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公民教育的文化問題

鄭富興

(四川師范大學 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8)

當代公民教育的文化問題

鄭富興

(四川師范大學 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8)

公民教育討論必然涉及文化維度的思考。在全球化時代,我國公民教育更應該關注文化問題。當前我國公民教育的研究與實踐遭遇了三種文化問題:在西方文化成為霸權文化的情況下如何處理西方公民文化與我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多民族國家內部共同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關系問題,社會弱勢群體公民教育中的文化資本問題。

公民教育;文化;文化認同;文化資本

一、當代公民教育研究與實踐的文化思考

當前我國公民教育話語對于公民的理解主要有兩種角度。一是法律意義上的理解。何謂公民?就是指具有一個國家的國籍,根據該國的法律規范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自然人。因此,公民教育就是讓該國國民知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的教育,而且主要是法律權利義務。一是政治意義上的理解,從個人與國家的權利義務關系來對個人作為最基本的社會成員身份定位。因此,公民教育包括公民意識教育、公民道德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民主與法制教育和政治教育等內容,注重的是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這一理解大體符合西方學者馬歇爾對公民權利的經典分類。

對于公民的理解需要文化維度的思考。文化是公民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公民首先是某個國家的人,某一民族國家的社會成員,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普遍的個體。公民教育也是在某一民族國家內進行的。當代西方學者安東尼·D·史密斯認為,“現代民族是一個由共同的法律規范統治的共同體,因此在這樣一個共同體內成員資格既是一種法律地位,也是一種社會身份。公民被理解為這樣一個人,他享有該民族的公共文化而對其他公民行使某些權利,履行某些義務?！盵1]現代民族國家是基于共同文化而建構起來的。何謂文化?文化是生活方式與意識形態的總體表現。因此公民既是一種政治存在,也是一種文化存在。每個公民都具有一種民族文化身份。公民教育通過公民生活來實現的,而公民生活也是某一文化的反映。因此,公民教育的研究與實踐必然需要文化維度的思考。

我國公民教育的研究與實踐更應該關注公民教育的文化問題。這是因為我國公民教育的問題意識、理論資源、內容方法主要來自于西方國家。在這種文化差異情境下,我國公民教育的話語與實踐具有天然的文化意識。

在公民教育理論的探討中,西方公民教育理論如何中國化成為理論界關注的問題。如檀傳寶指出:“中國人當然應當在吸收國外先進經驗的同時,基于中國社會的實際考慮自己的公民教育設計。我們既不能制造一個讓別人完全不懂的公民教育概念,但是我們也要反對公民教育上可能存在的‘文化殖民’?！盵2]很多人都主張,公民教育不能離開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不能脫離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和基本精神,要求在公民教育過程中做到公民教育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德的承接。有人根據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思想,也從多元文化教育理論的角度思考少數民族公民教育模式,探索多元文化基礎上的公民培養機制。[3]

在公民教育實踐中,如何培養年輕人的文化認同也逐漸成為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標。如1996年香港《學校公民教育指引》就是改變香港原有的殖民教育,增加以培養民族、國家認同為首要內容。[4]雖然公民教育具有一定的中立性或普遍性趨向,但是無根的公民教育還是對“公民”的教育嗎?中國現代公民教育首先意味著公民的身份是中國人,是在中國這一文化共同體里實施的。文化認同是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形式和價值觀的接受和歸屬。這種文化認同是中國現代公民教育的民族性的表現。

因此,我國公民教育的研究與實踐要關注文化視角的思考。公民教育的文化思考就是要求培養公民表達自己文化權利的意識和能力。這種表達既是個體的表達,如對于個體文化身份的自我抉擇,也是群體的表達,在中西文化之間、社會階層之間、文化族群之間的文化沖突中表達自己的權利。

本文擬對我國公民教育的研究與實踐中遭遇到的文化問題進行一個初步梳理,主要是分析在全球化時代我國公民教育遭遇的三種文化問題。這些文化問題意味著當代我國公民教育的一種文化轉向。只有正視這些文化問題,才能形成適合我國文化與國情的公民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二、全球化時代的公民教育:霸權文化與文化認同

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公民教育中的價值和作用上,我國公民教育的話語存在一種批判與肯定的矛盾。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統治,使得我們的國民嚴重地缺乏公民意識。他們批判過去的教育是臣民教育,主張公民教育就是讓學生習得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等公民價值觀。如有人認為,在我們日漸融入現代性世界大潮之今天,至為關鍵的不是我們是否能夠保持自己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之類的文化問題,而是如何建設一個現代性的共和、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的政制問題。[5]這些話語對傳統文化和傳統國民教育持一種批判態度。他們批判的依據就是西方公民教育的話語。與此同時又有許多學者指出,西方公民教育理論必須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找到在中國根植于中國思想文化中的切入點,才能使公民教育具有可能性和實效性。比如,有人認為,雖然以儒家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從未提出過“公民教育”的范疇,但是公民教育的思想卻始終存在于傳統教育之中;只有把傳統教育的精華與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相結合,中國的公民教育才能體現其民族性和現代性。[6]

就實踐而言,2005年出版的《新公民教育讀本》,在內容上包括了公民道德、公民價值觀、公民知識和公民參與技能四個方面。其中,公民道德包括寬容、感恩、誠信和尊嚴等主題;公民價值觀包括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以及與自然和諧共處等主題;公民知識包括民主政治、政黨制度和司法公正等主題;公民參與技能包括與人溝通、講演、參與選舉、處理糾紛和維護權益等主題。這些內容被人們認為是突破和超越傳統的德育教材和政治教材的嘗試,強調世界眼光,突出西方文明蘊含的人類普世價值。[7]但是對于如何處理中國與西方的政治文化、傳統文化的關系,如何處理讓學生認同來自所謂的“普適性價值”與培養現代公民對民族的傳統和文化的歸屬感的關系等都沒有涉及到。

這種對于傳統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關系的矛盾態度體現的是我國與西方公民教育的文化沖突,這是我國公民教育面臨的第一個文化問題。這也是所有非西方國家公民教育研究與實踐面臨的共同問題。對于西方公民文化中宣揚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以及對于內容和方法的一套做法,我們一般都認為具有普適性。這些公民價值觀是西方文化的深層次內容。而文化深層次的價值觀、思維模式等因素是一種文化特殊性的決定因素,也是很難被借鑒和移植的。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時代,“文化霸權”使得非西方國家對這些標榜為普適價值的公民價值觀持一種審慎甚至是警惕的態度。美國學者羅伯特·賴克認為,在全球化時代,現代民族國家面臨的主要任務“將是對付割斷公民聯系紐帶的全球經濟的離心力,賦予最有技能和洞察力的人更多財富,而使技能欠佳的人陷入日趨下降的生活水平?！盵8](P1)經濟全球化產生的“離心力”就是指經濟全球化使民族國家的公民沒有對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認識,沒有對自己國家的歸屬感,即國家認同感的缺乏。經濟全球化的邏輯即是市場邏輯,信奉自由價值觀。它要把世界變成一個統一的世界市場。在市場邏輯下,一切事物都以市場的接受程度為標準。為此,經濟全球化需要鏟除一切文化傳統的特殊性,抹煞各個民族文化自身的特性。如羅斯·普爾所言,“資本主義市場用武力來消滅前現代社會在文化上孤立的和異質的共同體的存在?！盵9](P100)同時,伴隨經濟全球化,西方文化 (從形式到價值觀)也逐漸成為強勢文化和霸權文化。這包括一種全球性的消費文化。經濟全球化不僅帶來全球性生產,其世界市場必將也要求全球性的消費。全球消費主義帶來了消費文化的產生,如已成為龐大的跨國工業的娛樂業和旅游業,改變了個別民族國家的生活方式并使之趨同化。全球性的消費文化改變了青少年對自己民族國家的現實、歷史、地理感的形象,也改變了他們的存在形式和形象,自然也改變了其對所在的國家形象的認識和接受,使年輕一代淡忘了自己的政治責任,自己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認同。西方文化的這種沖擊是在“現代化”的名義下進行的。非西方國家面臨的傳統文化的現代性困境問題使得我國公民教育要考慮當代青少年的文化認同危機。

因此,在全球化時代,西方文化成為霸權文化的情況下,我國公民教育的研究和實踐面臨著如何處理西方公民文化與我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公民的文化身份要求公民教育應培養公民對民族的傳統和文化的歸屬感。我國現代公民教育的話語不僅要談論培養年輕人具有公民道德、公民價值觀、公民知識和公民參與技能等具體的目標,更要關注文化意義上的公民形象:未來的中國人應該成為什么樣的國民,我們今天怎樣做中國人,以什么樣的公民形象屹立于世界?只有這樣,我們的公民教育才能具有其民族性和現代性,只有具有現代性和民族性的公民教育才能培養出具有傳統根基的現代中國公民。

三、少數民族地區公民教育中的文化認同問題

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我國公民教育的文化問題還要處理共同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關系問題。少數民族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文化地位如何界定。這是我國公民教育面臨的第二個文化問題。

由一系列權利與責任規定出來的公民資格不僅僅是一種地位,它也是一種身份認同,表明了一個人是一定政治共同體的成員。[10](P262)這種身份認同包括對群體或制度 (現代民族國家)的認同。當然,這是基于地位平等和政治自由下的認同。這種認同既包括政治認同,①更包括文化認同。因此,少數民族地區的學校公民教育實踐面臨著一種雙重文化認同的矛盾:一是國家層面的共同文化的認同與本民族文化認同之間的關系問題;二是現代化沖擊下對本民族傳統文化歸屬的問題。

現代公民教育是民族國家內部進行的,是國家整合的重要工具。[11]因此,這種整合往往強調一種對“共同文化”的認同。但是在多民族國家里,情況卻有所不同。少數民族地區這一話語本身就意味著民族差異和文化差異,即與共同文化和其他民族的差異。按照西方社群主義的觀點,歷史記憶、文化傳統是個體自我認同的重要源泉。如果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涉及國家政治和民族文化兩個方面的特性,因而其認同的資源也來自這兩個方面,那么民族地區的公民教育就會遇到文化沖突的問題。如果多民族國家里的公民教育也強調社會整合和“共同文化”的認同,那么,少數民族如何保持對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呢?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合法性遭到質疑的當代,這些少數民族地區公民教育的問題是我國公民教育不能忽視的文化問題。因此,在少數民族地區,公民教育還面臨著個人如何處理民族文化和國家層面的共同文化之間的認同問題。這是少數民族地區實施公民教育的特殊性所在。

公民教育需要民族文化傳統作為依據,而且多元文化的素質和態度也成為現代公民教育的重要內容。但是作為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認同問題不僅會遇到與國家層面的共同文化的關系問題,而且與非西方國家和民族面臨的普遍問題一樣,面臨著傳統文化的現代困境問題。在我們對于四川藏區某藏文中學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當代藏族學生雖然有很強的民族認同感,但是已逐漸趨于靈活和變通。很強的文化認同感反映在宗教意識、民族服飾與節日等傳統文化形式的態度上。對于傳統文化的各種形式或符號,藏族學生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的態度與漢族地區學生都是差不多的,傳統文化的傳承與認同受到了沖擊。這反映出,藏族學生的文化認同也逐漸受到西方文化主導的現代化的影響。

面對這一挑戰,“文化自覺”、“多元一體”成為少數民族地區公民教育的重要指導思想。②通過文化自覺,使民族地區學生了解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歷史,在面臨現代西方文化的沖擊下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自信,形成自己的文化認同。這包括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優秀遺產。學校教育應該尊重民族學生的文化及其優秀遺產。文化自覺意味著我們的公民教育要立足于各自豐富多彩的文化傳統之中。文化自覺更說明我們公民教育承認差異下的認同。民族地區的公民教育強調“文化自覺”,就是承認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權利,讓民族地區的學生也認同自己在文化繼承與創新中的責任。這一責任也是公民責任的應有之義。但是,所有這些文化自覺最終都指向“多元一體”,即融匯成為共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既要強調過去,更要基于現在和未來,在共同地域里,認清共同利益,追求共同的未來。西方的差異公民觀認為,在一個國家中,人們不僅屬于同一政治共同體,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屬于它,也就是說,有的人是作為個人而被包括進去的,而有的人則是通過一個群體內的成員身份而進入的。泰勒將此稱為“深層的多樣化”,并堅持認為這是多民族國家保持統一的“唯一辦法”。[10](P273)這樣,保持文化的多樣性,正視民族國家內部的對立的多種文化形式,把民族地區的文化認同視為國家認同的不同方式,就是公民教育“多元一體”追求的目的。多元一體需要文化自覺,沒有經過文化自覺的“多元一體”必然不能夠成為“一體”——一種政治文化共同體。

四、社會弱勢群體公民教育中的文化資本問題

眾所周知,現代公民不是附屬于他人的臣民,而是人格平等的“公民”。公民對于現代民族國家的認同和歸屬的先決條件是社會成員的地位平等和政治自由。[12]在一個國家內部,這種社會地位平等往往很難獲得,因為他們屬于不同社會階層的群體。盡管他們也擁有共同的公民資格,但是由于缺乏教育與經濟資源而被排除在“共同文化”之外。這些群體的成員之所以感到排斥,不僅僅由于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而且因為他們的社會文化身份,即他們的“差異性”。[10](P262)

比較典型的就是農民工及其子女這一群體。農民工屬于城市的弱勢群體。當前國內對農民工的公民權利問題關注也很多。而人們關注的一般是其社會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利。收入水平低、工作環境差、權益難保障、子女上學難、生活環境惡劣、文化生活單一無一不是影響到他們自覺社會地位低的重要因素。而這些因素中,尤以權益難保障和生活環境惡劣影響最大。[13]這說明文化權利也是他們非常重要的公民權利。文化權利平等是人格自由平等的表現。比如,社會政治權利中,言論、出版、結社等政治自由對農民工來說是一句空話,因為農民工由于群體文化知識的匱乏,缺乏以書面表達意見和愿望的能力。而城市媒體對他們的關注很少。

如前所述,現代公民社會意味著人與人之間地位平等和政治自由。但是社會分層的客觀現象造成了一個國家里人們的社會地位不平等。根據韋伯的三位一體階層觀點,社會分層不僅具有經濟標準和政治標準,還有著文化標準。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不僅僅是政治的和經濟的不平等,還有文化上的不平等。文化不平等也是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文化上的不平等就是文化資本擁有的多寡。特納將布迪厄 (Bourdieu)的文化資本定義為“那些非正式的人際交往技巧、習慣、態度、語言風格、教育素質、品味與生活方式”。[14](P192)文化資本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并以教育證書的形式被制度化。文化資本是作為一種理論假設被用以解釋兒童由于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取得不平等的社會成就。[15](P47)文化資本的多少決定著現代公民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獲得。某一群體或個體的文化資本貧弱往往就意味著它們處于一種文化的邊緣和被忽視的地位,意味著他們不能平等地參與國家的政治與社會事務。因此,社會弱勢群體的文化資本問題成為現代公民教育面臨的又一重要挑戰。

文化資本是一種權力形式。文化概念不是中立的。實際上文化資本的概念已被植入了權力的概念。文化與意識形態和權力密切相連。因此,文化被認為是一種意識形態和政治的范疇,而不是通常理解的人類學建構 (一種無所不包的中性社會科學范疇)。這一概念有助于我們重新肯定政治、文化和教育學之間相互聯系的確切性。文化的政治性意味著文化權利成為重要的公民權利。因此,社會階層文化資本的多少也是其社會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利的報紙,因為它們能相互轉換。

從文化資本的角度來看,社會弱勢群體和邊遠群體的公民教育就成為了一種文化自覺和文化批判。這種文化自覺就是這些弱勢群體的社會階層對自己的文化處境、文化訴求和文化資本的自知之明,并自覺主動去改善自己的文化地位。具體而言,就是在教育制度改革中體現教育公平和教育正義,在具體的教學中訓練這些弱勢群體的文化表達能力 (包括讀寫算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喚醒自己的力量,加深了學生對于自身生存 (包括社會價值準則)的局限性的認識,逐步認清自己與社會、他人的關系,發現自己的內在價值和被埋沒的心靈,成為一個自強不息的、有尊嚴的人,成就具有人格自由的現代公民。

因此,公民教育要關注社會弱勢群體、關注社會文化身份的差異,不能把這些群體或對立文化形式排除在“共同文化”之外,基于正義、平等這些價值來進行公民教育,就是意味著關注各個弱勢群體的非主流、非共同文化,創造一個公正的公民社會。

[注 釋]

① 公民教育中的政治認同以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相統一為基礎,去理解個體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和責任。

② 這兩個概念都是費孝通先生提出來的。他于1997年提出的“文化自覺”,其內涵就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對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勢,并對文化轉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費孝通《文化自覺與21世紀中華文化發展》,《炎黃春秋》1999年第3期。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則是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其中“一體”指中華民族這一實體,“多元”指中國境內的56個民族,這是大格局。參見費孝通主編的《中華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22-424頁。

[1] 安東尼·D·史密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主義[M].龔維斌,良警宇,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2] 檀傳寶.當前公民教育應當關切的三個重要命題[J].人民教育,2007,(15-16).

[3] 張英魁.多元文化教育視角下的少數民族公民教育[J].廣西民族研究,2005,(1).

[4] 朱白薇,孟慶順.香港公民教育與文化認同 [J].鄭州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1).

[5] 高全喜.文化政治與現代性問題之真偽——兼評張旭東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J].博覽群書,2006,(10).

[6] 黃可波.論傳統文化在現代公民教育中的作用[J].理論前沿,2003,(10).

[7] 王雄,朱正標.公民教育:新的起點與探索——2005年中國大陸公民教育現狀概述 [R]//2005年中國教育發展報告 (教育藍皮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8] 羅伯特·賴克.國家的作用:21世紀的資本主義前景 [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

[9] Ross Poole.Morality and Modernity.Routledge,1991.

[10] 威爾·吉姆利卡,威尼·諾曼.公民的回歸:公民理論近作綜述.毛興貴,譯. [M]//許紀霖.共和、社群與公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11] 劉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教育 [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12] 徐賁.文化討論與公民意識 [J].讀書,1996,(7).

[13] 劉鵬.農民工為什么覺得自己是二等公民 [N].中國青年報,2008-01-12.

[14] 喬納森·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 [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15]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A. H.Halsey (etc.) (ed.) . Education : Culture ,Economy , and Societ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The Cultural Issues in Citizenship Education

ZHENG Fu-xing
(Multiculture Research Center,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PRC)

Cultural issues are indispensable partin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ie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our studies and practice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issues.To be specific,citizenship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need to address three cultural issues: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civic culture as hegemonic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culture and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y;the cultural capital for the citizenship education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citizenship education;culture;cultural identity;cultural capital

G40-055

A

1674-5779(2011)02-0001-05

(責任編輯張永祥/校對一心)

2011-03-05

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四川少數民族地區公民教育模式研究”研究成果

鄭富興 (1974—),男,四川隆昌人,四川師范大學教授,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學博士,主要從事道德教育、比較教育、教育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