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士瑩先生的學術生涯與《話本小說概論》※(附:《胡士瑩學術年表》)

·寧稼雨·

校訂完胡士瑩先生的《話本小說概論》，我的腦海中胡先生的人格形象和學術品格也就如同照片在顯影液中起反應一樣逐漸清晰起來。

關于胡士瑩先生的生活時代和學術背景

生于1901年的胡先生可謂與世紀同生。他經歷了晚清王朝、北洋軍閥政府、民國政府(還包括日本統治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四屆政府。親眼見證了中國由封建王朝向現代文明社會的轉變。這個時期正值中國社會轉型，各種內憂外患齊聚，國人飽受各種傷痛。這樣的生存背景，注定了深受傳統士大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觀念影響的胡士瑩和大多數文人一樣，盡管沒有投筆從戎，戰死疆場，但心中卻放不下那滿目瘡痍的祖國?？箲鸨l后，正是胡士瑩先生在上海任教時期。他以一個普通文人的身份，加入以吟誦愛國抗戰為主調的文人詩社“午社”。1941年還應邀參加了夏承燾先生在上海發起的“龔定庵逝世百年祭”活動，暢訴愛國衷情。次年他在寫給夏承燾先生的詞中道:“……甚日江山恢復，故國鵑聲切，悲笳正咽。無窮心事，剩有詩腸杜陵熱”。表達出與杜甫一樣的愛國熱情，并且還把獨生子送到新四軍，鼓勵其奮勇殺敵，光復祖國。這樣的經歷和背景既是他人格的寫照，也是他后來從事文學研究，解讀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比較關注社會現實的社會基礎。

自明清以來，江浙地帶一直就是中國文化的繁榮地區?？芍^人杰地靈，名家輩出，碩果累累。胡士瑩先生畢生生活工作在這個環境里，受到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和影響，具備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據說他十歲之前就能把《四書》倒背如流，并且工于詩詞，十五歲所寫詩詞已經享譽鄉里前輩。后來無論是在家鄉中學教書，還是在上海大學任職，都經常和同僚朋友往來唱和，吟詩誦詞，多有佳作。1930年，曾將所填詞佳作結集為《霜紅詞》在揚州出版，得到吳梅、浦江清、陳運彰等名家的盛贊。吳梅先生稱他以其“婉和韶令之韻”的獨具風格，抒寫自己的“華年哀樂”，卓然成家。浦江清在長詩《寄題胡宛春霜紅簃填詞圖》中，稱贊說“蕙風(近代著名詞人況周頤號)云歿彊村(著名詞人朱孝臧號)耄，天下音聲付年少。浙中并起有三人:宛春、徐(聲越)、陸(微昭)皆馳妙”，而霜紅詞“風雅不隨甲馬廢，通介竟與俗人殊”。詞學家陳運彰后來也說:“胡君宛春嘗衰其三十歲以前之作為《霜紅詞》，蓋確乎能自樹立者矣!”

不僅如此，胡先生還寫得一手好字。他曾遍臨漢唐名家碑帖，又能自成一家，風格自立。胡先生的書法曾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展出，其小楷字帖《魯迅詩選》(內分甲體、乙體)也曾由上海書畫出版社為他出版，甚得書法界的好評。香港《書譜》曾載文稱:“胡老工書法，生平臨《蘭亭序》數百通……其臨馮承素蘭亭，尤為神似，所見無出其右?！彼暮糜?，復旦大學徐震堮教授在《〈宛春雜著〉序》中特別指出:“他晚年在杭州大學任教，主要講話本小說這一門課，大家只知道他是這一方面的專家，除了少數幾個老朋友外，很少人知道他在詩詞書法方面的造詣，在當代名流中，是屈指可數的?！?/p>

另一方面，自近代，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西方學術思想和方法不斷傳入中國。而上海一直就是接受外來文化和學術思想的前沿和窗口。被稱為“海派”的上海文化和學術明顯具有以開放姿態吸收外來文化和學術思想的特質。處在這樣的學術環境和背景中，胡士瑩先生既有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和國學功底，又能接受新思想和新方法，形成20世紀中國學人特有的學術品格。

關于《話本小說概論》的學術價值

丹納認為地理環境是影響和造就一個文學團體乃至一個文學時代的重要因素。我認為這個論斷也適用于學術研究。江浙一帶不僅是自明清以來白話通俗小說的集中繁榮地，而且也是近代以來明清小說、戲曲研究名家輩出的地區。王國維、魯迅、趙景深、葉德均、王古魯、馬廉、譚正璧、浦江清、任二北……都是江浙一帶人。這些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故鄉文化氛圍的影響，把研究體現故鄉文化特色的小說戲曲作為自己畢生從事的工作和事業。而胡士瑩先生也是這個群體中的重要一員，他在話本小說研究領域作出的成就繼魯迅之后把該領域的研究推向一個學術制高點，不僅惠及后人，而且至今也無能出其右者。

和傳統的幾種高雅文學樣式(詩詞散文等)相比，古代小說戲曲不但其文種的形成繁榮大大滯后，而且相應的學術研究也無法和詩文研究相比?，F代意義上的古代小說戲曲研究大約是從王國維和魯迅開始算起?！吨袊≌f史略》和《宋元戲曲考》結束了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研究以非系統的散點關注為特征的早期研究，進入到以系統和邏輯為主要特征的現代研究視角階段。他們不僅為古代小說戲曲研究規劃了系統藍圖，而且還提供了具體的操作范式。如同一個知名品牌有了品牌的設計理念和產品規格后，可以進入批量生產的階段了。而胡士瑩先生的《話本小說概論》就是這些產品中的優質品。

《話本小說概論》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繼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后，第一次為作為中國古代小說重要組成部分的話本小說勾畫了完整而詳盡的圖景。

從20世紀開始，中國小說開始受到學者們的矚目，出現一批篳路藍縷的拓荒之作。他們從不同角度構建營造了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既然是拓荒，必然耕作未必細致，留給后人深耕細作的余地。就話本小說而言，在胡士瑩先生之前或同時，學界已經有過一定的學術積累。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總共28篇，其中第十二篇“宋之話本”、第十三篇“宋元之擬話本”、第二十一篇“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后來選本”3篇均為話本內容，為話本小說勾勒了基本的輪廓框架。孫楷第有關話本小說的目錄學成果、話本小說產生演變源流和作品存佚考證，也是相關重要成果。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則將“三言二拍”幾乎全部作品的本事源流做了全面的挖掘和梳理，是話本小說本事材料的重大突破。此外，趙景深、葉德均有關話本的體制和起源等均有重要建樹。這些話本小說研究的重要成績為胡士瑩先生提供了充分的準備，但就一個小說文類的總體而言，仍然處于零散的狀態。

《話本小說概論》盡管出版于1980年，但從他做準備工作算起，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初稿于1962年已經完成，中間四易其稿。這種嚴謹和科學的學術態度和治學精神為該書的學術質量提供了堅實保障。該書共十八章，五十七萬字，從話本小說的起源，到發展演變的軌跡脈絡;從話本的體制，到題材分類;從作品的思想分析到藝術特征分析，堪稱是話本小說研究的大全之書了。

本書出版后，香港《大公報》刊出評論，稱此書“關于話本小說應搜集的材料，基本輯錄齊全;對于話本小說應作的評騭，也比較中肯;并為研究話本小說者提供非常全面的參考資料……本書題名《概論》，實際上它又是話本的簿錄和提要，是一部很完整的?？乒ぞ邥?，可與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同為傳世之作”。又說這部書“在中國小說史上應屬‘別史’，以它自成一系統，在小說史里是能獨樹一幟的”?！段膶W遺產》發表書評還指出:“胡士瑩先生……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在總結幾十年來學術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獨到見解，寫成一部六十萬字的巨著。這種系統地、周密地研究一個專題的學風，很值得提倡?！对挶拘≌f概論》的出版，除了它本身的學術價值之外，也體現了著者在一個專題上深入鉆研、鍥而不舍的科學精神，這種精神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p>

趙景深先生稱此書為“內容豐富的、總結性的著作”，按我個人理解，就是指該書能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集其大成，自成體系。這應該是該書的重大學術貢獻，同時也是對小說類型史寫作的開創性嘗試。

其次，新舊治學方法的有益嘗試。

從經歷和學術背景上看，胡士瑩先生可謂以舊學根底為主，同時也受到20世紀以來新學的影響。這成為他個人學術風格的主要特色，并且在《話本小說概論》一書中得到有益和充分的嘗試。

《話本小說概論》一書的成功，主要得力于胡士瑩先生過硬的舊學功底。他認為做學問要從基礎工作做起:“我以為真正做研究工作，必須首先研究目錄學、版本學和?？睂W?！痹谠挶拘≌f有關的材料搜集和占有，到各種相關材料的辨偽、鉤沉、輯佚等，該書可謂達到了“竭澤而漁”的程度。其中有很多當時學界普遍沒有看到的珍貴材料，該書第一次向世人披露。如根據明刊本宋懋澄《九籥集》提供的《負情儂傳》信息，根據明代萬歷本《小說傳奇》提供的《李亞仙記》材料，根據明何大掄的《燕居筆記》提供的《杜麗娘慕色還魂》原文等，都是當時非常罕見的材料。其他如前人所未見未聞的擬話本集如《跨天虹》、《美人書》、《別有香》、《躋春臺》、《壺中天》等若干種，著錄各種話本、擬話本集達六七十種之多，并輯佚《王魁》、《錢塘夢》、《裴秀娘夜游西湖記》、《張于湖宿女貞觀》等宋元明話本、擬話本若干種，為國內外研究中國小說史的專家學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80年代以后問世的各種與話本小說有關的目錄學工具書，水平質量參差不齊。而是否參考使用了《話本小說概論》，以及參考使用程度如何，直接影響和制約了他們的工作成效和質量。這足以說明該書在話本小說文獻材料方面的學術價值。

江浙地區的生長環境，尤其是“五四”運動之后的新學教育和上海工作的經歷，使胡士瑩先生形成了樂于接受新事物的學術理念。這一理念與建國后意識形態環境大背景的相匯合，也就成為胡先生在書中對于話本小說發展過程中各種理論問題和規律問題探尋的勇氣和動力所在。作為一位受過傳統治學訓練和熏陶的舊知識分子，他和建國后大部分文學史的撰寫背景相同，在幾乎沒有范本可以仿照的情況下，既要符合當時大的社會環境的要求，又要認真體現出文學史的真實面貌，這是難度很大的工作。趙景深先生序言中提到該書“是精心結撰的、論斷比較恰當的”，主要就是指該書能“將話本小說的起源、演變、社會背景、團體組織、表現方法諸問題，都試圖用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問題。關于說話人的政治立場、思想傾向以及對于當時的影響，還有話本的分析方面也試圖根據辯證唯物主義，一分為二地看問題”。

這樣的提法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些“左”的味道，讓人不敢恭維。網上也出現過質疑《話本小說概論》這方面問題的網帖。對此我以為倒是應該用歷史的態度看待此事。理由有二:

其一，任何人都很難跳出自己的社會生存環境來思考和面對問題，社會科學研究尤其如此。從趙景深先生序言中可以看出，該書在60年代初就已完成初稿，后來幾易其稿的內容，主要精力是放在思想和藝術評價等理論方面的探索和追尋。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會有那樣的體會，盡管有人想以政治上的所謂進步來進行政治投機，但就多數而言，那種探索和追尋不是政治上的趕時髦，更不是政治投機，主要還是出于對真理的追求和對學術的負責。這一點，尤其值得“文革”后出生的朋友們給予設身處地的理解。我個人以為胡士瑩先生就是這樣的學者。

其二，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對于話本小說研究未嘗不是一種有效和可行的學術研究方法。把唯物辯證法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正確方法是荒謬的，但反過來，凡是染指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便是大逆不道，也未必在理。話本小說是市民文學，它不僅反映市民階層的生活，也傳達市民階層的觀念和好惡。從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解讀分析話本小說不失為一條重要和可行的研究渠道。從該書內容看，有很多地方用唯物論和辯證法來分析社會生活與話本小說起源發展和反映內容的關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正如趙景深先生序言中所言:“著者認真分析了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基礎和階級斗爭，對于上層建筑之一——文藝的影響，對于說話和話本的影響，分析了人民群眾在說話藝術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也試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來分析歷史現象，從而作出比較正確的論斷。對唐代坊制的論述，也為宋代市民文藝的所以繁榮提出了新的論據。對明代后期風起云涌的市民斗爭同說書及話本小說的關系，更有所發揮?！比绻^濾掉那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用語，我們不難把握作者在其中為努力探索社會生活與話本小說發展的內在關聯而付出的良苦用心、艱苦努力和收到的良好效果。

其三，從胡士瑩先生本人的學術立場來看，雖然他愿意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但并非出于趕時髦，也不能證明他就是一個極左思潮的癡迷者。他本人即便是在“文革”前，也能堅持真理，不跟風投機。早在1958年，針對社會上那種“作者的階級出身即等于作品的階級性”的簡單化傾向，胡先生發表過《關于階級觀點的問題》一文，明確反對這種錯誤觀點。他的這些意見在當時所謂“拔白旗”的運動中，曾經被扣上“否定作品的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文藝觀點”的帽子而遭到批判?！拔母铩背跗?，全國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熱潮甚囂塵上，但胡士瑩先生卻敢于提出不同意見。這些都表明，他既不是一個以學術作為政治投機手段的人，也不是一個頑固堅持左傾思想的人。即便他的著作中有些過時的觀點，也應該理解為他本人對真理的認識(即便是有局限的認識)，而不能扣上極左的帽子。

關于本書的局限和話本小說研究的前景

不能否認，由于歷史和作者本人的緣故，《話本小說概論》還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了解和認識這些不足，看到話本小說研究的前景，對學術事業是需要的，對作者和讀者也是負責的。

首先，盡管用唯物論和辯證法來研究文學現象是可行和必須的，但仍然還是有個度的把握問題。超過一定限度就容易走偏，影響對文學現象的公正客觀評價。作者在使用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價值坐標來評價話本小說發展歷史的文學現象時，有時過于強調作者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甚至以此作為評價作者文學成就高下的準繩。這就難免失之偏頗，難以服人了。這集中表現在作者書中對凌濛初及其“二拍”的評價上。據趙景深先生序言，在作者最后一次修改稿中，“已把過去對凌濛初的評價偏高的地方做了修改”，理由是要“更進一步地從階級觀點來看問題的”，因為“凌曾經抗拒過農民起義軍”。所以“馮夢龍的《三言》他用三節篇幅來論述，《二拍》只用一節，而且還和《石點頭》等合在一起”。這樣的處理顯然不夠允當。從后來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來看，在反映明代社會新思潮和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形象描寫方面，“二拍”有很多獨特的價值和貢獻，是可以和“三言”并為擬話本小說“雙璧”的。這一點是今天的讀者需要注意，并且在話本小說的社會學研究方面再下功夫。

其次，文學研究，尤其是作為敘事文學特殊樣式的話本小說，光有以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研究還是不夠的，還需要適合話本小說文體的多方位的研究角度。比如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話本小說的內容與理學、心學乃至樸學的關聯;從敘事學的角度看，話本小說有著非常鮮明獨特的敘事學表現特征，科學總結研究話本小說的敘事學規律和特征對話本小說研究極為重要。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無法苛求胡士瑩先生做到這一切。但今天的話本小說研究無疑需要補上所有學術的空缺。同時，我們應該對《話本小說概論》為話本小說的深入研究所做出的奠基和先期工作，表示由衷的敬意!

第三，關于話本小說研究相關材料的搜集。包括胡士瑩先生在內的前輩學者完全依靠人工抄卡片和人腦記憶的方式。這種在艱苦工作條件下堅持堅韌的工作態度是值得今天的學者們認真學習的。盡管今天在古代文獻電子化的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飛躍，人們的檢索和搜集材料手段和渠道與前輩學者相比也已經有了巨大進步。這些先進的現代化手段我們一方面要充分熟悉和使用，但另一方面，不能過分依賴電子文獻。電腦是人做出來的，它無論怎么先進，也要滯后于人腦，也無法取代人的大腦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像胡士瑩先生這樣老一輩學者那種嚴肅認真，一絲不茍，鍥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治學態度和獲取第一手材料的方法途徑，今天的青年學者不但不應該摒棄，相反應該認真學習和使用。只有這樣才能有可能在前輩開創的學術領域繼續探索，繼往開來。

附:

胡士瑩學術年表

1901年，生于浙江平湖縣;

1920年，考取南京高等師范(后改名東南大學)文史地部特別生，畢業后回原籍任中學國文教員;

1930年，在揚州中學任教期間，選自上古至三十年代的范文，合力編成《中學國文教科書》;

同年，又自選從1921-1929年間所填詞84首，結集題名《霜紅詞》在揚州出版;

1931年，開始搜集大量小說、戲曲以及其他通俗文學資料;

1938年，到上海，開始與鄭振鐸、趙景深、譚正璧等人共同研討小說、戲曲和通俗文學;

1940年，應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鄭振鐸的邀請，到暨大中文系任教;

1941年，在復旦大學兼課;

1941年十月，參與之江大學文學系主任夏承燾等在上海發起“龔定庵逝世百年祭”活動;

1942年，暨大內遷，又在圣約翰大學兼課;

1943年，在光華大學講詞學;

1945年，兼任上海臨時大學教授;

1946年，應聘為杭州之江大學文學院教授;

1949年起，先后任浙江師范學院、杭州大學教授;

1950年起，擬編《古典文學研究參考資料小說專輯》;

1956年，發表《談〈錯斬崔寧〉》(《光明日報》1956年8月5日);

1956年，發表《談〈京本通俗小說〉》(《杭州日報》1956年12月11日);

1956年，發表《白蛇故事的發展》(《浙江日報》1956年12月16日);

1956年，出版《古代白話短篇小說選》(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1957年，發表《〈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分析》(《浙江日報》1957年1月27日);

1957年，發表《杜十娘故事的演變》(《浙江日報》1957年2月22日);

1957年，出版《彈詞寶卷書目》(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58年，發表《偉大的劇作家關漢卿》(《杭州日報》1958年1月5日至7日);

1959年，發表《讀〈吟風閣雜劇〉札記》(《杭州大學學報》1959年第3期);

1961年，應聘兼任中國科學院浙江分院語言文學研究室(后改名“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研究員;

1962年，完成《話本小說概論》初稿;

1962年，發表《南宋“說話”四家數》(《杭州大學學報》1962年第2期);

1962年，出版《古代白話短篇小說選》修訂本(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1963年，發表《“說話”藝術溯源》(《文匯報》1963年1月23日);

1963年，發表《唐代民間、宮廷、寺院中的“說話”》(《光明日報》1963年3月24日);

1963年，出版《〈吟風閣雜劇〉校注》(中華書局出版);

1964年，發表《話本的體制》(《語文進修》1964年第1期);

1964年，發表《曹雪芹是怎樣寫〈紅樓夢〉的》(《語文進修》1964年第3期);

1964年，出版《紫釵記》校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64年，出版《紫簫記》校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65年，完成《話本小說概論》第二稿;

1965年之后，在征求有關專家意見基礎上，完成《話本小說概論》第三稿;

1974年，完成《話本小說概論》第四稿;

1979年，出版《古代白話短篇小說選》重印本(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1979年3月8日，與世長辭;

1980年，出版《話本小說概論》(中華書局出版);

1980年，發表《會校本〈聊齋志異〉校補記》(《文獻》1980年第4期);

1981年，出版《宛春雜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發表《宋代的“公案傳奇”與元代的“公案劇”》(《河北大學學報》1982年第4期);

1982年，出版《紫釵記》重印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82年，出版《紫簫記》重印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83年，發表《彈詞女作家侯芝小傳》(《文獻》1983年第1期);

1983年，出版《〈吟風閣雜劇〉校注》重印本(中華書局出版);

1984年，出版《宛春雜著》增訂本(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1984年，出版《彈詞寶卷書目》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4年，《雷峰塔傳奇》(校注);

1984年，與錢南揚合作《牧羊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