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文士與講學《:四庫全書總目》的闡釋學思想初探——以四庫館臣對宋代《詩經》學的權衡為例

姚永輝

(1.西華師范大學 文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9;

2.清華大學 歷史系,北京 100084)

超越文士與講學《:四庫全書總目》的闡釋學思想初探
——以四庫館臣對宋代《詩經》學的權衡為例

姚永輝1,2

(1.西華師范大學 文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9;

2.清華大學 歷史系,北京 100084)

《四庫全書總目》所體現的闡釋學思想,既是四庫館臣學術思想的重要內容,亦是中國古代闡釋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端膸烊珪偰俊分?四庫館臣多言及“文士”和“講學”:宋明時代的兩類闡釋者及其所代表的闡釋模式,并通過對這兩種模式的批判,意欲在超越的基礎上尋找更為合理的闡釋模式。四庫館臣對宋代《詩經》注解文本的批評之中,亦使用了這一組概念,成為研究其闡釋學思想的試金石。

四庫全書總目;闡釋學;文士;講學;詩經

誠如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所言,四庫全書的纂修和當時學風密切相連[1],《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作為解題目錄,承載了編纂者的學術思想,其撰寫者紀昀、翁方綱和姚鼐等人,代表了當時最為重要的學術力量,其思想史意義自不待多言。從清代至今,人們對《總目》作了越漸深入的研究,考證編纂過程、勾勒文化背景、分析學術立場,為窺探四庫之學奠定了基石,然而卻欠缺對其學術思想的多角度聚焦和細致解剖。就闡釋學而言,《總目》中所體現的闡釋學思想,既是四庫館臣學術思想的重要內容,亦是中國古代闡釋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事實上,只要面對經典,就必然會面臨闡釋學的問題。四庫館臣認為闡釋模式決定闡釋效果,也適應于不同的闡釋文本對象,故而他們在關注宋明的闡釋文本時,多言及“文士”和“講學”——宋明最具特色的兩種闡釋者及其代表的闡釋模式。尋繹四庫館臣對上述兩種闡釋模式所持批判態度,不難見出其闡釋學立場:超越文士與講學,建構理想闡釋。本文以四庫館臣對宋代《詩經》學的權衡為例,勾勒其闡釋學主張以及由此體現的時代學風的承轉。

一、文士闡釋模式之弊

“文士”與“講學”之說,源自久遠,亦被《總目》用來描述歸類宋明時代的學術分野,定義該時段的兩類學者,有時甚至作為對立雙方而見諸筆端。

四庫館臣所言之“文士”,可以視作“能文之士”或“文學之士”的簡稱。作為術語的“文”與“文學”在不同時代有著相異意涵。但凡考察“文學”一詞者都會追溯至《論語》“四科”之說,通過對擅長“文學”而倍受孔子贊譽的子游、子夏進行考察,不難判定孔子所言之“文學”,乃指善先王典文之意。隨著時代學術的流轉和文學風氣的突顯,“文學”一詞的內在意指被不斷疊加、轉化、更改,至清朝,“文學”便比較接近現代術語文學(literature)的意涵了。上述有趣的變化,在明末清初李颙《四書反身錄》中得到清晰呈現。李氏評價《論語》四科云:“孔門以德行為本,文學為末,后世則專以文學為事,可以觀世變矣?！炯葔?縱下筆立就千篇,字字清新警拔,徒增口耳之虛談,紙上之贅疣?！盵2]李颙斷《論語》之章,取理學崇德之意,貶斥不具道德勸誡、粗淺的文采華章,事實上,他所理解的“文學”已不再是子游、子夏所擅長之“文學”,而是唐代以降所不斷突顯的辭章之學的代稱。

“文學”乃辭章之學的理解在清人中亦相當普遍。四庫館臣所謂的“文學”,同樣是指“辭章”之學,如評價衛涇“在宋世以文學知名”[3](P1387),又說沈遘“以文學致身,而吏事精敏,一時推為軼材”云云[3](P1318),在《京口耆舊傳》提要中將“文學”與“經濟”、“書畫”并列,云:“忠烈如陳東,經濟如張愨、張縝、湯東野、劉公彥,風節如王存、王遂、蔣猷、劉宰,文學如沈括、洪興祖,書畫如米芾父子?！盵3](P521)此外,清人郭景編寫《吉州人文記略》時曾列13種人物分類撰寫,其中就包括“文學名臣”類,區別于“理學名臣”、“儒行”等。而清代地方志中也多有“文學”類人物傳記,幾乎均為精通文章之學的人。

四庫館臣用“文士”作為宋明時代善辭章的“文學之士”身份特征的標識,具體包括兩類:創作主體和闡釋主體。就前者而言,以集部為代表,四庫館臣對“文士”所創作的作品進行了點評,如“惟韓愈始以史法作之,后之文士率祖其體”[3](P1792)。就后者而言,以經部為代表,四庫館臣對“文士”的經典闡釋予以評論,如提要明代陳仁錫《易經頌》云:“大抵據文臆斷之處多,而研究古訓之處少。蓋仁錫文士,于經學本非專門也?！盵3](P64)作為闡釋主體的“文士”,在四庫館臣看來,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精通辭章之學,不太擅長經學,如前文所引陳仁錫《易經頌》提要。

第二,喜歡修飾文辭,夸張事實,認為“文士競以藻麗相高”[3](P1723),指出“文士之文以詞勝,而防其害理”[3](P1460-1461)。

第三,尤其喜歡敷衍離奇的故事傳說,“附會涂飾(故事),不免文士之積習”[3](P633)。

第四,尤好講一些奇異驚悚之故事,卻并不看重事實真相,缺乏精細的考證功夫。如提要《關氏易傳》云:“是書《隋志》、《唐志》皆不著錄。晁公武《讀書志》謂李淑《邯鄲圖書志》始有之?！吨信d書目》亦載其名,云‘阮逸詮次刊正’。陳師道《后山叢談》、何薳《春渚紀聞》及邵博《聞見后錄》皆云‘阮逸嘗以偽撰之稿示蘇洵’,則出自逸手,更無疑義。逸與李淑同為神宗時人,故李氏書目始有也?！秴侨R集》有此書《后序》,乃據《文中子》之說力辨其真。文士好奇,未之深考耳?！盵3](P48)又如提要宋劉昌詩《蘆浦筆記》云:“惟涂山啟母一條,不能辨《淮南子》之妄,而轉引后來誕語以實之,未免失之附會,是則文士好奇之弊也?！盵3](P1021)

綜上,四庫館臣認為“文士”對文本的詮釋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缺弊,如,欠缺考證功夫、憑字句發揮其意、好奇、“務為新論”[3](P762)、慣發臆斷之語、附會鑿空之義等,由此而令“文士”的經典闡釋大為失色。另外,四庫館臣還注意到宋南渡之后學風的明顯轉向,認為此后“通儒尊性命而薄事功,文士尚議論而鮮考證”[3](P1150),直斥“文士之言不足盡據”[3](P1303)。

二、講學者闡釋模式之弊

四庫館臣筆下的“講學者”,經常與“文士”對舉,從時段上來說,它主要用于宋明。從身份來說,主要指稱那些通過經文來闡發義理的個人或派別,如宋明理學家。簡言之,“講學者”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講學者批判漢學,“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3](P1),清人冉覲祖即“以講學自命,惡漢、唐諸儒如讎?！钜匝星笞⑹铻榻洹盵3](P285)。

第二,宋明講學家往往有門戶之見,“宋末元初講學者門戶最嚴,而新安諸儒于授受源流辨別尤甚”[3](P22),因此時有“各尊所聞,非公論”之說[3](P175),且不重考證,只據“理”推論[3](P104)。

第三,不重視訓詁之學,“蓋講學家之談經,類以訓詁為末務也”[3](P196)。

第四,喜高談闊論,迂腐而少學問,四庫館臣認為“講學家胸無一物、高談三代之窠臼”[3](P754),如田汝成《炎徼紀聞》提要云:“是書據所見聞而記之,固與講學迂儒貿貿而談兵事者迥乎殊矣?！盵3](P439)他們推崇“明體達用,當務潛修,致遠通方,當求實濟”之人[3](P521),如呂祖謙“雖亦從事于講學,而淹通典籍,不肯借程子玩物喪志之說,以文飾空疏”[3](P579)。

第五,講學者為了闡明“理”,常援引釋道思想?！犊偰俊吩u價《圣學宗傳》一書時說:“欲合儒釋而會通之,輯《圣學宗傳》,盡采先儒語類禪者以入。蓋萬歷以后,士大夫講學者多類此云云?！盵3](P558)

第六,講學家多不懂文學,更少雅致優美的作品傳世,因此四庫館臣才會對“詩文亦皆嫻雅有法”的周行己盛贊不已,認為“尤講學家所難能”[3](P1314);由于講學家多不善文學,對詩文作品自然亦很難給予公允的評價,如唐皇甫湜便因為“不甚解文章體例”的論斷而受到詬病[3](P1291)。

在四庫館臣看來,“講學者”的闡釋模式同樣具有各種弊病,相關批評甚為嚴厲,囊括了經、史、子、集四部。以經部為例,四庫館臣批評“講學者”斷章取義、縱橫曼衍,空談義理而忽視訓詁考證,坐而言不肯起而行,甚至據門戶之見而口舌相攻,舉以下提要言之:

蓋講學之家,於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不肯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勝。(宋張栻《癸巳論語解》)

是書……實則借《易》以講學,縱橫曼衍,于《易》義若離若合,務主於自暢其說而止,非若諸儒之傳惟主於釋《經》者也。(明孫應鰲《淮海易譚》)

其說則空談義理,不出語錄之窠臼。(清徐世沐《周易惜陰錄》)

蓋講學家之談經,類以訓詁為末務也。(清徐世沐《禮記惜陰錄》)

覲祖以講學自命,惡漢、唐諸儒如讎。故是編宗旨,皆深以研求注疏為戒。門戶之見既深,是不可以口舌爭矣。(清冉覲祖《經說》)

就史部而言,四庫館臣批評講學家尚“游談”[3](P428),喜“貿貿而談”而非“據所見聞而記之”[3](P439)。由是,講學者與具史才者自不可同日而語。在子部中,四庫館臣除了批評“講學者”的上述缺點之外,還指出講學家好發“不情之苛議”[3](P763),重悟輕修[3](P834)、喜 談 王 道[3](P844)、甚 至 有“陽 儒 陰釋”[3](P819)之弊。此外,四庫館臣還針對講學家批駁文學創作進行了批評[3](P1291)。

四庫館臣之所以對講學者的文本闡釋批駁甚巨,和四庫館臣面對漢宋之爭所持的觀點密不可分。四庫館臣在“經部總敘”中開門見山提出漢宋之爭中的立場,認為經學史的演變“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為勝。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更為糟糕的是,“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大抵數名人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囂然助之”,“名為爭是非,實則爭勝負也”,不僅大害于世道人心,更導致“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3](P1)。此外,還進一步對比了文士和講學者論爭的利弊,認為“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宗社。操觚之士筆舌相攻,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3](P1267)?？梢?在四庫館臣眼中,“文士”無非爭名,而講學家之爭,卻關乎時政,危害甚大,因此,對于講學者的文本闡釋模式,批駁甚巨。

三、理想闡釋:以宋代《詩經》學為例

綜上,四庫館臣認為無論是“文士”或“講學者”,其闡釋模式都各具缺陷,后者流弊尤甚,因此,在撰寫提要之時,有意克服上述兩種闡釋之弊,通過對闡釋的再闡釋,對批評的再批評(尤其是對講學者),來呈現自己的闡釋標準,建構超越“文士”和“講學者”的闡釋模式。當我們進一步尋繹,這些“模式”或“標準”又決不僅僅是獨立存在,事實上,它們是該時期清代學術融合與轉型的注腳和表征,其背后隱藏著諸如漢宋之學等學術思潮的關鍵性論爭,而這些恰好才是左右其評判的真正原因。以下將以四庫館臣對宋代《詩經》學的權衡為例,考察他們對“文士”和“講學者”闡釋模式的超越。

《四庫全書》中“經部”有“詩類”目錄2卷62部,宋人著作共18部;“詩類存目”2卷84部,宋代著作共5部。此外,還有大約5部作品被收入作者文集之中而名列于集部。目前可考的宋代《詩經》類著作大約有186部,除去亡佚之作,約略有60多部[4],《四庫全書》所收宋代《詩經》學著作總數為28部,約占前者的46%。之所以如此,除文獻采集較難等因素之外,還因為四庫館臣的采編標準和學術立場在編纂過程中擔當著類似過濾器的功用,如鄭樵等“離經叛道”之論根本不入其法眼。

就具體提要而言,四庫館臣的闡釋標準,集中體現為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和氣平心、務持其平,主要針對論著體例言之。如蘇轍《詩集傳》于毛氏之學“獨采其可者見于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其“不激不隨,務持其平”的立場獲得四庫館臣贊譽[3](P121-122)。又,融匯了李樗、黃櫄兩家詩解的《毛詩集解》,“李曰”、“黃曰”如下云云均采用“博取諸家訓釋名物文義,末用己意為論斷”的注解體例,四庫館臣認為體現了“不相攻擊,亦不相附合”的態度[3](P122)?！稓J定詩經匯纂》更以其“以《集傳》居先,而《序》說則亦皆附錄”的編纂體例,被四庫館臣譽為“持千古之平”[3](P123)。

其二,博采諸家、自有發明,指注解內容須以融會貫通、發明己意為要。如四庫館臣評范處義《詩補傳》“以《序》為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性情,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3](P122),稱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后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3](P124),贊楊簡《慈湖詩傳》“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3](P123)。

其三,持論有據、務求實證,指論述方法須以實證作為立論根基。此類論著以范處義的《詩補傳》為典型,四庫館臣認為在學者爭出新意的南宋,范氏“篤信舊文,務求實證”[3](P122),繼承先儒淳實謹嚴的學風,守專門之學而成一家之言,顯得尤為可貴。嚴粲《詩緝》更由于其“音訓疑似,名物異同,考證尤為精核”[3](P125),被宋代說詩之家和四庫館臣譽為可與呂祖謙《讀詩記》并稱善本,其余莫得而鼎立的佳著。

在以上標準的考量之下,四庫館臣對“不合”者多有批評。如陳輔廣的《詩童子問》便因其“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謹守師傳,分門別戶”而受到指斥,認為該書多闡發義理,少平心靜氣發掘詩意,并由此而感慨“義理之學與考證之學分途久矣”[3](P125)。此外,被列為“存目”的幾部詩經學著作,也多因不同程度違背了上述標準,而被單列在外。如王柏《詩疑》,四庫館臣便對其“攻駁毛、鄭不已,并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又并本經而刪削之”的行為多有微詞,認為囿于“門戶之見”[3](P138)。又,評程大昌的《詩論》“顛倒任意,務便己私”,是“口舌爭”的表現[3](P137)。對于首倡“廢序”的鄭樵《詩辨妄》等書,四庫館臣更是棄之不收,并多處批評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3](P120),甚至認為“自鄭樵以后,說《詩》者務立新義,以掊擊漢儒為能”[3](P135),在四庫館臣眼中,鄭樵不啻于敗壞學風的始作俑者。

雖然,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凡例》與“經類總敘”中一再申明堅持“去除私心、各取所長”的原則,然而,“我們所有的思維和認識總是由于我們對世界的語言解釋而早已帶有偏見”[5],從上述分析中,不難看出四庫館臣“以漢學為根柢”的學術偏向,因此對宋人“廢序”之說多有詰難。四庫館臣認為宋代《詩經》學的發展演變經歷了義理之學與考證之學從合至分的過程,“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俱廢,推原所始,實發于(歐陽)修?！拮魇菚?《詩本義》),本出于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后之學者或務立新奇、自矜神解,至于王柏之流乃并疑及圣經,使《周南》、《召南》俱遭刪竄,則變本加厲之過,固不得以濫觴之始歸咎于修矣?！盵3](P121)言下之意,義理之學與考證之學分途并非原初始然,只不過后來學者疑經過度,詳于義理而又疏于考據,才導致空疏之學盛行。概言之,四庫館臣認為《詩經》宋學類著作雖不乏新見,但對經典注疏的懷疑導致了部分學者放言高論、輕易“誣經”,“誹圣”。相對于《詩經》漢學,后者有時雖因保守謹嚴以致于有時穿鑿附會,然而前者誣經、非圣的流弊則更甚于此。

總之,四庫館臣心中理想的闡釋模式是:立足于考證而發揮義理。因此對于那些務立新奇、任意竄改經文、放言自恣而失之考證的論著,他們或予以批評、或根本不予采用,直接將其排除于典冊。此外,四庫館臣在《總目》“詩類”著作排序上也頗具匠心,“始于《詩序辨說》,以著起釁之由”,清顧鎮的《虞東學詩》則因“于漢學、宋學之間,能斟酌以得其平”,被列為終編,“以破除朋黨之見”,警戒后之說《詩》者。其中,不僅體現著其闡釋主張,也彰顯著他們對于本朝學術的推崇。

四、啟示:《詩經》文本的復義闡釋

從四庫館臣對“文士”和“講學者”說《詩》的批評,表明古代《詩》學中存在多種闡釋模式?！对娊洝吩谥T經中最易闡明,也最難有所定論,“詩無達詁”的事實背后實則隱藏著《詩》作為經學文本和文學文本的沖突與交織,因此“文士”和“講學者”各自所體會的“詩人之意”有較大的差異。四庫館臣正是注意到這一點,才在為《詩本義》撰寫提要之時,引述林光朝對該書的批評,并作出評判。

歐陽修《詩本義》歷來被奉為宋代《詩經》學開風氣之作,宋人多推崇此書,然而林光朝認為不過是“茍作”。林光朝讀《詩本義》時經歷了曲折的心路歷程,他在《與趙著作子直》中云:“初得之才廿五歲,如洗滌腸胃。讀之三歲,旋覺有未穩處?！盵6](P614)所謂“未穩處”正是對該書“探尋本義”的質疑。

林光朝認為歐陽修名為“本義”卻襲用前人,著書要旨與具體詩文的解釋名不副實,完全是費辭之說。以《關雎》為例,歐陽修《詩本義》云:“詩人見雎鳩雌雄,在河洲之上,聽其聲則關關然和諧,視其居則常有別,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亦常有別而不黷也,淑女謂太姒,君子謂文王也?！盵7](P2)其觀點實承毛詩舊說,林光朝批評說:“視其居則常有別,此一段卻是為先儒之說所亂,若在本義,不應爾?！盵6](P614)

又如《麟之趾》,歐陽修認為《詩序》“《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的解釋是漢代“講師以已說汨之”,“怪妄不經且與詩意不類”。他所理解的本義是:“《周南》風人美其國君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親,皆有信厚之行,以輔衛其公室,如麟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他獸亦有蹄角,然亦不以為比而遠取麟者何哉?麟,遠人之獸也,不害人物而希出,故以為仁獸。所以詩人引之以謂仁獸無斗害之心,尚以蹄角自衛,如我國君以仁徳為國,猶須公族相輔衛爾?！盵7](P9)然而,林光朝認為歐陽修的解釋也未見得高明,指出:“麟之趾,只是周南之人目之所見如公子者,乃人中麒麟,故以此引譬,此在六詩為比,比則有義,興則無義可尋也。麟之趾乃以比公子,于嗟麟兮,此嘆美之辭,二章三章只是說麟已說趾,又須說一件乃為角?！衲嗽埔蕴憬亲孕l,如我國君以仁徳為國,猶須公族相輔衛爾。如此說詩,謂之本義可乎?”[6](P615)在《關雎》例中,林光朝雖未指出他所理解的“本義”具體為何,但從字里行間我們完全可以推斷出他另有別解,并不同意漢儒的說法。而林光朝對《麟之趾》的闡釋則多從修辭角度言之,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眼中的《詩》更多呈現為文學文本的性質。

四庫館臣在《詩本義》中特意列出林光朝的批評,正是為說明“文士”和“講學”者說詩之別,即“文士之說詩多求其意,講學者之說詩務求其理”,并認為“各得一偏,互相掊擊”,“不必盡為定論也”[3](P121)。從《詩序》到歐陽修,再到林光朝,上述評論有趣地反映了《詩經》闡釋中的兩種閱讀模式:即文士求意和講學者求理,這既體現了乾隆時代的學術風氣,即以漢學研究方法作為根基,兼及義理闡發的主張,同時也突顯了清人越來越明晰的文學觀念。這恰恰表明,闡釋不能超越歷史知識和時代學風。中國古代的《詩》學歷程,也帶給我們諸多有益的思考,即我們究竟應該以怎樣的立場看待或參與經典文本的闡釋,在文本的多義闡釋中,應做出怎樣的評判和選擇,如何在尊重文本及其闡釋史的同時,寄寓新的時代精神,四庫館臣對理想闡釋的建構會帶來些啟示。

[1]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M].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1937.2.

[2][清]李颙.四書反身錄(續修四庫全書:第165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98.

[3][清]永瑢,紀昀.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3.

[4]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M].北京:中華書局,2002.

[5]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M].夏鎮平,宋建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65.

[6]林光朝.艾軒集:第6卷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2冊)[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7]歐陽修.詩本義:第1卷(四部叢刊三編:第1卷)[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Beyond the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tyle:Analysis of the Hermeneutics Thought ofSikuquanshuzongmu

Y AO Y ong-hui1,2
(1.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637009,China;
2.Department of Histor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The hermeneutics thought of thesikuquanshuzongmu,is both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academic thinking of the compiler,and an important link to the ancient Chinese hermeneutics.The compilers often mentioned two concepts“Wenshi”and“Jiangxue”,which referred to two types of interpreters(“literatus”and“philosophers of a Confucian school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patterns.Based on these two patterns and critiques,they tried to find mor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patterns.Especially they applied“Wenshi”and“Jiangxue”to their critiques on the Song notes of Book of Songs,which became the typical example for us to study their hermeneutics thought.

Sikuquanshuzongmu;hermeneutics;Wenshi;Jiangxue;Book of Songs

I206.2

A

1008-407X(2011)03-0113-05

2010-12-01;

2011-03-19

西華師范大學科研啟動資金資助項目(05B082)

姚永輝(1980-),女,四川瀘州人,講師,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和古代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