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的多面人生

伍春輝，周若清

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湖南善化（今長沙）人。近代湖湘眾多精英中，章士釗是一個另類，在治亂循環、內斗不斷的近代中國，你方唱罷我登場，他卻像一個游走其間、從容有余的高士。如果置身于二元化臧否人物語境里，則很難找到合適他的位置：激進的民主革命宣傳家、革命者、報人、政論家、教育家、高官、律師、社會名流……這其中他所扮演過的每一個角色，在近代中國晦暗的天空里，都留下過炫目的色彩；哪一面都是他，哪一面又都不是他。

名士之說最早見于《禮記·月令》“聘名士，禮賢者”，鄭玄注曰，“名士，不仕者”；孔穎達疏：“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絕，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莊子在《人間世》中倡導的世間異人：不事產業，功成不居，處于材與不材之間，大抵就是講的這種人：他們中如章士釗者，深諳亂世安身立命之道，卻又才情兼備，不拘小節，倜儻風流，在學問、思想、官場、歡場之間進退自如。他不是君子，那也不是一個君子能從容生存的時代；他以特有的名士特質和氣度，在20世紀的中國，留下了難以抹去的印記。

一

是真名士自風流。真名士以自己思考的力度行走在喧囂的塵世中，幸免于歷史無情的蕩滌間。章士釗是能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留下痕跡的極少數思想家、理論家之一。章士釗22歲任《蘇報》主筆，力推鄒容、章太炎，使《革命軍》、《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成為廣為傳誦的名篇，“人有自主之權”、“自由”、“平等”成為流行語匯；此后參加中國內地第一個地域性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華興會，1905年初游學東瀛，后經日本赴英國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學法律、政治，兼攻邏輯學，從1910年起擔任北京《帝國日報》的海外通訊員。其時國內一方面是反清革命形勢波瀾壯闊，另一方面立憲思潮洶涌澎湃，開國會、立憲之議已成全國性熱潮，章士釗以秋桐為筆名，撰寫了《論葡萄牙革命》、《國會萬能說》、《論中國政黨內閣應當時發生》、《論吾國當急新聞托拉斯》、《何謂政黨》等大量文章，評論國內政治，全面系統地介紹西歐各派政治學，重點是西方政黨政治理論與原則，成為中國早期政黨政治的啟蒙者。辛亥后回國，主持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后另創《獨立周報》，繼續議論時政，以更大的熱情注視著民主政治運作過程，批判偏離正軌的各種現象，成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政論家之一。

袁偉時先生評價章士釗同時代的思想家曾經說道：他們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樹，大都來自現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紹和堅持；摭拾西方一些偏激之士的牙慧，執意回歸傳統，往往誤入歧途。（袁偉時未刊稿：《一個不應忘記的思想家——章士釗》）確實，他所闡述的政治理論及學說，包括政黨學說、責任內閣，吸收現代法學精華，建立完備的法治體系和司法獨立制度等思想，以當下角度視之大多屬常識范圍，但在當時中國卻是最新穎、最完整、最系統的政治理論。從民初宋教仁致力于議會政治的實踐和黃興關于黨德、黨綱、政黨政治的各種演說中，我們多少可以看到章士釗的影子。毋庸諱言，他的思想中有太多理想化的成分，他篤信中庸之道，認為為政之根本在“不好同惡異”，提倡各派政治力量之間互相監督，取長補短。辛亥后剛回國，章士釗便在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上連載《政黨組織案》提出毀黨造黨主張，并表示“愿以三寸不爛之舌，說各黨領袖人物，使將所有政黨之阻礙摧陷而廓清之，重筑政黨于新基礎之上”。[1]政治力量組合成為黨派，只能基于不同的立場與方向，在各種博弈中因勢利導，水到渠成，不可能憑一個人的“三寸不爛之舌”整齊劃分疆界，從這個角度看，這便是天真得近乎可愛的書生之見了！他一生多變，早年力主采行列強之政治制度如議會、內閣、總統、聯邦等，20年代以后，提倡農業立國，猛烈抨擊由胡適、陳獨秀等倡導的以民主科學為旗號的新文化運動。

作為政論家章士釗能影響宋教仁、黃興等當時中國政壇的重量級人物，做教授也是冠絕一時。1917年前后蔡元培邀章士釗到北大哲學系任教，主講邏輯學，一時盛況空前。據顧頡剛回憶當時情景，“課室太小，聽講者太多，至數人合坐一椅，尚不能容，有在窗外旁聽者，以是將易巨室講授。章先生教授重理論，不重形式，加以現在教員皆不編講義，尤得隨意發揮”。（見于《學習》總20期，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30年代章士釗成為全國一等一的大律師，為陳獨秀、彭述之的辯護轟動一時，時人評之“有古義士之風”，其辯護詞被當時上海滬江大學、蘇州東吳大學等多所高校選為法律系教材。

章士釗是大學問家。他天資聰穎，少時隨兄熟讀儒家經典，打下堅實的國文基礎；此后輾轉武昌、南京、上海求學，24歲主筆《蘇報》、翻譯《三十三年之夢》，以其犀利的文筆、激進的主張暴得大名，此后多次游學東瀛、歐洲，一生才華橫溢，學貫中西，對西方的哲學、政治學、法學及邏輯學均有很深的研究，對康德、弗洛伊德及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均有翻譯。從1907年寫成《初等國文典》起，無論是作為報人、政論家，還是總長、大律師，章士釗一輩子都沒有放下過學術研究。即便是到了1965年，因語涉郭沫若，各大報刊雜志均不愿發表高二適（章士釗的學生）《從王謝墓志出土論〈蘭亭序＞的真偽》一文，章士釗為此專門向毛澤東寫信求援，此后該文得以在《光明日報》、《文物》上發表，這也是整個60年代罕見的純粹按學術討論調子進行的一場論爭。章士釗一生著述豐富，尤以《邏輯指要》與《柳文指要》最富代表性，其學術造詣達到了同代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哆壿嬛敢烦醭捎诳箲鹌陂g的重慶，該書“以歐洲邏輯為經，本邦名理為緯”，運用西方形式邏輯的框架，系統地敘述了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邏輯思想，用確鑿的史料駁斥了中國無邏輯的偏見謬論。當時蔣介石極為看重此書，還一度邀請他到國民黨陸軍大學及警官學校講授該書內容。建國后，對邏輯學有著濃厚興趣的毛澤東也“從頭到尾、一字不遺”地讀完了《邏輯指要》并給與很高的評價，1961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擬出一套《邏輯叢書》，毛澤東點名將《邏輯指要》列為其中一種。

從十四歲離家到長沙城內求學購買永州刻的《柳宗元文集》開始，章士釗一生鉆研柳文，情趣至老不衰；機緣巧合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造詣尤深的毛澤東對柳宗元也是情有獨鐘。從1961年開始80高齡的章士釗開始《柳文指要》的寫作，據章含之《十年風雨情》一文回憶，期間毛澤東逐字逐句校閱修正了這部長達100萬字、用文言文寫成的巨作。1971年，《柳文指要》正式出版，所用紙張與字號均與《毛澤東選集》相同，是為“文革”期間出版的有關古代文化的書籍之一，另一本便是郭沫若的應景之作《李白與杜甫》。

二

張鳴先生稱章士釗為“順人”：辦《蘇報》惹出事來，明明他是主編，進監獄的卻是鄒容和章太炎；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吳保初（淮軍名將吳長慶之子）掌上明吳弱男當說客邀他加盟同盟會，卻當成了他夫人；無論辦雜志，辦學校還是做官僚，章士釗都帶著貴族氣，軍閥、政客、革命黨甚至青紅幫，都對他高看一眼，給官，給面子，給大頭（光洋）；請飯，請花酒，請留洋（歐洲）。歐洲游學費用昂貴，章士釗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呆若干年，還帶著家眷、仆人，而且據說還擁有整屋子的社會主義的德文書（陳西瀅語）。[2]

“順人”說的是章士釗的性情。他有著湖南人的硬氣，贊賞“扎硬寨，打死仗”的堅忍不拔態度，雖不認同曾、左維護清廷的價值取向，但欣賞他們做事的態度。他“夙愛誦曾文正公‘扎硬寨、打死仗’兩語，……所難者處至貧極賤之時而無憂患心、營逐心，則非素有定力者不能，直須鐵錚錚豎起脊梁”；[3]590他的人生中，很多時候也有著勇猛強悍、桀驁不馴、好勝尚氣的一面。在段祺瑞政府教育總長任上，面對舉國痛斥、四面楚歌，他依然辯解“人生者，競爭也，人生邏輯所懸之境，非經苦戰奮斗，決不能幾。世有扎硬寨、打死仗而不得者乎？未之聞也”；[3]631從主筆《蘇報》開始，他考察中西，評點時政，抨擊邪佞，虎虎生威。書生氣發作時他與時代格格不入，誰都不認，跟左派右派、西學國學都保持距離。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間，大家都轟轟烈烈鬧革命，章士釗卻拒絕加入同盟會；辛亥后政黨蜂起，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鼓吹“毀黨造黨”。他有著那個時代精英士人獨有的硬氣與“虎氣”，但他一生的大多數時間里，在文風、性格等方面均表現出溫和的態勢，保持謙謙君子面帶微笑的從容和鎮定，有著折沖樽俎、長袖善舞八面玲瓏的“猴氣”，世故起來比誰都會來事，即便就食于權勢者門下為眾多貌似高貴者詬病，也不見搖尾乞憐的下作之態。夏雙刃先生曾說，章為百年來罕見之人物，其優游各派之間，章太炎、張繼、鄒容、黃興、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陳獨秀、胡適、吳稚暉、張學良、蔣介石、戴笠、杜月笙、毛澤東、周恩來……這些近代中國史上熠熠生輝卻又歸屬不同陣營的大人物或互為盟友，或互為對手，甚至相互間不共戴天，章士釗卻能優游各派之間，皆為座上賓，與誰都能把酒言歡，其胸中秘辛不可以尋常計。將其比之蘇秦張儀，非以口舌逞快；比之呂布侯景，非以背主自肥；比之馮諼毛遂，亦非以建策見長。[4]他與人相處，堅持“無爭”的原則，追求“周公大圣，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于經典，兩不相損”之境。在后來的回憶中曾言，“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認為最難交者有三人：一陳獨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與三人都保持始終，從無后誶。吾答或問；吾持以論交之惟一武器，在‘無爭’二字”。[5]149

激進是因為勇氣和無畏，溫和是因為屢屢挫折之后的圓通。在固守與通變、求真與務虛、獨立與參與、浪漫與現實之間，章士釗從容進退，靠的是天性的機靈，參透中國歷史與現實，領悟傳統中庸之道精髓的智慧與狡黠。章士釗不是君子，因為他所處的不是一個君子所能生存的時代。他是名士，率真質樸，曠逸灑脫，少有羈絆，體現在對待朋友、金錢、女人的態度。章士釗名士本色，仗義之名天下皆知。他自己常說，“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以其所為，義也”。他一輩子都沒存款，但也從不缺錢。別人給了他錢，他又轉手給了比他更需要的人。大漢奸梁鴻志與章士釗在段祺瑞政府時同為僚屬，因由文墨詩詞的共同愛好，兩人交往極深；抗戰勝利后梁鴻志以叛國投敵、參與偽維新政府等多項罪名被送上法庭，章士釗為其義務辯護后仍被判為死刑；建國后梁鴻志遺腹女高考落榜，章士釗便把她留在身邊近十年，直到最后由周恩來關照在上海安排工作。章士釗比毛澤東大12歲，兩人的情誼卻持續了半個多世紀。據傳楊昌濟考慮愛女楊開慧是否要嫁與毛澤東時，曾征詢過章士釗的意見，章士釗便力勸楊昌濟促成此事，說這個年輕人有帝王之相，此種姑妄之言，當然只能作姑妄之聽，但章士釗會識人，大抵是沒錯的。1920年，毛澤東因革命事業急需用錢，攜楊昌濟親筆信前往上海找時任廣州護法軍政府秘書長的章士釗，在致章士釗的信中楊昌濟寫道，“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6]388章士釗即籌集2萬銀元交給毛澤東。有感于此，1961年，即在國民經濟最為困難的時期，毛澤東每年從自己的稿費中以“還錢”的名義解決章士釗生活上的困難。

在建國后的民國“遺老”中，毛澤東與章士釗保持著最好的私交。在毛澤東的心靈深處，既有對早年章士釗幫助、激賞的感激之情，作為與老丈人楊昌濟同時代的鄉賢、前輩，很多事情上毛澤東對章士釗更是有著異乎常人的寬容、理解，對其關照也超過了其他政要。建國后，因與毛澤東的特殊關系，很多人都請章士釗幫忙，包括原國民黨政府財政部次長李儻、溥儀七叔載濤、妹妹金韞穎，章士釗積極出面相幫，對此毛澤東說，“秋桐風雅之人，行風雅之事!”，盡可能不拂了他的面子?！拔母铩遍_始時，紅衛兵要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章士釗認為這樣的搞法很不妥當，會把國家搞亂，于是致信毛澤東坦率直言，提出自己對此事的看法。毛澤東立即回信表示“為大局計，彼此同心，個別人的情況復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狈浅Ｇ閯菹?，雖然毛澤東并沒有聽從章士釗的勸告，但能到此為止，也算是當時的一個特例了。

是名士，必風流。大才子章士釗的一生，自是免不了和各色女人演繹一出出喜劇、悲劇、甚至鬧劇。1904年11月，章士釗因萬福華槍擊王之春事件被捕，出獄后即與當時上海歡場有“詩妓”之譽的李蘋香交往密切，將其比作明代的李香君，自己則是侯方域，還專門為其作傳略，并請李叔同作序。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間，與一個大佐夫人戀愛差點引發決斗，此后時任孫中山英文秘書的吳弱男作為說客勸章士釗加入同盟會，一來二去，卻為章士釗名士氣質所動，后在英國倫敦結為夫妻。按說婚后的章士釗應該有所收斂才對，可是剛到巴黎的他便忍不住要與一幫友人參觀妓院，并寫下《觀娼感念》，公開發表于吳稚暉主編的《新世紀》周刊。1919年歸國后，章士釗經黃金榮介紹結識了本是青樓女子的奚翠貞，公開與奚同??；此后章士釗政治上接連摔跟頭，失勢賦閑回到上海的他更是放浪形??；然而章士釗仍不消停，40年代初62歲的章士釗經杜月笙的推薦又納程硯秋入室弟子，26歲的殷德珍為妾。

三

與章士釗同時代的人中，很多人仰慕、佩服他。徐志摩稱章士釗為值得敬重的敵人，“我對于孤桐一向就存十二分的敬意的，雖則明知在思想上他與我——如其我配與他對稱一次——完全不是同道的。我敬仰他，是因為他是一個合格的敵人。假如我的祈禱有效力時,我第一就希望《甲寅周刊》所代表的精神‘億萬斯年’!”[7]227章士釗也是梁漱溟青年時代欽慕的人物之一，“行嚴先生在學術界才思敏給，冠絕一時，在時局政治上自具個性”；同時也不諱言章士釗“多才多藝亦復多欲。細行不檢，賭博、吸鴉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盵8]117與他同時代的人對他更多是輕視，如魯迅視他為仇讎，聽見章士釗的名字就搖頭，在《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紀念劉和珍君》里，用火一樣憤怒的語言斥責了章士釗是一只必須窮追猛打的“落水狗”；一些人錢鐘書等看不起他，認為他治學“滿紙荒唐言”，不過熟讀了幾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摹仿吞剝，陋弱可哂。

真實的社會化人格，是豐富的、復雜的，也是多面的，橫看成嶺，側看成峰，此時天使與圣賢，彼時魔鬼與奸邪，歷史才變得更加真實、生動、有趣。青山依舊在，畢竟東流去。崇敬也好，鄙視也罷，章士釗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始終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世紀的風吹雨打之后，正如上海福壽園內的章士釗雕像，左手撫樹、右手捫胸，目光中含著鋒芒，背靠一棵枝葉零落、飽經滄桑然而樹干挺直的梧桐樹，孤高，清癯。

[1] 行嚴.政黨組織案[N].民立報, 1912-07-15（1）.

[2] 張鳴.順人章士釗[M]//歷史壞脾氣, 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5.

[3] 章士釗.章士釗全集：卷 5[M].上海：上海文匯出版社, 2000.

[4] 夏雙刃.史不語：章士釗實事求是[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a6a2d0100fi04.html

[5] 章士釗.與黃克強交往始末[M]//辛亥革命回憶錄（二）.北京：中華書局, 1962.

[6] 章士釗.楊懷中別傳[M]//楊昌濟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7] 徐志摩.守舊與“玩”舊[M]//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二集.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 1935.

[8] 梁漱溟.訪章行嚴先生談話記[M]//章士釗全集：卷 7.上海：上海文匯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