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視域中的市民社會與商業文明

項松林

(安徽建筑工業學院法政學院，安徽合肥，230022)

在時下的學術話語中，有關市民社會的研討往往是從市民社會與國家相界分的視角論及政府權力的邊界與公民權利的保障。誠然，這是一極為重要且富有理論活力的維度。然而，我們又不能視其為唯一視角，尤其是不能忽視市民社會的經濟之維的基礎性地位。在這方面，斯密、休謨、弗格森等蘇格蘭啟蒙學者，在政治經濟學視野下有過很多卓越的論述。重溫這些論述，對積極發展市場經濟，著力培育市民社會，推進社會的轉型的當下中國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再啟蒙。

一

在《國富論》中，斯密明確將政治經濟學界定為“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并指出其核心目標是“富國裕民”。[1](1)其個中主要緣由，正如日本學者永井義雄所指出的，民眾的啟蒙已非時代的課題，因為民眾已經比為政者更了解自身的利害關系，實際上可以說啟蒙一詞的適用對象就是立法和經濟政策的制定者，因為他們的政策業已落后于時代。[2](45)具體地說，對“政治家”或“立法家”進行思想啟蒙，一方面要向他們灌輸工商業與市場根植于自由的財富理念，破除干涉主義的迷信；另一方面要向他們申辯在自由的經濟體制下，市民社會乃至整個社會完全可以做到自我獨立與自我組織，破除自由與秩序水火不容的成見。而這兩個方面歸根結底是要理順政府與市場、自由與秩序的相互關系。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或者說在政府權力的邊界與職能問題上，蘇格蘭啟蒙學者旗幟鮮明，堅決反對政府對市場進行人為地干預與管制。從他們對重商主義乃至重農主義的批判中，我們能清晰地窺視到這樣幾點理由：

首先，理性不及。斯密說得很透徹，政府沒有擔當“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的能力，“要履行這種義務，君主們極易陷于錯誤；要行之得當，恐不是人間智慧或知識所能作到的”。[2](252)弗格森曾以人口的增長為例，對熱衷于干預主義者進行了很尖銳的挖苦，“在人類生活更富足的地方，政治家自以為是他通過獎賞婚姻，誘惑外國人前來居住，并把本國人困在本土，使人口得到了增長。殊不知他就像寓言故事里的蒼蠅，為能轉動輪子，推動馬車而沾沾自喜”。[3](157)因為，在斯密、弗格森等人看來，干涉主義實質上一種理性的狂熱，是哈耶克所言及的理性建構主義。

其次，每個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適合關心自己。蘇格蘭啟蒙學者基本上都認同斯密這一看法，“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而且，因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適合關心自己”。[4](101?102)基于這一洞見，斯密在批判國家的限制或獎勵政策時反復強調，“關于可以把資本用在什么種類的國內產業上面，其生產物能有最大價值這一問題，每一個人處在他當地的地位，顯然能判斷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圖指導私人應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那不僅是自尋煩惱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問題，而且是僭取一種不能放心地委托給任何個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員會或參議院的權力。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大言不慚地、荒唐地自認為有資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險也沒有了”。[1](27)弗格森也是這一理念的堅定信奉者，“重視自由的民族會自覺地尋求一種環境，這一環境使他們得以按自然習性行事，且效果較之國家事務委員會所規劃的環境更顯著”，“私利較之國家的精心安排更能保護商業和繁榮”。[3](159?160)這種立場，在約翰·密爾的《論自由》中得到了更加淋漓盡致的體現，他從這種信念出發對政府的權力邊界進行了嚴格界定，反對政府干涉：“第一種是，所要辦的事，若由個人來辦會比由政府來辦更好一些?！钡诙N是，“有許多事情，雖然由一些個人來辦一般看來未必能像政府官吏辦得那樣好。但是仍宜讓個人來辦而不要由政府來辦；因為作為對于他們個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來說，這樣可以加強他們主動的才能，可以鍛煉他們的判斷能力，還可以使他們在留給他們去對付的課題上獲得熟練的知識”?！暗谌N理由也即最有力的理由乃是說，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權力，會有很大的禍患”。[5](130?131)

最后，對統治者之警惕與不信任也是蘇格蘭啟蒙學者反對政府對市場進行干涉的重要原因。休謨認為，在政治領域中，必須把每一個政治家設想為“無賴”。斯密盡管經?？滟澴鎳淖杂傻恼沃贫?，但對英國政府的評價也很低，“英格蘭從來沒有過很節儉的政府，……他們自己始終無例外地是社會上最浪費的階級”。[6](318)“象英格蘭這樣的政府，不論其優點如何，從未曾以善于理財著名。它的行動，在平時一般總是流入君主國自然難免的來自怠懶和疏忽的浪費，在戰時又常常流于一切民主國易犯的無打算的浪費。把這種事業讓它來經營管理，它是否勝任愉快，至少是一個很大的疑問”。[1](377)

實際上，要從根本上破除形形色色的干涉主義流毒，還需從正面揭示市場本身的獨立性與自組織性，尤其是要有力地揭示私利與公益之間的通融性，充分佐證自由與秩序之間的正相關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里，這一群體主要訴求于分工、交換、價格、自由競爭、無意識之后果，誠然，最形象、最有說服力的還是斯密的“看不見的手”。

弗格森對市場秩序之自生自發極為強調，盡管他沒有撰寫專門的經濟學著作，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名單里也鮮有提及；但是，他通過商業社會中的分工深刻揭示了社會秩序是“無意識之后果”：“每一種藝術都要求人們全神貫注，……漸漸地，藝術國家的成員除了本行以外，對人類事務一無所知。并且他們無須關注國家利益就能為保存和擴大各自的國家作出貢獻?！备ジ裆€進一步指出，與商業活動相類似，在軍事與政治領域也是這樣無意識地協同發展的。他這樣寫道，“分工在制造下層分支中所取得的成就似乎可以和決策及戰略的高級部門類似的做法所取得的成效相媲美。除了服兵役外，士兵沒有其它任何顧慮。政治家分擔了文職政府中的事務。任何部門中的公仆盡管對處理國家事務并不熟練，但他們只要能遵守已建立在他人經驗之上的形式，就能獲得成功。他們就像是一臺發動機上的零件，不約而同的為一個目的而運作。雖然和生意人一樣對總體一無所知，但他們卻和他一道，一起為國家提供資源、管理方式和力量”。[3](200)

眾所周知，斯密是試圖以經濟的邏輯、以“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來解決下述政治或者立法難題：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公益如何可能？社會調節與運行機制為何？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主要是基于人之利己心與同情心說明了私利之間的情感調節。在《國富論》中，斯密指出，在經濟生活中，每一個人都是基于改善自己的境況的愿望或者說動機與他人進行經濟往來的。因而，在經濟交往中，“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6](13?14)這樣的交換法則，在斯密看來，“為人類所共有，亦為人類所特有”，[7](13)是完全正當的，不僅不悖于公序良俗，而且有助于社會的公益，盡管是不自覺的。斯密論證道，“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時，各個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個那么強大的力量，以致沒有任何幫助，亦能單獨地使社會富裕繁榮，而且還能克服無數的頑強障礙”。[1](112)“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1](25)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主張市場之自我調節機制，并不意味著他們在倡導放任主義。蘇格蘭啟蒙學者不是自由放任主義者，他們不僅賦予政府在國防、司法等職能外，而且都強調無論是市場之自我調節機制還是個人之改善自我境況的努力，都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尤其是嚴正的司法制度。在斯密的著作中，這樣的限定條件說的很明確，“無數個人在那里普遍地不斷地努力改進自己的境況，節省哪、慎重哪，他們不動聲色地、一步一步地把資本累積起來。正是這種努力，受著法律保障，能在最有利情況下自由發展，使英格蘭幾乎在過去一切時代，都能日趨富裕，日趨改良”。[6](318)“大不列顛的法律給予每個人以保障，使其能夠享有自己勞動的成果；僅就這一點本身就足以使任何國家繁榮……可以說，這一保障乃是經由光榮革命而得到完善的”。[7](42?43)休謨也同樣認為，“只要私人經商和私有財產得到社會權力機構的較大保障，社會本身就會隨著私人商業的繁榮發達而相應強盛起來”。[8](5)故而可以認為，在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問題上他們所心儀的是一種政府權力受到限制與監督的“有限政府”，弗格森這一句話表露了這一群體的共同心聲，“如果需要保護，就一定得保護；如果出現犯罪或招搖撞騙，就一定得予以制止；政府所能做到的就是這些”。[3](160)

二

蘇格蘭啟蒙學者不僅在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下深刻闡發了以商業與市場為載體或空間的市民社會是可能與可行的，還從物質上、政治上、精神上積極謳歌商業文明，展現了市民社會美好的政治經濟愿景。

(一) 生活的“奢侈”

“技藝和專業分工后，財富的源泉大開”，[4](200)養家糊口的生存經濟時代開始遠去，追求精致而舒適的“奢侈”生活日益成為市民社會之新風景。因而，對精致而舒適的“奢侈”生活進行辯護，是啟蒙學者的重大使命，也關涉著服務于商業文明的政治經濟學的話語力量，“政治經濟學的先決條件是對于奢侈的道德分析，是對于不能再從生存需要來考慮人的期待的確認”。[9](739)

首先需要辨析一下，18世紀的啟蒙學者所言及的奢侈的真實含義。正如后來弗格森所總結的，“盡管我們各抒已見，但是我們在用該術語(指奢侈—引者)來指人類為了過上舒適、便利的生活而設計的復雜器具方面大體是一致的”。[4](259)也就說，在當時的語境下，“奢侈”是一個相對意義的概念，即與人們在前商業社會滿足于“生活必需品”相對照，是指人們對生活舒適品或便利品的追逐，其所指稱的社會內容主要就是“技藝的日新月異”。比如，休謨于1752年發表的論文《論奢侈》(of Luxury)到1760年再刊時，就改名為“技藝的日新月異”。[10](297)

對奢侈的辯護方面，曼德維爾是先行者，“《蜜蜂的寓言》對奢侈行為的討論被視為這方面最出色的文獻之一，其辯護力超過之前的所有文獻。有評論者把曼德維爾視為第一個從經濟理論的立場為奢侈行為進行辯護者”。[11](序)扼要地說，在《蜜蜂的寓言》中，曼德維爾不僅在寬泛的層面將奢侈與自利、驕傲、虛榮等一并視為人之行動的主要動機，從而貫穿全書；而且專門寫就了一條評論(第“L”條)，從細微的語義學角度進行詮釋與辯護。在曼德維爾看來，奢侈的相對性、不確定性從根本上源于用以界定它的“必需品”“生存需要”以及與其相對的“舒適”“便利”等詞匯含義“寬泛”“模糊”。[11](84?85)

在對奢侈的辯護中，休謨最為深刻之處在于以比較的視野將商業社會的“奢侈”與古代社會尤其是斯巴達的“節儉、“節欲”等經濟社會政策進行對比。在休謨的論辯中，這樣幾層意思值得關注：第一，古代的政策只考慮統治者的利益或者美其名曰國家的利益，而“全然不顧為臣民造?！?。[8](8)對此，休謨的評判是，“那種導致國富民窮的政策乃是暴政”。[8](10)第二，“古代的政策過于暴戾，不太合乎天理人情，有違事物發展的正常過程”。[8](8)對此，休謨的建議是，“如果某一社會賴以維系的那一套原則愈是不太順乎自然規律，立法者想要確立完善這套原則時所遇到的困難就愈大。在這種情勢下，立法者最妥善的做法是：俯順人心之所向，因勢利導”。[8](9)“有必要用其他的愛好來影響人們，以利祿在于勤勉、技藝即是享受的精神來激勵他們”。[8](12)第三，休謨斷然否認了奢侈必然引起腐敗的論點，“在生活上講究享受和舒適，本身并不帶有引起貪污腐化的必然趨勢”。和曼德維爾一樣，休謨也認為將古羅馬的衰敗與滅亡“歸咎于享受和藝術，完全是找錯了原因”。[8](24)他甚至認為，技藝最差勁的地方，貪污納賄、腐化墮落之風可能最盛，如當時的波蘭；技藝越發達，國家越繁榮，如當時的很多歐洲國家，“歐洲國家目前的版圖和兩百年前幾乎一樣，可是這些國家的繁華景象卻有天壤之別！這不能不歸之于百工的技藝日進”。[8](21)第四，休謨也否認了奢侈會導致民眾身心的孱弱與尚武精神的丟失?！拔覀円参阈钃模喝藗儝仐壛藘疵蜌埲痰男愿裰?，會失去勇敢尚武精神，或者不能那么臨危不懼勇往直前地保衛祖國、捍衛自由。技藝不會產生這種削弱身心的影響，相反，作為技藝的不可分離的伴當——勤勞，只會給身心增添新的力量”。[8](22)

(二) 政治自由與人格獨立

在政治層面上，為什么“農村居民一向處在與其鄰人的戰爭和對其上司的依附狀態中。工商業的發達，卻逐漸使他們有秩序，有好政府，有個人的安全和自由”？[6](371)對這一問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做了明確的解答，即從工商業與技藝的進步對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社會結構、人格屬性等方面的影響來探究。

正如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極力推崇的，休謨是率先“注意此點的作家”。在休謨看來，主要是因為商業、技藝的進步改變了傳統社會的階層結構，催生與壯大了中產階級，從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業社會的政治生態。休謨這樣詳細地寫道：“在那些輕視百工技藝的未開化國度里，全部勞動都用在耕作方面；整個社會劃分為兩個等級——土地所有者及其奴隸或佃戶。后者必然寄人籬下……只有講究享受哺育了商業和工業，農民耕種得法，就會富裕和獨立起來；與此同時，手藝人和商人都掙了一筆財產，贏得了第二流人物的勢力和聲望。這第二流人物正是自由社會最優秀最堅定的基礎，他們既不肯象農民那樣，由于經濟上的貧困和精神上的自卑，而屈服于奴隸制統治的淫威；也不希望象貴族那樣，騎在別人頭上作威作福；既然如此，當然也不打算象貴族那樣，拜倒在君主腳下，匍匐稱臣。他們渴望人人平等的法律，以保障自己的財產不受君主以及貴族暴政的侵犯?！盵8](25?26)

沿著休謨的路徑，斯密詳細分析了商業、制造業所催生的中產市民階級在人格屬性上的獨特之處。正如 Fleischacker所指出的，“對于斯密而言，‘獨立’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梢哉f，對‘獨立’的關注是斯密研究政治經濟問題的動力”。[12](151)斯密與之后的馬克思一樣，將人的生存境況與人格特性，即是“依附”還是“獨立”看做是界分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重要維度，盡管他沒有形成馬克思晚年在《1857?1858經濟學手稿》中那樣系統的關于人的發展三階段的理論：人的依賴性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人的全面自由和充分的發展。中世紀的封建地主與農民、教會和蕓蕓眾生的關系在斯密筆下是典型的依附與奴役關系，而打破這種異己力量正是商業、制造業的發展以及由此所催生的獨立而能自立的市民階級。對于它們的價值，在《法學演講》中，斯密在比較倫敦和巴黎、格拉斯哥和愛丁堡的治安問題時做了著名的論述：“防止犯罪，關鍵不在于設置警察，而在于盡量減少仰食于人的人數。使人陷于墮落的，無過于依賴；反之，獨立則會提高人的誠實性格。建立商業和制造業是防止犯罪的最好政策，因為商業和制造業有助于增進人們的自立能力?！盵13](173)

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中，詹姆士·斯圖亞特指出，工商業的發展造就了一種不同于“家長和兒童”、“主人與奴隸”、“封建主和佃戶”的新型關系，即“工人和老板”的自由雇傭關系，這同時意味著過去那些關系所規約的經濟依存方式，如“為了他的全部生存而依存另一個人”、“為維持其個人生命而依存另一個人”、“為了擁有爭取生存資料而依存另一個人”不復存在了，人們轉而“依靠出售其自身的勞動力”。與此相對應，政府形式從以往的氏族制、奴隸制、封建制過渡到自由民主制政府也就勢之必然了。[14]

(三) 商業精神

在蘇格蘭公共知識分子的啟蒙話語中，商業不僅能帶來物質技藝的精良、生活的舒適、政治生態的優化，而且還能敦風化俗。休謨將商人稱為“最為有用的人”，[8](45)而在這種“最為用的人”身上，休謨看到了勤勉與節儉及其發散與擴大作用。他這樣動情地寫道，“商業業能促進勤勞，把這種精神帶給每個社會成員，自然而然地流傳開來，使人人不當無用廢物與草木同腐。商業能發揚節儉，使人人安居樂業，發揮一技之長來求利；這種技藝很快就使人精神有所寄托，轉移奢侈逸樂的癖好。一切勤勞的行業使人節儉，同時也使愛利得之心勝過嗜逸樂之念，這一點是置之四海而皆正的”。[8](46)

在《法學講義》中，斯密專門談及了“商業對于人民習俗的影響”；在《國富論》中，也多處提及商人的好習慣。在斯密看來，商業不僅帶來了重諾言、守時間、[13](260)愛秩序、節省、謹慎等各種習慣；[7](371)而且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還具有道德強制的功能：商人本來最怕失信用，他總是時刻小心翼翼地按照契約履行所承擔的義務，他絕對不能從欺騙附近的人而得到大好處，他的奸詐面目一被看出，失敗便無可避免?？材线€引用坦普爾的話補注曰：“商人依賴誠實公道，不下于戰爭依賴紀律，缺乏誠實風氣，商業就要完蛋，大商家就會淪為小販?！盵13](260)因而，在商業社會里，謀利式的“市民”對自身的利害關系愈加敏感，則必會勤勉、節約、誠實、小心謹慎。對此，克羅波西解讀為，“人對橫死的恐懼，給人對自身境況的渴求取代了；這樣斯密達成了對霍布斯體系的自由化與商業化”，“在商業體制中，競爭是直接取代美德的因素”。[15](99)

在《市民社會史論》中，盡管弗格森對“商人”社會頗有異議，但在對比古今商人中，他對現代社會中商業習性還是給予了肯定。他寫道，“蒙昧時代的商人目光短淺，招搖撞騙，惟利是圖。但是，當他的商業藝術取得了進步，達到了高級階段時，他的視野就開闊了，他的信條也就確立了。他變得守時，開明，守信，富有進取精神。當大家都墮落腐化時，除了強行保護自己的財產外，唯獨他擁有各種美德。他除了需要國家保護之外，對國家別無他求。而且往往他自己就是最聰明、最值得尊敬的國民”。[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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