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廣東西江走廊聚落地名特征研究①

黃秀蓮，王 彬

（福建師范大學 a．文學院;b．地理科學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明清時期廣東西江走廊聚落地名特征研究①

黃秀蓮a，王 彬b

（福建師范大學 a．文學院;b．地理科學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聚落地名反映了人類社會在變遷過程中對自然和社會人文地理環境的選擇和適應。明清時期，西江走廊人口密度進一步增大，從平原、河谷到低山、丘陵等地區都有人口的分布。但受自然和社會地理環境的作用，聚落類型發生相應的變化。在聚落地名方面，除保留原有自然特征和古越語聚落地名外，民族和方言類型地名大量涌現，充分反映出明清時期西江走廊地帶民族變遷和方言播衍方面的狀況，并且奠定了以后本地區聚落地名在民族和方言等方面的分布空間格局和命名特征。

聚落地名；地名特征；西江走廊；明清時期

聚落是人類在適應環境的過程中以特定方式創造的群體活動行為空間，它的形成和發展必然與自然和人文地理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聚落的命名即聚落地名則是這一人類活動過程中的具體體現之一。透過地名，我們可以窺見某一地區自然、社會、民族、文化等的演變過程或歷史時期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本文試圖透過聚落地名分析，對明清時期廣東西江走廊地帶自然和社會的演變作一考察，闡述特定時期西江走廊地帶的人們社會生產和生活等活動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

一、民族變遷與聚落地名

聚落是人類對環境的一種適應和選擇。在早期的人類活動中，自然環境的優劣，對聚落的出現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最早形成或出現的聚落也許是沒有名稱的，但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社會的發展，信息交流顯得越來越重要，聚落便逐漸有了名稱。這一時期的聚落名稱依然多是人類對環境的一種認識和反映，所以，它折射出當地自然地理環境對名稱的影響。地名與民族都是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產物。不少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風俗、語言等方面，都與地名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民族的形成和分布還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這些都可以在聚落地名中找到印記。

西江走廊因其特殊的交通地理位置，在嶺南開發過程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根據司徒尚紀先生研究，按廣東開發歷史階段，在空間上表現為自北向南，從西往東，交匯于珠三角，繼及沿海和島嶼。也就是說，在唐代以前，地處重要交通位置的西江走廊地帶一直是廣東開發最早和經濟發達的地區[1]。這在郡縣設置中得到明顯反映。秦定嶺南，順五嶺通道、沿江而下，在西江、東江、北江設郡縣，如秦代在廣東設5縣，四會、番禺、博羅、龍川，均在南下通道處，粵東僅設揭陽1縣（一說設于漢），轄境包括今梅州市。漢在粵北置桂陽郡（今連州），下轄曲江、連縣、英德，西江地區置廣信、封陽（兩縣約今封開）、端溪（德慶）、高要，故我國最古老長沙馬王堆出土《地形圖》，在今廣東境內只標“桂陽”、“封中”兩個地名，即粵西北和粵西賀江流域。這種設置情況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唐代以后，雖然大庾嶺的開鑿給西江走廊的交通地位帶來改變，但其作為重要的交通和經濟發達地區依然存在。而宋元時期，西江地區的進一步開發（特別是對陂、塘開挖和坡、堤的圍墾等）和民族活動頻繁，則極大地改變了當地的人文環境，為明清時期聚落地名形成和發展奠定了社會歷史文化基礎。

明清時期廣東政區體系已基本形成。明萬歷十年（1582年），廣東西江走廊隸屬肇慶府和羅定直隸州，共9縣（高要、高明、四會、新興、廣寧、封川、開建、東安、西寧）2州（羅定直隸州、德慶州），今懷集縣屬廣西布政司梧州府所轄。到了清代，依然沿用明代政區格局，廣東西江走廊仍劃歸肇慶府和羅定直隸州所轄，縣州與明代基本相同。雖然這一時期廣東經濟重心和政區空間格局向珠江三角洲和粵東韓江三角洲轉移，但西江的肇慶府仍然是重要的次一級政治、經濟中心。據《大明一統志》和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所載，廣東“里”（當時的基層政區）數統計，肇慶府和羅定直隸州里數之和約占全省11.86%[2]，僅次于廣州府，居第二位，足見其地位的重要性。

廣東西江走廊地帶自古以來都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是早期中原漢人南下和漢文化傳入嶺南的必經之路之一，也是嶺南與西江其他地區、巴蜀及嶺外地區交流的要塞之地。道光《肇慶府志》稱“阻山瀕?！?，“居廣東上游，當五州要路?！弊韵惹匾詠?，這里一直是多民族雜居之地?！稘h書地理志》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薄锻驾浀乜寄显健芬灿浽唬骸霸揭园俜Q，明其族類之多也?！睆V東的越族，古代主要稱為“南越”，大概包括后代的壯族、黎族和旦家[3]。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說：“廣東瑤、壯二種，瑤及荊蠻，壯則舊越人也?！边€有此前的“俚人”、“僚人”等。如《隋書 南蠻傳》說：“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旦 、曰狼、曰俚、曰僚、曰，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边@些壯族和黎族先人散居于廣東省的廣大地區，而西江走廊地帶是其主要分布地區之一。但隨著后來漢人的大量遷入，他們一部分人逐漸漢化了，一部分則遷移到偏僻的粵西和西江走廊地帶的山區和丘陵地帶。事實上，北方漢人的南遷從秦代甚至更早既已開始，如“（始皇）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以適遣戍”，約50萬軍人與越人雜處。后又因趙佗“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始皇可其萬五千人”[4]，使其與留嶺南的秦軍官兵結合成個體小家庭，雜處越人之間。這些北來漢人的相當部分分布于西江走廊地帶。歷經魏晉南北朝、唐宋元等朝代，大量北方漢人南遷嶺南。到了明清時期，西江走廊地帶已經形成以漢人為主體、少數民族雜居其間的分布格局，這突出地表現在以“村”字為通名的聚落地名大量分布。而在此以前，嶺南極少見到以“村”字命名的聚落地名，它是北方漢人對聚落的一種稱呼。起初，村落被稱為“鄉村”，是遠離城市中心的社區。 “村”字別體從邑，寫作“ 屯 阝”，它是從原始氏族的集聚地轉化而來的?！班l”（鄉字繁體從邑）這個字，無論金文、甲骨文，都是像兩人相向對坐共食一簋之形。也就是說，“鄉”的字形，指的是兩個人面對面坐著，當中放一個飯桶。所以楊寬先生在《古史新探》中說，鄉這個字，“是用來指自己那些共同飲食的氏族聚落的”。后來聚落就統稱為“鄉里”、“村鎮”等。根據清代方志統計，西江走廊地帶“村”字聚落地名大量增加，而且其所占比例也是隨著時間推移大幅度地提高，如新興縣在乾隆年間聚落605個，帶“村”字聚落地名有83個，占13.72%[5]；封川縣在道光年間聚落569個，帶“村”字聚落地名已有344個，占60.46%[6]。在這些聚落地名中，雖然也會包含有其他民族聚落的稱呼，但依然不難看出漢族已占居主體地位。這些大量以“村”字為通名命名的聚落地名，在結構上既有一般的“××村”的表現形式，如界首村、岐槎村、料塘村、 艸麻 園村、佛子村、鋪邊村、沙田村、古岡村、蘇村、冼村、廖村、歐村等；也有“壯侗語地名+村”的形式，如黎洞村、良塘村、云簡村、排村等。此外，還有大量“粵方言或客方言+村”字結構的聚落地名，如口村、上 良 村和新屋村、屋底村等[7]。這些“村”字結構聚落地名的大量存在，除了反映出漢族已成為當地主體居民外，也說明漢人在向此地遷移過程中部分表現為家族性聚居；而“壯侗語地名+村”形式的出現，則清楚地反映出當地少數民族聚落地名深受漢族文化影響的特征，或者先前為少數民族聚落，后來為漢人居多數的聚落；或由于種種原因，少數民族被漢化，采用漢族聚落名稱，這種現象在全國其他地區也經常見到。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地名命名遵循“先入為主”和“名從主人”的原則。漢人到來后，一方面遵循或認同當地少數民族地名，另一方面又稍加變通、采用漢語讀音方式來稱呼原有地名。所以，這種移民造成西江走廊地帶聚落地名文化層次非常明顯的現象。

明清時期，西江走廊地帶還是少數民族活動較為活躍的地區之一，在聚落地名中的表現也極為突出，最為明顯的是瑤族和壯族?，幾宀⒎俏鹘呃韧林用?，是南朝末年以來從長沙武陵蠻或五溪蠻遷移而來（一說從廣西遷移而來）。隋唐時期，粵北已有莫瑤記載。北宋慶歷間，連、韶二州已有瑤族在勞動生息。宋室南渡之后，瑤族又向東西兩翼擴展到珠江三角洲和西江走廊地區，瑤族記述也逐漸增多。到了元代，瑤族又進一步向南向東以及四鄰拓展。當時廣東大陸的10路9州中，除粵東之惠州、潮州二路和梅州之外，其余8路8州皆有瑤人活動，與明代比較僅差惠州一府?！痘洿笥洝酚涊d：“羅旁東界新興，南連陽春，西抵郁林、岑溪，北盡長江（指西江），與肇慶、德慶、封州、梧州僅界一水，延袤千里，萬山聯絡，皆瑤人盤據其間，世稱盤瓠氏遺裔，租賦不入，生齒日繁，蠶食旁近諸村，州縣賦稅因而日縮……國朝自申國公鄧鎮討平后，尋叛”[8]?，幾寤顒拥赜虿粩鄶U大，人口也大量增加。明清時期，瑤民由于“食盡一山，復徙一山”的耕作方式和其它原因，除排瑤外，輒不斷流徙。為此，封建政府加大了對瑤民的“征剿”，但瑤族的分布在西江走廊地帶依稀可見。明初至中葉，廣東瑤族進入繁盛時期；明后期至清康乾之世，瑤區發生深刻變化，逐漸形成今日的分布格局。根據道光《肇慶府志》記載，高要縣（同瑤，下同）山9，四會縣山58，新興縣山54，陽春縣山94，陽江縣山13，德慶州山49，封川縣山2，開建縣山35，合計314。除此之外，各縣還有非人獨占的山，其中高要縣有43座；高明縣有2座；德慶州9座；封川縣51座；開建縣有3座；合計114座，總計為428座[7]。除去非屬西江走廊地帶的陽春縣、陽江縣的山107，仍有321座。足見當時瑤人分布的廣泛性。由于瑤人“以耕山為生”，“尋山捕獵，砍種養生”，“刀耕火種……游山轉嶺打獵?！边@種常徙不定的游耕生活，人們形象地稱之為“過山瑤”，山就成了瑤人的聚落稱呼，瑤山即瑤村聚落，這在聚落地名上是一種特殊現象。但也深刻反映了當時瑤人的生產和生活環境。除此之外，在縣志中也可以找到以“瑤”、“排”、“寨”“”等命名的瑤族聚落地名，如新興縣有金 皿 圍、洞、排村、鳳凰寨、上寨、下寨等[5]；東安縣也有樹陂、西路、歌村、北路、云容、云廉、大寨、清水寨等[9]；其它州縣也都有這類聚落地名存在，不再一一列舉，充分反映出瑤人在當地的活動和分布。

壯族地名，主要體現在以“云”、“古”、“都”、“羅”、“思”、“布（步、阜）”、“扶”、“良”等命名的聚落地名。其皆屬壯語地名用字，“云”指人，作“村”解；“古”、“都”表示村寨，在規模上，“都”比“古”大；“羅”指山谷，即村落；“思”同“虛”，即圩，集市；“布”同“埠”，即渡口；“扶”指那邊；“良”指黃色，引申為黃族居地之意。根據縣志統計，在羅定直隸州534個鄉村聚落地名中，有78個，占14.60%[10]；在新興縣605個聚落地名中，有85個，占14.05%[5]；在封川縣的569個聚落地名中，有109個，占19.16%[6]；到了光緒年間，在四會縣統計的784個聚落地名中，也有75個，占9.57%[11]。在其它（州）縣志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壯語聚落地名存在，足見壯語聚落地名分布的廣泛性，反映壯族在此活動的痕跡和影響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狀況。廣東壯族有“主”、“客”之分，“主”壯是嶺南古越人的后裔。清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七》即說：“瑤及荊蠻，僮（同壯，下同）則舊越人也?！薄翱唾住币仓饕獊碜詮V西，他們進入廣東的途徑或方式有三種，即奉調征守的亻 良 兵，主動留居的土兵或士兵，以及自由遷徙的僮民。其入粵的時間，始于北宋，然多在明清[12]。他們大部都保留自己的語言和生活習慣，或自成聚落，或與當地僮人雜居，成為廣東大陸僮的一部分。所以，明清時期是西江壯族發展的高潮階段，壯語聚落地名也較為明顯，以致形成今天廣東西江地區壯語地名分布格局。這一時期壯語地名從空間上看，主要分布在與廣西交界的西江走廊地帶，其內部也是從西向東呈遞減的趨勢，即靠近廣西的西寧縣、德慶州、封開縣、懷集縣、廣寧縣、東安縣等明顯多于東部的高要縣、高明縣、四會縣。清人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和民國時期徐松石先生的《粵江流域人民史》中皆有論述。如“自陽春至高、雷、廉、瓊地名，多曰那某、羅某、扶某、過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13]。徐松石先生則在羅列了“那”、“都”、“思”、“古”、“六”、“羅”、“云”等字的倒裝地名以后，又總結說“壯族地名具有分類密集的現象。例如，云字地名集中于廣東的南部和廣西的東部；羅字地名也集中于同一個地方；六字地名集中于廣東的西部南部和廣西的中部東部；思字地名的集中地帶也與六字相同；……黎字地名集中于廣東的中部南部，并廣西的正東區域；……至于良字都字和古字的地名，就除東江和北江的北段以外，粵江流域其他各地都很普遍”[14]。據司徒尚紀先生研究，表示自然地理的壯語地名，如“洞（峒、垌）、羅、六（祿、淥）、黎、隴、弄、南（氵 南）、瀨、塘、潭”等字，“以廣西至為集中，在廣東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和中部，次則北部，而東江、興梅、粵東（潮汕）地區則很少，甚至幾乎絕跡”[15]。究其原因主要是與當時封建政府的“征剿”瑤族和壯族活動有關。根據明代以來文獻中出現大量有關僮的記載來看，粵西西江走廊地帶無疑是廣東壯族主要分布區之一?！稄V東民族關系史》也說：“綜合封開、開建、懷集和連山等縣志，今封開縣羅董、杏花兩鎮以北，連山縣吉田鎮以南的廣大地區均為僮區，其中連山、懷集之交和懷集、封開毗連的山區則是其聚居中心”[12]。直至今天，這種壯語地名仍然大量存在，如據粗略統計，懷集縣含“羅”、“古”、“都”、“那”等壯語地名有195個，其中永固鄉即有36個[15]，足見壯族的歷史變遷和影響之深遠。

在西江走廊地帶，明清時期還出現“少數民族地名+少數民族地名”或“少數民族地名+方言地名”的新聚落地名現象，如黎、潭黎、古樓、思文寨、林 田 厄寨，等等?！袄琛睘楣旁秸Z或現黎語用字，“黎”指山嶺，即“俗呼山嶺為黎，人居其間”[16]； “古”、“潭”為古越語或現壯語用字，“古”指村寨；潭指池塘；“思”同墟，即圩，集市；“寨”為瑤語用 字，指村落；“林 田 ”指 水塘 ，演變為 聚 落名[17]。反映此時也有少數民族之間相互雜居或融合的現象。

二、方言擴散與聚落地名

地名是語言的化石，透過地名，我們可以了解一個地區語言的變遷過程。美國語言學家柏默說：“地名的研究實在是語言學家最引人入勝的事業之一。因為他們時常供給重要的證據，可以補充和證實歷史家和考古家的話?！边€說“語言的歷史和文化的歷史是相輔而行的，他們可以互相協助和啟發”[18]。所以，從地名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一個地區語言的變遷過程。

廣東是我國方言最為復雜的省份之一，擁有三大方言，即粵方言、客方言和閩方言。而廣東西江走廊地帶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壯語、瑤語等其它少數民族語言外，也存在著漢方言的變遷過程。通過聚落地名分析，我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清時期本地區的方言的演變。

明清時期，西江走廊地帶聚落地名中粵方言和客方言聚落地名的分布是相當搶眼的一個現象，這與粵方言的形成和發展是密不可分的。方言是“語言的地方變體”，粵方言是中原漢族居民向南遷移造成漢語言的分化而形成的。西江走廊典型的粵方言地名通名如“涌（甬、沖）”、“朗（ 朗土、良、 良山等）”、“坪（步）”、“坭”等。 根據統計，在羅定直隸州534個鄉村聚落地名中，有84個，占15.73%[11]；在新興縣605個聚落地名中，有51個，占8.43%[5]；在封川縣的569個聚落地名中，有48個，占8.44%[6]；到了光緒年間，在四會縣統計的784個聚落地名中，有111個，占14.16%[11]。四縣合計共有294個，占總聚落地名的11.80%。在其它（州）縣志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粵方言聚落地名存在，充分反映出粵方言的傳播和擴散情況，也反映西江走廊地帶與珠江三角洲居民之間的交流和社會活動。眾所周知，粵方言是漢語的一種，它是北方漢人移入珠江三角洲地帶形成粵方言后，不斷向外播衍的結果。特別是隨著宋代以來廣東的大開發，則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粵方言向周邊擴散的速度。加上西江走廊系扼交通要道以及廣州與嶺北和廣西、巴蜀等地區交流的擴大，使得粵方言迅速擴展?！皬V東商人則溯西江而上，再沿各支流移動，大多聚居在沿途各圩鎮，也有的聚居鄉村墾荒務農”[19]。根據黃啟臣先生研究，明清時期，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兩廣的經濟關系更加密切，商業貿易往來更加頻繁并得到了全面的、空前的發展，大量的糧食、食鹽、礦產品、手工業產品及土特產等往返兩地[20]。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高要縣陳廷標等商人，到梧州販米，“經由高要、新興、廣寧、四會、三水售賣”[21]。這些產品是以民生用品為主，主要是接近于下層人們，更有利于粵方言的接受和傳播。此時期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商品經濟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也在較大程度上促進了兩廣地區間的貿易。所以，大量的物品貿易和人員往來，為粵方言的加速傳播提供了渠道和場地。因此，本時期西江走廊地帶出現許多粵方言地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從這一時期粵方言聚落地名的空間分布來看，主要分布在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兩岸水陸交通較為便利的地方，總的趨勢是由東向西遞減，靠近珠江三角洲的地區明顯高于西部地區。一方面反映了漢人從三角洲地區向外遷移；另一方面反映交通便利或樞紐地區是粵方言傳入的主要地區。

客方言聚落地名的出現和分布，主要是與客民在明清時期向粵西和西江走廊地帶遷移活動有關?？图蚁让裨缭跂|漢末年或更早時期，由于種種原因便開始向閩、粵、贛交界地區遷移。歷經南北朝、唐宋和元代，粵東不斷有北方漢人遷入。由于大量客民遷入和自身繁衍，到了明清時期，粵東客縣人平均耕地面積僅為一點三八畝，低于廣府縣的平均水平[22]。更為重要的是地權的高度集中，極端繁苛的租稅、剝削和土客矛盾，客家人生活更加困難，于是有相當部分客家人從廣東東部、北部向省外和省內其它地區遷移，西江走廊地帶就是其中遷入地區之一。同時，西江走廊地帶還是客家人遷往廣西和“湖廣填四川”的交流要道，部分客家人在中途停留、居住下來，與早先零星遷入的客家人一起成為西江走廊地帶的客民。根據縣志聚落地名統計（這里主要以客家典型聚落地名用字“屋”來統計），在羅定直隸州鄉村聚落地名中，有三屋、譚屋崗、屋兒寨、屋地、屋林等[10]；在新興縣聚落地名中，有彭屋、舊屋坑、龍屋等[5]；在封川縣的聚落地名中，有屋聳村、石屋洞、林屋逕村、利屋岡、屋鏡村、屋底村、新屋村、屋洞村、白屋村等。而且，在本縣的修泰鄉二十七甲中，有界首甲、料塘甲等15甲直接記“內有客戶”[6]；到了光緒年間，在四會縣統計的784個聚落地名中，有46個，占5.87%[11]。在其它（州）縣志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客方言聚落地名存在。在這些以“屋”字命名的聚落地名中，大都遵循客家地名命名的傳統，即以“姓氏+屋”的命名結構，反映客家人遷移時家族性和宗族觀念的巨大影響，如羅屋、譚屋、黎屋、曾屋、黃屋等；但也有以“屋+××（少數民族地名）”結構的聚落地名，如屋洞、屋林、屋兒寨、屋地、鄒屋排等，反映客家人到來后深受當地古越語、壯語或其他少數民族地名的影響及與其融合的現象。

三、結 論

通過對聚落地名的分析，可以看出，地名隱含著明清時期西江走廊地帶歷史、民族、社會、文化等的變遷。在聚落地名上明顯地反映出當地的社會性特征，特別是民族和方言聚落地名在空間分布上具有明顯的民族和人口遷移活動痕跡，即壯語聚落地名呈現由西向東遞減的規律，粵方言地名則相反，這與壯族從西向東、再沿西江兩岸遷移和粵方言從三角洲向外擴散的方向是一致的。聚落地名結構又從另一個方面——古越族活動和民族融合兩個側面反映此地區的人類活動，特別是齊尾式結構聚落地名，反映深受古越族或其它少數民族的影響；“姓+通名或其它方式地名字”的結構則反映此地區家族或族群活動、發展的過程，明顯反映聚落地名的地區分布特色。為本地區今后相關學科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佐證和借鑒，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司徒尚紀,許桂靈.廣東開發史[J].嶺南文史,2005,23(2)：1-10.

[2]司徒尚紀.廣東政區體系——歷史、現實、改革[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53-55.

[3] 李新魁.廣東的方言[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33.

[4]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淮南衡山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

[5] 新興縣志（乾?。壕硎濉胺欢肌倍?鄉村[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6] 封川縣志（道光）：“輿地”鄉里[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7] 肇慶府志（道光）：卷二“輿地”山川[M].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8] 郭棐.粵大記：卷三“事紀類”山箐聚嘯[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

[9] 東安縣志（道光）：卷二“坊都”墟市[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10] 羅定直隸州志（康熙）：卷九“閭里”鄉村[M].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11] 四會縣志（光緒）：編一，廂鄉[M].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12] 練銘志,馬建釗,朱洪.廣東民族關系史[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619-627.

[13]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一“文語”土語[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4] 徐松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上 [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204.

[15] 練銘志.試論粵西“標話”人與百越的關系[J].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1988(2)：28-33.

[16]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十六“儋州”風俗[M].北京：中華書局,2000.

[17] 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353-368.

[18] 羅常培.語言與文化[M].北京：語言出版社,1989.

[19] 覃彩鑾.壯族史[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282-283.

[20] 湯明檖,黃啟臣.紀念梁方仲教授學術討論會文集[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230-252.

[21] 黃啟臣,龐新平.明清廣東商人[M].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236.

[22] 劉佐泉.觀瀾溯源話客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52-154.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of Place Names Along West Rive Corrid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ANG Xiulian1，WANG Bin2

(1.College of Arts 2.College of Geography,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007,China)

Place names reflect how human societies have chosen and adapted to natural and social cultures,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Along the West River Corridor there accumulated a dense population which had never stopped increas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people lived in areas of plains,valleys,hills and low mountains.But limited by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village types had changes in accordance.Besides the names reflecting the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cient Yue language,there appeared a large number of ethnic languages and dialects,which fully mirrored the developments of ethnicities and dialects along the West Rive Corridor.

place names;characteristics of place names;West River Corridor;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928．6

A

1009－8445（2011）01－0038－06

（責任編輯：楊 杰）

2010－11－03； 修改日期：2010－12－19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40801055）；福建省科技廳青年人才項目（2008F3034）；福建省教育廳A類項目（JAO8038）

本文的廣東西江是指廣西梧州至廣東三水思賢滘河段及其支流。根據曾昭璇先生的劃分，西江從云南發源地至廣西象州石龍三江口以上為上游，三江口至梧州為中游，梧州至廣東三水思賢滘為下游，思賢滘到磨刀門為河口段。廣東西江走廊即指西江下游干流及其賀江、羅定江、綏江（北江）、新興江、悅城河等支流流域，包括今肇慶市（端州區、鼎湖區、四會市、高要市、廣寧縣、懷集縣、德慶縣、封開縣）和云浮市（云城區、云安縣、新興縣、羅定市、郁南縣）。

黃秀蓮（1976－），女，湖北隨州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