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政治制度的“特色”從何而來——以歷史文化的視角觀察

★ 湖南省社會主義學院院長，中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胡旭晟

自改革開放以來，每當談及我國的發展道路，我們總會主張和追求自己的“中國特色”；而在回應我們為何不能走西方式的發展道路（特別是政治發展道路）時，我們也總會強調和堅持我們的“中國特色”。然而，我們的“中國特色”究竟從何而來？其“源頭活水”對當今中國的政治制度又有著怎樣的影響？這無疑是我們理解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關鍵之一。

多年來，由于“中國特色”這一概念的頻繁使用，各種不同的解讀也隨之而起。我常常聽到兩種說法，一曰：凡是西方的東西到中國變了味就是“中國特色”；二曰：凡是我們說不清楚的東西就是“中國特色”。其實，細細體會，這兩種說法均有其道理。先看第一種說法。中國古代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桔生南為桔，桔生淮北為枳”。這說明，中國古人很早就發現，同一種植物，生長在不同的氣候和土壤環境下，便會有十分不同的結果。植物如此，作為因人而異的文化和制度當然就更加如此了。

那么，賦予當今中國政治制度以“特色”的“土壤”和“氣候”究竟是什么？我以為，中國淵遠流長的歷史文化是其中的首要因素。

不過，談及中國的歷史文化，我們在驚嘆其輝煌燦爛的同時，也難免會質疑其對當今中國社會、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實質性影響。的確，在經歷了五四運動的洗禮、“文化大革命”的毀滅式破壞等近現代的種種根本性沖擊之后，人們完全有理由對此產生懷疑，以致常有人說，傳統文化在當今中國大陸的存留遠不如臺灣地區，甚至在某些方面還不如新加坡和韓國。

如何評估歷史文化對當今中國及其政治制度的影響，這無疑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如果我們稍加留意就會發現，自從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在國際場合越來越多地談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及其現代意義。比如，胡錦濤總書記2006年4月在耶魯大學發表演講時說：“今天，我愿從中華文明歷史流變和現實發展的角度，談談當代中國的發展戰略和前進方向，希望有助于美國人民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國?！?010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全國“兩會”結束時的國內外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去臺灣的愿望依舊是那么強烈，因為我認為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強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這些說法，難道都是偶然的么？

以我個人的觀察，雖然從表層（比如制度層面）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似乎已經斷裂，但其實，其內在的精神和靈魂不僅始終存續著，而且依然是當今中華民族行動的核心價值，依然是中國人觀察世界和處理事務的根本性思維，因而也對當今中國的政治制度產生著根本性的影響，它們是現代中國政治的內在基因！

從政治領域來看，深刻影響甚至決定著當今中國政治制度和政治發展模式的歷史文化基因，主要是以下三個方面：

（一）中國文化是一種高度強調“和合”、“合作”、“和諧”的文化周知，中華文明發端、繁衍于黃河與長江流域，其自然環境的基本特點是氣候溫暖、雨水充沛、土地肥沃，非常適宜于農耕。在這種自然環境和農耕生產方式下生活的中華民族，其最基本的生活感悟是“靠天吃飯”，而其哲學升華則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這與西方文明大不相同?，F代西方文明發端于古希臘，大約在公元前12世紀，北方的多里安人大舉入侵，希臘人被迫進入大海，前往小亞細亞，其間航海殖民的過程，便孕育了現代西方文明的根本精神。遠古時期大海航行的種種艱難，讓希臘人深深感受到了人與自然的矛盾和“人定勝天”的必要，而其哲學升華則是“天人兩分”，甚至是“天人對立”的宇宙觀。

發端之初生活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天人關系這一哲學問題的不同看法，導致了中西之間文化的種種根本性差異。比如，在西方，由“天人兩分”的哲學觀出發，其文化的基本傾向是崇尚對抗和制約，這從古希臘柏拉圖的哲學、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到古羅馬的政治體制，再到中世紀歐洲的社會政治結構，無不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也因此，西方人的冒險意識、進取精神和競爭意識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遠勝于中國人。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現代西方的基本政治框架為何是“三權分立”，其國家結構為何多采取聯邦制，而其主流政黨制度又為何是競爭式或對抗性的兩黨制和多黨制。

反之，中華文明則截然不同。由“天人合一”這一根本性哲學理念出發，中國文化對于“和合”與“合作”、“和諧”的追求和強調遍及于生活的各個領域，比如，在政治領域崇尚“政通人和”，在經濟生活中講究“和氣生財”，在社會領域主張“和為貴”與“家和萬事興”，在美學與藝術之中追求“以和為美”，等等。這種強調“和合”的文化精神歷經數千年的積淀，已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種族“基因”，構成了中國人的一種內在靈魂。正因為如此，2010年國內的一家民意調查機構在發放問卷，征集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精神的文字時，“和”字毫無爭議地高居榜首。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為何我國的政黨制度是多黨合作制而不是對抗式的兩黨制或多黨制，為何幾年前中央一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就立刻引發各界的廣泛共鳴和高度認同（盡管這決不是全部原因），以及我們在諸多制度和文化的細微之處為何與西方大不相同，比如我們為何叫“合同”而不叫“契約”，以及西方的對抗制訴訟模式為何會在當今中國遭遇困難。

（二）中國文化是一種高度注重“集中”和“統一”的文化

中國傳統社會有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這就是“大禹治水”，為了治水，夏禹三過家門而不入，感人至深。不過，“大禹治水”之于中華民族的意義和影響，決不僅僅在于它為中國歷代官員樹立了一個崇高的道德楷模，更為重要、也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它開創了中國古代第一個專制王朝，而夏禹則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國王?？蓡栴}在于：第一，大禹為何能夠開創中華文明的第一個王朝？第二，在夏朝之后，中國傳統社會歷經數千年的變遷，為何“王朝”這種政治統治方式始終未能改變？第三，到20世紀，因為現代民主政治的歷史潮流，王朝覆滅了，但王朝這種歷經千年積淀的政治運作機制對現代中國有何意義和影響？

所有這些問題的解答，都須首先回到“治水”。如前所述，中華文明發端于黃河、長江等大河流域，其主要生產方式是農耕，而農耕經濟的首要命脈是水，所以，中國老百姓常說的“靠天吃飯”，其實主要是靠（雨）水吃飯。然而，在依附于大河流域的中國傳統社會，水恰恰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大問題，有時太多，形成洪澇；有時又太少，形成干旱。因此，“治水”（防洪與抗旱）便成為人們生產生活中需要時常面對和解決的頭等大事?？蓡栴}在于，要真正有效地治水，就必須大規模地調集資源，必須有大范圍的協作，而這種運作自然無法由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本身來提供（這與大協作式的現代工業完全不同）。由此，權力高度集中的大一統的政治運作就不可避免，因為正如美國學者魏特夫所說，治水“這樣的工程時刻需要大規模的協作，這樣的協作反過來需要紀律、從屬關系和強有力的領導”。很顯然，這便是專制王朝在遠古中國得以產生的根本依據之所在。

可以想見，正是由于當時社會對于“治水”的強烈渴求，以及大禹本人杰出的能力和品格，他才成為舉世公認的治水英雄；也正是依托于夏禹在治水過程中建立的崇高威望和以他為中心的龐大組織系統，中國的第一個專制王朝才得以真正建立。自夏朝之后，雖然政治統治者不斷更替，但中華民族始終繁衍于大河流域，中國傳統社會也始終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因之，“治水”便始終是古代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所以王朝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運作方式便始終無法改變。在這種意義上，完全可以說，中國遠古的大河文明以及農耕生產方式，既成就了“大禹治水”的英雄傳說與道德典范，也催生了典型的“治水社會”和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運作方式，并引發了中國人求“中心”（“中國”一詞便是最好的佐證）、講“統一”、重“集中”的政治思維習慣。即便是到了20世紀，盡管中國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經濟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幾千年積淀下來的政治思維定式和政治運作習慣依然在強固地延續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現代中國人的政治思維和政治運作，更何況“治水”在現代中國依然是個十分重要的政治話題。

這里還需指出的是，強調“集中”和“統一”在中國傳統社會不僅是政治的運作方式，也是社會的主要組織方式，其基本表現形態便是大家族常常世代集聚而居，家族往往承擔著基層政權的組織功能和管理職能，并與擔負著國家管理職能和政治組織功能的皇族遙相呼應。于是，大一統的政治運作與大家族的社會結構相互支撐、相互強化，使得注重“集中”與“統一”成為中華民族又一個十分重要的文化基因。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更加深刻地理解：為何我們多民族的祖國雖然歷經數千年的風霜磨難卻始終沒有分崩離析，為何“落葉歸根”會成為我國無數外出的游子念念不忘的情懷，為何數以萬計的海外華人華僑會成為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與世界溝通的橋梁，以及，為何當今中國的基本政權組織方式是議行合一而不是西方式的三權分立，國家結構為何是單一制而不是聯邦制，我們的政黨制度為何在以多黨合作制為基本形態的同時還要強調共產黨的領導，我國的刑事訴訟結構又為何以職權主義模式為主導，等等。

（三）中國文化是一種高度注重社會秩序和整體利益的文化。

任何一個國家的組織與管理都必須面對兩個常常相互分離、甚至彼此對立的基本單元，這就是社會與個人，或整體與個體。同時，從歷史的演進來看，在這兩個基本單元之間，每一種文明都各有其側重，往往是或以社會或以個人為原點來設計其組織和管理的基本方式，并由此厘定其文化的核心價值。在這里，很難說哪一種方式更好，更不能說哪一種方式不好，但很明顯，其中的文化差異以及不同的政治影響是巨大的。

眾所周知，西方文化以個體為原點，崇尚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是其顯著特征，而個人主義則是其核心價值體系。這樣的文化精神遍及于西方社會的各個領域，比如，2010年6月27日，冰島頒布法律正式認可同性戀合法，這無疑是對個性自由的又一次制度化確認，而就在這一天，冰島的女總理也正式宣布與相戀多年的同性伴侶完婚，這無疑是西方式個人自由的又一次充分展示。其實，現代西方的政治制度設計均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石的，其典型代表就是普選制，一人一票，各自獨立，人人平等。因此，我把西方式民主稱為個人化民主。中國文化則不同，我們以社會為原點，文化的主流強調整體利益，注重社會秩序，在個人、家庭與社會、國家之間優先強調社會和國家。大約從2008年開始，有一首網絡歌曲在我國十分流行，歌名叫《國家》，其中一句多次重復的核心歌詞是：“有了強的國才有富的家”。2010年10月7日，《參考消息》經過采訪，編發了一篇文章《歐洲人究竟怎樣看中國》，其中，一位希臘女護士說：“中國人給我的印象是每個人都非常驕傲和堅強，而且愿意為共同的目標而犧牲個人利益，這一點希臘人等西方人很難理解，也很難做到?！?/p>

中國文化這種注重整體利益和社會秩序的精神品格對當今中國的制度設計和政治運作有著十分深刻的影響。比如2003年，我國大范圍爆發“非典”，面對這一場突如其來的大規模公共衛生事件，我們事先毫無準備，也毫無經驗，并且基礎條件又很差，因而西方世界普遍預計中國需要兩至三年才能徹底解決。但結果是，我們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就成功地克服了危機，讓西方社會大為吃驚。我們成功的原因自然有很多，我以為其中有一點十分的重要，那就是緊急隔離——當衛生防疫人員在車站、碼頭等人員密集的公共場所發現有人有發燒跡象時，便立即帶上車，隔離起來，且一隔離就至少一周以上！這可以說是2003年我國克服“非典”的絕招之一，但卻是西方人無法想象的，因為隔離就意味著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對個人自由的極大侵犯，因而在西方，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須經由嚴格的法律程序，或由國家宣布緊急狀態，或經法院判決，即便是警察也只能在特定條件下在極短的時間內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否則就將遭致強烈的社會反對和嚴重的法律后果。然而反觀2003年，我們在應對“非典”期間，上述緊急隔離在全國范圍內大批量發生，且幾乎沒有經過任何正規的法律程序，甚至常常連警察都未到場，卻不但沒有遭遇社會的普遍反對，反而獲得了一致的支持和配合！為何能夠如此？就是因為中國文化在總體上是一種強調整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社會秩序優于個人權利的文化，就是因為中國人在關鍵時刻都“愿意為共同的目標而犧牲個人的利益”！

再回到本文開頭的話題：我們的“中國特色”究竟從何而來？我要說，雖然不是全部，但其十分重要、甚至主要的因素，來自于我國輝煌燦爛而又獨具魅力的傳統文化！為何有人說“凡是我們說不清的東西就是中國特色？”那是因為，自20世紀以來，許多人用來言說的概念詞匯、甚至思維方式均已西方化了，用西方的思維方式和概念詞匯來言說中國傳統的東西，很多場合的確是說不清楚的！話到此處，我不得不提及，自從歷史的車輪進入21世紀以來，就連西方社會也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當今中國的政治制度正越來越充分地展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何以如此？我不禁又想起了朱熹的名句：“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