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天吃飯”：災荒史視野下的明代中后期商品經濟

劉志剛

(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長沙，410012)

商品經濟繁榮的明朝中后期，是當今中外經濟史學界津津樂道的一個時代。許多學者對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規模、層次，以及具體的運行狀況都有相當深入的研究。明中后期發達的手工業生產、高度的區域與行業分工、長距離貿易，以及勞資分離的雇傭關系等現象，似乎都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然而，時至明末整個社會經濟體系卻突然崩潰，學界對其緣由也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有明末政府橫征暴斂說，有滿族入關中斷說，也有認為它是世界性的“17世紀”大危機的結果。這些說法無疑都有其道理，本文無意與它們進行辯難，而是試圖從災荒史的視角對這一問題重新考察，以就教于大家。

一、手工業市場的脆弱性

明朝廣大的北方地區，既非主要的產糧地，也不是發達的手工業生產基地，卻布列著京畿重地與眾多的軍事要塞，所需巨量的糧食、布匹等日用品從何而來？因南北之間水運與陸運交通的便利，這一問題不僅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沒有充分表現出來，而且還強化了南北兩地的經濟聯系，使它們之間形成緊密的市場依存關系。

大量的史料記載了當時南北經濟的關系與市場繁榮的景象。北方地區尤其是延綏、榆林、宣大等沿邊地帶，“既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其衣飾之物主要依賴于內地，價格也往往較內地高出數倍之多。[1](卷十“紡織之利”)華北雖然一些地區生產棉織品，但因技術水平較為落后，產量有限，根本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而江南地區則以其較強的生產能力，成為當時紡織品最主要的產地。張瀚《松窗夢語》有言：“江南之利莫大于羅綺絹絲，而三吳為最”，“秦晉燕周大賈不遠數千里而求之”。[2](卷四“商賈紀”)褚華的《木棉譜》也記述道：“明季從六世祖贈長史公，精于陶猗之術。秦晉布商，皆主于家，門下客常數十人，為之設肆收買?！盵3](39?40)葉夢珠也記載有：“棉花布，吾邑所產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飛花、尤墩、眉織不與焉。上闊尖細者曰標布……俱走秦、晉、京、邊諸路，每匹約值銀一錢五六分，最精不過一錢七八分，至二錢而止……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以萬計。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爭布商如對壘，牙行非藉勢要之家不能立也?！盵4](卷七“食貨五”)可見，明中后期江南對北方地區棉紡織品出口量之大。當時，運銷華北、西北、遼東的布匹、綢緞主要是經大運河北上的，因而在其沿線形成了很多紡織品中轉市場。隆、萬年間，僅臨清一城即有布店73家，綢緞店32家，布匹年銷量至少在百萬匹以上，綢緞銷量也相當可觀。[5]嘉靖《常熟縣志》也記載道：“至于貨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載舟輸，行賈于齊魯之境常十六?！盵6](卷四)由此可見，北方地區是當時南方紡織品生產基地的主要銷售市場。

北方地區在大量采購南方紡織品的同時，也向南方源源不斷地輸送棉花等原料產品。時人王象晉有言：“今北土廣樹藝而昧于織，南土精織纴而寡于藝……顧棉則方舟而鬻諸南，布則方舟而鬻諸北?！盵3](23)這充分地顯示出當時南北兩地經濟的區域性分工，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補的經濟關系。北方在給南方提供原材料的同時，也是南方生產基地的主要銷售市場，但是這種產銷分離的市場關系無疑是有著巨大的經濟風險的。明末徐光啟就曾擔心北方地區紡織業逐漸發展起來之后，以織布為生的江南地區可能會出現市場縮減的困境，他如是道：“今北土之吉貝賤而布貴，南方反是。吉貝則泛舟而鬻諸南，布則泛舟而鬻諸北，此皆事之不可解者。若以北之棉，學南之織，豈不反賤為貴，反貴為賤……故常揣度：后此數十年，松之布當無所泄。無所泄，即無以上供賦稅，下給俯仰，宜當早為計者，人情多未以為然也……北土既爾，他方復然，則后此數十年，松之布竟何所泄哉？”[7](707)然而，徐光啟所看到的僅是江南地區在未來市場競爭中可能遇到的風險，卻未認識到更為嚴重的、可能是致命性的危機，那就是南北兩地任何一方在大規模的災荒或戰爭的打擊下，都會讓對方一同陷入絕境，形成全局性的經濟崩潰。這種毀滅性的經濟災難在徐光啟的垂暮之年已經露出了端倪，并迅速地惡化。明清之際在北方地區歷經連年饑荒與戰爭苦難的同時，以其為主要銷售市場的江南“標布”業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機，之前“俱走秦、晉、京、邊諸路，每匹約值銀一錢五六分，最精不過一錢七八分，至二錢而止”，在順治元、二年(1644、1645)僅“值錢二三百文，準銀不及一錢矣”，[4](卷七“食貨五”)江南地區棉花價格也因此大降，“甲申以后，因南北間阻，布商不行，棉花百斤一擔，不過值錢二千文，準銀五六錢而已?！盵4](卷七“食貨四”)

但是紡織業對于江南地區至關重要，是其社會經濟的支柱產業。松江府“邑之民業，首藉棉布。一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際、養生、送死之費，皆從此出”。[8](卷四)徐光啟記曰：松江府“所由供百萬之賦，三百年而尚存視息者，全賴此一機一抒而已。非獨松也，蘇、杭、常、鎮之幣帛怠竺，嘉、湖之絲擴，皆恃此女紅末業，以上供賦稅，下給俯仰。若求諸田畝之收，則必不可辦”。[7](707)唐甄亦曰：“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于空虛，室廬舟揖之繁庶，勝于他所，此蠶之厚利也?！盵9]康熙《蘇州府志》也記載道：“郡城之東，皆習機業?！魴C房工作減，此輩衣食無所矣?！盵10](卷二十一)

由此可見，以棉紡織業為支柱的江南社會根本經受不起任何較大的經濟波動，不論南北一旦發生災變、兵變或民變，都將使其陷入絕境。因為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動，不僅會出現民眾購買力急劇下降的現象，而且也會導致交通運輸的突然中斷，使原有的正常貿易體系崩潰。其他的手工行業也同樣存在這一問題。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言，江南與其他地區經濟聯系的加強，實際上也意味著它越來越深地卷入一個不斷發展的外部市場之中，卷入的程度越深，對外地的依賴性就越強。如果其他地區的經濟出現劇烈變化，必然會通過市場對它的經濟造成性質不同、程度不同的影響。[11](437?438)

二、糧食市場的脆弱性

就糧食問題來說，不僅北方地區要依賴南方的漕運，就是經濟富庶的東南沿海地區也要依靠江西、湖廣及廣西等內陸省區的糧食供給。主要原因即是東南發達地區為追求高額的經濟收入，大量耕地退出回報率較低的糧食生產，轉而種植棉花、桑樹、藍靛、甘蔗等市場收益較高的經濟作物，原本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的狀況更為嚴重。

長江三角洲曾是主要的糧產區，但自明中期以來因棉花、桑樹等經濟作物的大量種植而逐漸成為主要的糧食輸入地。據統計，明朝末年上?？h的棉花種植面積約占全部耕地面積的50%、太倉州約70%、嘉定縣約90%。[12](541)褚華《木棉譜》記有：“松江府、太倉州、海門廳、通州并所屬之各縣……每村莊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之二三，圖利種花者則有十分之七八?！盵13](83)大量土地退出農業生產，致使江南地區糧食嚴重不足，需要“半仰食于江楚廬安之粟”。[14]嘉定等縣，“仰食四方，夏麥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而來者，舳艫相銜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負米而入者，項背相望也”。[15]無錫等地，“邑中之田所收尚未足供邑人之食……每歲鄉民棉布易粟以食，大抵多借客米，非邑米也”。[16](卷一)嘉興府，“每不能自給，待食于轉輸者十之三”。[17]

與江浙地區一樣，福建沿海和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在隆慶、萬歷以后糧食也屢屢告急。福建本為山多田少之區，但“附山之民墾辟磽瘠，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于天下。泛海借商，遠銷外洋”。[18]蓋閩人以“地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種蔗糖，故稻米益乏”，以致稻田大減，糧食緊張。[19]明代中后期煙草傳入以后，福建糧食種植面積進一步減少。閩地二千余里，“力耕之，原足給全閩之食”，因多植甘蔗、桑樹，“耗地已三分之一”；“今則煙草之植，耗地十分之六七。原煙出自西北邊外……今則遍于東南……閩中更甚……如此閩地即去七八。所種粳稻、菽麥亦寥寥耳”。[20]因此，雖豐年也不能自給，“仰栗于外，上吳越而下廣東”，[18]“福、興、漳、泉四郡，在南則資于廣，而惠潮之米為多，在北則資于浙，而溫州之米為多，又不足則假之江西”。[21]

廣東，一歲田三熟，冬種春熟，春種夏熟，秋種冬熟，素稱“多谷之地”。而自隆慶以后，國內外貿易興旺，經濟作物迅速發展，“人多務賈，與時逐末”。于是“農者以拙業力苦利微，輒棄耒耜而從之”，又以“糖之利甚溥，粵人開糖房者多以致富，蓋番禺、東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陽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幾與禾田等矣”。其中，東莞“白、紫二蔗，動連千頃”；廣州“凡礬圍堤岸，皆種荔枝、龍眼、或有棄稻田以種者”；“順德有水鄉曰陳村，周回四十余里……居人多以種龍眼為業，彌望無際，約有數十萬株，荔枝、柑、橙諸果居其三四，以致末富”。因養魚業獲利也可幾倍于農，省中“諸大縣村落中，往往棄肥田以為基……基下為池以蓄魚……大者數十畝”。大量耕地退出糧食生產，以至于“少谷，恒仰資于西粵”。[22]甚至，北方地區也大面積地種植經濟作物。陜西漢中“沃土腴田盡植煙苗，盛夏日霽，彌望緣野，皆此物也”。[23]山東、河南等省棉、麻侵奪農田的現象也屢見不鮮，甚為嚴重。兗州“地多木棉”，“轉販四方，獲利頗甚”。河南，種麻者“或至連頃”。[24]

社會生產的區域性分工無疑可以極大地優化地區經濟資源的配置，可以達到市場效益的最大化，但在傳統時代交通運輸能力較弱、市場信息滯后等因素的制約下，市場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是糧食產與銷的嚴重脫節。如江浙地區不熟之年“全恃湖廣、江西”，常年所產之米也“不足供本地之用，若江廣之米，不特浙屬借以運濟，即蘇屬亦望為續命之膏”。[25](59)并且還須從川、皖等省調入糧食。因外省糧食供給不及時，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地區就頻現糧食危機。萬歷年間，金陵一帶就已經出現“湖廣、江西亦荒，米客不時至，則谷價驟踴，而人情嗷嗷”的局面。[26]萬歷年間，湖廣“禁米不得下江……(江南)米一時涌貴，斗至一百五六十錢。時非水非旱，田禾蔽野，而所□憂。平糶抑價，吳江縣立破一百二十余家?！盵11](447－448)魏大中也曾上疏道：“往歲水兵劫船，至舟楫不通，米價騰踴，蘇杭七郡抑價遏糴，幾醸禍變?！盵27](5500)

江南地區繁榮的商品經濟背后脆弱的社會抗災能力，任何社會變動都會給以“商品糧”為生的民眾帶來滅頂之災。時人對杭州市民生活的描述可以作為最好的說明，“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嚴，本地止以商賈為業，人無擔石之儲，然亦不以儲蓄為意。即輿夫仆隸，奔勞終日，夜則歸市肴酒，夫婦團醉而后已，明日又別為計。故一日不可有病，不可有饑，不可有兵，有則無自存之策?！盵28](卷四“江南諸省”)面對繁榮與危機高度并存的景象，時人驚呼道：“誰復有種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萊，民不土著，而地方將有土崩瓦解之勢矣。不可為之寒心哉！”[29]

對于江西、湖廣、廣西這些經濟落后的產糧省份來說，江南、福建、廣東等地對糧食的大量需求對它們經濟的發展是有一定的益處的，可以使大量剩余的稻米、小麥轉化為貨幣，作為從事其他社會活動的資本，但這也讓它們極度地依賴于農業生產的穩定性與糧路的通暢程度，這顯然也具有高度風險性。如順治五年(1648)，時值南方地區軍旅頻興之際，因商路不通，江浙地區因此而米價騰貴，湖廣、江西等產糧區卻因糧食外運無路，價格賤至每石五六百文尚無買者，以致腐壞不可食，時人稱之為“雞見退”。[30](卷九故災)是年，江西北部南昌等地大豐收，糧價每斗僅銀三分，但中南部的吉安、贛州等地因大水災糧價高漲，每斗四錢至七錢不等。[31]是時正值清軍與南明各部之間展開激烈較量之際，一省之內部尚且不能進行糧食調劑，遑論長途販運了。

明中期以來，不僅地區之間的聯系加強，各行業間的聯系也日益緊密。這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表現尤為明顯?！俺？の逡?，惟吾邑不種草棉，而棉布之利，獨盛于吾邑，為他邑所莫及……春月則闔戶紡織，以布易米而食，家無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則又取冬衣，易所質米歸，俗謂種田飯米。及秋稍有雨澤，則機杼聲又遍村落，抱布貿米以食矣?！盵16](卷一)因此，農業與紡織業之間也須臾不可分離，任何一方的危機都可能會對另一方產生毀滅性的打擊。

各地區、各行業之間的經濟聯系之緊密，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正是這樣高度的區域分工與行業分工，明朝中后期整個社會經濟達到了極度繁榮的程度，同時也潛藏著巨大的社會危機。因為任何一個地區、一個行業的衰退都可能演變為整個經濟體的危機。并且在其時信息與交通并不發達的情況下，市場對糧食等商品的調配能力相當有限，市場穩定的危險系數也因它們的區域性分布不均衡而大大上升，成為影響社會安全的關鍵性因素。[32](110)傳統時代的運輸能力，不僅運載量有限，反應速度也相當緩慢，難以用市場手段來應付區域性經濟危機。夏明方在分析中國近代農業危機與自然災害的關系時就指出：“正是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某些特定區域的重大自然災害，卻可以借助其社會‘內部的較大的流動性和有機性’將風險從災區向非災區擴散，在更大的范圍內引發經濟震蕩?！盵11](707)這一分析事實上一樣適用于明清之際的市場危機，這種緊密的市場關系在那個時代已基本形成，并且這種危機的連發性在當時就已表現得非常明顯。

然而，地區間與行業間高度的經濟分工所帶來的繁榮卻一度迷惑了當時的政府與民眾，正是整個社會對經濟利益的一致性追逐種下了明末大災難的種子。如開中法，明初以其作為補給軍糧的有效手段，但至天順、成化間市場效益卻成為當時朝野上下一致的追求。王棠在《燕在閣知新錄》中記載道：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易銀二錢。時有計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于是更立課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是利八倍于昔矣。戶部以為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而商賈耕稼積粟，皆為無用，棄業而歸?！币灾隆斑叺厮鞆突氖?，千里沃壤仍為莽然荊榛” 。[33]薊遼、陜北、宣府、大同等軍事邊防區的軍糧供應失去了原有的保障，主要借助市場的調劑來解決軍糧問題的措施，大大加劇了這些地區對內地糧食市場的依賴。左光斗曾奏：“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涌貴，加以荒旱之余，石米四兩、粟二兩，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賞，分十五萬之軍，每名約為六兩，于銀不為不多，而此六兩者糴米才一石五斗耳?？v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且各丁月糧，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盡以市米僅得三斗。而況無市處，日騰日貴，已不能支撐眼下。如何捱過冬春，不及數月遼必無民，安能有兵？無兵無民，雖積金如山，安所用之？”[27](5477-5478)可見，明末的邊關所缺的不是金銀，而是及時與充足的糧食供應，這也證明明中后期糧食市場所潛藏著的巨大的脆弱性。

事實上，正是這些經濟極為落后的邊防地區與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一帶成為當時嚴重依賴“商品糧”的地區，一同醞釀著明朝中后期商業繁榮背后的危機。最終也正是饑民、窮兵的吃、穿問題在自然災害的刺激之下成為引爆社會危機的導火線。某種程度上講，明末農民大起義的爆發是當時農業生產、交通運輸及信息傳遞等方面無法適應商品經濟過度發展的結果。各地區過度的社會分工以及生產與銷售之間極為脆弱的市場聯系，根本無力應對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沖擊。

三、交通運輸的脆弱性

交通運輸能力的大小是經濟體系穩定性的重要指標。自然災害對明末商品經濟的毀滅性打擊不僅在于糧食的減產或者絕收，還在于交通運輸線路的中斷，運輸成本的暴漲，以及區域市場之間聯系的斷裂。

首先，我們來考察一下明末交通運輸的整體狀況。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時至明朝中后期全域性的市場網絡已經浮出水面。李鼎有言：“燕、趙、秦、晉、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閩廣、豫章、楚、甌越、新安之貨，日夜商販而北?！盵3](23)宋應星也稱：“率生圣明極盛之世，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宦商，衡游薊北，為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34](卷上)在當時交通條件極為落后的條件下，如此長距離的貿易是如何實現的，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學界不少的關注，在此不予贅述。

就運輸方式而言，主要可分兩類：水運與陸運，其中水運又分海運與河運。海運在洪武、永樂年間停止之后，雖然有恢復的呼聲和舉措，但是規模和影響都很小，因長期嚴厲的海禁政策，其對民間商品運輸的作用極為有限。因此，明代社會經濟的運輸業主要是河運與陸運兩類。時至明中后期，交通運輸工具仍是極為落后的。[34](卷中)它們能否支撐當時長距離的經濟體系，確實是值得懷疑的，但關鍵還得看當時交通運輸的成本為多少。我們可以根據史料進行一番計算。

有記載道：崇禎十四年(1641)，“山東大稔，麥一石價銀三錢，揚州府推官湯來賀申詳總漕御史史可法，題請改折每米一石折銀一兩六錢，以九錢買麥三石抵漕米一石，一錢為運費，五錢解部充餉。奏入，報可?！盵35](17)可知，當時山東至通州(京通倉)運費官府折價為0.1兩，可視為明末正常的運輸價格，并且我們不妨將其作為最為低廉的海運價來計算。按明中期大學士丘浚的說法：“河漕視陸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省十七八?！币簿褪钦f海運相當陸運的3/10或2/10，取中值則為 2.5/10，即 1/4；河運相當于陸運的6/10或7/10，取中值即6.5/10。以此來推算，則陸運費應當為 0.4(0.1×4)兩，河運費為 0.26(0.4×0.65)兩。由按照水陸路程，蘇州至北京的陸路距離，約為濟南至北京的三倍。照此可推算出，蘇州至通州海運費為 0.3兩，相同距離的陸運則為1.2兩、河運費為0.72兩。

此外，《日知錄》卷二十九《海運》條下有清人謝占壬的注釋，其中也言及明代海運：“江浙兩省商船……至于水腳價目，原有貴廉不齊，大抵隨貨利之厚薄定水腳之重輕。數十年來雇船大概情形，極貴之時，每關石水腳規銀三兩?！鼻迦耸┦孔⒀裕骸捌涔蛢r似可照沈廷楊議，每石二兩六錢?！彼麄兯v的三兩與二兩六錢是極貴的運費。若正常時期以其十分之一折算，則海運費每石當為0.26～0.3兩之間。按上述丘浚的說法推算，蘇州至天津每石0.26兩海運費，則陸運同樣路程運費為1.04兩(0.26×4)，河漕運費約為0.68兩(1.04×0.65)。如果以海運每石 0.3兩計，陸運費1.2(0.3×4)兩、河運費 0.78(1.2×0.65)兩。這與之前的推算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明代各時期平均米價變動較大。秦珮珩先生曾計算過明代各朝米價平均數，洪武時為0.461兩，永樂至成化為0.285～0.441兩，弘治至嘉靖為0.518～0.584兩，隆慶至天啟0.591～0.927兩，崇禎時達1.159兩。若江南地區正常米價以每石 0.5兩來算；運至北方地區加海運費0.26兩，為0.76兩；加河運費0.78兩，為1.28兩；加陸運費1.04兩，為1.54兩?？梢?，在風調雨順的年景里，南北之間形成大規模的糧食貿易是完全可能的。在這一問題上，李德甫在《明代的人口與經濟發展》一書中混淆了災荒時期與正常年景運輸費用之間的巨大差異，將災荒時期運輸費用的極高值作為正常值來看待，并以此論斷明代南北之間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商貿活動。[36](185?186)這顯然是錯誤的，但他卻恰好證明了明中后期長距離貿易具有極大的脆弱性。若按前引材料所言的極貴之價計算，海運每石3兩，陸運則為12兩、河運則為7.8兩。其中河運費與史料所記崇禎十四年(1641)江北淮陽大旱蝗“運米一石至淮者，百姓所費銀六兩”之值相近。[35](17)可知，上述推算應與當時的實際情況相符，同時也恰好顯示出這樣的運輸費用在正常的貿易活動中是不可能出現的，這正是崇禎末年明朝整個社會經濟秩序徹底崩潰的關鍵所在。

由此可見，明中后期長距離貿易中隱伏著巨大的脆弱性因素，即運費異常值與正常值之間極大的變動空間，而明末大規模自然災害恰好擊中了這一點，以致于整個經濟體系徹底癱瘓。同時，這也足以解釋清初長距離貿易得以恢復的原因，即隨著氣候好轉、社會逐步的穩定，運輸費用迅速回落至正常值時，長距離貿易自然也就得以恢復。交通運輸的脆弱性也成為明朝政府資源調配、政治控制能力中的致命弱點。明末北方地區連年的大旱使運河干枯，挽運不繼，無異于掐住了明王朝的“脈門”，使其吸取江南地區經濟資源的能力降至極點，根本無法應對北方地區日益急迫的政治、軍事危機。在這一點上，明末大災尤其是旱災對當時王朝命運的毀滅性打擊再次凸顯了出來。崇禎十三年(1640)，兵部就曾上奏曰：“天津巡撫李繼貞報：照津運米豆惟藉漕糧外解，以供輸挽，先因河流干涸，糧運中斷，而邊警頻仍，勢難延緩。本部院心甚焦灼，乃設法筑壩逐程催攢。至六月初旬，方有外解漕糧漸次抵津。遂嚴檄餉道星夜派發……關內外需糧甚亟，所藉津運之發若渴?！盵37](639)監察御史王君墓志銘中也記載道：“自思陵需餉孔亟，趣以秋冬辦漕，而水輒不利，推求其故，有詔禁湖田，而湖卒未易復也……不得已發民夫以濬河，歲為常，河壖之田，不幸水旱無蓄泄之利，而有挑濬之苦，丹陽于是乎大困……今值是年亢旱，練湖亦涸，不獲已于濬河以導江，江流甚細，賴軍諸□就，而水有所停，漕乃僅而得濟?！盵38](931?932)

事實上，明末政治統治中這一軟肋已為時人察覺，并希望能改變獨倚河運的單一運輸格局。如丘文莊曰：“國家都燕極北之地，財富來自東南，會通一河，譬則人身咽喉，一日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請于無事時，尋元人海運故道，與河漕并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一旦漕渠少有滯塞，則此不來，而彼自至矣?！盵3](298?299)但是明末朝廷對此毫無舉措，在連年大災的打擊之下惟有束手待斃。

可見，明朝中后期的交通運輸環境也是相當脆弱的，主要表現即是運輸成本常因自然災害而暴漲，致使其突然中斷。究其根源，就是這時期的交通運輸與農業生產一樣，主要是依靠自然(水運)的力量來進行的，因此受自然環境，尤其是氣候變化的影響極大，仍屬于“靠天的運輸”。

四、結語

明末市場體系的迅速崩潰顯示傳統時代“早熟”的商品經濟背后潛藏著巨大的社會危機。手工業市場與糧食市場的穩定不僅在生產上要以良好的氣候條件為基礎，而且在交通運輸上也受制于氣候的波動。正因如此，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的盛衰演變與氣候的周期性變動有著密切的關聯，穩定的氣候環境可以讓市場分工發揮出最大的資源優化配置的效用，而相反時則會使社會的抗災能力因其極度的市場分工而降至零點?？梢?，我們不應高估明中后期商品經濟的成就，它仍是“靠天吃飯”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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