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青年“偏離”現象初探

◎馬 昂 周 菲

新中國成立以來青年“偏離”現象初探

◎馬 昂 周 菲

青年作為一個社會概念，是處在特定的歷史、社會和文化背景中的人們對處于青年期這一階段的社會族類的一種特定的認識，是一個被特定時代賦予一定期待的群體。社會學把“青年”看作是社會化的一定階段，認為“青年是從依賴成人的童年到能進行獨立的、負責的成人活動的過渡”①。社會發展和青年成長具有密切聯系，本文通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三個典型時期青年群體與主流社會意識相背離所產生的“偏離”現象的對比分析，揭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青年群體的發展狀況、規律以及存在的問題，并針對當前青年群體的“偏離”現象提出建設性意見。

青年 偏離 社會發展

在我國近現代歷史發展中，青年群體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李大釗在《晨鐘之使命》中提出“國家不可以一日無青年”、“益青年者，國家之魂”和“青年不死，則中華不亡”的論斷，并以青春對人生的重要性來比喻青年對國家的重要。在整個社會中，青年群體一直作為最富有革命性和創造性的社會群體，發揮著特有的作用。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伴隨著社會前進的步伐，青年群體逐漸發生了一系列由常態到動態、由被動到主動的狀態轉換，呈現出具有代表性的發展特征。

所謂“偏離”，主要是指非創造性的“越軌”現象，即群體在思想、行為、觀念脫離社會主流模式，表現出一定的“失范”性，造成群體性的“失序”，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的行為。青年時期是人一生中最容易產生偏離行為的時期，其可能拒絕甚至反對社會的同化，在思想和行為上與社會規范的要求相背離，導致“失范”現象，甚至脫離社會現行的運行軌道，即出現“越軌”行為。對于這一點，也可以用喬治·米德的角色理論加以解釋，該理論認為在人生的舞臺上每個人都扮演著一定的社會角色，該角色是“個人在社會關系體系中處于特定社會地位，并符合社會要求的一套個人行為模式”②。人在特定時間和社會文化環境中形成的與那個時空相適應的角色期望和行為方式，隨著生命長河的流淌，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轉換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當他還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和經驗準備時，常常會碰到這種角色轉換帶給他的許多困惑。③由于青年群體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和變動性，因此，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環境和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其“偏離”現象具有不同特點。

一、青年“偏離”現象及生成因素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至20世紀70年代末：權利傾向和群體本位的政治“偏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著青年在完成了民族的獨立和民眾的角色使命的同時，得以從以親族體系為基礎的社會結構的壓制中解放出來，同時社會主義改造的開展也使青年從傳統的家族組織和家庭倫理的壓制下獲得了解放。青年人在思想、心理上都獲得了極大的自由和鼓舞，在革命時期青年表現出的先鋒作用使其地位受到更多的重視，國家從觀念到制度上都給予該群體更多的肯定和支持。盡管青年擺脫了來自傳統的束縛和壓迫，并在某個時期該群體對于中國未來發展在政治、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命不斷被反復強調，但隨著新的社會結構的形成，在隨之而來的國家和社會制度性及政治性的約束和管制中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遭到批判，在現實生活中的主體權利比如戀愛婚姻自由受到“組織”的干預和控制，沒有職業和居住地的選擇權，受到論資排輩的年齡權威制的壓制等。

青年政治地位的這種缺失以及長期以來的政治化思想教育使得他們不可能站在個體本位和自由傾向的立場上來反抗這種壓制，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權利傾向和群體本位，致力于角色表演來表現自身與最高政治權威的一致，希望據此改變自身的社會狀況與地位，同時在角色表演過程中實現反抗能量的釋放，從而產生“偏離”現象。如“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運動”等政治活動中青年的非理智行為便屬此類，其“偏離”更多的表現出群體特征，表現為一種非理智的、沖動的行為方式，其行為的目的不具有個體性，更多的是一種盲從和表層次的宣泄。

整體來說，這個階段的“偏離”現象集中在政治思想領域。在這個年代，中國人從青年到老年都遵循著同一的價值規范和行為模式，同時這些價值和模式被認為具有無可辯駁的客觀必然性。在這樣“萬眾一心”的背景下，自然沒有給個人留下多少選擇性的空間。從某種抽象意義上說，當時的青年的社會性格具有“傳統導向性”人格的若干特征。國家和社會為青年制定出嚴格的角色規范，并希望借此引導青年朝著期望的方向發展，但青年對這一系列規范表現出抵觸但又迫于對權威的崇拜和自身權利的限制無法以正當的直接的手段表達不滿，于是就以群體的“偏離”行為宣泄情緒，造成這個群體，乃至整個社會的不穩定。

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凸顯了青年的“邊緣性”特征，尤其是政治邊緣性。馬赫列爾在其《青年問題和青年學》一書中認為：“邊緣性可以定義為某個社會群體從屬于兩個（或更多）的社會階級（階層），從而在承擔狀態—角色方面處于一種不利的地位：這個群體所要求的狀態—角色同社會所賦予的，得到社會承認和保障的狀態—角色之間存在矛盾?！雹芤虼?，飽滿的政治熱情、強烈的政治意識與其政治上的邊緣性與不成熟性造成了其政治思想的活躍與混亂、政治能量的盲目釋放及政治偏激思想和政治盲動行為，從而給社會帶來一定的震蕩和不安。

（二）改革開放初期至20世紀90年代末：文化沖擊與價值流變的社會角色“偏離”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愚弄了千千萬萬青年的政治熱情，給他們心靈留下了很大的創傷，由于在這一時期許多青年被剝奪了學習科學文化的權利，使得他們深刻地感覺到自己肩負的任務與能力不相適應的矛盾，同時，遭受了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還處在調整時期，整個國家各方面秩序還在逐步建立過程中，改革的步伐剛剛起步，這使得許多青年的切身問題不能得到及時妥善的解決。

改革開放后，社會急劇變革，現代化進程加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急速發展。一方面為青年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條件，為青年成長創造了有利的客體環境，另一方面也使整個青年群體在思想意識和價值觀上有了一個質的飛躍，擴大了見識的青年開始意識到自己國家與一些發達國家的差距和現實存在的諸多不足。特定的時代背景和各種社會環境使得這個時期的青年表現出更加復雜的思想心理特征：關心政治，渴望四化，看重實際，不信空談，厭惡老一套的空洞說教；追求真理，好獨立思考；對新鮮事物敏感，不滿足現狀，憎惡專制禁錮主義，對物質文化生活的要求日益增長；求知欲強，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但與此同時又具有一些信心不足、敏感、盲從、主觀意識太強等缺點。⑤

這一時期的“偏離”現象大多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的弊害，主要集中在信仰危機、文化素養欠缺、犯罪、失業等問題上。青年開始不相信馬克思主義或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表示懷疑，加之“文化大革命”時期教育的荒廢造成的青年“文化營養不良”，使得青年的思想和價值觀表現得極不穩定。據當時的調查反映，西方崇拜、金錢至上、享樂主義、缺乏愛國心、缺乏社會責任感等成為“青年問題”的主要方面。另外，青年的犯罪行為成為“偏離”行為的一種表面化現象，進入80年代以后，青年的犯罪數比60年代增加了10倍，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問題。此外，“文化大革命”時期被破壞的教育結構以及城市化和經濟結構轉變所造成龐大的青年失業群體、經濟體制轉軌造成的青年“選擇性”離職以及“文憑癡狂”現象凸顯了青年在職業社會化中角色規范的“偏離”。

這個時期“偏離”現象的根源來自于十年動亂的影響和社會政治經濟的劇烈變革，十年動亂使得這個時期的青年顯示出很強的政治敏感性和厭惡性，注重實際，渴望依靠科學技術滿足現實需求，但由于排斥政治思想的灌輸，使得他們缺乏科學的、系統的理論和價值觀指導，思想上極易“偏離”。青年在“理論饑餓”和“理論缺氧”狀態下探索各種疑問，這使他們在費勁地走出現代迷信之后，又陷入了價值虛空。⑥

另外，改革開放大門的打開，使一些物質主義理念傳入，受到西化的青年表現出對物質文化生活的奢望，但處于經濟起步階段的國家并不能及時滿足青年各方面發展的需求，同時由于體制缺陷造成的青年創造精神的窒息，加上外來腐朽文化思想的影響，使得青年一度表現出對國家和社會的強烈不滿，甚至以極端形式宣泄情緒，凸顯了特定環境下青年急功近利、浮躁的一面。社會復蘇階段的青年表現出由失意向成熟角色轉變過程中的“陣痛”。

（三）20世紀90年代以來：開放激進與沖突叛離的個體行為“偏離”

當我國發展步入歷史新時期以來，改革開放、建設現代化、社會體制轉型、經濟體制轉軌、城市化、全球化速度都在不斷加快，各種思潮涌現，社會變動劇烈，信息化和網絡化飛速發展，各種新事物、新思想沖擊著青年的思維和心理。這樣一個數字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時代，一方面為新一代青年成長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和挑戰，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自由，另一方面對青年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客觀存在的競爭壓力也對青年產生了無形的影響。這個時代的青年思維更為活躍大膽，敢于接受更大的競爭壓力與挑戰，懷有遠大理想且務實，接受了全面系統的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對整個世界的認知能力，具有高度群體意識和社會認同感，充分享受著來自信息、網絡和全球化帶來的機遇。

然而，突破了傳統的束縛和“服從”模式，雖然有利于青年主體性的發揮，但卻破壞了心理的穩定，由此引發的集體性與個體性的沖突、價值觀的轉變、思想及行為模式的多樣化，使得這些所謂的“80后”、“90后”也成為了備受爭議的一代青年。

和平的時代環境、良好的生活條件、自由的發展空間、開放的學術氛圍使得青年在面對各種機遇與挑戰，以及紛繁復雜的現實世界時，一方面表現出蓬勃的創造力和無限的激情，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現實難以把握和適應的恐慌，進而產生一種期望通過超越自身特定時代的角色規范去滿足內心不斷膨脹的對現實世界的渴望，由此出現了一些“偏離”行為。比如早戀、超前消費、奢侈行為、婚前性行為等。與此同時，社會的快速發展、信息的高速大量流通、自由化多樣化的文化意識沖擊都使得這一代青年在如何選擇正確的行為模式和價值準則方面面臨巨大挑戰。從不斷攀升的青年自殺率，到網絡上不斷出現的青年墮落行為和激進言論，以及“富二代”現象、“曬富”現象的出現，還有逐漸引起人們關注的“蟻群”現象和大學生“選擇性”失業等，都反映出這個時期一些青年的“偏離”行為特點，其偏離的不僅是社會的主流規范，更與自身群體的角色規范相偏離，表現出個體意識的過分強化。

毛澤東曾指出，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一支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在社會主義時期尤其是這樣?？梢?，青年的發展關乎我國社會發展的前途和命運，關乎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然而，歷史和現實又告訴我們，這個活躍的群體又存在著許多“偏離”問題，直接影響了整個青年群體力量和功能的發揮。因此，我們必須以史為鑒，從現實出發，全面分析造成青年“偏離”現象出現的原因，綜合各方力量，采取多項措施，盡力減少“偏離”現象的出現，減少不和諧因素，從而整合整個社會的力量，促進青年群體和社會的共同發展。

二、預防和減少青年“偏離”現象的建議

（一）正確認識青年“偏離”現象

青年的成長與社會發展密切相關，青年在一定時期與主流價值規范存在一定的偏離是與青年自身的特點和特定的時代環境所共同決定的，社會宏觀條件在青年出現偏離行為這一現象中起著本質性的決定作用。⑦我們必須認識到，在某種程度上，青年群體所出現的偏離現象并非源于個體主觀，而是社會大環境變革發展的過程與個體身心成長過程產生的矛盾使然，這種矛盾現象在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和發展中不可避免，但絕不應具有顛覆性，否則將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因此，我們必須辯證地看待這種現象，既不能忽視這種“偏離”現象的存在，也不能因為這種“偏離”現象而片面否定青年在推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價值和地位，錯誤地評價其為“垮掉的一代”或“腦殘的一代”。青年的“過渡人”和“邊緣人”角色使得他們中的部分群體在行為上表現出些許偏差，盡管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出不確定性、不成熟性和片面性，但也從側面證明了青年群體所具有的能動性、變革性和前進性。因此，只有建立在對青年“偏離”現象的本質正確理解的基礎上，才能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去引導青年步入正軌，預防和減少“偏離”現象。

（二）各種渠道加強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青年成長離不開正確的引導。首先，必須加強對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重要性的正確認識。在不斷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加強科學文化知識培養的同時，要更加突出思想政治與道德修養的教育。新一代青年需要擁有正確的信仰，再多的知識也不能直接代替信仰來滿足需要。行為的正確性和知識的合理運用應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質為前提。在當今各種思想、文化、價值觀和理念空前自由、開放的環境下，要做好對青年理想信念和人生觀、價值觀方面的引導工作，為其指明正確方向，要將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素質的培養貫穿于青年教育的始終。

其次，不斷探索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徑。要創新教育模式，將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個性化、多渠道化，要注重教育過程的由淺入深。國家在分類引導青年的工作要求中將青年群體分為四類，每類青年由于其年齡特征、教育程度、認知水平、生活環境等的差異，對思想政治知識的攝入起點必然不同?，F代青年對于外界信息的獲取也不僅僅依靠傳統的教育方式，呆板單調、填鴨灌輸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往往會適得其反，強制性的教育手段更會引起青年的反感厭惡。因此，我們應將思想政治素質的培養著手于青年成長的方方面面，根據青年的不同類型，采用適合其特點、自然而然的方式去影響和引導，使之在有了一定程度的接受和認同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幫助他們深化認識，最終形成堅定不移的行為理念。

再次，要形成社會、學校、家庭三位一體的教育鏈。一是要創造良好的社會輿論和媒體環境。社會是一個大熔爐，在信息化的時代，輿論和媒體本身就具有塑造人格的力量，不良的信息往往和青年出現偏離行為直接相關，全社會在培養和引導青年上都擔負著重要責任。因此，良好的社會輿論和媒體環境對于有效減少青年偏離行為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二是通過學校教育促進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統化和科學化。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關乎國家和青年命運的浩大工程，前期需要外界客體的教育和引導，后期則需要主體自身的體悟和踐行。學校教育不僅要承擔思想引領的重要任務，而且要將提升青年的文化修養、訓練邏輯思維能力、優化知識結構和促進思想政治教育有機結合，培養具有傳承性的青年一代。三是注重家庭教育。家庭是個體所接觸的第一個小社會，家庭成員對青年的影響一直貫穿于生命初期到結束的整個過程。四是建立社會、家庭、學校三位一體教育格局。所謂三位一體，主要是指教育內容上的一致性，即三類不同環境所承載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方向和理念上是統一無矛盾的，否則，在青年個體在形成和樹方正確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和政治觀的認知發展過程中易出現“認知失調”，最終所形成的基礎“薄弱”的思想政治理念和道德認知在遇到強大的風波事件時往往會“不堪一擊”。

（三）為青年的正常發展創造良好制度條件

青年的發展離不開外部全面綜合的良好條件。首先，要創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環境。各級行政部門所制定的政策法規應以國家方針政策為導向，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推進各領域改革的同時，有效提升和改善民生，不片面追求眼前成效而犧牲民眾利益，全力營造一個全面有序的制度環境。另外，為青年人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政策和制度支持。除依法享有作為國家公民的所有正當權利之外，國家還應在政策、制度方面給予更多的照顧和傾斜，保障青年在成長過程中的正當權利受到保護，擁有更多選擇的機會和條件。其次，要制定和完善相應的規范約束，無論是硬性的法律法規，還是柔性的道德倫理約束，當存在明確合理的約束時，便能對青年的行為形成有效的內部控制和外部監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青年的盲目“偏離”。再次，創造一個公平、正義、誠信、和諧的社會環境。青年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來自社會的影響，一個有序和諧的社會環境能潛移默化地影響青年，以此為青年的發展提供有利的導向空間，從而從更深的層面減少“偏離”行為的發生。

注：

①A·B·彼得羅夫斯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心理學教研室譯.年齡與教育心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174-175.

②奚從清，俞國良.角色理論研究[M].浙江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1：6-7.

③葛操.公民社會能力素質研究[M].河南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53-54.

④陳映芳.現代中國青年與社會變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125.

⑤F·馬赫列爾著.陸象淦譯.青年問題和青年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23-24.

⑥鐘沛璋.為一代信任成長廣開出路[N].人民日報，1980-7-12.

⑦樂鋒.理性與躁動——關于青年價值觀的思考[M].學林出版社，2002：8-9.

⑧王軍杰.法制建設對越軌行為控制機制研究[D].天津：南開大學，2004：4-5.

作者單位 河南大學

責任編輯 顏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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