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人權觀及對中國人權實踐的啟示

曾長秋，萬雪飛

(中南大學政治學院，湖南長沙，410083)

人權問題，已成為現代民族國家政治社會生活中最富爭議性的話題之一。從其階級歸屬看，區分為資產階級人權和無產階級人權。不同階級對人權獲得優先順序的考量不同，資產階級偏好政治權利，而無產階級渴求社會權利；從其內容的指向看，它似乎“具有雙面臉”，[1](4)既指向道德意義上的普遍人權，又指向法律規范意義上的相對人權；從其保護范圍上講，它既理應歸屬于一國國內管轄事務，限于國內立法保護，又已實際超出一國主權范圍，走向國際保護；從其效用上講，它既可用作反對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恐怖主義的思想武器，又可淪為帝國主義借人權之名行強權、霸權之實的輿論工具。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盵2](9)因此，我們必須從馬克思宏大的理論體系中汲取豐富的人權思想營養，一方面將之轉化成“物質的力量”，為推動國內人權事業和國際人權進步做出自己的貢獻；另一方面將之化作成“批判的武器”，從思想層面應對西方國家在各種目的掩蓋下的人權挑釁。

一、馬克思的人權觀

確切地說，在馬克思的原著里并沒有單篇文章成體系地闡述人權理論。究其原因，并非馬克思不看重人權，只是在當時的話語場景中“人權”乃是資產階級學者秉持的意識形態。馬克思揭露道，“人權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占有財產的自由、經營的自由”。[3](524)這與馬克思慣于從否定性的角度看待資產階級學者帶有片面性和虛偽性的政治口號(諸如自由、平等、正義之類)的批判風格有關；也確與當時的現實場景有關。其現實場景就是：在資本主義雇傭制度下，“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4](338)就資本發生作用的現實場景而言，“人權”之說實在是缺乏實質性內容的宏大敘事。因為這里的“人”被片面化了、階級化了，“人權”僅僅代表剝削階級的人權、資本家的人權，而并非代表被剝削階級的人權、工人及廣大勞動人民的人權。

盡管在馬克思沒有系統地論述人權理論，但我們閱讀其著作之后就會發現，馬克思的人權思想已貫穿于其理論研究的始終。馬克思的人權思想散見于多篇文獻的字里行間，并且伴隨著人學理路的展開而日益清晰。值得強調的是，馬克思的人權思想代表了最廣大的勞動者，具有普適意義。馬克思說：“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質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這種人不屬于任何階級，根本不存在于現實界，而只存在于云霧彌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盵2](299)他摒棄了資產階級人權思想的片面性與虛偽性，強調“人權”不是資產階級的“特權”，理應成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享有的權利；人權不是“口號”，不是“天賦”，它根植于社會生活實際，并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的不斷變革而逐步拓展。

二、三個“相統一”原則：對馬克思人權觀的解讀

要了解馬克思的人權觀，必須把握如下三個“相統一”的原則。

(一) 自然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原則

由于馬克思的人權觀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天賦人權”理論的基礎上創立的，我國一部分學者長期以來在論及馬克思的人權觀時，總會毫無例外地以此話語為出場路徑：“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并以此推導出人權的社會屬性。其實，這種推斷同“天賦人權”理論一樣，都各自具有片面性。這種片面性的產生，歸根結底是對人性認識的不全面?！疤熨x人權”理論只關注了人權的自然屬性，缺失人權的社會屬性；相反，如果我們只強調人權的社會屬性而忽略其自然屬性，也并非全面地理解了馬克思人權思想的內涵。

從人權本原的視角來看，人權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應包括兩個方面：人的社會屬性和人的自然屬性，人權應是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在馬克思的人學視野里，社會性是人的本質規定，人的派生權利——人權——理應具有社會性。那么，人權的社會性應該如何理解呢？有如下兩點：一是社會關系是人權存在的前提條件；二是人權、人權制度、人權思想都受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制度的影響和制約。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指出：“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盵5](305)他對人權的社會性的詮釋，有力地抨擊了“天賦人權”中唯心論的成份，使得人的權利更具有現實可感性，并可通過社會實踐找到實現這些權利的路徑。

在馬克思的人權思想里，到底有沒有涵蘊自然意義的人權呢？對這個問題，學者們見仁見智。自然屬性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人性，包括天性、德性、理性。天性主要指人的生命權、生存權、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權利；德性是指具備高尚的倫理道德修養，包括平等、博愛、正義感、同情心等；而理性則指人的理性認識能力、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理念以及克制自己的理智。[6]西方政治哲學一直都有人性思辨的根基，馬克思的哲學不可能脫離既成的理論背景憑空產生。馬克思的哲學沿襲了西方政治哲學的這一傳統，對人性的實質展開了追問。一部馬克思主義學說史，恰恰就是在為“人性的復歸”找理論依據和實現路徑。他在“批判舊世界”的過程中“發現新世界”，矛頭直指全人類的“終極關懷”：只有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消除人類“異己”的力量，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共產主義社會。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294)在那里，個人的生命、自由、幸福才能得到保障，人類的平等、博愛、正義方能得以彰顯，人之為人的一切權利、尊嚴與價值都能得到實現。

從馬克思整個著述的落腳點來看，他的“人類解放”的政治理想其實是要徹底還原人之為“人”的一切尊嚴與價值。他不但關注“現實的個人”的命運，更關注人的終極價值指向，并為此付出了畢生的努力。以致于在他的晚年還“從社會舞臺退回書房”[7](32)潛心研讀歐洲人類學家取得的研究成果，力圖從人類學的實證研究中找到由“原始共同體的復歸”而最終帶來的“人性的復歸”。馬克思樂觀地估計，如果以俄國村社為基礎發展共產主義初級階段，那么“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8](179)可見，馬克思在其學理的論述與政治的實踐中，自始至終認可人權中的平等、自由、博愛、理智等最自然、最本質的東西。這就在最大程度上將人權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結合起來：只有在共產主義的社會條件下，人權的自然性狀態才能得以全面“復活”。

(二) 歷史性與具體性相統一的原則

馬克思從人權產生的現實環境著眼，批判資產階級學者所勾勒出的空泛的人權“幻想”，以唯物史觀的實踐方式構建了人權的“實在”。他認為，人權是人類社會發展到階級社會的產物，并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地得到充實與提高。從人權概念的起源看，人權概念經歷了從無到有、從資產階級人權到無產階級人權、從個人人權到集體人權的變革過程。在“無功利交往”的氏族社會不存在“人權”概念，人們“必然流行生活上的共產制，因為這是他們生存的必要條件”。[9](347)由于私有制的出現，氏族公社內部出現了分化，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奴隸們徹底地失去了做人的尊嚴與自由，被看作奴隸主私有財產的一部分，被任意處置。在這種社會現實下，“人權”思想從無到有地生成。最早提出“人權”一詞的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詩人但丁，他強調人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權利，被恩格斯稱為“中世紀的最后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

現代意義上的“人權”概念與系統的人權理論，是17、18世紀歐洲資產階級啟蒙學者提出來的。15、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和此后的工業革命，使資產階級“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伴隨著相應的政治上的進展”。[2](274)當生產關系發展到資產階級必須沖破一切舊的、封建思想束縛的時候，資產階級打出了“天賦人權”的旗號，并以此學說為依據，開創了西方近現代資本主義民主政體。但是，資產階級的人權概念從一開始就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因為“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5](356)也就是說，基于自由和平等兩大基石的人權其實是有產者的自由和平等。所謂的平等、自由，其實就是資產者雇傭工人、剝削工人的平等和自由；對廣大無產者來說，只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2](275)馬克思尖銳地指出：“人權本身就是特權，而私有制就是壟斷?！盵10](229)由于資產階級的人權觀具有狹隘性、階級性和歷史局限性，資產階級的特權代替了封建等級特權，因此這種狹隘的人權觀必將要被一種全新的、科學的無產階級人權觀所代替。

殘酷的現實，促使無產階級開始為自己的權益而斗爭，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更是在揭露資本主義罪惡的基礎上提出了反映勞動人民權利的要求：人不但要在法律地位上平等，還要在經濟地位、社會地位上平等。到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誕生時，革命的、科學而系統的無產階級人權觀最終得以形成。廣大無產者和勞動人民從此找到了對抗資產階級人權理論的銳利武器，人類的人權實踐煥然一新。馬克思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主義的視角出發，首先指出“人權不是天賦的”，它作為一種歷史性的權利，既然能從無到有地生成，也必將伴隨著國家、階級的消亡而消亡。繼而指出人權不是抽象的，它作為上層建筑的內容，立足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又受制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人們只能提出與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人權要求，超出了物質生活的實際，人權要求就只能是“空中樓閣”。最后指出人權不是普適的，在階級社會中要體現統治階級的要求。無產階級要想爭取自由、平等等實質性人權，就不能只“限于政治權利方面，也應當擴大到個人的社會地位方面；必須加以消滅的不僅是階級特權，而且是階級差別的本身”。[5](357)所以，馬克思的人權觀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是歷史的，而非永恒不變的，是歷史性與具體性的統一。

(三) 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原則

既然我們承認了基于人性的人權的自然性，那么我們也應當承認基于人性的人權的普遍性。不承認這一點，一是在邏輯上說不通，二來與當今國際社會普遍承認和尊重《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中所確認的保障基本人權的宗旨不相符。同樣，既然我們認可了人權的社會性，是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所以人權又具有特殊性。因此，馬克思的人權觀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

人權的普遍性，是就人權的自然屬性而言的。人權的普遍性表現在：首先，享受人權的主體是普遍的，要讓一切人，不管種族膚色、不論高低貴賤、不視性別國籍，都享有人之為人的權利；其次，人權作為“權利的最一般形式”是普遍的，例如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世界人權宣言》規定的兩類人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都是人類應該享有的；再次，人權的價值目標是普遍的，自由、平等、正義等原則永遠是人類的追求。正如恩格斯所言，要讓“這種平等要求更應當是從人的這種共同特性中，從人就他們是人而言的這種平等中引申出這樣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5](444)

由于任何現實的人權都是具體的，所以人權又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現在：其一，人權認知的差異使得不同國家具體的人權內容各具特殊性。為什么人權的認知會存在差異呢？因為不同民族國家有各自發展的不同經歷，對權利的要求除了受經濟水平制約以外，還會受民族文化傳統的影響，在宗教信仰、文化風俗、社會習慣、民族心理等方面各具特色。不同的國家對人權的認知不同，對人權的具體要求也會各不相同，就使得人權的內容具有特殊性。其二，人權發展的優先性差異使得不同國家人權發展的道路各具特殊性。為什么人權發展會具有優先性差異？因為人權是社會的，人權進步程度會受到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從世界范圍看，當代發展中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很大程度上是由發達國家早年的殖民掠奪造成的。今天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浪潮，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得以擴展，經濟全球化的載體——跨國公司——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又從發展中國家攫取了無數財富，這種“新殖民主義”或稱“經濟殖民主義”讓許多原本貧窮的國家進一步邊緣化。馬克思的話在今天讀起來仍然讓人振聾發聵：“難道資產階級做過更多的事情嗎？難道它不使個人和整個民族遭受流血與污穢、蒙受苦難與屈辱就實現過什么進步嗎？”[3](303)

對發展中國家來講，人權發展有一個優先性考慮的問題。這主要體現在：第一，在人權的內容上，應優先考慮生存權和發展權。對這個首要的人權，西方發達國家是不認可的。它們認為發展權不是人權，更談不上基本的人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極力阻撓聯合國制定和通過《發展權利宣言》，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期斗爭和爭取下，第41屆聯合國大會終于以壓倒多數通過了《發展權利宣言》(1986)。值得強調的就是，中國代表在《發展權利宣言》的起草和制定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許多提法和觀點都是由中國方面提出來的。第二，在人權主體方面，應優先考慮集體人權。這一人權主體是由人權內容派生出來的，因為發展權反映了集體人權的訴求，這就是“第三代人權”或稱“連帶的權利”。如果發展中國家沒有經濟發展權，就不能獲得經濟主權的獨立；沒有經濟主權的獨立，主權獨立就是一句空話；失去了主權，人權保障就失去了依托。集體人權的提出，反映了廣大發展中國家決心擺脫發達國家的剝削和束縛，是對自己發展道路的選擇，對自己國家命運的主宰。

三、馬克思人權觀對我國人權實踐的啟示

過去，我們在對馬克思人權思想的認識上存在很多理論盲點和認識誤區。只看到馬克思對資產階級人權觀的批判，就將“人權”視為資本主義特有的意識形態而加以拒斥，沒有看到馬克思的人權觀其實在批判資產階級人權觀時就已建立，并且是揚棄了一切狹隘的階級意識、直指“全人類解放”的科學的人權觀。我們以三個“相統一”原則詮釋馬克思的人權觀，是為了對當代中國的人權實踐有所啟示。

啟示之一：馬克思的人權觀要求我們在中國踐行人權時，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既關注人權的現實層面，又關注人權的目標層面，將人的權利與社會發展有機結合起來。

由于馬克思的人權觀既是一種具體權利的現實訴求，又是一種目標權利的理想依托，所以，當代中國在踐行人權實踐時，要將人權的現實層面與目標層面相結合，將公民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的政治權利建設相結合，做到統籌兼顧、協調并進。要做到這一點，當前的首要任務是要落實科學發展觀?！翱茖W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盵11](6)由此可見，科學發展觀將“發展”與“人”緊密地結合，“發展”是圍繞“人”的發展，“人”是“發展”的最終指向：“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盵11](31)發展的過程，也是人權得以逐步實現的過程。我國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對“發展”與“人”的關系認識不夠全面，“發展”幾乎僅限于經濟領域，將經濟增長作為發展的唯一權衡目標，這固然有夯實人權物質基礎的作用，但我們在獲得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卻使得很多社會問題凸顯，如環境污染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礦難問題等，使得一些人連基本的人權也難以保障。我們的發展必須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既要注重經濟發展，又要關注社會和諧與人權進步，既讓人民在經濟發展中得到實惠，又讓人民在社會進步中有安全、幸福的感覺。

啟示之二：馬克思人權觀要求我們在中國踐行人權時，要堅持既注重按照本國實際來循序漸進地推進人權事業，又堅決以人權作為“武器”回應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人權挑釁，將人權發展與主權維護有機結合起來。

相對來講，我國政府正式提出“人權”概念的時間有些滯后。這并不代表我國政府不重視人權，而是認為人權概念和人權發展模式不應該完全按照西方的標準去理解。但是，這卻給西方大國落下“中國不重視人權”的口實，并借“人權”之名干涉中國內政，多次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提出“反華提案”。在嚴酷的國際現實面前，更重要的是隨著我國對人權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我國政府于1991年11月在北京發表題為《中國人權狀況》的白皮書，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肯定了“人權”，并于2004年3月和2007年10月將“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寫入憲法和黨的十七大報告。從此中國人權有了憲法歸依，保護人權成了黨的重要執政理念。經國務院授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09年4月發表《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這個中國首次以人權為主題的國家計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有兩處：一是將各項權利細節化，使得各項權利的落實具有現實可操作性；二是注重受困難群體和弱勢群體的保護，如在計劃中專門談到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災后重建中的人權保障”問題，以及少數民族、婦女、兒童、老年人和殘疾人的權利保障問題。這有力地說明了我國政府深入貫徹“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全面落實的執政理念。中國政府在人權保障方面所做的努力，必將有力地回應來自西方大國的各種人權挑釁。

[1]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哈貝馬斯在華演講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李慎明.馬克思主義國際問題基本原理·上卷[M].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李步云.論人權的本原[J].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4(2): 12?15.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11]中央文獻研究室.科學發展觀重要論述摘編[M].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