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力與局限——七千人大會會議方式探析

王海光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通常稱七千人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爭議也最多的一次重要會議。會后，從中央到地方的與會領導干部對會議都有非常積極的評價。當時毛澤東也稱贊“開得好”。但時隔兩年后，他對會議就有些看法了，認為“把一些缺點和錯誤講得嚴重了”①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4頁。?！拔幕蟾锩敝?，為“打倒劉少奇”，把七千人大會說成是劉少奇1962年否定“三面紅旗”、“右傾”、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罪狀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七千人大會的歷史價值和積極意義才重新得到認識和肯定。1978年，胡耀邦領導中央黨校開展的“三次路線大討論”，在全黨最早拉開了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最初的討論稿中把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作為負面材料，但參加過這次大會的學員馬上提出反對意見，不同意討論稿的看法②參見拙文《輕雷隱隱初驚蟄——胡耀邦與中央黨?！叭温肪€斗爭”大討論》 (下)，《領導者》總第36，足見黨心所向。1981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寫道：大會“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201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又說：“七千人大會取得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對推動國民經濟全面調整起到了積極作用?！雹佟吨袊伯a黨歷史》第2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598頁。這是中央有關權威文獻和著作對大會的重要價值和歷史地位的正面肯定。

七千人大會能取得積極成果，是發揚了黨內民主的結果，也因此作為發揚民主的楷模載入史冊。七千人大會原本是要開成一個反對分散主義、催要糧食的會議，但在一些隨機性事情的因應下，會議脫離了原來的議程，最終開成了一個發揚黨內民主，充滿反省精神的大會。通過這次大會，調整了自1959年廬山會議以來黨內的緊張關系，上下通了氣，情況透了底，初步總結了經驗教訓，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激發了全黨克服困難的信心，使一些原本十分糾結的問題得以迎刃而解，對動員全黨大刀闊斧地調整國民經濟起到了重大作用，是在“關鍵時刻解決了關鍵問題”的一次歷史性會議。這正是發揚民主的偉力。

然而，大會是在肯定“三面紅旗”的前提下檢討“大躍進”失誤的，這就決定了會議上的發揚民主和自我批評不能不帶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對經驗教訓的反省總結實際上停留在了“出氣”的層面，很多重大問題沒能深究下去，各種意見正面交鋒不夠，致使一些矛盾積累下來。所以，盡管會議在“動員全黨為戰勝困難而團結奮斗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在發揚民主上取得的許多積極成果并沒有在會后得到鞏固和發揚，反而成為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產生政見分歧的開端。這里的經驗教訓也是非常深刻的。

本文試圖從會議方式的角度，對七千人大會發揚民主的情況及其歷史局限性進行歷史考察，進而探討會議程序彈性與民主張力的關系。

一、“大躍進”挫折后的調整困局：中央與地方的利益沖突

七千人大會召開的背景，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嚴重挫折。近年來有學者指出大會的直接動因“是為了推動糧食征購，而實際情況是遠近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產生結果”②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22頁。。實際上，七千人大會的召開是為了解決調整的困境，糧食問題是其中最迫切的問題。

持續三年的“大躍進”運動，到1960年已是“三鼓而竭”，國民經濟出現全面危機，不得不“退”了下來?！按筌S進”造成的嚴峻局面首當其沖的就是前所未有的糧食危機。正如劉少奇指出：“現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業和農業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現在糧食問題上?！雹邸秳⑸倨孢x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5頁。1960年的糧食產量由1957年的3700億斤下降到2870億斤，1961年也只恢復到2950億斤。④參見農牧漁業部計劃司： 《農業經濟資料 (1949—1983)》，內部資料，1983年，第143頁。隨之而來的是人口的大量減少。農村是人口減少的主要發生地。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凈減少1000萬人，而農村人口比上年凈減少1702萬。1961年全國總人口又繼續凈減少348萬人。1961年國家精減職工798萬，壓縮城鎮人口1000萬，城鎮人口總數凈減少366萬人在1000萬的城鎮人口下放農村的情況下，農村人口只比1960年增加了18萬。⑤參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 (1983)，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第103頁。另據《中國農村經濟統計大全》：1960年全國農業人口比上年凈減少1164萬人，非農人口比上年凈增加164萬人； 1961年全國農業人口比上年凈增加970萬人，非農人口比上年凈減少1316萬人。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計劃司編：《中國農村經濟統計大全 (1949—1986足見困難形勢的嚴重性。

同時，能不能承認“大躍進”的嚴重挫折從而走出困境，這對執政黨也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因為中共是從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黨，革命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情結很重況且，“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又是中共和毛澤東試圖為社會主義陣營樹立的一個趕超“樣板”，其“趕英超美”的發展指標是向全世界公開宣布的，要承認挫折更加困難。而且為發動“大躍進”和維護“大躍進”造出來的那些人間神話，這些年從中央到地方不斷開展黨內斗爭，把一大批講實話的干部群眾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承認挫折也就等于說這些運動都搞錯了，這些人都整錯了。所以，如何從“大躍進”高聳入云的臺階上走下來，“退卻而不形成潰退”，對執政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后，中央開始認真貫徹“調整”方針，努力恢復奄奄一息的農村經濟。在大半年多的時間里，進行了整風整社，糾正了“五風”，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草案)》 (簡稱“農業六十條”)，改變了人民公社體制，縮小了社隊規模，取消了公共食堂，改變了基本核算單位。中央還制定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 (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等條例，做出了大量精減城鎮人口的決策。經過這些工作，到1961年八九月間召開第二次廬山會議時，毛澤東認為經濟形勢已經到了谷底，從此一天一天向上升了①《毛澤東傳 (1949—1976)》 (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170頁。。會議確定，到1963年糧食在中等年景的條件下不再進口。但是，農村形勢雖然開始轉圜，實際情況仍不樂觀。

在工業調整方面，開始總想在重工業生產已經達到的水平上調整，鋼產量的高指標沒有降下來。中央沒有放下“躍進”的架勢，地方更是如此，一些上馬的基建項目都不愿下馬，工業企業的“關、停、并、轉”也很難落實。直到1961年八九月間召開的第二次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才認識到：工業必須要退夠，才能調整②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630—631頁。。決心全面下調工業高指標。如周恩來后來所說： “真正的調整，是從1961年下半年開始”③周恩來在1965年7月26日的講話，轉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2頁。。由于耽誤了調整時間，執行情況很差，國民經濟的緊張局面繼續加劇。城鄉居民的食品、棉布消費量比上年續減，吃穿用更加緊張。

同時，作為“大躍進”的后遺癥，黨內干部的情緒非常大。在第一線工作的干部，怨氣更大。事情都是上面壓下來的，但承擔責任的都是他們。他們抱怨說：“反右傾”運動整了實事求是的干部，整風整社運動又整了聽上級話的干部，“取了經是唐僧的，闖了禍是孫猴的”各級干部都有一大堆的疑問：“三面紅旗”對不對？這幾年的經驗教訓是什么？困難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中央有什么責任？消極的情緒在基層干部中悄悄地蔓延。

“大躍進”的嚴重挫折使各級干部吃盡了圖虛名而遭實禍的苦頭，他們痛心疾首，內疚自責，開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不再盲目地聽命上級的指示了。對上級布置的任務，他們不能不考慮一下自己單位和地區的利益，再沒有過去那種爭先恐后的沖勁了。許多工作任務，地方與中央討價還價，斤斤計較，很難安排下去這些情況，讓中央感到黨內有一種灰溜溜的畏難情緒，有分散主義，有本位主義，有自己的“小天地”。為此，中央決定搞一個七年計劃中心是解決吃穿用，兼顧國防，把大家的氣壯起來④《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668頁。。但遠水不解近渴。對于已經嘗過畫餅充饑滋味的各級干部來說，這種傳統的鼓氣方式很難說能有什么效果。

此外，中央與地方上下不通氣的情況仍然很嚴重。雖然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但人們調查研究的動機和觀念不同，調查的效果也不一樣。1961年，中央雖然開了幾次會議，但并沒有集中地系統地對過去的工作失誤進行總結。大家對困難情況不摸底，對形勢的認識也不一致。1961年第二次廬山會議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但我們頭腦太熱，違背了客觀規律，使本來可能的事變成不可能了被迫退下來⑤《。

上述這些糾結的問題，集中反映到了糧食征購調撥問題上。1961年全國征購糧食720億斤，中央上調60億斤至70億斤。第二次廬山會議上中央決定第四季度從各地上調糧食32億斤。但到11月中旬，糧食上調任務只完成了20％多一點。①《中央關于抓緊完成第四季度糧食調出任務的緊急通知》(1961年11月23日)，轉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9頁。11月23日，中央下達緊急通知，督促各地努力完成任務。同年還進口了116億斤糧食。如此大規模地進口糧食，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從來沒有的事情。1961年11月上旬，中央召開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在落實1962年的糧食征購任務時，各地領導人都面有難色。鄧小平發了狠話，提出了上調糧食的三個方案：120億斤、150億斤、180億斤，要大家選擇。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勉強接受了中間方案。②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9 20頁。

下面的干部有畏難思想是不難理解的。1960年全國糧食產量是2870億斤，征購量是1021億斤，征購量占產量的35．5％。1961年全國糧食產量是2950億斤，征購量是809．4億斤，征購量占產量的27．4％。③參見《中國農村經濟統計大全 (1949—1986)》，第410頁。1962年的糧食豐歉情況未卜，再加倍地征調糧食，這意味著還是高征購。李先念1965年2月給書記處匯報時曾說：在現有的農業生產水平下，征購糧食只能占產量的25％左右，多了就會出問題④參見《中國農村經濟統計大全 (1949—1986)》，第410頁。。因此，各大區接受了150億斤的任務，等于是接了一個燙手的山芋。作為一個因應之策，陶鑄提出開個全國地委書記的會議，讓中央幫助打通下面的思想。鄧小平接受了這個意見。

1961年11月12日晚，毛澤東聽取了書記處的匯報，決定把縣委書記都召集來開會，搞一個小整風，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總結一下，鼓鼓勁。檢討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錯誤，中央的賬要講清楚，錯誤的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要檢討，地方可以不檢討。他說：“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顯然，在毛澤東看來，經過一年多的調整，困難已經走出了谷底，經濟形勢已經好轉，錯誤都在改正。中央可以說得起話了。下面不是沒有東西，而是氣不順，本位主義，給中央“打埋伏”。他說：現在氣不壯，很沉悶。東西有，就是收不上來。要搞思想統一，解決小天地過多的問題。開這次會議的中心思想是鼓氣，“總結經驗，鼓足干勁”。⑤參見《中國農村經濟統計大全 (1949—1986)》，第410頁。

在11月16日中央下達的會議通知中，列舉了當前的問題——分散主義、本位主義、不講老實話、征收農產品不照顧大局、只顧本地或者只顧農民一頭等等。12月21日，在有省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小型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又說：把大家召集來，主要的就是八個字：鼓足干勁統一思想。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行動。⑥參見《中國農村經濟統計大全 (1949—1986)》，第410頁。上述可見，七千人大會的最初動機是要解決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加強集中統一。雖然中央表示，過去錯誤的責任首先在中央，實則在現實的具體問題上，矛頭是朝下的。

二、從“主題先行”到“主題后行”：大會直接討論政治局報告的非常之舉和應因之道

召開七千人大會，是要總結經驗，壯氣鼓勁。要“總結經驗”，就要說明造成目前困難局面的原因和責任。毛澤東指出錯誤責任第一在中央，并要中央書記處清理這幾年的文件，以明確中央的責任和問題出在哪里。這是會議準備的第一步。

“大躍進”是黨中央、毛澤東決策的，如何規避毛澤東的責任，是總結經驗的首要問題中央書記處很快選編出了兩本材料，一本是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語錄 (后題名為《毛澤東同志論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在兩條路線上的斗爭》)；一本是具體的中央指示、批轉的文件，并就清理材料的情況給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寫了報告

鄧小平在1961年12月16日書記處會議和12月21日中央小型工作會議上，都講了清理材料的情況。他說：毛主席的言論是正確的，沒有錯誤。第二本“毛病很多，許多毛病出在這上面”。講責任是中央第一，省市第二。中央的責任，主要是中央書記處的責任。書記處的缺點錯誤主要表現在：沒有及時研究和提出各方面的具體政策，或者具體政策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計劃指標過高、多變；幾個“大辦”不是因地制宜、實事求是；權力下放過多，體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亂。鄧小平還說：過去這幾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我們研究的結果，不是指導思想的毛病，不是“三面紅旗”、總路線的問題，而是我們具體政策的問題、具體措施的問題，是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①參見《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37、39頁；《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第 1676—1677、1679頁。

中央書記處對中央文件的清理工作及其報告，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肯定，成為七千人大會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12月20日，在中央小型工作會議召開的當晚，毛澤東對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講：這幾年走彎路的責任，首先應由中央負責，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縣委?？傉f中央正確，英明領導，不符合事實嘛……這幾年的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高分配和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場等，都是中央的。②《毛澤東傳 (1949—1976)》(下)，第1188頁。毛澤東這些話，給七千人大會定了調子。中央的責任在書記處，也就是說，不是決策的問題而是貫徹的問題。劉少奇在12月21日的中央小型工作會議上也說：總路線是不錯的，是執行中間的錯誤③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39頁。。

鄧小平代表中央書記處為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承擔了責任，通過編語錄和編文件的方式，為大會順利召開提供了前提條件。還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書記處編選的文件，是有政治上的精心考慮的，并非都是負面文件。當時彭真根據中央要求，讓北京市委協助清理了這個時期的文件。共涉及93份文件，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中央下發的文件，共19件。作為負面材料的7件，主要是發動“大躍進”的文件；作為正面材料的12件，都是具有糾偏性質的文件，正確率占63％。第二類是中央批轉中央、國務院所屬各部門和地方黨委的文件，共74件。其中屬于中央和國務院所屬各部門的51件，地方黨委的23件。作為負面材料清理的有63件，錯誤率85％，正確率15％。④傅頤：《重尋“暢觀樓事件”的真實》，《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5期。如此看來，中央書記處應負的責任，主要的也只是失察和輕信的領導責任，更多的還是下面的問題。

從調整開始，中央一直沒有系統總結過“大躍進”挫折的嚴重性問題，中央領導人之間對總結經驗的看法也不盡一致。在常委中，劉少奇在農村真正搞了調查，對下情的了解是最深入的。1961年4月，劉少奇回到家鄉，進行了44天的農村調查，親眼目睹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災難性后果?！拔屣L”對農村經濟的摧殘，農民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都給他留下了銘心刻骨的直觀印象。⑤參見《劉少奇傳 (1898—1969)》 (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862—875頁。在接手主持起草大會的報告后，他把對一些問題的尖銳看法寫到了報告中。

1962年1月10日，毛澤東接到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先是要推遲3天開會，接著又決定報告不先經過政治局討論，直接印發大會，用3天時間分組討論。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沒有開幕式，直接把中央的報告“披頭散發”地發下去，讓大家提意見。根據毛澤東提議，會期延長，充分討論劉少奇的報告稿。

中央政治局的報告，政治局沒討論就發下去了，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對于毛澤東的這個不同尋常的舉動，后人評論很多。參加起草工作的胡繩認為：這是毛澤東認為報告的調子太低了，對“大躍進”和“三面紅旗”肯定不夠，他“是要大區書記出來講話，不是少奇的話就是最高指示了”⑥轉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49頁。。因為毛澤東對報告不太滿意，又不便于自己出面表態，而在省委書記參加的100多人的小型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報告“議論甚多”。某些“大躍進”的急先鋒人物尤其不滿。毛澤東索性把報告直接發給大會討論，投石問路，看大家的反應，讓黨內思想狀態透透底。這是一種“引而不發”的姿態。

但這個不符合以往開會慣例的舉動，卻暗合了會議的內在要求。以往的大會都是表態性的會議，議題先行，程序固定，少數人決定好了，讓多數人表態通過，把規定動作做完了，會議也就開完了。與會者的民主權利很難體現。而這次開會，毛澤東投石問路，首先讓大家充分討論政治局報告，發表自己對報告的意見，于不經意間打開了會議的民主之門，提供了自由討論的空間，因而使會議出現了充分民主的“情勢”。

毛澤東的投石問路，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七千人大會的全體與會者，都是“大躍進”運動的各級領導者。這幾年，把經濟搞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大家都十分困惑。在討論報告中，大家議論紛紛，提出了各種問題。主要是：當前的困難形勢怎么造成的？為什么會犯錯誤？誰應該對錯誤負責？有沒有分散主義的問題？“三面紅旗”對不對？這幾年的工作怎么看？相比劉少奇報告的原則性語言，他們的意見更加鮮活具體。有些省直接提出了不同意中央反對分散主義的意見。①《楊尚昆日記》 (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12頁。這實際上是否定了大會的主題。

言路一開，堵是堵不住的。大家對報告的修改意見，主要不是文字問題，而是基調問題。首先是對形勢與任務如何估計的問題。毛澤東意識到與會者的情緒，十分明智地采取了因勢利導的態度。他決定成立21人的報告起草委員會，吸收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先談主要矛盾是什么，統一思想后，再寫稿子。從16日起，會議主題從反對分散主義，轉到了總結經驗上來。

在總結經驗階段，毛澤東和中央采取了讓不同意見充分發表的民主討論原則。他指示說：起草委員會內部要充分討論問題，對稿子有各種不同看法，凡是問題沒有決定的，都可以自由發表。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大會也實行這個原則。②《毛澤東傳 (1949—1976)》(下)，第1193頁。這是大會最為成功的決策之一。

起草委員會與大會小組討論采取平行作業的方式，小組討論的意見都反映到起草委員會上。起草委員會在討論修改報告稿時，敞開思想，各抒己見，爭論得很激烈，言論也比較大膽。彭真說：把成績講足，把錯誤講透，錯誤有多嚴重講多嚴重，這樣才能輕裝前進。吳冷西回憶說：像這樣起草文件，討論的意見如此紛紜，爭論如此激烈，是他平生的第一次。③吳冷西：《國民經濟調整的領導者》，《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20頁。

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起草委員會經過8天緊張工作，于1月24日下午完成了報告第二稿最后第三部分的修改。這時大會已召開了13天。報告第二稿在總結經驗上匯集了眾議，對報告中的形勢和任務的看法，對“大躍進”缺點錯誤的分析，關于反對分散主義等等問題，都作了重要的修改補充。在不可能徹底總結經驗教訓的條件下，采取了更加接近事實的態度。報告歸納了4條主要缺點和錯誤，對其產生原因，把指標過高、要求過急的錯誤與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民主作風的滋長聯系起來，更具有說服力，比較容易讓人接受。④參見《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53、354頁。特別是在報告第二稿中，不再提15年趕超英國的口號，不再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不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更沒有再提城市人民公社。而這些東西都是毛澤東倡導起來的，并且作為綱領性的口號一直在宣傳。因為實現不了，報告修改稿中不再提及。這表示了中央政策觀念的重大轉變。

起草委員會對報告的修改是很注意策略的。報告肯定的12條成績是夸大的估計，總結的4條缺點錯誤是以肯定“三面紅旗”為前提的，討論中對“三面紅旗”的質疑和否定意見沒有反映進去。還說如果遵循毛澤東的思想、方法，認真執行毛澤東在每個關鍵時刻提出的指導意見，“這幾年工作中的有些錯誤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減輕，或者在發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糾正”①轉引自張素華：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14頁。。但如果聯系到報告中的三個“不再提”，仔細琢磨一下“或者”后面的話，還是很有些意味的。

1月24日晚，劉少奇、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了討論修改報告稿的情況。商定在25日下午召開有各省市第一書記和中央各部部長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報告稿，然后提交大會通過。②參見《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第1685頁

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基本通過了劉少奇的報告稿，同意提交大會。26日下午，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確定27日下午4時開第一次全體大會，由劉少奇作口頭報告。在27日上午，毛澤東又臨時決定，大會開始時間從下午4點改到2點。劉少奇連夜準備，直到上臺講話前才把報告提綱交毛澤東等人傳閱。③吳冷西：《調整時期的中流砥柱——紀念劉少奇誕辰一百周年》，《回憶領袖與戰友》，新華出版社，2006年，第158頁。

劉少奇的口頭報告雖然準備時間倉促，但他對所談問題早已是塊壘在胸，即席講話反倒是說得透徹，言語也更尖銳。劉少奇說：講缺點錯誤和成績，不能再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的套話；現在從全國講恐怕是三個指頭與七個指頭的關系，有的地方還是倒“三七開”。他還提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觀點。這些話是書面報告上沒有的，毛澤東沒有講過，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也沒有講。劉少奇還說：這幾年犯了嚴重錯誤的根本原因，除了高指標，要求急，瞎指揮，還因為在黨內和群眾中進行了過火的斗爭，使得干部群眾不敢講話，不敢講真話，也不讓講真話。既犯了某些政治錯誤，又犯了某些組織錯誤，搞了嚴重的強迫命令。劉少奇還談到了1959年廬山會議的事情，他說：彭德懷的信，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能算犯錯誤。

劉少奇的口頭講話，給與會者很有些振聾發聵的感覺，甚至還有點驚心動魄④胡繩后來回憶說：劉少奇在臺上講話，毛澤東不斷插話，他就擔心毛澤東能否接受。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47頁。吳冷西也說：劉少奇講話給大家震動很大，非常興奮。參見吳冷西：《回憶領袖與戰友》，第158頁。。大家由此看到了中央實事求是的態度，倍感鼓舞，群情振奮。次日，大會各小組反映說：“大家一致對少奇同志的報告滿意，特別滿意會議的開法”⑤《楊尚昆日記》(下)，第117頁。。

毛澤東當時對劉少奇的報告也表示了肯定對大會的開會方式更是稱道。毛澤東在1月30日的大會講話中說：“聽說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這種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種開會的方法，就是先來一篇報告，然后進行討論，大家舉手贊成那就不可能做到這樣好?！雹蕖督▏詠砻珴蓶|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7頁。

三、因勢利導：根據會議局勢發展調整會議程序

按照大會日程安排，在劉少奇作完口頭報告后，會議就準備結束了。1月24日，起草委員會工作結束，劉少奇、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了修改情況，并研究了會議日程，決定會議在月底結束。1月27日，毛澤東在全體大會上宣布說：會議無論如何31日要搞完⑦參見《毛澤東傳 (1949—1976)》 (下)，第1196—1197頁；吳冷西：《實事求是的榜樣——回憶七千人大會中少奇同志的作風》，《回憶領袖與戰友》，第143。28日，全體與會代表與中央領導人合影，會議進入結束的程序。但由于劉少奇1月27日的口頭講話引起了人們的強烈反響，使大會出現了欲罷不能的態勢。

劉少奇在口頭報告中，實際上打破了肯定“三面紅旗”的框框，改變了會議總結經驗的基調—— “三面紅旗”是正確的，錯誤是執行中的問題，道出了大家心中的共同感受，出現了一個會議高潮。具有豐富政治經驗的毛澤東明察秋毫，隨之改變了會議的日程。

毛澤東對“大躍進”的挫折，曾多次表示過自責態度。1960年11月28日，他在一份批轉各地黨委的報告中說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①《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64頁。。在七千人大會時，毛澤東對書記處的檢查報告發表意見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圣人，圣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占多少的問題，不要怕講我的缺點。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彭真從維護毛澤東領袖威信的善意出發，在起草委員會上發言說：如果毛主席的1％、1‰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但遭到了陳伯達等人的激烈反對。②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10頁注釋1，第108—111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720、721頁。實際上，毛澤東的錯誤缺點，他自己可以講，其他人是講不得的。這是當時黨內普遍的心態。

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在地方和中央兩個層面上，都產生了巨大震動。在地方層面，許多干部開始對照自己省區是“倒三七”，還是“十個指頭都爛了”。特別是一些省委主要領導人，在到北京開七千人大會期間，還繼續捂蓋子，不讓講省委的問題。在劉少奇口頭報告的鼓勵下，一些干部向中央寫匿名信反映情況。中央對這些省委領導人在中央會議上還捂蓋子的情況非常震驚，也切實感到了這些地、縣干部的憤怒情緒。

在中央層面上，劉少奇的口頭報告中把問題講得這么嚴重，似乎暗含了某種問責的味道，也讓毛澤東感到了一種難言的壓力。1月29日，林彪作大會講話。他撇開準備的稿子，即興講話，對“三面紅旗”大加贊揚，高調挺毛，改變了前天劉少奇報告的調子，讓毛澤東“很高興”③毛澤東1962年3月20日在《對林彪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中批示道：“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币姟督▏詠砻珴蓶|文稿》第10冊，第62頁。。

兩份口頭報告，林彪講的是領袖崇拜的高調，劉少奇講的是實事求是的低調。其實林彪心里非常清楚，“三面紅旗”完全搞糟了，挫傷了人們的積極性，黨內外情緒很大④當時林彪在私下說：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搞得“過分”、“過極”，破壞了人們的積極性。參見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林彪與孔孟之道 (材料之一)》(中發〔1974〕1號)。。因為軍隊與“大躍進”關系不大，林彪一直把著軍隊不要介入地方工作⑤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356—357頁。。在會議前期，林彪也沒有表示過任何意見。林彪在劉少奇講話之后的講話，主動為毛澤東擺脫了尷尬的困境，不單純是出于投其所好的政治功利目的，實際上也反映了黨內的一種護短的狹隘心理：即維護毛澤東威信就是維護黨的團結，擔心對“三面紅旗”的否定過多會造成黨心民心的渙散。這種觀點，在黨內是很有些基礎的。

林彪的口頭講話，用心良苦，可以作為一篇文過飾非的范文，能夠解析出許多個人崇拜的信息。如林彪把“大躍進”造成的困難，首先推到了自然災害的原因上，其次推到工作上的錯誤，又輕描淡寫地說成是“交學費”?！敖粚W費”是“代價不可避免論”的最初版本，相類似的說法還有“積累了經驗”等等。再如林彪強調，困難時期最大的首要的問題，是黨的團結，要求全黨更加依靠和相信毛澤東和中央的領導。這種觀點，在黨內并非林彪獨有，是很有思想基礎的。林彪的出彩之處，是以他的威望和經歷，強調毛澤東的一貫正確。他說：毛澤東總比其他人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我們所以犯錯誤，是因為毛澤東的思想和意見受到了干擾。我們黨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么一個歷史。林彪的這段話，當時多數人都認為講得非常好，并不以為林彪講話有什么格迕之處⑥當時不僅大會簡報反映大家說林彪講得好，而且一些參會的人，在多年后回憶中，也沒有覺得林彪講話有什么不妥。也有人當時就對林彪講話有些反感，但多半藏在心里，沒有反映出來。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47、303、311頁。。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黨內一種政治心態，即：越是困難時期，越要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包括遷就他的錯誤，否則就會損害黨的團結。其代價是喪失了全黨的判斷是非的能力。

林彪講話后，毛澤東當場表揚講得好，接著又提議延長幾天會期，要大家暢所欲言，開一個“出氣會”，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規則是：有什么氣出什么氣，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都可以講，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①參見《毛澤東傳 (1949—1976)》(下)，第1199頁。林彪的講話和毛澤東的提議，同樣得到熱烈響應。

1月30日，大會召開第三次全體大會。毛澤東自己主持，自己發表長篇講話，高屋建瓴地講了發揚民主集中制的道理。他說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要讓人講話，宣布“出氣會”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毛澤東在大會上公開表示：中央的錯誤“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他還不點名地把一些省委書記大批了一頓，說他們壓制民主，不讓人講話，不敢擔責任，“老虎屁股摸不得”，最后會要“別姬”的。②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16—47頁。

從1月31日起，大會轉為“出氣會”階段。以省區為單位，讓地、縣干部給省市委、各部委提意見，各省市進行工作總結并作自我批評。

省委書記一級的干部，是各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很多花樣是他們搞出來的。中央要反對的分散主義問題，也主要是指他們。而對地縣級的干部來講，他們執行的錯誤政策，大都是從省委來的，很清楚省委的具體責任，對省委的意見怨氣很大。毛澤東講話后，大會焦點就集中到了省委書記們的身上。

毛澤東審時度勢，以主動承擔領導責任，帶頭自我批評的高姿態，通過開“出氣會”的方式，因勢利導，扭轉了局面。會議由此進入了第二個高潮—— “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出氣”階段。

四、控制會議的節奏，以“出氣”達到“通氣”

在會議轉入“出氣會”階段后，會議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掌握會議的節奏顯得更加重要。自“大躍進”以來，各級干部都有一肚子的意見和委屈。毛澤東很清楚，只有讓下面出了氣，才能上下通氣。他從一開始就說：中央不作檢討，不能服眾。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都得檢討。意思就是讓下面出氣。然而，出氣口子一旦打開，也容易出現失控的情況。

對毛澤東在大會上的講話，許多人都希望能在劉少奇講話的基礎上，把形勢和困難講得更透徹些。但毛澤東講的主題是民主集中制問題，這與人們的期望值多少是有些距離的。但就控制會議節奏的角度來講，如果毛澤東繼續把形勢和困難講得更嚴重，勢必帶出責任問題。雖然說是中央有中央的賬，地方有地方的賬，但地方的賬是從中央下來的。如果會議開到了算賬的地步，爛賬難收，也就開不動了。所以，各省委書記們需要有承受批評的肚量，不能上推下卸。

在發動“大躍進”時，毛澤東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講：只搞分散不搞獨裁不行，第一書記要“馬克思主義加秦始皇”③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 (1958年8月19日)。。有些省市部委的第一書記，確實也當了幾年“秦始皇”，作風強橫，說一不二，大刮“五風”，動輒使用懲辦主義的辦法，下面干部的怨氣很大。在“大躍進”運動遭到嚴重挫折后，從毛澤東到各省市一把手，這個“罪己詔”都是很難下的。毛澤東從發揚民主的角度講民主集中制，在會上帶頭做了檢討，以道德垂范的高姿態，再讓省委書記們做點檢討，他們無話可說。

30日當晚，毛澤東召集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部署“出氣會”的問題。毛澤東好言安撫，讓那些坐臥不安的省委書記和部長們心里有了底。這些領導干部如能自覺地承擔責任，不搞上推下卸，接受批評和檢討自己，會議就能順利開成一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大會了。

毛澤東與其他中央領導人在會上即興講話中，講了許多必須發揚民主的精彩言論。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講話中不約而同地都談了要讓人講話，要保護少數人的意見。并且認為：恢復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首先就要保障黨員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

毛澤東說：“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薄安徽擖h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薄安辉S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只要服從決議，服從多數人決定的東西，少數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見。在黨內黨外，容許少數人保留意見，是有好處的……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里，而是在少數人手里?！薄翱傊?，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雹佟督▏詠砻珴蓶|文稿》第10冊，第18、24、39—40、43頁。

劉少奇在口頭報告中說：“各級領導機關對于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人，都不允許進行打擊。這是黨章上規定的。應該允許有不同意見的人說完他的意見，即使說得不正確，也不能阻止他講話。如果他最后仍然不同意多數人的意見，還可以讓他保留自己的意見?！雹凇秳⑸倨孢x集》下卷，第440頁。

鄧小平在報告中強調指出：一定要建立黨員與黨的正確關系?！包h員對黨，對工作，對問題，對領導人，都有權按組織原則，在黨的范圍內，提出批評和意見，并且有權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黨的會議上或在黨的報刊上，黨員都可以自由發表意見?！雹邸多囆∑轿倪x》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7頁。

但要讓地方大員當眾深刻地檢討自己，并非易事。有些省委第一把手跋扈慣了，下級干部畏之如虎，很難放膽直言。所以，一些省的會議出現了啞場的情況。

為了打開“梗阻”的局面，讓大家能夠把“氣”放出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別到各省區坐鎮。各省“出氣”情況很不一樣。有的省欠賬少，包袱輕，“出氣”容易；有的省欠賬多，包袱重，“出氣”就困難。有的省委書記比較開明，能夠做自我批評；有的省委書記比較頑固，“連事后諸葛亮都不愿當”。劉少奇參加的安徽組周恩來參加的福建組，比較快地打開了局面但鄧小平參加的四川組，一開始就兩次冷場。

毛澤東在1月30日的大會講話中，批評一些省委書記壓制民主，不讓人講話，表示要摸摸他們的老虎屁股。有的省委書記意識到這指的就是他本人，遂積極響應，在大組當眾做檢查。雖然檢討僅限于已被暴露的問題，對錯誤缺乏深刻認識，但已經很出人意料了。一些干部也紛紛檢討自己，主動為省委承擔責任。會議便由集中批評省委書記，轉成了大家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1月30日的“出氣”安排，是用三天時間開小組會，放開讓大家提意見，整個會議在春節前結束。2月1日晚，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聽取華北、東北、華東三個大區“出氣會”的情況匯報，決定大會延期到春節之后。2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繼續聽取西北、中南、西南三個大區的“出氣會”情況匯報。這時“出氣會”開得比較緊張了，如果繼續開下去，涉及的問題會越來越多。會議決定，2月3日由各省負責人做一次檢討，就結束這一段的會議。④這個日期與通常記載的不同。據楊尚昆記載：毛澤東在1月29日大會上說：會議延長幾天，到春節前再閉幕；2月1日，毛澤東在頤年堂開會，決定會議延長到春節后。參見《楊尚昆日記》，第118、119頁；《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第1687 1688中央很明白，如果讓大家放開提意見，一些省委負責人是怎么也過不了關的，得給這些人承擔一下責任。這樣，“出氣會”一直開到2月6日。

“出氣會”從1月31日到2月6日，這一個星期的時間，是這些省委書記們最難熬的一個星期，下面干部的各種意見讓他們如坐針氈省委書記們都作了一生中最沉痛的檢討。雖然還有許多問題沒有涉及到，但會議預期的“出氣”目的是達到了。毛澤東感到會上的“氣”出得差不多了，遂果斷決定結束大會。

2月6日，鄧小平在全體大會上講話。他說：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責任，中央首先負責，而在中央，首先應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我們黨有五大優點，但這幾年黨的領導，黨的工作有嚴重缺點，其原因，一是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實際的任務和口號，指標過高，要求過急，還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大辦”①即由大煉鋼鐵帶動起來的各行各業的一系列“全民大辦”運動。；二是這幾年黨內斗爭發生了一些偏差，傷害了一大批黨內外干部?，F在必須要把黨的優良傳統恢復起來，健全黨的生活。為了讓一些地方領導人能夠過關，鄧小平在講話中還為他們擔了擔子，說：小組會批評他們的事情，有不少是應該由中央負責的。②參見《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第1688 1689 《

2月7日，七千人大會開了最后一次全體會議，周恩來在大會講話中，講了當前的主要困難和克服困難的措施，代表國務院做了檢討，同時也為一些地方領導人說了話。大會通過了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毛澤東宣布大會閉幕。

七千人大會只是為清理“大躍進”造成的這些問題破了題，重點還是要放在以后如何收拾殘局的調整方面?！俺鰵狻彪A段的許多問題只是剛剛揭開蓋子，還沒有來得及深入；關于調整工作，也沒在最高層統一思想和意見，會議就結束了。這讓人感到有些意猶未盡，有些“匆匆”，甚至還有些“夾生”。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會議也只能是對“大躍進”的初步反省而已。

從審時度勢的方面講，毛澤東對“出氣”的“度”的把握，是要通過燒一燒各路“諸侯”，形成上下共同反省和“分擔”責任的氣氛，但又不能因反省錯誤而形成否定“三面紅旗”的群情。目的還是要在肯定“三面紅旗”的前提下達到全黨的團結統一。從這一點講，七千人大會對許多問題只能是點到為止，不可能期望徹底清理和改正“大躍進”的錯誤。

七千人大會從原來計劃的10天，最后開到了28天，由一個表態性會議開成了一個討論性的會議；從原來要反對分散主義、加強中央集權的會議，最后開成了一個通過發揚黨內民主促進黨內思想統一的會議。促成這個主題變化的，首先是劉少奇。他在報告中表現出來的歷史責任感，引起了大家強烈的共鳴，從而影響了會議的進程。毛澤東審時度勢，體現了掌控全局的能力。他根據劉少奇帶來的會議氣氛的變化，因勢利導，臨場發揮，不斷地調整會議議程，把握會議的節奏，把會議從一個高潮推到另一個高潮。在整個會議過程中，毛澤東表現出更多的是政治家的策略藝術，劉少奇表現出更多的是政治家的道德原則。

毛澤東對會議節奏變化的把握，從討論劉少奇的報告，到開省委書記的“出氣會”，始終貫徹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要通過“出氣”達到“上下通氣”，重新振奮各級干部的精神，加強全黨對中央的向心力。雖然七千人大會“跑了題”，對“三面紅旗”和困難形勢的認識與毛澤東未必一致，但通過七千人大會，中央了解了各地的困難情況，調整工作比較貼近實際了各地干部看到了中央敢于正視困難的實事求是態度，增強了信心。這對動員全黨同心同德克服“大躍進”帶來的困難局面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七千人大會雖然讓下面的干部“出了一口氣”，但許多問題只是“破了題”，有的只是剛剛“點了題”，沒有再繼續探究。而“通氣的情況又更遜之。特別是毛澤東與中央一線領導人對困難形勢的認識，對調整的部署，都缺乏足夠的溝通，沒有形成共識，埋下了隱患從這一點看，七千人大會也有很重的“夾生飯味道。氣出而不通，通而不透，透而不達，這是大會在發揚民主上的某種歷史局限性。

五、七千人大會的會議方式：在發揚民主上的創新表現及其歷史局限性

七千人大會之所以能夠從原定的反對分散主義的大會，開成一個發揚民主的大會，初步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的大會，貫徹執行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動員大會，這是與大會的會議方式密不可分的。這次大會改變了以往“主題先行”的開會模式，開創了一個“主題后行”的新模式。先把報告“披頭散發”地發給大會討論，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根據大家的意見進行修改，從而打開了會議的民主空間，使黨內各種意見得以表達出來，開出了一個生龍活虎的會議。根據會議的進展情況來調整會期的長短，原定10天的會議時間一推再推，一直開了28天。

毛澤東當時非常贊許七千人大會的會議方式。他在1月30日的講話中，首先稱贊這次會議的開法：“先把報告草稿發下去，請到會的人提意見，加以修改，然后再作報告。報告的時候不是照著本子念，而是講一些補充意見，作一些解釋。這樣，就更能充分地發揚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對各種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較，會也開得活潑一些?！泵珴蓶|高度評價這個開會方法，“是一個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個群眾路線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毛澤東建議人民代表大會和省委、地委、縣委，也要試試這個開會方法。①《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17頁。

毛澤東親自審閱和修改了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周恩來的講話稿，都給予了肯定的批示。他對自己在大會上的講話，從2月下旬到3月20日，先后親自修改了7遍。到4月初，又讓陳伯達等作了修改，這才最后定稿。②參見《毛澤東傳 (1949—1976)》 (下)，第1210—1212這也表明了毛澤東當時對七千人大會的基本肯定的態度。

但是，毛澤東十分推崇的這個會議方法，并沒有延續下去。以后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再也沒有開成過這樣的會議。這倒并不是像毛澤東所說的， “采用這種方法，要有充裕的時間”。而是因為采取這樣的開會方式，代表們成了會議主體，雖然符合了會議的民主之道，卻對領導的集中統一帶來了難度。但從歷史經驗來看，沒有充分的民主，就沒有正確的集中。代表們說話的權利，表達意見的權利一旦得到了尊重，就會產生積極的效果。七千人大會如此，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工作會議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七千人大會也產生了60年代黨內政見分歧的最初裂痕，“打下了毛劉分歧的楔子”，投射出了以后黨內斗爭的陰影。這個情況，也是和它的會議方式分不開的。

“大躍進”挫折以后，黨內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收拾殘局的思路。一種是不愿意講困難，回避講問題，不愿講錯誤，擔心講這些會讓人悲觀，喪失信心，不利于動員全黨全國人民克服困難；另一種是敢于面對困難，要求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只有把實際情況告訴全黨同志，才能動員大家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難作為一個從戰爭中走來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動員型政黨，在中共黨內持第一種觀念的人非常普遍。第二種觀念更符合現代政黨的執政理念劉少奇無疑是后者的代表。他在主持起草修改報告時說：4年的缺點錯誤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人出一身大汗，這才能接受教訓。

七千人大會最大的亮點是發揚民主。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關于民主集中制的講話，是他一生中最精彩的講話之一。毛澤東認為，經過1961年的政策調整，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形勢一天天在好轉。這是他決定要召開這么大規模會議的一個前提認識。即在形勢好轉的情況下，通過這次大會，總結一下這幾年的經驗教訓，重新鼓舞全黨信心。道理很簡單如果“錯誤”屬于過去式，“出氣”也好，“通氣”也好，承擔錯誤也好，是相對比較容易進行的。但是，在劉少奇口頭報告講了兩個“三七開”的問題后，客觀上帶出了一個“問責的問題，即這些困難局面是怎么造成的？誰應該對此負責？講到責任，從中央到地方，各有各的賬。毛澤東是最高決策者，第一責任人從“大躍進”的輕率發動，到廬山會議的風云突變，毛澤東都是難脫其咎的。所以，毛澤東要維護的基調是：“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問題是缺乏具體政策，主要是貫徹執行中的問題。這樣，“問責”的重點就落在部門和省市一級上了。實事求是地講，部門和省市的問題也是很嚴重的。他們以自己利益綁架中央，用虛假數字誤導中央，甚至中央開始糾“左”了，一些地方還遲遲不動。人們對這些領導人的意見也是最大的。毛澤東講民主集中制，在宏觀上承擔了領導責任，作了自我批評，隨之要求地方領導人作自我批評，達到了“上下通氣”的會議效果。

在七千人大會上，無論是會議的報告，還是各位中央領導人的講話，都是把毛澤東作為正確路線的象征，自覺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威信。曲意為毛澤東解脫責任的，不僅僅是林彪，實際上是一種集體意識。首先是中央書記處精心選編的《毛澤東同志論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在兩條路線上的斗爭》，選的都是毛澤東這幾年一些比較正確的話，以說明錯誤是執行中的問題。劉少奇也是非常注意維護毛澤東的威信，他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說了一些對彭德懷很不公道的話，這也是出于為毛澤東開脫責任的需要。同時，毛澤東也表現出了包容性的開明姿態，使1959年廬山會議以來的黨內緊張空氣得到了舒緩。

但是，就民主和集中關系的處理而言，毛澤東是把發揚民主作為實現集中的方法。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發揚民主的方式，是讓大家“出氣”，通過“出氣”達到“通氣”，實現上下交融的團結。在這個“出氣”過程中，毛澤東對會議氣氛和開會節奏的把握，猶如一位經驗豐富的船長，順水推舟，因勢利導，顯現了領袖的政治藝術。在這種情況下，七千人大會的發揚民主是比較有限的?；具_到了“出氣”的效果，通了氣，鼓了氣，見好就收了。因此，很多問題還沒有來得及講清楚，許多情況還沒有透底，中央高層對如何調整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在七千人大會后部署調整工作中，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領導人與毛澤東的思路發生了抵牾。

劉少奇由于受七千人大會的鼓舞，在主持調整工作時，對形勢的看法更客觀也更嚴重采取的調整措施更徹底也更堅決。在“西樓會議”上，劉少奇說：中央工作會議“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愿意揭，怕說成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么？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斗爭的勇氣”！他還說，現在處于非常時期，“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在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一開始就講，形勢很嚴峻，很困難，如果當前這個趨勢不扭轉國民經濟要崩潰?！艾F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①《劉少奇傳》，第898、904、905頁。。正是因為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中央才能以“毒蛇噬臂，壯士斷腕的決心，大刀闊斧地進行調整工作。也正是把形勢的嚴重性向全黨交了底，這些“傷筋動骨的調整措施，才能得到堅決貫徹執行。如在1961年至1963年6月間，減少2600萬城鎮人口，精減職工1887萬人②《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下冊，第602頁。。這么大的人口遷徙規模，沒有出現亂子，如果沒有同心同德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毛澤東雖然也承認“現在有相當大的困難”，但他認為“困難正在被克服中”③《毛澤東傳 (1949—1976)》(下)，第1215頁。。對劉少奇一再講形勢嚴峻，他是很不高興的。1962年7月20日，毛澤東同各中央局書記談話時責問道：“目前的經濟形勢究竟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7月2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說：“出氣”的好處是思想活了，同時像“包產到戶”等主張也出來了；有的是正確的考慮，有的則是牛鬼蛇神。④《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和隨后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嚴厲批評了“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重新以階級斗爭的方式處理黨內外的矛盾。從此，中共失去了通過深化調整，進而走上社會主義改革之路的可能。

七千人大會發揚民主的會議方式及其局限性，對今天黨內民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也有非?，F實的啟示意義。

1．執政黨要實現從革命黨向法理型政黨的轉型。

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已經提出了建立黨內民主制度的若干基本問題，如少數服從多數；保護少數人權利；讓人講話，言者無罪；建立黨員與黨組織的正確關系，保障黨員權利；任何一個黨員有權利批評任何一個黨組織領導人，向上級反映負責干部的缺點和錯誤；各級領導人應該接受監督；黨委會內部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相互監督；黨的各級監察委員會獨立行使監察權；一切黨組織和全體黨員都要按照黨章辦事等等。但是，在會后不久，毛澤東就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領導在調整方針上發生了分歧，他斷然否定了中央的集體決定。這些發揚民主的不無精彩的思想觀點也就束之高閣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新舉起了階級斗爭的旗幟，黨內民主的大門關閉了，而通往“文化大革命”的大門卻緩緩打開了?？梢?，民主建設必須建立制度的法理型權威。

2．執政黨能否實事求是看待困難和認識錯誤，既是政黨的歷史責任感的體現，自信和力量的體現，也是爭取歷史主動權的需要。

七千人大會在如何端正克服困難的態度問題上，有非常深刻的歷史啟示意義。在嚴重的困難面前，如何增強信心？是采取遮遮掩掩的態度，還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是擺在執政黨面前的一個很嚴峻的問題。當時中共各級領導人，都比較熟悉戰爭動員型的工作方式，習慣于以未來的美好愿景動員和鼓舞群眾。 “大躍進”把這種戰爭動員方式推到了極端，弄虛作假的浮夸風泛濫，造成虛火熾盛，自欺欺人危害十分嚴重，帶來了空前的信任危機。在嚴重的困難面前，很多干部并沒有從這種工作方式中走出來。他們擔心實事求是地反映情況會使人們喪失信心，總想把成績夸大一些，把缺點錯誤縮小一些，甚至對缺點錯誤諱莫如深不讓人們反映意見。七千人大會的歷史經驗證明：以執政黨負責任的擔當態度，實事求是地把困難和問題擺出來，并不會讓人灰心喪氣反而會提高執政黨的公信力，有助于增強信心形成齊心合力戰勝困難的力量。

3．實現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首先要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建立正常的意見溝通渠道讓黨內的政見分歧有暢通的表達渠道，在分清是非的基礎上實現黨的團結統一。

“大躍進”運動遭到嚴重挫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不斷進行過火的黨內斗爭，阻塞了黨內言路，信息嚴重扭曲。七千人大會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把黨內淤塞已久的言路進行了初步的疏通。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都意識到要保障言路暢通，關鍵是要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建立黨員和黨組織的正常關系。

固然，在今天這樣總結歷史，是有些苛求前人了。但是，從總結歷史經驗，發掘黨內存量的政治資源上講，這種對歷史的追問也并非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