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前的共識與歧見
——一九六一年北京會議、廬山會議若干議題述評

王 素 莉

·專題研究·

七千人大會前的共識與歧見
——一九六一年北京會議、廬山會議若干議題述評

王 素 莉

1961年五六月間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 “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劉少奇對糧食問題及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分析，凸顯了困難成因及農輕重比例失調的嚴重后果。八九月間的廬山中央工作會議確定了工業高指標堅決退夠的政策。毛澤東認為形勢從此 “一天天向上”。但各地糧食短缺表明最困難時期還沒有過去，不充分認識困難就不能正確制定調整任務的目標。由此，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

農業；重工業；高指標；高征購；人禍

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以對 “大躍進”以來經驗教訓的 “初步總結”①《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40頁。及其所蘊涵的 “變局”②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為學術界所關注。實際上，這個 “初步總結”從1961年五六月間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 （以下簡稱北京會議）就開始了。在會議分組討論中，黨內民主、人民民主、階級斗爭擴大化成為關注重點，工農業 “高指標”、“高征購”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初現端倪。劉少奇對糧食問題的分析及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③《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7頁。的判斷，凸顯了困難成因及農輕重比例失調的嚴重后果，得到鄧小平的認同④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642頁。。八九月間的廬山中央工作會議 （以下簡稱廬山會議）確定了重工業 “高指標”堅決退夠的政策。毛澤東對形勢的基本估計是：“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從此一天天向上?！雹荨睹珴蓶|傳（1949—1976）》 （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170頁。但各地糧食嚴重短缺的現實表明，最困難時期還沒有過去，不充分認識困難就不能正確制定調整任務的目標。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總結 “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劉少奇重提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①參見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21頁。。隨后召開的西樓會議及5月中央工作會議繼續正視困難，確定了 “傷筋動骨”調整的方針，由此形成 “大刀闊斧”全面調整的局面。正由于對形勢判斷及應對措施的歧見，“變局”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一、北京會議對“大躍進”以來經驗教訓的初步總結

北京會議是在1961年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央領導人帶頭檢討 “大躍進”運動以來缺點錯誤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

進入20世紀60年代初，國民經濟已接近半癱瘓狀態，然而中央對困難成因的判斷依然未切準脈搏。1961年1月1日，中央批轉河南信陽地委關于 “信陽事件”的報告，這份報告夸大 “敵情”，把糧食減產和大量餓、病、死人的現象一概歸咎為壞人和地主封建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整風整社，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復辟勢力。中央肯定這份報告，要求全國三類社整風整社都應照此執行，反對 “走過場”②《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6頁。。這一批示助長了整風整社運動中 “左”傾錯誤的發展③《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2005．12）》，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215頁。。但是，“大躍進”運動的重挫是一劑使人清醒的猛藥。在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問到 “大躍進”的口號在1961年還能不能提時，鄧小平說： “今年元旦， 《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社論，沒提 ‘大躍進’，是提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雹堋多囆∑侥曜V（1904—1974）》（下），第1609頁。毛澤東沒有對此提出異議。1月中旬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毛澤東號召全黨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 “搞一個實事求是年”⑤參見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237頁。。4月25日，毛澤東在給鄧小平的信中提出了在北京會議中所應當完成的任務，即收集農民和干部的意見，修改工作條例六十條和繼續整頓 “五風”⑥參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68—269頁。。會議通知下發后，中央和各省、市、區負責人按照通知要求，紛紛到農村做調查⑦《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58頁。。從年初到北京會議召開之前，形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人們的頭腦也隨之逐漸冷靜下來。

毛澤東在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作出 “現在局勢已經是有所好轉”的判斷，并坦率地為這幾年工農業 “高指標”承擔了責任。他認為責任就在于調查研究少了，而且責備自己 “也沒有下去，搞一個公社、一個工廠的調查”⑧《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61—262頁。。毛澤東還反思1959年廬山會議 “反右傾”之后沒有堅持反 “左”，他感嘆反 “左”中間插了一個反右， “結果就反出一個浮夸風”，“把我們原來的反 ‘左’割斷了”，“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了”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34—1135頁。。劉少奇反思的重點是1959年的繼續 “大躍進”，他認為：“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萬噸鋼增加到二千零四十萬噸，是犯了錯誤的”，“中央有些政策，決定前缺乏很好的調查研究。根據不夠，決定之后，又沒有檢查執行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雹狻秳⑸倨婺曜V（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501、509頁。要求各行業“整個六十年代的連續躍進”是黨中央作出的決定。1960年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說：“這次會議作出決定的只是一個問題，就是關于今年的計劃。關于鋼產指標，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賬，即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萬噸，第二本賬，爭取二千萬噸或者還稍多一點?！睍?，全國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 “共產風”隨之又泛濫起來。從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經濟工作中‘左’傾蠻干最厲害的一段時期” （參見 《毛澤東傳（1949—1976）》，第1049—1050頁）。此后，中共中央批準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建委關于第二本賬的報告，這個報告規定的鋼產量指標為2040萬噸。鋼產量的變化，沖亂了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在全國又掀起了保鋼、保煤、保運輸的 “躍進”高潮；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毛澤東又提出全國大煉 “爭氣鋼”，要爭取當年生產2000萬噸鋼，從而使經濟生活發生了更大的危機 （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623—626頁）。在如何分析缺點錯誤的問題上，鄧小平也突破了毛澤東關于 “九個指頭”和 “一個指頭”的定論①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627頁。。中央領導人承認 “大躍進”運動中有缺點錯誤，這就為北京會議初步總結經驗教訓開了好頭。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制定了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修正草案）》，針對糧食短缺的局面，提出了 《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

會議期間，毛澤東共有四次講話。前三次（5月21日、23日，6月8日）是他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談話，主要講退賠問題。毛澤東批評說：這幾年我們政策執行得不好，我們不退賠，就要被打倒②毛澤東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談話（1961年5月23日）。。他開誠布公地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我們就是受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么？主要是中央和我負責，我負主要責任，這些話應在三級干部會議上講。搞鋼鐵我也是滿腔熱情，勁頭也大，北戴河會議也很有點來頭。你們在座的，大區的同志，如果四六開，你們也有四成吧！我這話一直講它幾年，你們做好了，聽厭了，我不講了。③毛澤東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談話（1961年6月8日）。毛澤東對 “高指標”、 “高征購”的批評相當嚴厲，并為此承擔了主要責任。但“高指標”、“高征購”背后的原因，他沒有過多涉及。

由于前期調查研究接觸了實際，分組討論中許多同志的發言觸及了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經驗教訓。其中黨內民主、人民民主和階級斗爭擴大化成為熱議的問題，工農業 “高指標”、“高征購”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也初現端倪。

一些同志提出，“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為什么兩次刮 ‘共產風’，今后如何能夠不再刮？”關鍵是要保證有 “人民內部的民主”和 “黨內民主”?！?957年以來，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斗爭，反對國際修正主義的斗爭，都是必要的。但因此而發生的副作用，是一部分同志只強調集中，只強調紀律，只強調統一意志，忽視民主，忽視自由，忽視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畬幾笪鹩摇蔀橐粋€時期事實上存在的風氣。要用長期的工作，耐心地來改變這個風氣，還要定出一定制度出來，才能保證不再刮 ‘共產風’?！庇腥苏f： “幾年來，不僅是下邊，在縣以上拔白旗、反右傾，處分了很多人。黨內是非不清，干部謹小慎微，互存戒心，有的干部說 ‘這幾年是在敵我分界線上工作’，上下不通氣，關系很不正常?！雹鼙本┲醒牍ぷ鲿h小組會議簡報，第一組 （華東、東北）第5、7號（1961年5月23日、24日）。有人批評說： “黨內民主生活，這幾年是有削弱。說是政治掛帥，不少地方成了書記個人決定問題，特別是第一書記不點頭，什么事都不能辦。黨的政策、重大問題，卻很少集體討論，這實際上是沒有政治掛帥”?！包h內民主生活是個大事，要進行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不然，整了風，沒有正常的民主生活，沒有個制度，也還是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雹荼本┲醒牍ぷ鲿h小組會議簡報，第二組 （西南、西北）第3號（1961年5月24日）。

聯系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一些同志還反思了1959年廬山會議后期 “反右傾”斗爭擴大化問題。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考慮，廬山會議期間和以后，全黨范圍內的主要傾向不一定到處都是右的。特別是把反右傾的口號擴大到工農群眾中去，影響更大……作為全黨、全國范圍來講，當時的主要傾向仍然是 ‘左’，而不是右?！庇腥苏f：“廬山會議之后，我們在農村中來了個反右傾斗爭，來了個公共食堂萬歲，來了幾個大辦，現在看來，這和當時農村實際情況是背道而馳的，以致造成了1959年冬和1960年春的嚴重情況”，“去年北戴河會議強調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這無疑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對國內的經濟工作提出過高的不切實際的要求，甚至使經濟工作不按經濟發展規律辦事。其后果證明是不好的。1958年下半年，指標過高、政策過左、黨內斗爭過火、下面說假話，是上面高指標、瞎指揮、命令風造成的?！庇腥苏J為：“我們在傳達廬山會議的時候，把其 （指彭德懷等人——引者注）與當時一些具體工作中的問題聯系起來了，食堂問題、大辦鋼鐵問題、指標高低問題，把對這些具體工作的看法，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據，這就壓抑了黨內民主，從此具體政策、具體工作的不同意見就不容易聽到了。上下不大通氣，發揚黨內民主，必須從分清是非和平反做起?！币灿腥颂岢觯骸包h內風氣值得研究，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頭腦都是不清醒的”?！敖窈髮τ谏贁捣疵嬉庖姂摷右员Ｗo，這樣才可能有爭論，只有爭論才能發展真理，真理是越辯越明的，沒有爭論，并沒有好處?！雹俦本┲醒牍ぷ鲿h小組會議簡報，第三組 （中南、華北）第3、5、6號（1961年5月24、25日）。有人從階級斗爭擴大化對工礦企業的影響指出： “蘭州的廠子最亂，許多廠子的機械設備破損嚴重，事故很多，不能正常生產。這是由于上層建筑影響生產關系，又影響生產力。在中央直屬的大企業中，有八個廠子被整成是 ‘反黨集團’，統統拉去勞教?，F在看來，沒有一個夠得上 ‘反黨集團’?！庇腥颂岢觯骸巴跞沃赝窘o主席的信中說 ‘有些地方病人、死人并不是由于敵人破壞’，這句話應該引起我們警惕?，F在有些地方看到死人，就籠統地說民主革命不徹底，因此工作組下去不去調查真實原因，而單純去找漏劃地、富。這種調查方法就一定要犯錯誤?！雹诒本┲醒牍ぷ鲿h小組會議簡報，第一組 （華東、東北）第12、35號（1961年5月26日、6月5日）。有人強調：“現在文風之壞，不可容忍。把錯誤的東西說成是毛澤東思想，正確的東西說成資產階級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這是在踐踏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以后不許亂用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子?！雹郾本┲醒牍ぷ鲿h小組簡報 （文教組）（1961年6月2日）。

從上述發言可見，1958年以后引發 “共產風”的工農業 “高指標”、“高征購”以及瞎指揮、命令風是伴隨著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黨內外日益嚴重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決策上的獨斷專行而發展的。階級斗爭擴大化既阻塞了黨內外民主的言路，也成為決策上獨斷專行的保護傘。寧 “左”勿右，動輒以 “革命”的名義，不僅窒息了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也助長了一些人濫用 “毛澤東思想”作為干荒唐事的借口。鄧小平后來反思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雹堋多囆∑轿倪x》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頁。這是對 “大躍進”以來經驗教訓的重要詮釋。

5月31日，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并發表講話，更透徹地分析了 “大躍進”的嚴重困難及成因。第一，中央應對工農業“高指標”、“高征購”負責。劉少奇說：現在各方面的矛盾 “都集中表現在糧食上”，問題“就是工業、交通、文教都辦多了”，這就造成“工農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農業 “高指標、高征購”、工業 “高指標”，“這是從中央起要負起責任的”。第二，困難成因主要是 “人禍”。劉少奇說：“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薄皬娜珖秶鷣碇v，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薄拔覀冊趫绦锌偮肪€、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第三，警惕有發生路線錯誤的危險。劉少奇說：“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雹荨秳⑸倨孢x集》下卷，第337、338頁。劉少奇的話，分量很重； “七分人禍”，中央難脫其責。在中央應負的責任中，工農業 “高指標”、“高征購”是重點，這就把對“大躍進”以來缺點錯誤的反思上升到中央決策層面，這無疑也是 “七分人禍”的癥結所在。當時的情況是，國家糧食庫存越來越少，城市糧食供應越來越緊張，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如果再孤立保鋼，就會出現 “潰退”了，也就會有發生路線錯誤的危險。

同日，周恩來在會議上作 《關于糧食問題及壓縮城市人口》的報告，提出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從城市壓縮人口下鄉。他強調：“現在的問題，集中表現在速度上。為了協調各方面的比例關系，必須放慢建設速度?！雹佟吨芏鱽砟曜V（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13頁。鄧小平也在同日會議上講話說：“究竟是天災，還是由于人禍？少奇同志也說過，在一些地區恐怕我們工作上 （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災不是主要的。從糧食上暴露出來的問題，實際上是農輕重問題，是重工業速度問題?！雹凇多囆∑侥曜V（1904—1974）》（下），第1642頁。從糧食短缺窺見重工業速度，鄧小平寥寥幾句便抓住了劉少奇所說 “七分人禍”的重點。這些意見表明，工農業 “高指標”、 “高征購”，問題發生在基層，根子還是在中央決策層，關鍵在于重工業 “高指標”和發展速度。循著這樣的思路尋找解決困難的辦法，首先是把居高不下的重工業 “高指標”降下來；其次是把城鎮人口減下來，這是走出 “大躍進”困境的唯一出路。這次會議調整的結果：煤由原來的4．36億噸減到3．13億噸，鋼由原來的1845萬噸減到1000萬至1100萬噸，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仍然認為這個鋼指標過高，并提出重工業一定要 “退夠”的建議③李富春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都贊成再度調整指標。毛澤東在李富春發言時插話說：退得夠，這樣好。無非是外國人罵，說中國人不行。不退，你有什么辦法？④毛澤東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 （1961年6月12日）。

會議于6月12日上午結束。毛澤東發表講話，再次對1959年廬山會議后期 “反右傾”斗爭擴大化作出反省，但仍堅持關于彭、黃、張、周錯誤的決議是正確的。他認為 “共產風”發生的原因：一是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社會主義；二是 “五個大辦”（即大辦水利、大辦文教、大辦縣社企業、大辦養豬場、大辦交通）。毛澤東認為 “我們搞了十一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他通過總結經驗得出的結論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教育干部”的問題（這篇講話在收入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的時候，篇名就叫做 《總結經驗，教育干部》）。從工農業 “高指標”、“高征購”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看，簡單地從 “教育干部”方面 “總結經驗”，有些不那么讓人服氣。但 “教育干部”對 “五風”盛行的地區的確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毛澤東認為：在座的都是先生，“我們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則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級、地一級、縣一級，首先要教育這三級干部?！雹輩⒁姟睹珴蓶|文集》第8卷，第275—277頁。毛澤東建議，下次中央工作會議到廬山去開，時間在8月。他說，今年這個廬山會議沒有1959年廬山會議那個急風暴雨了。他決定二上廬山，開一個心情舒暢的會。⑥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67頁。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七千人大會初步總結了 ‘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雹摺度腥珪詠碇匾墨I選編》下卷，第140頁。但筆者認為，用此句話來概括北京會議也很合適，七千人大會則應該用 “進一步總結了 ‘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來評價可能更恰當一些。歷史地看，北京會議分組討論中熱議的黨內民主、人民民主和階級斗爭擴大化，抓住了工農業 “高指標”、“高征購”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劉少奇關于 “七分人禍”的判斷，鎖定重工業 “高指標”和發展速度，抓住了困難成因的關鍵和中央應負的責任。七千人大會所取得的積極成果正是在這兩方面基礎上的進一步展開和延伸。

二、廬山會議的具體“退”與抽象“進”

鄧小平主持了廬山會議的籌備工作，當時的主要矛盾是糧食短缺，降低重工業 “高指標”是突破口。為了保證這項調整更符合實際，他專程赴東北調研保證鞍鋼冶煉設備開工2／3的措施問題。鄧小平在聽取宋任窮匯報后指出：“以鋼為代表的重工業，產量從一千八百萬噸減到一千萬噸是個限度。保鞍鋼是個戰略問題，保鞍鋼三分之二生產能力是個界限”?！艾F在講農輕重，‘農、輕’是上，‘重’是下。要保證逐步地上，逐步地下。過去是 ‘重’一馬當先，現在不要又在另一方面過分突出，要正確處理農輕重的關系?！雹佟多囆∑侥曜V（1904—1974）》（下），第1648—1649頁。但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國工業生產形勢仍呈下滑趨勢，鋼產量指標只完成了45%。中央書記處聽取國家計委1962年計劃控制數字的匯報時，鄧小平批評說：“去年鋼完成了1840萬噸，還是一馬當先，影響了八字方針的貫徹。今年又是高指標，1800多萬噸鋼，基本建設規模過大，還是影響八字方針的貫徹?！彼甘荆骸耙_實貫徹八字方針”②轉引自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30頁。。李富春提出：“如果今明兩年內，大家還是追指標、追項目，不退下來調整，就要犯錯誤?！雹劾罡淮涸谌珖媱潟h上的總結報告 （1961年8月11日）。周恩來也贊同要 “堅決退夠”，他說：現在“要講不大好的形勢，對工業、城市問題，應吸取深刻的教訓”，“不能老是追求數字，瞎指揮，如果再不意識到就要負更大的責任”④《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431、426頁。。

廬山會議從1961年8月23日開到9月16日，一共開了25天。糧食問題是主要議程。但解決糧食問題的首要環節，仍然是重工業 “高指標”問題。

8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安排會議議程。毛澤東用了三個 “不甚了了”來形容經過大挫折后對搞社會主義 “沒有把握”的心態。他說： “我們有把握的、有成套經驗的還是民主革命?！薄爸v到社會主義革命，則不甚了了”；“對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比如工業，我就不甚了了。計劃工作怎么搞，現在總搞不好?！雹荨睹珴蓶|傳（1949—1976）》（下），第1168—1169頁。從歷史上看，中國社會主義是按照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建立和發展的。1953年國家確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第一個五年計劃將國家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58．2%用于工業基本建設，其中的88．8%用于重工業建設⑥參見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204頁。。這在客觀上要求全體人民不能不節衣縮食，有人呼吁政府 “施仁政”，毛澤東曾以 “大仁政”回應，所謂 “大仁政”就是為了人民的長遠利益⑦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9月12日）。。但三年 “大躍進”運動中，重工業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32．3%，第一個五年只有18%；鋼產量平均每年增加444萬噸，第一個五年平均每年只增加80萬噸；煤產量平均每年增加9045萬噸，第一個五年平均每年只增加1285萬噸”⑧《參考資料》，中發〔61〕608號（1961年9月30日）。。雖然這個統計數字是廬山會議作為 “大躍進”成績提出來的，但李富春仍舊反思說：“三年的工業平均發展速度是44%，但是大躍進到什么程度值得從工農業水平研究，我們的問題是缺乏從實際出發，到底和應當快多少，沒有解決。到1960年下半年才真正認識到農業是短腿，工業是長腿?！雹岜本┲醒牍ぷ鲿h小組會議簡報，第二組 （西南、西北）第3號（1961年5月24日）。重工業計劃指標要以農業能夠為城鎮提供的商品糧為基礎，這是“大躍進”血的代價換來的教訓。

李富春承擔了重工業 “高指標”的主要責任。9月2日，他在廬山會議上作 《關于工業問題》的報告，回顧了三年 “大躍進”發展的三個階段，對經驗教訓作了全面梳理。他認為實際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主要發生在1959年廬山會議到1960年北戴河會議這段時間。他說：1960年定了“以1840萬噸鋼為綱的工業生產指標，并提出了 ‘開門紅’、‘滿堂紅’、‘第二本賬’，基本戰線拉得更長。1960年計劃內和計劃外基本建設投資為384億元，比任何一年都大得多。到去年第四季度，仍孤立保鋼，使各方面都繃得很緊，這就加重了國民經濟的不平衡”。李富春提出： “這幾年計劃指標過高，國家計委，特別是我應負主要責任”。他再次提出，重工業 “高指標”， “要退下來才能調整，要退夠才能調整”。①李富春關于工業問題的報告（1961年9月2日）。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都贊成李富春的意見，認為 “只有退夠，調整好比例關系，才能使國民經濟健康發展”②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31頁。。

在重工業 “高指標”退夠的問題上，中央領導層已經達成共識。但在對形勢分析和困難成因問題上還存在分歧。毛澤東在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就作出了 “現在局勢已經是有所好轉”的判斷。然而在廬山會議的分組討論中，各地直陳糧食供求關系的緊張狀況，則說明即使對重工業 “高指標”進行大調整，經濟形勢也不會立即好起來，“特別是城市工礦區的糧食供應十分緊張，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險”③中共中央關于糧食問題的指示（1961年9月8日）。。從省以下的情況看，都在考慮如何使農民多吃點，農業恢復點，對于城市想得少了④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8—19頁。。因此，中央在廬山會議上確定第四季度上調的32億斤糧食也是困難重重。

在廬山會議的分組討論中，有人提出：“當前糧食問題的主要矛盾，是國家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泵鎸φ骷Z任務，省級領導們各有苦衷。河南 “今年是最困難的一年”。廣西今年不但遭受自然災害，還加上 “五風”為患，而且有些災情是兩三年累積下來的。江西 “到現在為止，災情仍比較嚴重”，“如果外調糧食超過七億五千萬斤以上，勢必要擠農民的口糧，或者過多壓縮其他用糧，擠得過分了，就可能出問題”。上海市要壓縮2億斤糧食供應意味著市區每人要壓縮30斤左右，包括郊區每人也要壓縮20斤左右。江蘇蘇州地區幾年來調出任務大大增加，口糧大大降低，體質減弱，人口死亡率增高?！案＝ㄆ骄咳嗣吭驴诩Z只有25．8斤，油二兩，已到不能再壓的程度了。如再壓，不僅生產不能維持，而且城市還可能出問題。浙江5月中旬以來，連續遭到風、水、旱、蟲災，特別是6月中旬以后的旱災，時間長，范圍廣，超過了1953年。加之農村 ‘五風’破壞生產力的影響，糧食產量將比原計劃減少15億斤左右”?！吧綎|今年災情仍然嚴重，購銷逆差9億斤，原打算除中央已經答應調給4億斤外，還希望中央給予照顧”?！鞍不战衲甑暮登楸?959年的還嚴重。省庫存還是上年期末存的1．8億斤，以全省人口相比，每人不足6斤，萬一出問題，沒有一點周轉余地”。吉林貫徹 “低標準，瓜菜代”的方針，現在已經開始采伐山上可以替代食品的原料，但是如果口糧壓得再低也過不去。黑龍江的主要問題是糧食征購大大超過了糧食產量增長的速度。它的后果不僅是降低了消費水平，挖空了儲備，更重要的是損害了農村的生產力。遼寧農村口糧按250斤安排，每人每天只能吃6．85兩原糧。如果征購30億斤，則農村口糧只能達到204斤，比1960年至1961年的農村口糧標準239斤還低?，F在又還普遍啃青。今年這樣下去，明年的情況將更嚴重。⑤參見廬山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議簡報，西南組第1號（1961年8月25日）；中南組第5號（1961年8月29日）；華東組第1、2、3、4號（1961年8月25日）；東北組第1、2、3號（1961年8月25、26日）。

如此看來，省級領導們在糧食征購上處于兩難境地。李先念在中央書記處電話會議上說：“有些地方在開三級干部會討論糧食問題時‘頂’得很厲害、很兇，斤斤計較?！雹蕖独钕饶钅曜V》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58頁。中央提出反對 “分散主義”即主要由糧食征購而來，而中央與地方在糧食征購上的矛盾，也成為七千人大會召開的直接原因。但省級干部對 “分散主義”并不認賬。⑦參見 《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12頁。探究起來，工農業 “高指標”、“高征購”仍是首要原因。

有人在分組討論中呼吁：“這幾年的經驗教訓很豐富，總結起來十分寶貴，現在是一個轉機，該是頭腦清醒的時候了?！眲⑸倨嫱葱牡卣f：如果現在即使沒有飯吃，有充分的煤，頭腦還是不會這樣清醒的。如何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呢？劉少奇提出：“災區要早下手，開放一些政策，搞自力更生還來得及，災區應該苦一點，該上山的上山，該下河的下河，每個人都要有一個打算，作個安排，這樣不會打擊積極性，又保護了收成好的地區的積極性。城市減人要抓緊，現在減人還可以趕上秋收秋種。你們討論一下，搞一個減人方案，各部部長都在這里，大家當面商量，定下來后馬上行動，以后要人時再請。在這個問題上要下狠心?！币恍┩咎岢觯骸胺结樖谴笳{整。如何調整？大家認為要根據兩個東西，一是人吃的糧食；一是工業吃的糧食——煤炭。整個國民經濟的安排，要看農業能夠提供多少商品糧食。有多少糧食能夠養多少非農業人口，就辦多少企業、事業。有多少煤炭，就辦多少工業，以糧食為基礎，以煤炭為基礎?！雹購]山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議簡報，中南組第1、3、8號（1961年8月26、29日，9月3日）。這些既尖銳又實在的意見，既反映了國民經濟形勢的窘迫，也表明了大挫折后的大調整思路逐步接近了實際。

毛澤東沒有在大會上講話，他在中央常委會議的講話中對形勢判斷持樂觀態度。他說：“現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庇嘘P權威著作對此評論說：“這是他對形勢的基本估計，并且一直堅持這個估計。后來在這個問題上黨內發生過分歧?！雹凇睹珴蓶|傳（1949—1976）》（下），第1169—1170頁。這個樂觀情緒與其在戰略上藐視困難的思維方式有關。毛澤東說：“現在指標低，不要悲觀，不會長期的。很快會發展起來。二萬五千里長征只剩得1萬多人了，吹牛皮還說有4萬人。人是少了，但強了、精了。以后幾年發展到120萬人?，F在指標低，不要悲觀。問題要認識一致?，F在認識比較清楚了，一定能夠搞得好。認識接近客觀實際，就好辦?！雹勖珴蓶|在中央廬山工作會議中央常委討論關于工業問題指示時的發言（1961年9月）。9月9日，毛澤東為李進 （即江青）所攝廬山仙人洞賦詩一首：“暮色蒼?？磩潘?，亂云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边@些詩句 “相當深刻地反映了毛澤東的精神世界”④《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70頁。。

9月5日，鄧小平作了被認為是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總結”⑤《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658頁。講話。他所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對最近三年的估計”。鄧小平說：“究竟三面紅旗對不對”，在六十條討論中、在傳達五月會議中、在幾級干部大鳴大放中這個問題提得相當突出， “我們總要回答這個問題的”。鄧小平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必須堅持。三年大躍進證明總路線可能，大躍進可能。教訓就是搞過了一些?！标P于 “大躍進”的十條成績，“柯老 （即柯慶施，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引者注）提成績八條，還要加兩條，一條是工業上黨的領導加強了，特別是在文教戰線樹立了黨的領導。另一條是我們各級黨委摸了工業，學了工業，總比過去懂得多一些”。關于今后是退還是進的問題，鄧小平提出：“今后是進，退就退到廬山，就是退到這里為止，這次會議以后是如何進的問題?！薄拔覀冎v退夠，是積極的，要有一條線。退到保命的限度也就夠了，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是潰退?！彼麖娬{：“氣要鼓，要在一個目標下積極地干，不要搞得灰溜溜的?！雹捺囆∑皆趶]山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9月5日）。

“大躍進”十條成績與 “進”相呼應，在某種意義上帶有糾偏性質。會議結束后，這十條成績作為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發出，供各部委黨組在討論廬山會議工業問題時參考?！按筌S進”十條成績包括：（1）三年 “大躍進”中，工業生產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第一個五年。（2）基本工業的設備能力有了成倍的增長。（3）技術力量有了迅速增長。（4）建立了一些新的工業部門，增加了許多新品種產品。（5）工業地區布局分布已比過去合理。（6）對地質資源的埋藏量有了更多了解。（7）工業的技術水平有了顯著提高。（8）科學研究方面有了巨大的飛躍。（9）在工業建設中加強了黨的領導，管理工業的各級黨委學到了領導工業的經驗，在企業中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變了過去脫離黨，脫離群眾而獨斷專行的 “一長制”。（10）企業中的群眾運動有了很大發展，廣大職工隊伍覺悟有了顯著提高，改變了過去少數人冷冷清清辦工業的局面。①《參考資料》，中發〔61〕608號（1961年9月30日）。這十條成績是“進”的基礎，也是全黨 “統一思想”的基礎。但怎么 “進”？要 “進”到什么程度？在實踐中則成為抽象概念，甚至只成為精神上 “鼓足干勁”的動力；而重工業 “高指標”的 “退”則落到了實處。廬山會議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提出：“我們已經喪失了一年多的時機?，F在，再不能猶豫了，必須當機立斷，該退的就堅決退下來，切實地進行調整工作。如果不下這個決心，仍然堅持那些不切實際的指標，既不能上，又不愿下，那么，我們的工業以至國民經濟就會陷入更被動、更嚴重的局面?！雹凇督▏詠碇匾墨I選編》第14冊，第532頁。在這個方針指導下，1961年鋼產量降至850萬噸、煤產量降至2．74億噸；1962年，鋼產量降至750萬噸，煤產量降至2．5億噸。

中央承擔了三年 “大躍進”缺點錯誤的主要責任，怎樣教育基層干部則成為現實問題。廬山會議貫徹了毛澤東關于 “教育干部”的指示，中共中央 《關于輪訓干部的決定》于9月15日作為中央文件下發。文件指出：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提議，“決定對全黨各級各方面的領導干部，采取短期訓練班的方式，普遍地進行一次輪訓”。輪訓的對象主要是 “縣委書記和相當于這一職務以上的黨員干部，特別是縣委以上各級黨委的書記和相當于縣委書記以上各方面 （工業、交通、財貿、農業、文教、外事等）黨委書記。地委、縣委的第一書記和相當于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的廠礦企業黨委書記，必須參加這次輪訓”。文件特別要求 “應該使干部在這次學習中能夠冷靜地考慮一下，自己在近幾年來的工作中和黨的生活中，有無忽視或違反黨規黨法的思想行動，有無忽視或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說假話、侵犯群眾利益等錯誤行為，以便接受經驗教訓，改進今后的工作，并不斷加強自己的黨性訓練”。③《中共中央關于輪訓干部的決定》（1961年9月15日）。沒有資料顯示這次輪訓在基層干部中引起的反響，但七千人大會前后基層干部宣泄的怨氣則顯露出他們內心深處對如此問責的抵觸情緒。

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沒有正式講話，主要是幾次插話?！秳⑸倨婺曜V（1898—1969）》只記錄了兩次：一次是8月28日，在李先念作關于市場問題的報告時插話：“企業總是搞這么多人，是要破產的，如果不解決，整個國家要破產、垮臺，國民經濟要崩潰”；一次是9月10日，在陸定一講到現在有點政治斗爭擴大化時插話：“我們現在又重新犯了這樣一個錯誤，一部分黨的組織里頭，特別是中級黨委，省委以下的黨組織里頭，相當普遍地犯了一個 ‘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錯誤?！雹堋秳⑸倨婺曜V（1898—1969）》下卷，第538、539頁?！秳⑸倨鎮?（1898—1969）》對這次會議的介紹更簡單，只有幾百個字⑤參見《劉少奇傳（1898—196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808—809頁。。所以，我們不能得知劉少奇在廬山會議上對形勢判斷的真實想法。但廬山會議上大多數省市反映嚴重缺糧的現實表明：困難時期還沒有真正過去，毛澤東關于形勢 “一天天向上升了”的估計顯然是樂觀了。

按照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中央發出的召開七千人大會的通知，主要精神就是 “鼓足干勁，統一思想”⑥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1年12月21日）；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191頁。。由于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總結 “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會議發揚黨內民主，實質上是黨內關系的一次調整。在對 “大躍進”嚴重挫折的分析中，劉少奇重提北京會議上關于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判斷，使困難成因中的 “人禍”因素在更大范圍凸顯出來。①參見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21頁。在七千人大會報告稿的起草中間，劉少奇“堅持要把困難的形勢講透”，對 “重病要用猛藥”②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43、41頁。。隨后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史稱西樓會議）上，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在匯報中說：1958年以來4年間，國家虧空“初步估算，可能有二百幾十億元或者更多些”。這個數字讓中央領導人感到震驚！劉少奇提出：中央工作會議 （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愿揭，怕說漆黑一團！他承認現在是“非常時期”， “困難很大，還沒有到谷底”。③《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549頁；鄧力群：《關于西樓會議的回憶》，《百年潮》2012年第3期。陳云亦贊同這個判斷，并列舉了五個方面的困難和六個方面的應對措施。在討論中，彭真提出會議的判斷與毛澤東關于 “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判斷不同。劉少奇則說：“一個會議做一種估計，后來認識發展了，又做一種估計，在黨的歷史上不乏其例，有的是??！問題是這個意見、這個判斷符合不符合實際?！雹茑嚵θ海骸蛾P于西樓會議的回憶》，《百年潮》2012年第3期。在1962年5月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再次強調：“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他認為只有正視困難，才能 “迎接困難，克服困難”⑤《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555頁。。5月26日，中央發出指示號召全黨：在最大的困難面前挺起胸脯，頑強斗爭，克服困難，戰勝困難。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40頁。此次會議后形成了 “大刀闊斧”全面調整的新局面，重點是陳云提出的用 “傷筋動骨”⑦《陳云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312頁。的辦法調整重工業和基本建設指標，進一步縮短工業生產戰線，大量減少職工和城鎮人口。會議之后各項調整措施即迅速貫徹落實：基本建設投資由1961年的123．3億元減少到1962年的67．6億元；國營工業企業在1961年減少的基礎上，1962年又減少18000多個；1962年1月至8月，精減職工850萬人，減少城鎮人口1000萬人。此外，陳云、鄧子恢、田家英等人提出 “包產到戶”、 “分田到戶”的建議，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等看法大體一致或沒有表示不同意見。⑧《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230頁。鄧小平還引用民間諺語：“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⑨《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頁。，表明了對 “包產到戶”的支持。

但是，七千人大會發揚的黨內民主并沒有持續多久。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痛批 “黑暗風”、“單干風”和 “翻案風”。其中，“黑暗風”具有統領作用。困難說透了，困難成因及應對措施就躲不開、繞不過。正由于對形勢判斷和困難成因及應對措施的歧見， “變局”不可避免地發生了。4年后，中國走上了 “文化大革命”的歧路?！拔幕蟾锩钡慕逃?，可以從北京會議初步總結的 “大躍進”經驗教訓中看到蹤影。正如鄧小平后來總結所說：“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币虼?，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把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提上議事日程。他說：“如果不堅決革除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雹狻多囆∑轿倪x》第2卷，第320、333頁。50年過去了，這段歷史仍能給人以深刻教育和啟迪。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80）

（責任編輯 吳志軍）

Consensus and Difference before the 7，000－Person Conference：A Review of Some Items in the Agenda of the Central Working Conferences Held in Beijing and Lushan

Wang Suli

The working conference conven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in Beijing in May and June 1961 had a preliminary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since the“Great Leap Forward．”At the conference Liu Shaoqi’s analysis of the grain problem and his judgment that the difficultieswere causedmainly bymanmade calamities brought into bold relief the grave consequences of the imbalance of agriculture，light industry and heavy industry．At the centralworking conference held in Lushan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of the same year the policy was adopted to firm ly cut back what should have been cut back with regard to the high industrial quotas．Mao Zedong’s view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was that“We are going up day by day，”but he admitted that the shortage of food across the country indicated that themost difficult time was not over yet and that the readjustment could not be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without fully realizing the difficulties．Then the 7，000-person conference was convened to further sum up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D232；K27

A

1003－3815（2012）－06－0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