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資料反映的一九三四年上海租界中共組織屢遭破壞情況

周進 丁偉

日方資料反映的一九三四年上海租界中共組織屢遭破壞情況

周進 丁偉

20世紀30年代初期，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內實行殘酷的白色恐怖政策，一方面極力策劃共產黨員的變節轉向，聽取共產黨變節者所供述的有關黨的秘密;另一方面將多數藍衣社成員等特務分子打進共產黨內部，探查共產黨內情。中國共產黨自身方面，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推行，使得本應隱蔽活動的中共地下組織很容易地暴露出來，增加了遭受破壞的風險。白區的中共組織處境極為險惡。在國民黨統治中心地區的上海，中共中央局、江蘇省委及其所屬各級組織，受到的破壞更大，次數更多。1934年上海租界內中共組織連續遭到破壞，現主要依據日方資料考察這一歷史過程，以資黨史研究的深入。

1月12日:一日兩次抓捕，密探獲釋

日本駐上?？傤I事石射豬太郎1934年1月30日給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的報告詳細匯報了1月12日上海租界兩次抓捕共產黨人事件的詳細經過。

1月12日11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在公共租界嘉興東路瑞豐里170號瑞泰紙煙店的樓上房間里，逮捕中共黨員陳樂成①依據公安局的調查，陳樂成 (即葉子成、葉敬修、嚴子呈，文昌人，39歲)是中國共產黨民眾武裝自衛隊長，指揮組織勞動苦力階級的示威運動。但是，經查有關資料，并未發現存在該組織和該人。。同時對該屋進行搜查，發現共產黨書報、文件23種360余件，包括《紅旗》第62期、《列寧青年》第11期、《捷報》第5號、《有關組織我們的任務》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基本任務》(中譯文)等。

但陳樂成被捕時，無任何逃避形狀，只是走到靠道路的窗前 (其中1/3為白紙所糊)，推開窗戶。在其后的審問中，問他推開窗戶的理由時，他回答室內人多，感到有點喘不過來氣。事實上這可能是他通知聯絡的地下黨員，室內有異常情況的信號。

在他被捕的同時，上海市公安局警察及租界巡捕許多人員在紙煙店附近的路上警戒。發現在路上有一個身著西服的中國人看到窗戶推開后，便忽然奔跑逃走，見此情景，在一旁的警察急速追捕，并將自稱張一新的逃跑之人和陳樂成一同帶到嘉興路巡捕房審訊。在審問中，警察發現張一新臀部舉動不自然，進行身體檢查后，從肛門中抽出插入的紙片。紙片上以鉛筆書寫“民眾武裝內容”及“有關宣傳周計劃”的要點。

經審訊調查，張一新，原名汪學達，即陳孚，25歲，1931年去東京醫科專門學校學習，1933年因和中國共產黨有關系而被東京警事廳逮捕。同年5月，被驅逐出境，返回上海。之后他繼續參加黨的活動，當時擔任中國共產黨江蘇省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他不僅負責對駐屯龍華的國民黨軍士兵及在南市、閘北等地的警察開展赤化宣傳，而且指導大昌德絹絲廠的工人組織罷工委員會。陳樂成受其領導。

同日19時30分左右，工部局巡捕再次在海寧路祥麟里138號中國人家中，逮捕4名共產黨員。同時搜索室內，發現大量共產黨書報資料，逮捕郭英 (即郭新弼，20歲，女，南京人)、顧阿新 (19歲，商務印書館印刷工人)、白登 (19歲，商務印書館印刷工人)、呈仁鄉(上海人，28歲，失業工人)。

根據工部局的審訊，郭英、顧阿新、白登3人為中共江蘇省委通訊聯絡員，海寧路住所為約一個月前租借的房屋，作為宣傳物品的傳送站。呈仁鄉則是國民黨當局上海公安局的密探，秘密混入黨內。被捕當日是公安局探知因眾人要會合，而采取了行動。

工部局巡捕審訊完畢后，將這兩個案件移送至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審理，1月25日釋放了呈仁鄉，其余5名移交給國民黨當局。①日本駐上?？傤I事石射豬太郎:《有關中國共產黨干部逮捕和發現邦文赤化傳單事宜》(1934年1月30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共產黨關系雜件·中國部·中國共產黨員檢舉關系·第7巻3》，機密第591號。

“紅五月”前夕的大逮捕

因中共“紅五月”行動在即，國民黨當局協同租界警務處在三四月間對共產黨的搜捕活動也相應頻繁。共檢舉、逮捕共產黨關系者共計達到181人。其中，3月，在中國街逮捕73人，法租界逮捕5人，公共租界逮捕14人;4月，在中國街逮捕72人，法租界逮捕7人，公共租界逮捕10人。②日本駐上?？傤I事石射豬太郎:《有關三四月份在公共租界內中國共產黨檢舉事宜的報告》 (1934年5月16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共產黨關系雜件·中國部·中國共產黨員檢舉關系·第7巻·3》，機密第587號。

根據在公共租界內逮捕事件的調查，3月搜查逮捕事件8次，4月搜查逮捕事件3次。24名被捕者均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起訴至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審理完畢后，釋放了3月逮捕的5人，4月逮捕的3人，其余16人及證據移交給了國民黨當局。

三四月間租界大逮捕的事件主要有以下幾次。

1．中共江蘇省委主要領導被捕。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于3月1日9時在靜安寺路附近同孚路將李默農、汪鐵民兩人逮捕。李默農時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被捕時持若干份中國互濟會發行紅色宣傳單。汪鐵民為李的部下，時任江蘇省委宣傳部委員。李、汪二人被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3月13日移交給國民黨當局。

3月2日12時30分左右，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突襲昌平路677號，逮捕了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趙林 (天津人，28歲)、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劉貴鄉 (湖南人，27歲)、江蘇省委宣傳部張子云 (湖南人，29歲)，以及中共中央委員楊一林 (浙江人，30歲)等黨內重要領導干部，并沒收大量中、英、俄文黨的文獻資料。將被捕黨員起訴到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趙林被捕后叛變，經國民黨當局的要求，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將他釋放。但是，據《中共上海黨史大事記 (1919—1949)》等資料記載，中共江蘇省委被捕人員為省委書記孔二、組織部長蘇華以及上海中央局組織部長等人，其中孔二曾化名孟慶發、孟慶祥、趙霖、趙林、趙英，因此，可以證實中共江蘇省委主要領導被捕事件是真實的，只是日方資料所記載的名單或因當時化名較多，難以準確對應。

江蘇省委遭破壞后，上海中央局于3月16日決定，組建以趙立人 (即趙躍珊、鄭玉龍、黑大漢)為代理書記的中共江蘇臨時省委。

4月2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成都南路將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詹大全 (即陳學文)逮捕。根據他的供述，得知他居住慕浦鳴路振興路398號，在對其住居搜查時發現若干黨內書報。后將其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5月4日判決移交給國民黨當局。

2．多起共產黨員被捕事件。3月5日19時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河南路逮捕中共黨員應欽浩 (即應寶康)。后將其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3月14日判決移交給國民黨當局。

3月13日9時30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軍工路將中共的另一機關互濟會秘書老楊 (即葉天地)逮捕。后將其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3月19日判決移交給國民黨當局。

3月21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四川路將中國共青團江蘇省閘北區委宣傳部長黃建平 (即黃維)逮捕。依據他的供述，3月23日搜查了在威海衛路343號的居室，結果發現若干黨內書報。后將其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3月26日判決移交給國民黨當局。

3月23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馬霍路將中共黨員張敬德逮捕。后將其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3月28日判決移交給國民黨當局。

3月27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楊樹浦路留春里10號，將中共黨員蔣凱成逮捕，但沒有發現黨內物品。后將其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因證據不足于5月1日判決釋放。

3月27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天潼南路73號，將中共黨員保子如 (即保子玉，又名保子和)逮捕。但在其住處沒有發現黨內物品。后將其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因證據不足也于5月1日判決釋放。

3．多起進步團體成員被捕。4月6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對中國共產黨下屬機關上海工會聯合會干部的5個地址進行搜查，逮捕了8名 (其中2名女性)共產黨關連者，收繳大量共產黨資料。其中，在梅白路懋益里41號，逮捕劉德梅 (即劉永福、劉文祥)、老陳(即陳一民、陳瑜、陳李氏，女性)、老李 (即孫寶淇)，并在此處搜出大量黨內物品;在Tse Pang(字跡不清——筆者注)路天福里84號，逮捕劉趙氏 (女性)，但沒發現文書等物;在法華民國路銀河里553號，搜查沒收少量黨內物品;在大通路培德里82號，逮捕老葛 (即劉克明)，在此處發現若干黨內書報;在靶子路435弄49號，逮捕鄧士富，未發現黨內物品。這8名被捕者，被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4月14日判決，釋放2名女子和鄧士富，其余5名及押收的物品移交給國民黨當局。

4月13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円明遠路將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成員盧森堡 (即盧幼霞，又名盧綺霞，日本早稻田大學文科留學生)逮捕。又在法租界巡捕的援助下，對她的法租界住所拉斐德路穎鄴17號進行搜查，結果發現并沒收若干左翼文藝書刊。將其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后，于4月20日判決移交給國民黨當局。

6月26日大破壞事件

因一批干部相繼被捕，一些重要干部叛變出賣組織，導致中共組織遭到更大的破壞。

6月中旬，國民黨當局在阜民路茂興坊將英美煙草罷工委員會總指揮、中共黨員周光成逮捕。此人隨即叛變，供出他所知道的中共各種秘密機關所在地和黨的相關秘密事項。隨后，國民黨當局在公共租界、法租界警務處的協力支持下，于6月26日夜至6月27日清晨在多個場所進行搜查，逮捕中共黨員18人，同時沒收大量共產黨重要書籍文件。

在公共租界，租界工部局巡捕于6月26日18時在康腦脫路料廖州路角逮捕李文碧 (常州人，女，21歲)、張文清 (貴州人，27歲，中華總工會負責人)、鄭玉龍 (即趙立人，江蘇人，31歲，江蘇省省委書記);20時，在萊斯考斯路 (音譯)38號逮捕余淇全 (即李竹聲，安徽人，上海中央局書記)、利月英 (云南人，女，19歲)、王陳氏 (上海人，女傭人);22時，監視此處的巡捕又將來到此處的中央委員林子明①據《浙江通志·浙江人物志》記載，林子明即林志明，疑為日文音譯所誤。原名李得釗 (1905—1936)，又名德昭，字伯明，化名林志明，浙江溫州人。1933年1月，中共中央遷往江西瑞金，李得釗留上海任中央局秘書長，負責同共產國際的聯系，安排工作人員往來中央根據地，還領導轉移和保存埋藏在上海的16箱1．6萬余件中央檔案。逮捕;23時，又逮捕前來此處的中央聯絡員吳炳生 (32歲)。在青海路善慶里33號，21時30分逮捕李周氏 (寧波人，女傭人，22歲);22時15分，監視此處的巡捕又逮捕來到此處的張金標 (江蘇人，25歲)。在武定路槐蔭里74號，21時40分逮捕上海工會聯合會委員長劉志剛 (湖北人，28歲)。在康腦脫路長康里12號，6月27日1時30分逮捕李錦峰(湖北人，27歲)、陳在葛 (安徽人，23歲)、王根生 (上海人，32歲)。②日本駐上?？傤I事石射豬太郎:《有關中國共產黨干部檢舉和獲得重要文書事宜》(1934年8月11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共產黨關系雜件·中國部·中國共產黨員檢舉關系·第7巻·3》，機密第916號。

在法租界，租界工部局巡捕在古拔路63弄14號逮捕方玉英 (即方秀英，女);在西愛咸斯路甘世東路口慎成里75號，逮捕王秀英(女)、方文彬、宋桂清。

公共租界巡捕將被捕14人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租界巡捕將被捕4人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兩院審理后，除將公共租界內逮捕的王陳氏、李周氏因2人為女傭人釋放外，其余人員因均為中共重要黨員，全部移交給國民黨當局。7月14日夜，押送至南京。

在搜捕過程中，沒收物品中有暗號文，中、英、俄、日文共產黨文獻資料，黨團組織狀態，江蘇省委經費明細，以及滿洲和其他省委給黨中央的報告書等等極其重要文書，另有現銀4500元、30英鎊及大額存款存折。因此，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相關官員在移交給國民黨當局前，將這些文件借來閱覽，并對認為非常重要的文件450余件進行了攝影拍照。①日本駐上?？傤I事石射豬太郎:《有關中國共產黨干部檢舉和獲得重要文書事宜》(1934年8月11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共產黨關系雜件·中國部·中國共產黨員檢舉關系·第7巻·3》，機密第916號。

關于此次被捕主要領導人的身份和人數，國內一些論著也有記述:其一，“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江蘇省委和全總黨團遭到大破壞，中央局書記李竹聲、秘書長李德昭、中共江蘇臨時省委書記趙立人、全總黨團書記袁孟超等16人被捕”②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上海黨史大事記 (1919—1949)》，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373頁。。其二，“6月26日，曾任省委組織部干事、內部交通的周先成被捕后供出省委及上海中央局機關的地址，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蘇省委和全總黨團機關遭重大破壞，中央局書記李竹聲、江蘇省委臨時書記趙立人 (趙耀珊、黑大漢)、全總黨團書記袁孟超等重要干部10多人被捕”③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江蘇地方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9頁。。其三，“1934年6月26日，李竹聲在中央局辦公處門口被國民黨中統局特務逮捕，與其一起先后被捕的還有秘書處負責人李德釗、全總黨團書記袁孟超、江蘇省委書記趙立人，以及工作人員、巡視員、交通員共20余人”④高鴻達、夏燕:《歷史上的中共中央上海局》，《黨史縱橫》2007年第3期。?？梢?，除了在被捕人數上存在10多人、16人、18人、20余人等異議外，被捕的主要領導人及其身份基本一致。

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捕后叛變，供出了江西紅軍的兵力、番號和作戰意圖等機密。江蘇省委書記趙立人后來也叛變。⑤《中共上海黨史大事記 (1919—1949)》，第373頁。上海黨組織遭受重創。之后，盛忠亮任上海中央局書記。同時，重組江蘇省委，調廈門中心市委書記寶爾 (即許包野、許文藻)任江蘇省委書記。

7月至9月間中共江蘇省委以下機關共產黨人在租界屢遭逮捕

國民黨當局策動叛變和安插特務分子的策略雖然在7月后沒能達成獲得中共中央高層、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干部情報的目的，但就江蘇省委以下機關卻屢屢得手。

在國民黨當局的策動下，從7月至9月，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內發現、破壞中共江蘇省委及區委級黨員地址18處，逮捕有關黨員25名，沒收相當多的書刊資料，但都沒有重要文件。

7月4日18時30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福州路將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林文龍 (即李春)逮捕。后將其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7月10日判決后移交給國民黨當局。

7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愛文義路永安里32號將江蘇省委內部交通員張友松逮捕，并發現若干黨內物品。后將其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8月7日判決后移交給國民黨當局。

8月22日夜至23日清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赫司克而路1號、江西北路英升里25號、四川北路公益坊1151號等三處搜查。在赫司克而路1號，逮捕謝華 (即謝萍如)。同時，在以上各處沒收黨內物品。后將謝華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8月29日判決后移交給國民黨當局。

從8月23日18時至23日清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以下場所逮捕共產黨員7名:在四川北路路角，逮捕中共江蘇省委組織干事林祖貽;在白克路4號，逮捕江蘇省委干部林新民及江蘇省委婦女部干部張英 (即林秀貞，女，林祖貽妻子);在愛而近路德潤坊42號，逮捕李宣明;在有恒東路景星里5號，逮捕李象濤及黃周氏 (女)，并發現若干黨內物品及謄寫印刷器;在赫德路合泰坊1號，逮捕黎潤。工部局警務處將被捕7人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后因證據不足釋放了黃周氏，其余6人在8月29日判決后移交國民黨當局。

從9月3日起連續4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8處場所逮捕共產黨嫌疑者14名:在成都路聚慶里938號逮捕張彩紙、李長貴;在赫德路張家甾宅49弄34號，逮捕李萬幸;在成都路784號逮捕中共中央交通員陳福吾;在唐山路華興坊165號逮捕陳世民、李淑英(女);在廈門路行慶里6號逮捕趙尚忠;在周家嘴路福潤里3號逮捕張占奎、趙福才;在小沙渡路福興里123號逮捕王新民、王張氏(女);在赫德路544弄3號逮捕劉正生、劉張氏、陳建勛。

9月3日，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巡捕在白浦路12號逮捕中共上海法南 (法租界及南市)區委干部黎景平及孫振之，并發現黨內文件書籍。后將2人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①日本駐上?？傤I事石射豬太郎:《有關最近在上海中國共產黨干部檢舉事宜》 (1934年9月26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共產黨關系雜件·中國部·中國共產黨員檢舉關系·第7巻·3》，機密第1113號。

由于絕大多數被捕者否認自身為共產黨員或與共產黨有關聯，7月至9月間在兩租界內被捕的中共黨員的身份及黨內地位大多未能確認。

10月上海黨的工作再遭重創

10月5日，根據李竹聲供出的線索，國民黨特務機關會同法租界工部局巡捕在法租界麥其路麥其里34號，搜捕了徐宏達等3人。后又繼續對此住處進行監控，逮捕了來訪者。依據被捕者的供述，從10月5日到12日順藤摸瓜，在法租界及公共租界搜查了數處場所，逮捕了共產黨員徐建中、章雅范等3人。據審訊調查，判明徐宏達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會計負責人，統管白色地區黨的會計工作。又從其所持文件中了解到，中共的美元資金由此人經手，兌換成銀元，分配給各地黨部。逮捕的共產黨員徐建中、章雅范等可能為當地黨的無線電臺機關負責人，主要是掌管上海與瑞金之間的無線電通訊聯絡。其使用的通訊器械有相當大的功率，也可能實現當地及莫斯科之間的通訊。②日本駐上?？傤I事石射豬太郎:《有關中國共產黨軍事會計負責人及中共電臺負責人逮捕事宜》 (1934年12月7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共產黨關系雜件·中國部·中國共產黨員檢舉關系·第7巻·3》，機密第1401號。此次逮捕過程中，共沒收黨內物品包括大量文件、2部電臺、7臺收發報機和大量通訊器材。③《中共上海黨史大事記 (1919—1949)》，第376頁。

此次被破壞的電臺屬于上海中央局電臺，而且因這次破壞，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的無線電聯系一度中斷，可以證實所破獲電臺的地位之高。④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8頁。而且，日方資料關于此次行動中逮捕的共產黨員徐建中，疑為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的化名，因資料所限未能確證。

以上日本外務省所藏的這些檔案資料，不僅看到了當時國民黨當局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也是國民黨當局勾結帝國主義迫害共產黨人的鐵證。這只是國民黨當局勾結帝國主義迫害共產黨人歷史之冰山一角。

中共黨團組織在這段時期遭受如此大的破壞，究其原因，除了國民黨當局及其與帝國主義勾結，破壞共產黨的手段殘酷外，還有自身原因: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政治路線，暴露了大批同志;采取錯誤的組織路線，開展大發展黨團員的運動，片面追求數量，審查不嚴，帶來嚴重組織不純，等等。

(本文作者 周進，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一處副處長 北京 100044;丁偉，旅日學者)

(責任編輯 朱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