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人別集傳播明詞的效能

汪超

(武漢大學文學院，湖北 武漢，430072)

“別集”是專收某位作家作品的圖書類別，南朝阮孝緒《七錄》最先使用這一概念，但其出現應當早于此，大體形成于漢魏時期?！端鍟そ浖尽贩旨繛槌o、總集、別集三個子目，并認為“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1](1081)明朝“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2]冊1276(308)傳世明人別集未有確數，《明別集版本志》稱該書收錄大陸八百多個藏書單位及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圖書館所藏明人別集達3600多種。[3](1)黃仁生先生《日本現藏稀見元明文集考證與提要》又收有國內未見明人別集280多種。[4]此外，其他地區也應當藏有一些稀見明人別集。這些別集所收明人詞作，仍難以確考。從傳播的角度說，別集為明詞提供了最大的受容空間。至于受眾是否閱讀，則涉及閱讀心理、閱讀選擇、閱讀環境等問題，這是文學傳播必須關注的另一方面。本文主要討論傳播者與別集文本形成之間的過程，及該過程在傳播明詞中值得注意的三個問題：其一，明詞在不同別集編纂形式中的地位；其二，明詞在別集“副文本”中的傳播；其三，別集傳播的馬太效應。

一 、明詞在不同別集編纂形式中的地位

別集體例并非單一，“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于齊梁?！盵5](1276)謂“區分部帙”即別集之編纂形式。四庫館臣所列舉的唐前別集之編纂標準并不一致，在邏輯上也各處不同層面。事實上，作家別集亦可分為全集與選本。作家全集一般收錄作家全部的作品，選集則有選擇地收錄作家部分作品。

要談特定文體在別集中的地位，可以從收錄的數量及其在文集中的位置兩個方面來考慮，明詞也不例外。

(一)別集傳播之明詞占作者傳世詞作的比例

首先，看不同編纂形式的別集，其傳播之明詞與作者傳世詞作的比例。試按別集所收作家作品內容分其編纂形式為作家全集、作家選集兩類討論。作家選集中的作家詞別集對明詞傳播之影響最大；其次則是收有作家詞作的全集；再次才是收有作家詞作的其他選集。不收詞作的別集對明詞的傳播所產生的影響當另行考慮，姑且不論。

詞別集是一位作家詞作的大集結，而詞能單獨編部詞別集。如上海圖書館就藏有楊慎詞集多種，題名《升庵長短句》的四卷本、嘉靖十六年(1537)李發刻三卷本，題名《楊升庵先生長短句》的四卷本。這些別集的刊刻必然促進詞作的傳播，因此，詞別集傳播明詞的效能最佳。

作家全集所收作品一般都比較完整，因此也能較好地傳播詞作。卷帙富至324卷的《船山全集》所收《愚鼓詞》就收錄了王夫之310闋詞作，今人彭靖先生編撰《王船山詞編年箋注》(岳麓書社2004年版)也只比該集多出一首。又如《全明詞》據《陳忠裕全集》卷二十收陳子龍詞79闋，《全明詞補編》也僅據《幽蘭草》卷中補得8闋，陳子龍的大多數傳世詞作已見其全集。有些作家不喜作詞，平生詞作不過別集中寥寥數首。如陳薦夫《水明樓集》存其詞作6闋，管大勛《休休齋集》卷七存詞5闋，楊夢袞《岱宗藏稿》卷三八存其詞作3闋，這基本上就是他們傳世的全部詞作了。但這些詞作的流傳，也有賴于該別集的流傳。否則，他們這不多的幾首詞作，今人也無由得見了。

選集因其收錄不全，故與作家詞作傳播關系略遠。嘉靖二十四(1545)年夏言再次拜相入京，過杭州，以其退居期間所作詩文詞囑田汝成云：“此吾歸田時雜著也，子其為我序之?！比瓿衫鍨槭硪詮?，夏言又授之侍御史曹忭，使為校正謬誤。曹則與夏氏門生、浙江巡按楊九澤商議刻板之事，楊付之杭州守臣羅尚絅監刻。[6]卷首該本九、十兩卷收詞，卷九存56闋，卷十存65闋(卷首目錄作“七十六闋”，誤)。但夏言傳世詞作卻達到360多首，該選集所存不過三分之一。

一般說來，別集收錄作者詞作越多，對作者詞作流傳起到的積極作用也就越大。不過，若一位作者水平不高的詞作被大量收錄，對作者而言卻非美事。

(二)存詞的別集編排詞作的順序

作品的編排次序往往反映編者的文學觀念，尤其是文體學的觀念。哪些文體的作品被編排在最前面，哪些文體的作品單獨成卷，哪些文體的作品不被別集收錄？編者，尤其是選集的編者如何選擇作品，選哪些作品，不選哪些作品？凡此無不在表達編者的觀念。詞在詞別集中自然是主角，而在收有詞作的別集中，詞被如何編排次序也可以看出該集傳播詞作的效能。由于編排位置的不同，詞作傳播的效果也自有差異。我們按編纂過程中詞與其他文體的關系，分說如下：

1.詞與其他文體并重

編纂別集時，最尊重詞體地位的是將詞視作并列于詩文的文體進行編排。例如，鄭以偉的《靈山藏詩余》就是其全集《靈山藏》中的一種?！鹅`山藏》并不全以某一成例纂輯作品，而視文體多寡處理。因鄭以偉詩作較富，《靈山藏》便分多集并立收錄；又因其頌、銘、贊數量較少，乃合刊為《靈山藏頌銘贊》。其他如詞、賦則各為一集，名曰《靈山藏詩余》《靈山藏賦》。崇禎刻本《靈山藏詩余》的大題及版心標“卷之五”，而《靈山藏頌銘贊》的大題及版心標的是“卷之六”，《靈山藏賦》的大題及版心標的是“卷之八”?？梢娫谡縿e集中，詞，編排在頌、銘、贊、賦四體之前。若僅從文集對文類的次序來看，鄭以偉對其詞作的重視程度或許超過辭賦。

這樣的編纂方式在明人別集中并非鄭以偉一家，劉基《誠意伯劉先生文集》的成化六年(1470)戴用、張僖刻本也按文體收錄作品，且各小集單獨命名。劉基詞別集《寫情集》就收在該刻本的十七、十八兩卷。崇禎十年(1637)朱葵刻的劉基《劉文成公全集》則從其例。王夫之《船山全集》收其詞別集《鼓棹初集》《鼓棹二集》《瀟湘怨詞》《愚鼓詞》，且與《周易考異》《尚書引義》《詩經稗疏》等經學雜著并列。船山文集雖編于清代，但其纂輯方式則由來有自。

3.3臟彩超隨年齡增加而偏好度增加,男性偏好度高于女性,符合年齡增加、心臟問題增加,且男性危險度更高的循證特點。

更多的別集則將詞單列一卷，與詩文并收于別集。如日本內閣文庫所藏崇禎刻本梁云構《豹陵二集》卷十收詞53闋；費寀《費鐘石先生文集》隆慶間刻本，其卷七也是單獨收錄詞的《詩余》。例甚多，不備列舉。

詞與其他文體并列，是明人推尊詞體的必然結果，同時說明詞在明代已經獲得了與傳統詩文體裁差近的地位。盡管詞體的地位依然次于詩文——這從大多數明人別集先詩文后詞、曲的次文方式也可見一斑——但別集中這些與其他文體并列的詞作，在傳播上倒是自有優勢的。詞作歸攏收集，使得作品集中，便于閱讀，不太容易被讀者忽略。

2.詞單列于別集之外，附于集后

這種編纂方式在明別集中也不罕見，其與前者的區別在于編纂者依然持有“詩尊詞卑”的觀念，不欲承認詞體地位。對詞“‘另眼相待’，不把詞與詩文統一編排，而是將詞獨立編為一集，附刻于文集之末，以示詞與正統詩文有別”。[7](77)

明人徐爾鉉的《核菴集》二卷《詩余》一卷；查應光的《麗崎軒詩》四卷《詩余》一卷；凌云翰的《柘軒集》四卷《詞》一卷等等都是將詞別出，附于詩文集后。這種編次形式與徐渭文集的多個刻本外附《四聲猿》，王磐《王西樓先生詩集》后附《樂府》一卷類似。編者的意圖都在闡明所附作品不如詩文雅正，只能叨陪編末。這種情況盡管作品也相對集中，但由于其強烈的暗示效果，可能會造成受眾對詩余體格卑下的認同。不過，由于特地標明在集外，有時候也會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這些附見于作家詩文集后的詞什，在一定的情況下得到了彰顯。事實上，編者在表明其文體意見的同時，也表達了對這些附見作品價值的意見，說明他們也認為這些作品可傳于后世。

3.詞混雜于詩中，不單獨列類

這種編纂情況也很多，一般還可以再分為三種：一是將所有詞作集中附于某卷詩文后。如劉夏《劉尚賓文續集》卷一收錄詩詞，其詞5首殿卷一之末。陳循《芳洲文集續編》卷六雜收詩詞，也是全書最后一卷。但編集者詞體觀念淡漠，在卷中單行標明以下文體為“詞”之后還收錄了騷體詩。朱有燉《誠齋錄》的卷四錄詞，其次序亦在全書之末，但另有雜曲《沉醉東風》一首收于全卷最末。而《誠齋新錄》有《竹枝》《柳枝》各十首，雜在詩歌中。編者偶爾還會于所在卷的大題和卷中專門標出詞體。二是雜處各卷，不為歸攏。如黃祖儒《囈覺草前集》卷十二；《后集》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張璧《陽峰家藏集》卷十五、卷十七、卷十九、卷二一、卷二二均收有詞。詞散處于各卷，雜于詩之中，往往較難引起讀者的注意，甚至連編纂全集型總集的專家也會因為這樣的編纂形式而忽略詞作，其他讀者的接受情況則更可想而知。[8]三是分別出現在作者不同時期纂輯的別集中。如薛甲《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十四收詞二首，《藝文類稿續集》卷二收詞一首；宋懋澄《九籥前集詩》卷八、《九籥集詩》卷四分別收詞，張泰《滄州詩集》卷七、八，《滄州續集》卷下各收詞作等例，均屬編集時間不同，詞作單篇散處于各集不同卷中，同樣難以引起讀者的注意。

總體上說，第一種情況在傳播上優于后二者，后二者極易被受眾忽略。

二、明詞在別集“副文本”中的傳播

明人別集除正文部分之外，每每還有序跋、目錄、附錄、題詞等等。這些部分被稱為“副文本”，①是文集的有機組成部分，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擔著明詞傳播的功能。別集“副文本”盡管屬于別集的一部分，但其編輯方式與別集有所區別。不論是全集型別集，還是選集，其正文收錄的作品皆屬別集作者所作，其編纂方式的不同只體現于諸多作品之間的排序上。而別集的副文本，不但大多數作品非別集作者所作，且其表現形式與別集次序作品的方式大不相同。有一些明詞就通過他人別集的“副文本”記載而得以傳播，這種附驥以傳的方式大致有三：

(一)甲詞人作品為乙作者作品集的附錄、題詞等收錄

另外一種情況則是甲詞人以詞為酬贈之具，乙詞人別集的編者將之保留，以為別集作者之社會影響或平生交游提供佐證。如林光《南川冰蘗全集》附錄，專收各家酬贈文字，內亦附有李景《慶春長·送林光帳詞》一闋。李景傳世詞作今僅見這一闋，若非附驥，何由知明詞作者中尚有一人名“李景”？毛伯溫的《毛襄懋先生別集》也收錄了不少明詞酬贈之作，該別集之卷四、卷六、卷七、卷九四卷收錄的酬贈詞作達20闋，其中大部分是幛詞。幛詞也寫作“帳詞”，是一種典型的社交作品。毛氏別集收錄這些作品，帶有記述功德的意味。

這類現象并不僅僅存在于詞別集，其他書籍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如顧若璞的《沁園春·讀〈四聲猿〉》就是附刻在崇禎間刻澂道人評本《四聲猿》卷首的，其詞下有澂道人跋，其云：

此余歸黃氏伯姊知和氏所作，伯姊著有《臥月軒稿》行世，今年春秋八十矣。聞填此闋，因附刻焉。[10](250)

據此知該闋是顧若璞填寫，而恰好其弟評點的《四聲猿》要付梓，乃以之附刻于卷首。該闋就這樣托身別的書籍而傳播開來。盡管《四聲猿》不是別集，但別集的情況與之類似。

(二)甲詞人作品在乙詞人詞序或其他序跋中被征引

這種情況不同于第一種“甲詞人作品為乙作者作品集的附錄、題詞等收錄”情況之處在于：第一種情況是指別集全書的副文本收錄其他詞人的作品，而此處則是單篇作品的附件收錄其他詞人的作品。這種情況在明詞中也并不多見，我們舉三例為證?！度髟~》據瞿佑《樂府遺音·漁家傲》小序收凌翀壽詞一闋；又據瞿佑詞《漁家傲》(喜來不涉邯鄲道)之附記收錄凌云翰《漁家傲·壽楊復初》及楊復初《漁家傲·和彥翀》詞各一闋。凌翀壽及楊復初均僅傳詞一闋，即瞿佑詞附件中收錄的。而凌云翰《漁家傲·壽楊復初》在其別集《柘軒詞》亦未曾收錄。這些序文本身有交代寫作背景的功能，但不經意間也發揮了存人存詞的功能。

(三)甲詞人別集附于乙詞人別集之后

這種編纂方式并不常見，多屬于家集，在明詞集的纂輯形式中是比較特殊的例子。甲詞人別集附于乙詞人的別集之后，從而達到跟隨乙詞人別集傳播而傳播的目的。如前文曾提及的楊慎詞別集《楊升庵先生長短句》四卷本，就附刻《楊升庵先生夫人樂府詩余》五卷。黃峨為明代女性詞人之翹楚，萬歷間有題徐文長的重刻五卷本，清代又有吳元定重訂的四卷本。這或許也得益于附麗楊慎詞集之后，與楊慎詞集同時傳播。加以黃峨有升庵夫人的身份，應該對擴大她詞作之傳播范圍有加持效果。

副文本獨立于別集正文存在，作為一種衍生文本，它對別集正文起到補充作用。其內容在客觀上，有存人存詞的功能，對明人詞作的傳播起到積極作用。

三、明詞傳播中別集的馬太效應

明人別集的傳播存在馬太效應，越是知名的作者，別集刊刻的可能性越大，文集刊刻的次數越多，名氣也就越大，從而又促進著他的別集的刊刻和傳播；而那些名聲較小的作者，其別集刊刻的可能性較小，且更容易淡出傳播循環，從而銷聲匿跡。馬太效應在總集的傳播過程中同樣存在，但其和作用于別集傳播時略有不同。②

一位作者的成名因素很多，或以才學金榜題名，如楊慎；或以隱居悠游泉林，如陳繼儒；或以藝術蜚聲天下，如文徵明；或以顯宦秉國理政，如夏言……情況不一而足。重要的是，這些名家的別集往往能為其詞作的傳播帶來重要影響。

如傳奇人物楊慎就具備“優者更優”的條件，他本身是宰相公子，又有神童之譽，據說他年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人皆驚嘆。他科場得意，二十三歲就獨占鰲頭、高中狀元。他卻又生世凄苦，嘉靖三年(1524)以“議大禮”謫戍云南，淹留三十余年，死于戍所。人稱“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盵11](5083)楊慎著述數量大，涉及面廣，于經史、詩文、書畫，以至音韻、訓詁、名物皆有考論。流傳較廣者有《丹鉛總錄》《升庵詩話》《詞品》等等，又有《全蜀藝文志》《云南山川志》《滇載記》等目錄學與地方志著作。

楊慎編著的圖書一般都備受關注，如楚雄知府任良干偶爾過訪，見到《詞林萬選》，便傳抄并令府署刊刻。楊慎的詞別集有六卷本和四卷本兩種，首刊均在嘉靖年間。六卷本為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刊本，題《升庵長短句》三卷續集三卷。卷首有唐锜序，正集卷三后有王廷表跋及楊南金序，《續修四庫全書》據以影印。趙尊岳《明詞匯刊》本，據丁丙藏嘉靖十六年(1537)刊本?？?，題《升庵長短句》三卷《升庵長短句續集》三卷。四卷本曾兩刻之，一題《升庵長短句》四卷，嘉靖十九年(1533)刊，有唐锜序。一題《楊升庵先生長短句》四卷，附刻《楊升庵先生夫人樂府詩余》五卷。由此大略可見其詞集刊刻次數之多，可以說，正是楊慎擁有極高的文壇聲望，他的文集才能引起諸多讀者的興趣。加上作品自身的質量，使讀者為之樹立口碑。因而能夠引起更多的關注，從而刺激各傳播主體刊印他的作品，其詞作也因此獲得更佳的傳播渠道。

又如夏言，王國維曾感嘆說：“是嘉靖一朝前后三十年間，已六付剞劂，古今詞家未曾有也?！盵12](10)嘉靖一朝夏詞別集即有：戊戌年(1538)吳門初刻本；嘉靖十九年(1533)石遷高刻一卷本；嘉靖二十年辛丑春(1541)鉛山刻本；嘉靖二十年冬云中刻本；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年(1546)陳堯文刻本；丙寅年(1566)雙泉童氏刻本；未見蹤跡的閩刊本，共七種。至萬歷間吳萊所刻九卷本、萬歷十五年(1587)一卷本梓行，則有明一代竟至“十付剞劂”，可謂蔚為大觀。值得注意的是，金陵雙泉童氏覆陳堯文重刻本刊于嘉靖丙寅(1566)仲夏，其時夏言名譽并未完全恢復，刊刻其集不無投鼠忌器之虞。故王國維嘆曰：“豈文章事業自有公論，有不可泯滅者歟?！盵13](10)夏言詞別集能得到如此廣泛的傳刻并非沒有原因，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夏言進首輔大學士，吳門初刻本就是在這一年刊刻的。嘉靖十七年到二十年(1541)是夏言仕途的第一個巔峰，四年間僅其詞別集就曾四次付梓。而從嘉靖二十一年(1542)到二十四年(1545)間，夏言退居上饒，此間其詞別集未曾出現新刻本。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陳堯文又刻，其時夏言第二次入閣為首輔。夏言的詞集刊刻固然有“文章事業自有公論”的成份，不過“贏者通吃”的“馬太效應”應該發揮著更大的作用。

我們再看個反例。易震吉，上元(今屬江蘇)人，崇禎七年(1634)進士，授刑部主事，升郎中，崇禎十二年(1639)出知大名府，歷嘉湖道，官至江西參政副使。崇禎十四年(1641)辭官歸里。易震吉的《秋佳軒詩余》十二卷，存詞1083首，是傳世作品數量最多的明代詞人，歷朝罕有其匹，但他卻被張仲謀先生稱為“被遺忘的詞家”[13](218)。雖然他也曾與南洙源結濮水社，與詞論家俞彥等人唱和。又常作組詞，動輒一調同題數十闋，如《水調歌頭·讀陶詩拈句為賦得三十首》《卜操作數·讀陶詩拈句三十四首》等。但他居官之日，常奔波于各地，并未形成很大的文壇影響，故《秋佳軒詩余》只在崇禎間刻過一次。易震吉詞作學辛棄疾，雖未臻完善，卻也達到一定水準。但他從政并未官居極品，在文壇又未能領袖一方，沒有特別突出之處，因此不能形成積累優勢。再加上詞集卷帙浩繁，幾重原因綜合，導致他竟然“被遺忘”。

易震吉還算是幸運的，他畢竟還有詞集傳世，而詞史上更多的詞家或雖有詞集，但未曾刊刻；或流布未廣的詞別集就在“劣者愈劣”的畫外音中，重復著灰飛煙滅的故事。筆者據《全明詞》統計，該書所收存詞數僅1首的詞作者達468人。據其書小傳，這468人中有152人有別集傳世，或者曾經有別集傳世。在這152人的別集中有不少是詞別集，如康秀書有《撫松軒詩余》，宋俶有《獨山詞》《藏山詞》各一卷，查維宏有《懸藻亭詞》，周永年有《懷響齋詞》，呂師濂有《守齋詞》等等。但他們今日傳世詞作不過一闋而已，且多是通過總集采錄得以保留。這些詞集的匿跡，雖然是正常的文學現象，但其中的詞作未必全然無可采。因為馬太效應而失去傳播的機會，真可一嘆。

明人別集的編集往往比別集作者的生活年代更為滯后，由于時間的推移，很多作品散佚也是相當正常的事情。但詞人之間的相互采錄為保存明詞文獻提供了重要的途徑，且為附驥詞作提供了更廣闊的傳播時空。實際上，別集傳播文學作品的功能是相似的，不僅僅明人別集傳播明詞有這樣的情況，其他時代的其他文學作品之間恐怕也少不了類似的傳播方式。由于別集編纂具有相似性，別集在文學傳播中的發揮的功能大致相似。

注釋：

① 法國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杰特德·熱奈特《隱跡稿本》提到：“副文本”是相對于正文本而言的，包括有標題、副標題、互聯型標題；前言、跋、告讀者、前邊的話等；插圖；請予刊登類插頁、磁帶、護封以及其它許多附屬的言語或非言語標志?？蓞㈥愃平淌凇短扑卧~在明末清初的傳播與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該書曾專門討論唐宋詞集副文本的傳播指向問題。

②筆者在《明詞傳播述論》(2010年上海大學博士學位論文)中曾專門討論總集編纂形態與明詞傳播效果的問題，可參。關于總集受馬太效應影響的問題則擬另撰專文討論，本文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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