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胡喬木中共黨史研究思想的階段性特征

朱家梅

試論胡喬木中共黨史研究思想的階段性特征

朱家梅

胡喬木研究中共黨史的思想發展進程，可以分為三個歷史階段。每個階段又表現出不同的特點:第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以論帶史、按照兩條路線斗爭的思路研究黨史等;第二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思想大解放、注重理論反思等;第三階段的主要特點是視野更開闊、觀點更新穎、學術更有深度等。探討胡喬木在三個歷史階段研究中共黨史的不同特點及其影響因素，對于深化胡喬木思想研究和中共黨史史學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意義。

胡喬木;黨史研究;階段性

胡喬木是中共黨史領域中一位重要而獨特的人物，他從事黨史活動和黨史研究的時間長達半個世紀，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階段。根據胡喬木黨史研究的活動和思想(核心是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筆者認為，胡喬木從事黨史研究可以劃分為三個大的時期①杜玉芳在其專著《胡喬木與中共黨史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年)中將胡喬木黨史研究的歷程分為四個階段:起步期 (1941年到1945年)、奠基期 (1951年)、高峰期 (1976年到1987年)、縱深期 (1987年到1992年)。筆者認為，這樣的分期還有待商榷，比如對1952年至1976年沒有交代，又如把1976年作為高峰期的起點也不盡合理，因為這時他還沒有復出工作等。:第一時期，時間從1941年至1974年;第二時期，時間從1975年至1987年;第三時期，時間從1987年到1992年。在長達50余年的歷史時期中，不僅時代背景和歷史主題發生了重大變遷，而且胡喬木本人的思想認識和學術研究也在不斷深化和拓展，因此其黨史研究思想也顯示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深入探討胡喬木黨史研究思想的階段性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對于深化胡喬木思想研究和中共黨史史學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意義。

一

1941年至1974年是胡喬木黨史研究的第一個階段①關于胡喬木研究中共黨史的起點，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是在1951年;另一種觀點認為是在1941年。筆者認為，胡喬木能夠在1951年發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絕不是偶然的，他需要一個深入了解黨史、研究黨史的積累過程，因而以1941年作為起點比較合理。參見《喬木文叢》編寫組:《胡喬木對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創和拓展》，《光明日報》1999年10月15日;杜玉芳:《胡喬木與中共黨史研究》，第13頁。。1941年，胡喬木開始擔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書，從此走上了黨史研究之路。1941年至1951年，胡喬木編纂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文獻，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歷史決議即《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發表了著名的黨史研究專著《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其間，胡喬木在黨史研究方面突飛猛進，最后成長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黨內第一支筆”。1951年至1961年，胡喬木擔任中央領導職務，仍然參與黨史工作和文獻編輯工作，參與起草黨和國家的文件，編輯《毛澤東選集》，以及比較深入地研究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歷史事件。1961年至1974年，是胡喬木研究中共黨史的暫停期②1961年下半年，胡喬木開始養病，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拔幕蟾锩北l后近一年的時間里，胡喬木被批斗、游街、抄家。在毛澤東、周恩來的保護下，從1967年5月起到1974年，胡喬木長期在家寫檢查，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被“冷藏”起來了。這樣，1961年至1974年胡喬木的黨史研究處于停止狀態。。從胡喬木一生思想發展變化歷程和黨史研究的進展看，1974年以前，胡喬木中共黨史研究思想沒有大的起伏和變化，基本保持了自延安時期以來黨史研究思想的連貫性，因此，可以把1941年至1974年看做是胡喬木研究黨史的第一個階段。

在這一階段，胡喬木黨史研究思想的突出特點是以論帶史、從兩條路線斗爭的思路分析黨史、過于突出領袖人物對中國革命的貢獻等。這些特點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這本專著的思想特點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注重理論分析，對30年黨史進行了系統的理論分析和總結。一是對中國共產黨30年幾乎所有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進行了理論分析和評價。二是對民主革命時期幾次錯誤路線及其表現進行了理論分析和評述。如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王明、博古的教條主義等。三是對民主革命各個時期的政治形勢進行了分析和論述。如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的政治形勢等。四是對中國革命經驗進行了系統的概括和總結。該書把中國革命的經驗總結為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建立統一戰線、建立革命武裝、爭取國際援助等五個方面。

第二，對黨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進行了獨立思考，敢于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1951年，國內中共黨史研究剛剛起步，黨史論著相當有限。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對許多未曾深入研究過的重大歷史事件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填補了許多空白。如對中共二大綱領以及重大意義的分析和評價，成為以后中共黨史書中評價二大的理論框架。又如對長征意義的分析，說它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這樣的評價把長征的意義提到民主革命勝利的高度，超越了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對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的評價。

第三，按照兩條路線斗爭的分析思路來論述中國共產黨30年的歷史。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胡喬木就將黨內錯誤路線與正確路線進行了對比分析。這種對比分析的優點在于能夠清晰、簡捷地展現黨史發展脈絡，而且能夠從思想理論深度來分析和把握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并不斷推動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過程。但這樣的分析思路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就是把黨史簡化為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斗爭的歷史，簡化為黨的主要思想、政策發展的歷史，黨在其他方面的斗爭和實踐、廣大人民群眾的斗爭和實踐、民主黨派和中間勢力在中共黨史中的作用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映和體現。

第四，以毛澤東的革命實踐活動和理論探索為線索來描述中共30年的歷史。如寫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時，主要圍繞毛澤東的革命實踐活動，尤其是重點介紹和引用了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來分析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所面臨的問題;而寫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時，主要圍繞毛澤東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實踐活動，還重點介紹了毛澤東在理論上對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的貢獻。以這種線索描述黨的歷史，其目的是為了突出毛澤東。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宣傳革命領袖的政治需要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樣的做法沒有處理好革命領袖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把內容豐富的黨的歷史簡單化了。

第五，不適當地宣傳毛澤東，過于突出毛澤東個人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作用?！吨袊伯a黨的三十年》用大量篇幅來介紹毛澤東的革命實踐活動，宣傳、稱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如寫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時，突出毛澤東在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和領導農民革命斗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寫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時，突出毛澤東在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寫抗日戰爭時期時，突出毛澤東在提出全面抗戰路線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路線的作用等。作為杰出的革命領袖，毛澤東無疑對中國民主革命作出了卓越貢獻。但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對毛澤東的宣傳和稱頌的確有一些過溢之詞，如講大革命后期革命處于一個緊要關頭，“毛澤東同志表現了自己的偉大的革命天才”①胡喬木: 《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頁。。這樣的用詞顯然是夸大了毛澤東對于挽救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和貢獻。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取得了空前的史學成就，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影響最大的黨史論著，同時也帶有時代的痕跡和歷史的局限性。延安整風運動、《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毛澤東研究黨史的方法等因素對胡喬木在第一階段的黨史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延安整風運動奠定了胡喬木黨史研究的基礎。主要包括:一是使他熟悉了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為研究黨史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1941年至1943年，胡喬木通過編纂《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這三本文獻，系統地了解和認識了中共建黨以來的歷史以及黨內高層兩條路線斗爭的過程和詳細情況，同時他系統閱讀了毛澤東的許多主要著作，這為他后來的黨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二是提高了他的理論分析能力。作為毛澤東的秘書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書，他可以參加或列席黨的高級干部研討黨史的一系列重要會議，從而有機會與黨的高層領導人一起學習黨史和研究黨史。黨的高層領導人如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張聞天等，理論分析能力很強，對中國革命的見解很深刻，胡喬木與他們一起研究黨史，極大地提高了理論分析能力。三是使他研究黨史有了正確的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指導。1942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中提出的“古今中外法”，是歷史主義理論和方法在黨史研究中的運用和發展，這一方法成為當時黨史研究者的指導方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黨史研究領域，這使胡喬木的黨史研究一開始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和方法的指導，大大提高了研究水平。

第二，胡喬木的黨史研究受毛澤東個人的影響很大。作為中共的杰出領袖，毛澤東在理論、政治、軍事、黨建、戰略策略、工作方法等方面都很有水平和見解。他精通文史，深刻了解中國國情，能夠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他對中國革命問題的闡述也很深刻透徹。他既是一位領導中國革命的偉人，又是一位創造科學工作方法的大師。作為秘書，胡喬木能夠與毛澤東朝夕相處，這樣的工作環境使他無論在學習、研究黨史方面，還是在學習、效法毛澤東的思維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有突飛猛進的進步。毛澤東對胡喬木黨史研究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不僅表現在方法上，而且還表現在對某些歷史問題的具體觀點上，甚至是文字的表達方式上。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會在多處直接引用毛澤東的論著來分析和闡述重大歷史問題。

第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分析黨史的思路影響了胡喬木的黨史研究。作為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全程參與了《決議》的起草和修改，其中的某些論述直接體現了他的思考和研究。因此，《決議》對他后來的黨史研究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包括:一是在敘史、論史模式上的影響?！稕Q議》主要圍繞黨史上正確路線與幾次錯誤思想路線斗爭的過程來分析和論述黨史的重大問題，形成了一個用路線斗爭來敘史、論史的模式，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就采用這樣的分析思路。二是在具體觀點上的影響?！吨袊伯a黨的三十年》對許多問題的論述都沿用了《決議》中的觀點，如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三次“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分析和論述，都沿用了《決議》中的觀點。三是在如何寫毛澤東貢獻問題上的影響?！稕Q議》的突出特點就是過分突出了毛澤東的貢獻，正如胡喬木后來所指出的那樣:“《決議》在黨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個《決議》也不是沒有缺陷的。一是對毛主席過分突出，雖然以他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①《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68頁。。

第四，胡喬木的黨史研究受到延安時期以來政治宣傳中突出毛澤東及其著作傾向的影響。延安時期以來在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學習和研究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突出他的生平事跡、對中國革命的偉大功績以及主要著作。這樣就把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和研究簡單理解為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著作，使得人們對于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關系理解不全面。而這種傾向到新中國成立之初變得更為明顯。這是因為隨著中國革命的迅速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威力再次被革命實踐所證明，毛澤東作為偉大革命領袖的地位在全黨和全國人民心中進一步得到鞏固，人們從內心對革命領袖產生了崇敬與愛戴之情，主動了解、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心情更加真誠迫切②參見胡為雄:《毛澤東思想研究史略》，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67—68頁。。這樣的時代背景和民眾心態，無疑對胡喬木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五，胡喬木的黨史研究受新中國成立初政治宣傳需要的影響。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是新中國建立后重構社會思想意識、進行社會整合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在政治上需要宣傳黨的領袖，以樹立領袖和黨的政治權威;需要宣傳黨艱苦卓絕的革命歷史，以樹立執政黨的良好形象;需要宣傳毛澤東思想，以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并把它作為進行各項建設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正是認識到這些政治宣傳的重大意義，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初加強了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和學習，并出版《毛澤東選集》，為全國人民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提供理論來源?？梢?，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突出對毛澤東的功績和毛澤東著作的宣傳，與這樣的政治宣傳背景也有很大的關系。

二

1975年至1987年是胡喬木黨史研究的第二個階段。1975年1月，胡喬木復出工作，積極協助鄧小平進行全面整頓，這是他思想發生轉變的開始。1975年至1977年，胡喬木在政治上有起伏波動，思想認識也經歷了波動、轉變的過程。盡管這時他還沒有完全實現思想解放，但是與1974年以前相比，他的思想認識有了明顯的變化和差異，主要表現在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錯誤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等。因此，從胡喬木黨史研究思想的發展變化看，應當把1975年至1977年歸屬于其黨史研究的第二個階段。1978年到1982年，胡喬木完成了思想解放的過程。在此期間，在鄧小平、胡耀邦主持下，他具體負責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即《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二大進行研究和評價。1982年至1987年，他的黨史研究進入深化階段。

在第二階段，胡喬木研究黨史思想的突出特點就是在思想大解放的時代背景下，強調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敢于突破陳規，糾正了以往黨史研究中路線斗爭的慣性思維等。這些研究特點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全面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對歷史進行具體的、符合邏輯的分析。在思考如何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胡喬木反復強調對歷史要進行非常仔細的、具體的分析，不能把歷史簡單化。對于“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引起民族災難的重大事件，他認為絕不能簡單地從毛澤東個人性格、個人恩怨上找原因，而要著重從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制度因素、國際影響等方面來挖掘深層次的根源，這樣才能作出客觀的合乎邏輯的總結。又如，對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歷史，他也不是簡單地否定一切，而是充分肯定了黨的健康力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作的努力和抗爭。

第二，注重理論反思，對錯誤理論進行系統的批判。在負責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胡喬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率先對一些錯誤理論和口號發起挑戰和質疑。其中，他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批駁最為深刻。他從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深入批駁了把階級斗爭看做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的錯誤觀點，從而根本推翻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他的這些理論反思和批駁，不僅為新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提供了理論支持，而且對于正確評價新中國成立后30年的歷史掃清了道路。黨史問題的思考和研究進入了思維空前活躍的時期。他敢于解放思想、突破陳規，對新中國成立后30年歷史的分析和評價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如對1957年以后歷史的評價，突破了以往用路線斗爭分析歷史的框架，初步形成了“兩種趨勢”①胡喬木在負責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在分析1957年至1965年這段歷史時，初步形成了“兩種趨勢”的觀點。1989年，胡喬木在一次學術演講中明確提出了“兩種趨勢”的觀點，并用它來解釋1958年到1978年中共的歷史。胡繩繼承并發揮了這一觀點，他在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時，把“兩種趨勢”發展為“兩個發展趨向”。20世紀90年代以后，“兩個發展趨向”的觀點在龔育之、鄭惠、石仲泉那里得到發展。參見龔育之:《關于十七年——從喬木同志的兩篇文章談起》， 《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1期;沈傳亮:《試論中共歷史學上“兩個發展趨向”觀點的由來》，《教學與研究》2008年第8期。的理論觀點;對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發生“左”傾錯誤原因的分析，不再從階級根源上找原因，不再歸結為小資產階級思想，而是從廣闊的歷史背景出發，深入分析各方面的復雜原因等等，這些均體現了他在黨史研究中的創新與突破。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與第一階段相比，胡喬木在第二階段中研究黨史的思想特點有了明顯的變化和發展，在研究中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程度、研究的思路以及對歷史問題的具體觀點等方面，均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和超越，體現了歷史與時代的進步和他本人思想認識的深化。他的黨史研究思想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主要影響因素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思想大解放時代背景的影響和推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啟了思想解放的時代潮流。在這樣的時代潮流面前，有的人能及時轉變觀念、實現思想大解放，有的人則依然因循守舊、思想停滯不前。胡喬木屬于前一類型。他能很快轉變思想觀念，迎著思想解放的新潮流大膽向前邁進，在理論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體現在中共黨史研究中，他敢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重新思考和研究許多重大歷史問題。如在負責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對新中國成立后30年的歷史以至中共建黨以來的歷史進行了反思和研究，對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作出了全新的分析和評價，其中特別是對新中國成立后17年、對“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分析和評價等，均體現了實事求是和勇于創新的精神，體現了黨史研究的學術性和科學性。

第二，第二次黨史研究高潮的推動和影響。圍繞中共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起草，中共中央先后組織了多次大規模的討論，形成了黨史史學史上第二次黨史研究高潮。首先，第二次黨史研究高潮推動了胡喬木黨史研究的理論創新。這次黨史研究高潮是在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形成的，它圍繞黨撥亂反正的中心任務而展開，全面貫徹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它糾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史研究的極左錯誤，重新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根本指導原則，這樣就使得黨史研究不再成為政治的附屬物而回到學術研究的軌道上來。其次，第二次黨史研究高潮為胡喬木提供了一個更高的研究平臺。在這次黨史研究高潮中，由于重新確立了正確的指導原則，黨史研究領域取得了許多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為胡喬木研究黨史提供了一個更高的平臺。如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大規模的、廣泛的、民主的討論將新中國成立后30年歷史的分析和研究推進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正是在吸收和提煉這些積極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他完成了負責起草一篇高質量、高水平的歷史決議的任務。

第三，鄧小平的推動和鄧小平黨史觀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起用胡喬木，為其提供了重新研究黨史的歷史機遇。1979年鄧小平點將，讓胡喬木具體負責起草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這樣，他就在鄧小平的直接推動下，恢復了中斷多年的黨史研究。二是鄧小平的黨史觀對胡喬木的黨史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鄧小平對中共黨史研究的突出貢獻就是在歷史轉折時期。在黨史研究原則上，他繼承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強調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沖破以往傳統觀念和教條主義的束縛，敢于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重新作出公正、客觀的分析和評價，使歷史成為真正的信史;在黨史研究方法上，他提出了“宜粗不宜細”①鄧小平:《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1980年3月—1981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1—292頁。鄧小平在主持起草歷史決議過程中先后發表過十幾次重要談話，其中，與胡喬木談話多次。1980年3月，鄧小平在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過程中，提出了起草決議的三條“總的原則”。的方法，把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三是鄧小平黨史研究的具體觀點對胡喬木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在主持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鄧小平對以往黨史上“路線斗爭”的提法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主張不用“路線斗爭”來分析和評價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共黨內思想斗爭問題。在這樣的基礎上，胡喬木在分析和評價這段歷史時就完全突破了以往“路線斗爭”的分析思路。

三

1987年至1992年是胡喬木黨史研究的第三個階段。1987年，胡喬木退居二線，除擔任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外，不再擔任其他領導職務。從此時起一直到1992年去世，胡喬木專心于黨史研究，其黨史研究進入了一個縱深拓展期。

在第三階段，胡喬木黨史研究思想的突出特點就是研究視野更為開闊，觀點更為新穎，學術也更有深度等。這些特點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站在新的歷史高度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20世紀90年代初，胡喬木是站在100多年共產主義運動史的歷史高度重新認識和理解社會主義的。在《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一文中，他首先更為明確地強調要與時俱進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指出社會主義的概念在100多年間特別是近10多年間發生了重大變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必須面對現實。其次，他深刻總結了十月革命以來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指出，從斯大林、赫魯曉夫到毛澤東及其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對社會主義何時向共產主義過渡、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對資本主義總危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斗爭的估計等，都發生了錯誤的認識和判斷。再次，他深刻論述了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新變化，包括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其新變化和承認個體所有制和其他所有制存在的重要意義，指出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的重大發展，并肯定了改革開放對于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意義，認為改革開放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確實是從理論到實踐上的一場深刻的革命。這些觀點是他對社會主義最新穎最深刻的認識成果。正如劉大年所評價的那樣:“《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在文集第二卷里排在倒數第二篇，我以為它不止應該看作本書的壓卷之作，而且在作者全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中，也應該是最有分量的著作。文章視野遼闊，思想深刻，現實性極強?！雹趧⒋竽?《歷史要分析——談〈胡喬木文集〉第二卷闡述的歷史方法論》，楊尚昆等:《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第71頁。

第二，思想更加解放，豐富了鄧小平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思想。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胡喬木就曾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必須遵守價值規律。1991年，他在《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一文中，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原則看成是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則，并把它提高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認為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原則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他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原則，“這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傳統思想的一個突破，也是對西方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經濟學家的市場社會主義學說的一個反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原則，亦即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盡管現在還沒有形成完整的成熟的理論，卻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并在若干年的實踐中證明是可行的(并不是像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說的是不可思議的)，而且積累了一定的經驗……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總趨勢，它的形態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趨完備”①《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4—315頁。。

第三，對1957年后20年的歷史作出了比以往更為深入的分析和評價。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對1957年后20年歷史總的評價更為深入。在《中國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一文中，他明確提出了“兩種趨勢”的觀點，對1957年后20年的歷史再次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評價。二是他對中國發生“二十年‘左’傾錯誤”的原因作了進一步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吨袊鵀槭裁捶付甑摹白蟆眱A錯誤》一文把“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左”傾錯誤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左”傾錯誤聯系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從階級斗爭慣性、空想社會主義目標、國際背景、文化傳統、制度因素等多角度，全面、系統地分析了發生“左”傾錯誤的原因。

第四，大大深化和拓展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和評價。在分析和評價毛澤東時，胡喬木特別強調毛澤東在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突出貢獻，強調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制定中國革命具體政策和決策方面的杰出貢獻。這時強調毛澤東的突出貢獻與第一階段有很大不同，體現了他更深刻的歷史思考和更理性的評價態度。與此同時，他對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更加深入系統的分析和研究。比如，他在負責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曾把毛澤東追求空想社會主義目標看做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對這一目標沒有進行具體的描述。而在《中國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一文中，他對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目標進行了闡發，把它歸納為“平均主義、自給自足、不斷發動群眾運動和不斷革命”。在研究毛澤東思想時，他側重從政策、策略形成的角度來研究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新思路②朱地:《胡喬木研究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思路——訪石仲泉同志》，《百年潮》2001年第6期。。而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他站在中國共產黨建黨70年的歷史高度，強調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最高成果，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自己的思想旗幟。

上述分析表明，與第二階段相比，胡喬木在第三階段研究黨史的思想雖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在思想解放的程度、所站的歷史高度、研究的大視野、思想的深刻性等方面又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和境界，實現了其黨史研究的不斷升華和拓展。推動胡喬木黨史研究不斷升華和拓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點。

第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生重大波折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生重大曲折。這種嚴峻的形勢，引發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為什么會垮臺、中國的社會主義將何去何從、改革開放是不是對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深入思考，也必然推動胡喬木的反思。1990年4月，他在《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一文中，站在馬克思主義發展100年的歷史高度，對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進程進行了深刻的理論反思和總結，指出改革開放是對社會主義的重大發展。由此可見，蘇東劇變推動和影響了他從一個更高更廣的角度來思考和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的歷史，并在與世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對比中，總結和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和前途命運。

第二，中共十三大及以后關于商品經濟和改革開放爭論的影響。中共十三大報告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又一次實現了新的突破，強調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等。此后國內關于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爭論仍在繼續。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后，特別是1990年至1991年，理論界對市場經濟的批評明顯升溫。有不少學者把計劃與市場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直接聯系起來，提出把“市場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會改變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①張靜如、王炳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思想史》，青島出版社，2008年，第263頁。同時，國內有人分析蘇東劇變是“改革引起的”，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也必然像蘇聯東歐那樣“改變方向”，因此主張對每一項改革開放措施都要問一問姓“資”姓“社”?？傊?，到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社會整體上彌漫著比較沉悶的氣氛，否定改革開放的“左”的思潮有所抬頭，對改革開放持懷疑態度的人多了起來。要不要改革開放、改革開放還能不能繼續、中國的改革向何處去，又成為執政黨面臨的重大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胡喬木的《中國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一文就表現出了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另外，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一文中指出的“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原則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也是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市場取向的擁護和支持。當然，這一時期，鄧小平關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認識，對胡喬木也有很大的影響。

第三，改革開放大局的不斷展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逐步形成一個全方位的改革開放的大格局。不斷展開的改革開放大格局，不僅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而且使人們形成了開闊的國際大視野，有利于人們正確認識和判斷世界形勢、正確認識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現狀和發展趨勢、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方位等重大問題。作為一位理論功底深厚、思維活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胡喬木在這種開闊的視野中，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對世界的革命斗爭形勢，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了全新的思考和研究。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后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也推動了他的黨史研究。一方面，改革開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與以往社會主義建設停滯不前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得他能夠對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左”傾錯誤有更清醒的認識，從而深化了對中國犯20年“左”傾錯誤原因的分析和研究。另一方面，改革開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情形也完全迥異，使得他能夠深刻認識到改革開放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重大理論與實踐意義。他指出，改革開放的突出成就，“正是中國能夠在政治風波中站得住的物質基礎，今后需要長期努力發展和完善這個基礎……東歐和蘇聯正是缺少這個基礎”②《胡喬木文集》第2卷，第666頁。。

綜上所述，由于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胡喬木在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研究中共黨史的思想發生了顯著發展與變化，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在各個階段之間，胡喬木黨史研究思想表現出共性與個性、繼承與超越、固守與突破并存的基本特點和規律，在研究的視野和思路、思想的深刻性等方面均體現出層層遞進、不斷深化和拓展的總趨勢。胡喬木中共黨史研究思想的發展與變化也折射出了時代的進步和他本人認識發展的軌跡。

(本文作者 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北京 100081)

(責任編輯 王志剛)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 Qiaomu’s Thinking in Different Stages in His Study of the CPC History

Zhu Jiamei

Hu Qiaomu’s thinking in his study of the CPC history experienced marked changes and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stages．Each stage has i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The main feature of the first stage is to take theory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the study of the Party history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Party’s history is carried out around the struggles between the two political lines．The second stage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In the third stage he showed a wider field of vision，more original viewpoints and more deep-going academic thinking．A probe in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Hu Qiaomu’s thinking in his study of the CPC history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during the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will be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deepening the study on Hu Qiaomu’s thinking and the chronological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PC．

D23;K0

A

1003－3815(2012)－06－0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