被宣告勝訴后的大江氏面無表情的真正理由？在大江氏看來，自“琉球處分”以來，以琉球·沖繩民眾之死作為抵押來贖回本土日本人的生，這個命題在血腥的沖繩戰場清晰有形，并一直綿亙至核戰略體制下的今天。只要沖繩的現狀還在持續，那么從公共的立場上講，對于沖繩和沖繩人而言，本土日本人就罪不可贖，也不存在真正的懺悔。

然而事實上，集體自殺事件的責任人安然無恙地回到二十七度線隔開的追究不到戰爭責任的日本本土，隱匿在人群中，搖身一變，成了“善良”的市民、慈愛的父親，直至今天也沒有對沖繩進行任何贖罪。相反，他們依靠日漸稀薄的、歪曲的記憶將罪孽加以相對化，并不遺余力地篡改過去的事實。比如，把自己對陷入孤立無援境地的婦女實施的強奸行為置換成“美麗的瞬間的愛”；又比如說，為了不妨礙軍隊行動，讓軍隊在作戰中沒有后顧之憂，沖繩居民自行選擇了死亡——這樣的死不是很美、很壯烈嗎？并且幻想著，如果有機會去沖繩，當本土的劊子手與沖繩的幸存者再會時，是否有可能沉浸在甘甜的淚水中就此和解了呢？

三

記得德國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二戰后在經歷漫長的逃亡生涯后，遭到逮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審時，他建議在公眾面前判處自己絞刑，說這是他為了消除德國年輕人內心罪孽的負重而應盡的分內義務。大江氏曾經想象過這樣一幅光景：讓一個日本人站在虛擬的沖繩法庭上，從他嘴里發出艾希曼說過的話，將“德國”置換成“日本”。之后連他自己都覺得這幅畫面令人作嘔。理由是，沖繩虛擬法庭上的守備隊長是相信自己什么罪孽都沒有的；而另一方面，日本年輕人的內心并沒有如德國年輕人那樣背負罪孽的重負。大江氏因而擔心：戰后的日本在重新一點點地構筑邁向大規模國家犯罪的錯誤結構。而只要看一看2008年8月15日那天在靖國神社反對大江氏一案審判結果的簽名活動的火爆場面，就可以想象有多少日本國民因為無知、或者裝作無知所置身的可怕險境。

2005年8月，沖繩戰中駐守沖繩座味間島的守備隊長梅澤裕少佐以及渡嘉敷島的守備隊長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狀告巖波書店和大江健三郎，認為《沖繩札記》中有關軍方強令民眾集體自殺的表述是“虛偽的事實”，以“名譽受到損毀”為由，要求該書作者大江健三郎以及巖波書店停止發售，并賠償兩千萬日元精神損害補償。

其實，《沖繩札記》中根本就沒出現集體自殺事件責任人的名字。起初，大江氏是通過上地一史寫的《沖繩戰史》和沖繩時報社編的《鋼鐵暴風》這兩本書了解到關于在沖繩戰中發生的集體自殺的詳細情況。他原本打算引用《鋼鐵暴風》中的相關記述，但考慮到其中出現有赤松的名字，最終決定放棄。在大江看來，個人無足輕重，只有將其作為一個普通日本人的想象力問題來把握時,才能挖掘出橫亙在事件深處的課題，而這個課題就是日本近代化以來的皇民化教育滲透到沖繩的國民思想——日本軍第三十二軍強加于沖繩民眾的“軍官民同生共死”的方針——列島的守備隊長這種縱向構造，它的形成及其運作形態。如果說置于該縱向構造頂端的守備隊長抗拒上級的命令，去阻止集體自殺，從而避免了那場悲劇，大江氏則認為有必要記錄下他的名字。然而守備隊長只是謹守軍紀，認真執行命令，絕對服從帝國命令，馴服地參與“由國家機器所組織的行政謀殺”，充當犯罪國家的代理人——這也就是漢娜·阿倫特所謂的“平庸的惡”——最終釀成極權主義之極惡，因此，就不能把引發悲劇的罪責全部放在具體行為者的身上，而應該是每個普通的日本人都要接受審判。否則，那就是一種“集體自我欺騙”和“集體失憶”，它的危害不在于讓歷史留下空白，而在于危害人類的未來。

在青年大江氏的思考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漢娜·阿倫特的影響。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無論在哪里實行，它都以摧毀人的本質相始終。艾希曼的罪惡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參與了極端統治摧毀人性的“偉大事業”，毫無保留地將體現這種“偉大事業”的法規當作至上的道德命令，并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為的一切道德責任。大江氏在文中多次引用她的觀點，不僅一樣具有洞見、雋智，也同樣表現出了在黑暗時代勇于承擔公共政治的責任。焦點稍有不同的是，阿倫特系統地探討了極權主義的醞釀、產生、發展的詳細過程，以及極權主義下人的責任問題；作為作家的大江氏則側重探討上述日本極權主義下的縱向構造，和這種構造中人的——而非某個具體人的——責任問題，這是他從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訓。

大江氏從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訓還有：對極權主義所造成的罪惡是無法用友情去寬恕、用愛去容忍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劊子手和受害者是無法在淚水中和解的。當然，那罪惡也無法用恨去復仇。

那么問題就浮現出來了：其一，在《沖繩札記》中并沒有涉及原告梅澤裕和赤松嘉次的名字，也沒有對他們的個人攻擊，他們的名譽怎么就受到損毀了呢？其二，集體自殺事件發生在二戰末期，《沖繩札記》刊行于1970年，為什么時隔幾十年后以損壞名譽之罪提起訴訟，實屬罕見。為什么在此之前不見抗議，而今突然提起訴訟？其三，在創作《沖繩札記》之前，大江氏盡可能多地閱讀了沖繩當地出版社出版的與沖繩有關的書，并走訪了沖繩眾多的知識分子，其間的所學所聞成為他創作《沖繩札記》的基本資料，也形成了他基本的沖繩觀，也就是說，《沖繩札記》并非首次、也不是唯一揭露沖繩戰中集體自殺的書，那么，為什么大江氏會成為被告？

四

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場官司的出爐經緯中找到端倪。戰敗之初的日本文化界曾發出追究文化人戰爭責任的聲音，此后日本的文學藝術著力于凸顯普世性或傳統日本美的特性，極力淡化“日本鬼子”的形象。川端康成于196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及他在獲獎儀式上的演說詞“我在美麗的日本”就極具象征意義。說到影視，誰又能否認電影《追捕》不是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中國人的愛情啟示錄？而我及我那一代人也不可抗拒地領承著《聰明的一休》等作品對我們幼小心靈的滋潤。

但戰后對日本軍國主義戰爭責任的清算極不徹底，再加上世紀90年代經濟的持續衰退所造成的不安心理，日本政界漸趨保守“新民族主義”抬頭，興起一股右翼勢力美化、淡化或是否定侵略戰爭的潮流。在這股潮流中，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以反對歷史教育中的“自虐史觀”、“黑暗史觀”為由，組織“自由史觀研究會”，參與編纂新的歷史教科書，以此對抗“東京審判史觀”。他于2005年4月呼吁開展“沖繩研究課題”，聲稱要在“戰敗六十年之際，揭開‘沖繩戰集體自殺事件’的真相”，在否定南京大屠殺、歪曲從軍慰安婦的性質的同時，否定沖繩戰中日軍下達集體自殺的命令。

而在他的系列活動中，也出現了梅澤裕的身影。同年8月5日，梅澤裕和赤松秀一即向大阪地方裁判所提起訴訟，并在二審中出示了日本文部省審查的教科書，認為文部省的立場同樣是否定集體自殺命令的真實性。而日本文部省的確于2007年3月以“有關強制集體自殺的記述，是否由于軍方下達命令尚不明確”為由，將“軍方強制”字樣從歷史教科書中刪去。在遭到沖繩11萬民眾于同年9月29日舉行的大型集會抗議之后，僅僅將“強制”改成了非常具有日本官僚特色的“參與”這樣曖昧的字眼，還表示：如果送審的出版社要求撤回該稿，可以維持原來的表述。

在自由史觀的理論教唆下，在強大的國家機器扶持下，借龐大的30人的律師團壯膽，尚未通讀過《沖繩札記》的當年的劊子手理直氣壯地走上了法庭，將戰時國家機器操縱的犯罪行為巧妙地轉換為個人的名譽問題。在歷經兩次敗訴之后，原告并不諱言其強烈的政治訴求，聲明自己提起訴訟的目的并非僅在挽回個人名譽，而是讓它成為一個事件，敦促通過審查的教科書刪除“命令”、“強制”的字眼，重寫歷史教科書，進而重塑國民的歷史認識。

作為“戰后的民主主義者”，大江氏反對一切凌駕于民主主義的權威和價值觀；對國家主義和天皇制持嚴厲的批判態度——相對于川端康成的演說詞“我在美麗的日本”，大江氏獲諾貝爾獎時的演說詞“我在曖昧的日本”同樣具有象征意義；為保守放棄戰爭的憲法第九條的理念，與加藤周一等人結成“九條會”，在全國各地舉辦演講會。

大江氏何以成為被告，還原到時代脈絡中，他在沖撞、挑戰、觸犯逐漸右翼化的日本社會的道德、禁忌、倫理；他暴露了歷史真相，顛覆了某些規范，強化了某些意識：而這些，是某些權力所不允許的。

一次民事訴訟由此演變成一場政治對決，一場挑釁與護衛歷史之戰。這也說明那一段歷史還沒有過去，依然是一段活著的歷史，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沖繩札記》在與歷史同步，或者說，走在了歷史的前面：時至2008年10月31日，盡管大江氏在兩次審判中獲得勝訴，他所要揭示的問題依然懸而未決，美國和日本政府依然在用強權踐踏著沖繩的心。所謂“沖繩的心”是沖繩的和平祈念資料館的建館理念，其內涵是：人性的尊嚴高于一切，堅決反對一切與戰爭有關的行為，追求和平，格外珍惜發自善良人類靈魂深處的文化遺產。如今，沖繩人抗議日本政府修改教科書的聲音淹沒在政治家的私念中，淹沒在媒體的欲望中，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無法天天持續，日日撫琴而歌總是可能的吧？但愿沖繩不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被稱為“藝能之島”、“歌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