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新時期中共黨史分期的標準、原則與階段劃分

武國友

關于新時期中共黨史分期的標準、原則與階段劃分

武國友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共黨史的分期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卻始終存在不同看法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認識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階段的劃分應該遵循什么樣的標準和原則;二是究竟應該劃分為幾個階段;三是應該怎樣看待各個階段的特點、區別與聯系。能否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事關改革開放新時期黨史的研究和有關著作的編寫。本文就此談點不成熟的看法。

新時期;黨史分期;標準和原則;階段劃分

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隨著中共黨史研究和黨史工作的不斷推進，新時期黨史逐漸成為黨史研究的重點。全國各地陸續啟動黨史三卷的編寫工作，這也是黨史研究工作重點轉移的一個突出表現。新時期黨史研究和三卷的編寫，就大的方面而言，首先需要搞清楚這樣幾個問題:(1)新時期黨史階段劃分的標準、原則;(2)每一階段的主要節點;(3)歷史主線及其發展邏輯;(4)形成新時期黨史階段性特點的主要因素。

一、關于新時期中共黨史階段劃分的標準和原則

關于歷史階段劃分問題，中國古代的史學家們在編撰歷史時，對此并不十分重視。近代以來，史學家們開始形成關于歷史分期的一些理論和觀點，并展開了關于中國古代史分期和社會史的大論戰。進入20世紀50年代后，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又進行了深入討論;之后，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到中共黨史的歷史分期問題。

人們之所以強調對歷史進行階段劃分，主要是出于三點需要。

一是出于局部解剖歷史的需要。有人把歷史稱之為“歷史長河”，認為它是一個永不間斷的“流”。這就必然要遇到從哪里截取一段進行研究的問題。其中包括從哪里進入，到哪里結尾，其間有些問題怎樣處理等等。對于這些問題的處理，必須通過歷史階段劃分來解決。有的歷史學家采取“自然的或者技術性的分期”，如中國古代以朝代或事件的始末來進行歷史分期。這在歷史編纂實踐中，是很實用的。這種對歷史進行分段地研究，實際上是歷史研究的一種切入形式，是“進入”歷史的門徑。

二是深度認識和解剖歷史的需要。對歷史進行階段性的劃分，其意義并非為方便研究那么簡單。研究歷史的基本要義和著眼點就是從歷史主義的觀點和立場出發，理清歷史的發展變化，探尋不同歷史階段的質的差異，揭示歷史的發展規律，為后人提供歷史性借鑒?！爸问匪悦髯儭?，就是這個意思。這一階段的歷史和另一階段的歷史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一個“變”字。做這樣的辨析，是一項基礎性工作。如果不能搞清不同歷史階段的“變”，那就說明研究者還沒有搞懂或者沒有理清歷史發展脈絡及其重要節點。這種治史明“變”，有的歷史學家稱其為“理論性的分期”，把它看做歷史編纂學的基本方法。

三是比較分析不同階段歷史的區別與聯系的需要。某一階段的歷史都是整個歷史長河中的一部分，任何一段歷史都與以往的歷史既有明顯區別，也有著緊密的聯系，如果不把某一階段的歷史與以往的歷史認真比較和分析，揭示其變化的原因和規律，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展現特定階段歷史的特點，因而也就很難對所研究的特定階段的歷史作出準確、科學的判斷。

上述三點也同樣說明了對新時期黨史進行階段劃分的必要性。那么，對新時期黨史應進行怎樣的階段劃分，依據什么樣的標準和原則呢?

對歷史作出若干時期或階段的劃分，是一件十分復雜而又困難的工作。歷史猶如一條浩瀚的長河，其豐富的內涵難以窮盡，尤其是新時期黨史呈多方面展開之勢，其頭緒遠比以往的歷史紛繁復雜得多。對這種豐富的歷史進行分期，其難度無疑會更大。新時期黨史階段劃分之所以難度大: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歷史分期的理論還不夠成熟，還沒有一個可供直接拿來加以運用的標準。因此，這種標準只能由研究者來確定，而確定標準本身又是一件難度非常大的事情。另一方面，由于新時期黨的歷史離現實太近，還沒有經過充分的歷史沉淀，再加上人們在研究方面主觀努力的不夠，很多問題還缺乏研究或者研究不到位。

誠然，難度的確很大。不過，難度大也必須依據一定的標準和原則對新時期黨史做出適當的階段劃分。就標準而言，筆者認為主要應該依據這樣幾條。

第一，重要會議和重要決策的出臺。新時期黨史與以往歷史的最大不同之處就在于，這一時期的歷史階段性變化主要是通過重要會議和重大決策來推進的，不同階段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政策的變化。而重大政策往往又是通過重要會議來制定的，所以判斷歷史階段的變化，重要會議和重大決策的出臺是一個重要依據。

第二，階段性重大改革任務和重大發展思路的變化。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改革開放雖然是一個未曾間斷的發展過程，但其中的轉變也是較為明顯的。從歷史階段演進的角度來說，不同歷史階段改革的內容和開放的內容有所不同，其發展思路也存在著較大變化。依據這一條，可以區分不同階段不同的歷史任務、不同的實踐特點、不同的改革開放側重點和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的經濟社會發展思路。

第三，黨中央和黨的主要領導人對歷史階段性變化的判定。之所以強調這一條，并不是一種“唯上”主義，而是因為在新時期黨史中，黨中央和黨的主要領導人是歷史主體的核心，對歷史發展具有導航作用。每一段歷史的發展方向、要奔向什么樣的目標，每一重大決策的出臺及決策本身的目的，他們最清楚。階段性歷史任務是怎樣確定的，他們最有發言權。從這個角度講，堅持這一條，在新時期黨史階段劃分中是不容忽視的。

依據上述幾條標準即可對新時期黨史作出階段劃分，但要劃得科學準確，還需要結合以下幾條原則:

第一條原則，不能偏離主線。由于新時期黨史是多條線索同時展開、內涵較為寬泛的歷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外交、軍事國防、黨的建設等等方面都有一條線索。在這多條線索中，黨圍繞國家富強、人民富裕而奮斗的歷史;黨的思想理論發展史;黨的自身建設史，這三條線索則是新時期黨史的主線。當然，在新時期黨史中，這三條線索也并不是等重的，而是有主從之分。因此，只有抓住了核心主線，才能真正把握新時期黨史的階段性邏輯進程。其中，新時期黨的奮斗史，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進行的改革開放，則是三條主線中的核心主線。所以，劃分新時期黨史的階段，就只能劃在核心主線的重要節點上，不能偏離核心主線。如果偏離了核心主線，歷史階段的劃分也就失去了合理性。

第二條原則，劃分歷史階段要看兩個不同的階段是否體現了一個“變”字。歷史之所以要劃分階段，其宗旨就是要探求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變化。如果歷史階段的劃分能夠展現兩個不同階段的發展變化，就說明階段劃分的合理，否則就說明劃分的不準確或沒有意義。

第三條原則，劃分出的歷史階段還要看是否能夠很好地體現研究的需要。人們對歷史階段進行劃分，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研究。歷史階段劃分的合適與否，直接關系到研究的效果。從這一點來說，劃分歷史階段還要與研究需要緊密結合。新時期黨史的階段劃分應主要體現以下研究需要:其一，要便于人們以同一邏輯認識歷史，這就需要體現統一的邏輯標準，不同的歷史階段不能出現邏輯差異;其二，要體現正確的政治導向，基本體現政治平衡，尤其需要避免出現政治方面的畸輕畸重;其三，各階段之間的切點要有明顯的“起止”性特征，給人們以清晰的來龍去脈性史感;其四，劃分出的階段要有相對的獨立性，不至于出現較多的重復和交叉。

如果按照上述的標準和原則，就可能會比較合理地劃分出新時期黨史的歷史階段。

二、新時期黨史的階段劃分和各階段的重要節點及主要特點

依據上述歷史階段劃分的標準和原則，依循黨領導改革開放這一核心主線的演變邏輯，新時期黨史可劃分為四個階段，再加上一個過渡階段。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至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為過渡階段;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2年8月黨的十二大召開前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召開至1991年12月為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階段;1992年1月鄧小平南方談話和10月黨的十四大召開至2000年12月進入新世紀前為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2001年1月進入新世紀后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

(一)從“文化大革命”向改革開放新時期過渡階段 (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對于這一階段，其基本定位就是“在徘徊中前進”和“走向歷史的偉大轉折”?？偟膩砜?，這一階段改革開放只是處于醞釀狀態。這一階段比較重要的節點有:(1)粉碎“四人幫”;(2)1978年5月開始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3)1978年7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4)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等等。這一階段，主要在三個方面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改革開放作了重要醞釀:一是粉碎“四人幫”后組織人事方面的調整和鄧小平的復出;二是思想解放的啟動和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三是改革開放和黨的工作中心轉移的醞釀。

總起來看，“在徘徊中前進”這兩年的歷史不光有徘徊，還有前進，“徘徊”是基本特點，更主要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則是“前進”。用“在徘徊中前進”來概括這兩年，也反映了這兩年的過渡性質。其特點:一是向著正確的方面過渡;二是過渡的逐步性，過渡期內的各種因素有新有舊，有生長有消減，新的正確的東西逐步生長，舊的不正確的東西逐漸消減。

當時，存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因素有三個:一是“文化大革命”的有關理論和思想還沒有根本消除，它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觀念。二是大部分支持和參與“文化大革命”的人還沒有來得及徹底清理，有的地區和部門的領導權還掌握在他們的手里。三是“文化大革命”所利用的階級斗爭的方式還在繼續使用，階級斗爭的觀念在人們的頭腦當中還深深地殘存著。

從正在生成的改革開放因素來看，這兩年已逐步提出并呈展開之勢。如對改革開放的醞釀，國務院務虛會已經討論了這個問題①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 (1919．5—2005．12)》，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298頁。。1978年9月，鄧小平在視察黑龍江省的講話中強調了體制改革的必要性。10月，他又在中國工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致詞中提出，為了加速發展生產力，“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于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他強調，“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并且進一步論證了進行體制改革的必要性。①《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5、136頁。關于對外開放的醞釀，1978年4月派出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和5月初派出的西方經濟考察組，實際上已經開啟了對外開放的醞釀過程。

由于“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兩種因素正呈交替過渡狀態。因此，應當把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徘徊中前進”的兩年定位為“文化大革命”與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過渡階段。

(二)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1978年12月至1982年8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開啟新時期歷史的轉折點，也是新時期的起點，其標志就是這次全會實現了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這是新時期正確開辟新道路的基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改革開放的大思路已有比較充分的醞釀，這些改革開放思想被寫入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改革開放開始啟動。這一階段的重要節點有:(1)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與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2)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調整社會關系;(3)城市和農村改革的啟動;(4)經濟特區的創辦;(5)恢復民主法制、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6)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開展;(7)外交方針轉變的開始;(8)統一祖國的“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

這一階段總的特點，是解決歷史性問題和邁出探索性步伐相交織。解決歷史性問題，主要是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錯誤，卸下歷史包袱，從中總結歷史經驗，撥正前進的航向。調整社會關系，既是調適歷史上的不合理政策，同時也是對新形勢下人們之間關系的重新定位。邁出探索性步伐，就是改革開放已摸索著開始起步。這一階段最主要的成果是實現了三大轉變:即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從僵化半僵化到開始改革。

(三)改革開放全面展開階段 (1982年9月至1991年12月)

對于這一階段從何處劃分，是劃在中共十二大還是劃在十二屆三中全會，有不同看法。筆者主張劃在十二大。雖然從改革的內容來看，整個80年代到十四大之前并無大的本質區別，但從政治方面看，以十二大為界限，前后確有很大不同。到十二大，政治性的和歷史性的問題已基本解決，并且制定了全面改革的綱領。十二大以后，從改革的角度看，這一階段呈現出與此前不同的三個新特點:一是改革的重點發生了新變化，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二是改革的態勢發生了新變化，從經濟、政治領域向科技教育文化及其他社會生活領域擴展;三是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都較前一時期有明顯進展。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新變化，筆者把十二大作為這一階段開始的標志，并將這一階段稱為改革開放全面展開階段。這一階段的重要節點有:(1)中共十二大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提出;(2)經濟體制改革綱領的制定和改革開放向各領域的擴展;(3)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和黨的制度建設;(4)中共十三大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確立;(5)價格改革闖關和實行經濟上的治理整頓;(6)平息國內政治風波和打破西方制裁;(7)外交方針的轉變和開展全方位外交;(8)按“一國兩制”方針推進祖國統一大業;(9)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10)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和治理整頓的完成。

這一階段的改革總體上是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改革不是系統推進，基本上是摸索著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就其特點而言:首先，從改革目標模式的確定來看，帶有明顯的探索性特點。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改革藍圖;十一屆六中全會初步概括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十個主要點，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理論，提出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十三大提出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認識的重點已經轉向建立和培育市場體系。其次，從改革的推進方式來看，呈現的是一個縱向深化、橫向擴展的循序漸進的過程。改革的重點領域經歷了一個從農村到城市的轉變過程;在地區分布上經歷了一個沿海從南向北，沿邊從外向內，內陸由東向西的發展過程;改革的主要政策大都經歷了一個由局部試點再到總結推廣的過程。再次，從體制機制改革建立的方式來看，市場要素的成長發育主要不是通過直接對原計劃體制進行改革推動的，而主要是通過原體制調整和增量非計劃化相結合，并使增量逐步擴大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的方式逐步建立的。

這一階段的改革，通過逐步發育新體制，通過示范效應和競爭效應促進對舊體制的改革，減輕了直接從舊體制中發育新體制的阻力;新體制的成長帶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和財政收入，為改革舊體制創造了條件。但是，這一階段改革也產生了一些消極現象。一是出現了兩種不完善的體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整個經濟運行還沒有擺脫“治亂循環”怪圈的特征。二是在改革過程中由于政策傾斜程度的不同，使不同地區在市場發育程度方面產生了很大差別，加大了已有的地區差距。三是新舊體制并存滋生了“尋租”等腐敗行為，引起廣大群眾的嚴重不滿，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改革的進程。

總的來看，通過這一階段的改革，已經有了五個明確，但還存在四個不清楚。五個明確是:(1)我國要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明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我國社會處于什么樣的歷史階段明確了——“初級階段”;(3)改革開放堅持什么樣的基本路線明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4)按照什么樣的戰略目標向前發展明確了——“三步走”發展戰略;(5)進入80年代后時代主題是什么明確了——“和平與發展”。這五個明確，已使改革的大方向逐步清晰起來。四個不清楚是:(1)改革往哪里改，目標還不夠清楚;(2)在改革過程中計劃手段失靈之后，采取什么手段來進行調控，還不太清楚;(3)企業改革放權讓利、承包制已顯現出制度缺陷，接下來要建立什么樣的企業制度，還不清楚;(4)改革開放使所有制結構發生變化之后，我們要構建一種什么樣的所有制結構，還不太清楚。這幾個不清楚，正是下一階段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四)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1992年1月至2000年12月)

以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為標志，我國改革開放進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以此為標志和起點，把90年代的改革開放看做是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學術界基本沒有多大爭議。從改革的角度看，這一階段有三個突出特點:一是改革的目標和方向已非常明確，不再是“摸著石頭過河”;二是改革的形式已從前一階段的主要在于“破”轉變為這一階段的主要在于“立”，即已從前一階段重點在于破除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轉變為主要圍繞市場經濟的需要來建立各種體制機制;三是改革的核心取向進一步明確，已不再是前一階段的那種各領域單向度的“放開”、“搞活”，而是轉變到圍繞市場需要政治、經濟、文化、對外開放、黨的建設等多領域整體性推進。這是中國改革的攻堅階段。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節點有:(1)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召開;(2)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綱領的制定;(3)改革財稅金融體制和實現經濟軟著陸;(4)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推進基層民主;(5)經濟社會發展重大戰略和規劃的制定;(6)中共十五大和確立鄧小平理論為黨的指導思想;(7)加強國企改革攻堅和化解體制機制新矛盾;(8)繁榮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 (9)貫徹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和推進國防軍隊體制改革;(10)建立面向新世紀的對外關系格局;(11)按照“一國兩制”方針推進祖國統一大業;(12)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這一階段，經濟體制改革取向明確、針對性強。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成為自覺、主動的歷史進程。改革的主要對象是缺乏活力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重點是著力改革缺乏自我發展動力與面向市場活力的微觀主體，實現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改革取向的主線是不斷加大引入市場機制的力度，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這一階段改革的明顯成效主要表現為:一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改革目標不但已經明確，而且基本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共識。二是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發生了改變，已出現多元化局面。中國社會的變化，也隨之帶來了中國和世界關系的變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中國和外部的聯系更加密切，中國對外影響逐漸增大。三是在計劃手段失靈后怎樣來調控經濟發展問題已有新的辦法，就是采取宏觀調控。并且宏觀調控體系基本建立起來，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也開始走向科學化、合理化。四是在經濟結構方面，在中共十五大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得到明確。這一切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

成就不可否認，但存在的問題尚需付出艱辛的努力才能加以解決。

首先，已經提出和確定的改革任務尚未全面完成。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設計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時，曾經提出和確定了五個方面的任務。這些任務還都未全面完成。比如，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國有企業體制的改革還遠未到位，與現代企業制相比還有不小差距，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仍然遇到不少體制性障礙和政策性困擾;金融體制、財稅體制改革的任務仍然相當艱巨，國有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的公司制改革還未起步;在市場方面，地區封鎖、行業壟斷還相當嚴重，市場秩序還比較亂，社會信用和商業信用有待重塑;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有待調整，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分配秩序依然較為混亂;社會保障體系遠未健全，欠繳嚴重，入不敷出，農村社保體系如何建立剛剛開始探索;政府職能轉變中越位、未到位、錯位并存，政府、企業、市場之間的關系尚未理順;法制不健全，制度建設尚需推進，腐敗問題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其次，改革和發展中又提出了新問題和新任務。主要有:(1)“三農”問題凸顯，農民增收、農業增長、農村穩定困難加大。城鄉差距、工農差距繼續擴大，城鄉二元結構、二元體制問題必須逐步解決。(2)社會就業壓力增大。就業問題在農村和城鎮都成為人民群眾嚴重關切的問題，直接關系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非大力解決不可。(3)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協調發展問題已成為深化改革的內在要求。這些問題既關系當前也關系長遠，是需要站在戰略全局的高度加以解決的問題。

這些改革和發展中已有問題的進一步解決和新問題新任務的提出，其客觀要求就是必須繼續推進改革。這是進入新世紀后黨和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解決的新的歷史性課題。

(五)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 (2001年以來)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從新世紀開始我國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以2001年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的起點，主要有四點標志:一是總體實現小康目標，“三步走”戰略前兩步戰略任務完成，并開始實施第三步戰略部署;二是中共十五大把“三步走”戰略的第三步細化為新世紀頭10年、建黨100年和新中國成立100年“小三步”走，其起點也是2001年;三是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宣布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經濟發展的體制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新世紀開始進入完善階段;四是“十五”計劃的制定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任務的提出。其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任務完成時限是新世紀的頭20年 (即從2001年到2020年)。中共十六大把新世紀頭20年分為兩個階段，前10年要全面完成“十五”計劃和2010年的奮斗目標，為后10年的更大發展打好基礎。其起點也是2001年。①參見《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6頁。

從2001年開始，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這一階段是在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基礎上，面對新階段、新形勢、新矛盾、新問題，黨和國家謀求改革和發展突出需要解決的就是“完善體制機制”問題、“科學發展”問題、“和諧發展”問題。這一階段改革開放的重要節點有:(1)中共十六大確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和確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2)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綱領的制定;(3)統籌區域、城鄉協調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4)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5)中共十七大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新概括和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6)加快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7)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8)履行新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命;(9)實現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促進香港、澳門繁榮穩定;(10)致力于和平發展和推動建設和諧世界;(11)以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為主線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

這一階段改革總的特點大體可以概括為:“全面完善”、“又好又快”、“統籌和諧”、“四位一體”16個字。(1)所謂“全面完善”，就是經濟體制改革由轉軌階段走向“全面完善”階段，著重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的配套性、協調性問題。通過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通過深化改革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2)所謂“又好又快”，就是要解決科學發展問題，改革要從滿足生存型發展需求向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加速發展轉變。其中，新型工業化、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歷史性標志，是推進我國邁向現代化最重要的歷史任務。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改革開放必然肩負加快推進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歷史使命。實現這一歷史任務，同樣要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基礎，以深化改革為強大動力。(3)所謂“統籌和諧”，就是改革從增強市場微觀主體活力為重點轉變為著力統籌促進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活力與進步。著力增強改革開放在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系統性、協調性，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弱勢群體利益和優勢群體利益等各種復雜關系，推動更為深刻的利益調整和制度建設。這一轉變，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的新的更高的客觀要求。(4)所謂“四位一體”，就是要更加注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生態文明“四位一體”改革的協調配套和整體推進。

三、形成改革開放新時期階段性發展格局的幾個最主要因素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30多年，改革開放雖然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它依然是一個連續不間斷的過程，這個過程總體來看是順利的。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進行改革，沒有出現大的反復和重大失誤，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并非易事。當然，順利并非偶然，其中有著諸多重要因素在起作用，最主要者可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決定中國的發展必須實行改革開放

實行改革開放是粉碎“四人幫”后黨和國家的關鍵抉擇?！拔幕蟾锩苯Y束前，人們對計劃經濟體制具有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一面已開始有所認識。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開始集中精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時候，我國長期以來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一些弊端就成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破除的阻力。這種弊端，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①《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48頁。;從經濟體制方面來說，就是形成了一種同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僵化的模式，主要表現為“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義嚴重”②《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0頁。;從對外開放方面來說，就是中國與外國之間，國內各地區之間處于封閉半封閉狀態。所有這些弊端的客觀要求就是“改革開放”，不改革、不開放就沒有出路。所以改革開放就成了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選擇。

(二)歷史條件和時代任務轉變決定我國的改革開放必須分階段推進

我國社會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們黨對當代中國基本國情作出的科學判斷，是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形成的基本依據和立論基礎。我國的改革開放也必須從這一國情實際出發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客觀要求雖然是一個持續的不間斷的發展過程，但由于歷史條件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生變化，所以歷史發展也必然呈現出階段性特征。20世紀80年代，雖然總體上都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但在中共十二大之前，由于還存在著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所以80年代以1982年中共十二大為界的前后兩個階段就呈現出不同的歷史特征。90年代由于改革和發展已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架，主要通過構建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所以這一階段的歷史特點與80年代已明顯不同。進入新世紀，改革的基礎和發展的條件都高于80年代和90年代，這一階段主要體現為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以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的方式發展和釋放社會生產力，所以，這一階段與90年代的歷史特點又有了明顯不同。正是由于改革開放新時期社會歷史條件和改革發展任務在不斷地發生著改變，因此，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才大體展現為漸進發展的四個大的階段。

(三)黨的思想理論在與時俱進中不斷推動實踐發生階段性變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偉大實踐，理論上實現階段性發展創新必然帶來實踐上的階段性變化。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先后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理論成果，而且每一大理論成果都在繼承已有認識成果的基礎上實現了理論上的重大突破。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開創之作，是最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理論圍繞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黨的領導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第一次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鄧小平理論在中共十二大前后有一個重大變化，那就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明確與不明確的問題?！叭齻€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承上啟下的重要組成部分?！叭齻€代表”重要思想最基本的內容就是: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理論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重大問題?？茖W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創新成果?？茖W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一理論用新的思想觀點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這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成果，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黨思想理論上的最大收獲。這幾大理論成果雖然都是新時期黨的思想理論與時俱進的產物，但也明顯呈現階段性的發展特點。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我們黨之所以能夠不斷取得重大歷史性突破，歷史呈階段性進步與發展，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結果。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北京100080)

(責任編輯 朱昌裕)

On the Criteria，Principles of Periodization of the CPC History of the New Era and the Division of Stages

Wu Guoyou

Periodization of the CPC history of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a very important problem．Yet there have always been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problem as express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respects:One，what criteria and principles should be followed for the periodization;Two，how many stages the CPC history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divided into;Three，w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are and what differences and links exist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stages．The solution of this problem has a great bearing on the studies on the CPC history in the new period and the writing of books in this regard．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views on this problem in this article．

K207;D232

A

1003－3815(2012)－06－00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