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將婦女解放納入民族解放的歷史必然性及理論支撐

韓賀南

中共將婦女解放納入民族解放的歷史必然性及理論支撐

韓賀南

中共四大的婦女運動決議案首次提出將婦女運動作為民族解放運動要素的理論原則。它順應了20世紀初勞動解放、民族解放、婦女解放的國際潮流，產生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根植于“我在家國中”的中國文化傳統，回應了“一般婦女運動”對待革命的立場與態度等重大問題。它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借鑒了社會系統理論、人道主義理論等相關理論觀點，以國權、人權、民權與女權的相互關系及“女國民”身份建構的相關理論為支撐，呈現出鮮明的歷史必然性，而并非僅僅是“收編”婦女運動的策略或對婦女進行革命動員的口號。

婦女解放;民族解放;女國民

婦女與國家和民族的關系是婦女理論與實踐的重大問題。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將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與中國婦女運動實踐相結合，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婦女解放道路。將婦女解放納入民族解放的歷史進程，是中國婦女解放道路的重大特色。正如胡錦濤所指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廣大婦女始終把個人的前途命運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開創了艱辛而輝煌的奮斗歷程，走出了一條深深植根于我國歷史和現實、具有強烈時代特征和鮮明中國特色的婦女解放和發展道路”①胡錦濤:《在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0年3月8日。。尋本溯源，深入探討中國共產黨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關系理論提出的歷史條件與理論基礎，對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建設和婦女運動實踐都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學術界對中國共產黨關于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關系的理論與實踐研究有不少成果。許多研究著重于中國婦女運動所體現的國家、民族與婦女三者之間的關系，婦女運動伴隨民族解放運動進行的利與弊，關注在婦女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相伴隨的過程中，婦女到底有沒有主體性等問題。然而，鮮有對這一理論原則產生的歷史背景、理論依據、基本觀點及其相互關系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因而有使這一理論原則抽象化、空洞化的傾向。

本文主要運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對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 (案)、共產黨人對婦女與民族解放關系的有關論述，國民運動時期人們對國權、人權、民權與女權的看法以及相關的理論觀點進行研究，探尋中國共產黨究竟怎樣看待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的關系，為何將婦女解放納入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革命進程，這一理論原則之下有哪些理論支撐，從而構成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等問題。

一、“領導一般婦女運動為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要素”提出的背景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就開始了對中國婦女解放道路的探索。關于中國婦女解放道路問題，中共二大婦女運動決議主要闡述了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的關系①參見韓賀南:《階級與性別的“聯盟”——中共首部婦女運動決議及相關文獻研究》，《黨的文獻》2011年第1期。，指出“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②《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 (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頁。。中共三大婦女運動決議案著重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對婦女運動進行階級分析③參見韓賀南:《中國婦女運動的“階級”——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研究》，《婦女研究論叢》2009年第6期。，將婦女運動分為“勞動婦女運動”和“一般的婦女運動”(女權運動、參政運動、廢娼運動等)，同時基于中共二大以來，勞動婦女運動在罷工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先鋒”與“前衛”作用，肯定了勞動婦女“在階級斗爭中之重要與意義”，明確指出“一般婦女運動”“亦甚重要”④《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 (1921—1927)》，第68頁。。中共四大婦女運動決議案，明確了婦女運動以“工農婦女為骨干”的原則，進一步分析了“一般的婦女解放運動”對待革命的立場和態度，為了引導各階級婦女運動到革命的軌道上來，首次提出了婦女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的關系問題，指出:“處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國婦女，包含在整個的被壓迫民族之中，時受帝國主義和其工具——軍閥的宰割。我們的責任是領導一般婦女運動為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要素?！雹輩⒁姟吨袊鴭D女運動歷史資料 (1921—1927)》，第279頁。從中共二大婦女運動決議提出婦女解放“伴著勞動解放進行”，到中共四大婦女運動決議案明確指出婦女解放運動是民族解放運動的要素，開啟了中國特色婦女解放道路的歷史起點，即將婦女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在參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尋求自身的解放與發展。

中共四大提出“領導一般婦女運動為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要素”，不僅是中共自成立以來對婦女解放運動不懈探索的邏輯發展結果，也是順應國際社會民族解放、階級解放與婦女解放三大潮流的聚合，結合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狀，實現關于爭取無產階級對于革命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基本精神的體現。

(一)國際社會“三大解放潮流”洪波涌起

將婦女運動作為民族解放運動的要素，是共產黨人審慎分析國際國內形勢，根據中共四大的基本精神，針對當時婦女運動的問題所提出的關于中國婦女解放道路的基本主張。共產黨人認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資本對勞工的壓迫，性別壓迫，都源于資本主義的罪惡之根。民族獨立、階級解放、婦女解放三股力量相遇聯袂，已經匯成了世界革命的洪流。

中共四大時，擔任中共“中央局委員，負責婦女部工作”⑥《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第159頁。的向警予撰寫數篇文章對婦女運動與國民革命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她認為婦女運動不能脫離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背景而獨立存在。她在分析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基礎上，對全球階級、民族與性別壓迫的狀況作出判斷。她認為，世界上大約有4/5的人口處在被壓迫地位，包括“被列強少數的資本階級奴屬或宰割的殖民地民族”，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處奴隸地位的兩性人口”。她指出:歷史的進程“業已踏上人類總解放的時候”，“勞動解放，民族解放，婦女解放的呼聲，布滿全球”。①參見警予:《今后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婦女雜志》第10卷第1號，1924年1月1日。在向警予作此論述一年以前，李大釗曾談到，被壓迫階級尋求解放是20世紀的國際潮流。他指出:“二十世紀是被壓迫階級底解放時代，亦是婦女底解放時代;是婦女尋覓伊們自己的時代，亦是男子發現婦女底意義的時代?！雹谑爻?《現代的女權運動》，《婦女評論》第25期，1922年1月18日。這是共產黨人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探索中國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對當時國際形勢判斷的共識，它成為中國共產黨將婦女解放納入民族解放進程的國際背景。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國權至重

許多共產黨人在把握國際社會民族解放、階級解放總趨勢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社會狀況，認為處于半殖民地化過程中的中國，完整的國權已不復存在，民眾亦無民權和人權，妄談女權。因而，主張中國婦女運動不能效仿西方國家的女權運動，在不改變社會制度的前提下，爭得與男子平等的權利，而必須首先爭回國權與民權，方能得到女權。

關于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向警予尖銳地指出:中國“就是列強一個殖民地”，中國政治經濟問題“無處不是外國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主奴結托恣睢橫行的把戲”?！罢畏矫娴莫毩⑿?，久已不復存在”;“經濟上只是列強銷納商品的市場，和勞力原料的制造所……中國經濟絕少獨立發展的可能”。③參見警予:《今后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婦女雜志》第10卷第1號，1924年1月1日。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是中國共產黨將婦女解放納入民族解放進程的現實社會基礎。

關于中國民眾與婦女的生存處境，時人認為，就整體社會局面而言，中國是個軍閥混戰的“武人世界”、“兵匪世界”。生活在如此環境下的中國國民，生存尚且難以維系，侈談女權。向警予曾做如下闡述: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雙重壓迫下，中國民眾“未曾嘗過人權民權的滋味”?！暗搅巳虩o可忍的時候，人民偶然發出一點反抗的聲音，便沖動了外人和軍閥的肝火，不是趕你滾蛋，便要派你坐牢”，④警予:《今后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婦女雜志》第10卷第1號，1924年1月1日?！昂喼笨蓱z到一碗安樂茶飯都吃不成，一條殘命都保不住”。婦女的處境更加悲慘?！爸量鄫D女，在普遍的被擄掠被殺伐之外，還要加上一層慘毒的奸淫，那就更其可憐之極了!”⑤警予:《國民會議與婦女》，《婦女周報》第64期，1924年12月14日。王會悟曾經談到工廠女工的境遇，說道:“尤其不堪的，中國的工廠，多系外人創辦，洋監工、洋奴、洋狗所施于女工的奸淫掠奪種種非人待遇，有非言語所能形容的”⑥會悟:《中國婦女運動的新趨向》，《婦女聲》第3期，1922年1月10日。。中國國民尤其是婦女的現實處境使中國共產黨將婦女解放納入民族解放之中成為必然選擇。

(三)引導婦女運動在國民運動麾下的“大聯合”

中共四大婦女運動決議案對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關系的關注，反映了當時國民運動與婦女運動發展的現實需求。中共四大是在國民會議運動的背景下召開的?！?924年冬至1925年春，在國共兩黨共同推動下，全國各階層人民和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婦女會等群眾團體，紛紛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強烈呼吁由國民決定國家大事，召集國民會議制定憲法，鏟除封建勢力，建立民主共和政體”。⑦《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第152—153頁。如何促醒婦女投身國民革命運動，又借國民運動良機推動婦女運動，是黨面臨的重要問題。中共四大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①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第157頁。。婦女運動決議案據此提出了婦女運動的主體力量與爭取對象等重要問題，即如前所言的以工農婦女為中堅，將“一般婦女運動”作為重要力量，而如何實現這兩股力量在國民革命旗幟下的聯合，是個“困心衡慮” (惲代英語)的問題。當時一些共產黨人發現“一般婦女運動”存在忽視“民族運動與改造社會運動”的傾向。惲代英指出:“五四”以來，婦女運動有“此等弊端”，即以“個人主義的精神，以要求他們自身的解放”，“把其他一切社會問題都拋之腦后”，而“我們所希望的是全婦女的解放，是婦女的真正解放”，“一定不是要造就幾個女政客，女學者，或者甚至于造就幾個政客學者的洋太太，他們必須要努力贊成改造社會的運動”。②參見代英:《婦女運動》，《中國青年》第3集第69期，1925年3月7日。中共四大婦女運動決議案直接回應了“一般婦女運動”的弊端，著重分析了其政治立場和態度，認為貴族婦女運動僅注意于上層婦女運動;教會婦女運動具有買辦階級化的特征;小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有傾向革命之可能。針對這種情況，中共決定“促醒其覺悟”，“有系統地、有組織地加入指導”。③《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 (1921—1927)》，第280頁。中共所依據的理論原則即是婦女解放是民族解放的要素。

二、社會系統與人道主義視域下的婦女解放之于民族解放

中共四大婦女運動決議案關于“領導一般婦女運動為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要素”的思想，建立在深厚的理論基礎之上。首先，它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這主要體現于前文所述許多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階級觀點、列寧的國家與民族理論等觀察國內外形勢，分析中國婦女運動的現狀與未來，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婦女解放納入民族解放之中的理論原則。其次，它借鑒了社會系統理論、進化論、人道主義理論等其他科學的理論觀點。

(一)社會是“男女一體”的大系統，沒有婦女解放，民族解放運動便“半身不遂”

個體與社會的關系是時人認識婦女解放及其與民族解放關系問題的重要理論依據。李達從“社會系統”的角度闡述了婦女與社會的關系。他認為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系統，即個人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而他所說的個人并非今人所理解的男人和女人每個人，而是“男女一體”的“個人”，換言之，男女作為不可分割的一體，成為“個人”，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他主要從人類繁衍的角度認識這一問題，即只有男女兩性的結合才能產生組成社會的人。他談到:“男性與女性結合，成為個人。個人的分裂必成為男女兩性，所以社會是由男女兩性結合生出新個人。新陳代謝，然后有進化，有創造，有發展。所以社會稱為個人的有機體的集合體，即可稱為男女兩性結合的大系統”。李達旨在說明社會既然由男女兩性組成，就不該以男性為中心，而應該以男女兩性為中心。他說:“凡是社會上的道德、風俗、習慣、法律、政治、經濟，必以男女兩性為中心，方可算得真道德、真風俗、真習慣、真法律、真政治、真經濟，否則是假的，是半身不遂的”。④參見李鶴鳴:《女子解放論》，《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3號，1919年10月1日。李大釗在李達此論之前論及歐美女權運動時曾經談到:“我很盼望我們中國不要長有這‘半身不遂’的社會。我很盼望不要因為世界上有我們中國，就讓這新世紀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⑤李大釗:《戰后之婦人問題》，《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15日。。上述從“健全社會”的角度來談女子解放問題，是一種基于中國近代以來飽受帝國主義欺凌、積貧積弱的社會狀況，而提出的富國強種的訴求。李達也以歐美社會進化為鑒，認為歐美社會之所以強大，得賴于女權運動，女子解放。他指出:“百余年前，歐美的女子，早就有了覺悟，開始熱心女權運動——現在雖不敢說，歐美的女子如何比男子高超，但是一般人，都了解歐美新社會的組織，必定以男女兩性為本位，這社會真正的價值，立刻就會實現了”①參見李鶴鳴:《女子解放論》，《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3號，1919年10月1日。。關于歐美社會發展得益于伸張人權，陳獨秀亦有論述，他認為科學與人權是社會進化的兩個重要因素，如“舟車之兩輪”。他說:“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②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向警予綜合運用了上述觀點談到:“男女兩造為社會進化的兩車輪”，如果不“增高女子地位”，“社會進化的兩車輪將永遠不能得著均齊協調的發展。社會將永遠陷于半身不遂，顛跛 (簸)遲滯狀況中”。③參見警予:《中等以上女學生的讀書問題》，《婦女雜志》第10卷第3號，1924年3月1日。時至今日，仍可見人們運用這些觀點闡述婦女與社會發展的關系。

總之，時人認為男女為社會進化的“兩輪”。女子受壓迫，則社會“半身不遂”，欲求社會“均齊協調”發展，必求婦女解放。這些觀點成為倡導婦女解放，將婦女解放運動納入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理論依據。

(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沒有民族獨立，妄談婦女解放

人道主義的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理論亦為當時婦女解放的理論依據之一。周作人將人道主義的核心問題界定為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他把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比作森林中的一株樹木。森林盛，各樹也茂盛;但要森林盛，首先要各樹茂盛。即要使社會強盛，一是個人要有人格，自立于社會;二是要愛人，尊重別人的人格。愛人即為愛己，因為己在人類中。周作人曾經談到:“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拔宜f的人道主義，是從個人做起。要講人道，愛人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④轉引自舒蕪:《女性的發現》，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第6頁。李達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倡導女子解放。他認為:“世界慘無人道的事，比男子壓迫女子再厲害的恐怕沒有了!”⑤李鶴鳴:《女子解放論》，《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3號，1919年10月1日。葉紹鈞將女子解放解釋為人格獨立，并將其核心含義解釋為“一種理性精神”，即自立于社會的能力。葉紹鈞說道:“‘人格是個人在大群里頭應具的一種精神’。換語來說，就是‘做大群里獨立健全的分子的一種精神’”⑥葉紹鈞:《女子人格問題》，《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以上可見，人道主義的核心理念即為人要有人格，也要尊重別人的人格;社會強盛則個人強大，社會貧瘠則個人孱弱。這些理念是婦女自我解放和男人反躬自省，倡導婦女解放的理論依據，也是認識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關系的理論基礎之一。即遵照人道主義精神，女子應該自立于社會，參與社會，實現自我價值;男人要尊重女性的人格，而不能壓迫女性，否則便是“不人道”的。每一個體都強大了，社會也就強盛了;社會強盛了每一個體才會強大。即在當時中國家國危亡的社會背景下，沒有強大的中國人 (個人)。所以，每一個人只有投身民族解放運動才能使自己強大。同理，婦女解放運動不可能獨立于民族解放運動而取得成功。

以上可見，當時中國共產黨關于婦女運動是民族解放運動要素的理論原則，借鑒了社會系統理論、人道主義理論觀點等。這一看起來僅僅是革命動員的口號，其實具有深厚的理論背景。

三、“四權”關系序列視域下的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

從國民革命時期的有關文本來看，對國權、人權、民權與女權“四權”之間復雜關系的辨析，為人們認識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的關系提供了思路，“四權”關系序列成為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共盟”的理論依據和重要內容。

(一)“四權”的由來與含義

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背景下，國家的獨立、自由之權——國權已經不復存在。時人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辯議國權、人權、民權與女權及其相互關系的。

據日本學者須藤瑞代的研究，“中國‘人權’一詞在1902年前就已經出現，至少康有為的《大同書》(1902年左右完成)里曾提到‘夫以人權平等之義則不當為男子苦手 (守——引者注)?！雹偎紊蠃i:《民族國家觀念的建構與女性個體國民身份確立之間的關系》，《婦女研究論叢》2005年第6期。從一些共產黨人的文章中可以洞悉他們對人權含義的看法。陳獨秀談到:“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雹陉惇毿?《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這里的人權是與“奴隸”相對應的概念。主要含義是“自主之權”，所謂自主，即不為奴隸也不奴役他人。陳獨秀又言:“人權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隸，悉享此權，無有差別”，“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③《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1頁。。在這里，陳獨秀進一步闡述了人權的要義:人人平等地擁有自主、自由的人格?；蛘哒f，自主、自由的人才稱得上有人格，有人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人權即為自主、自由之權。

有研究發現，“中國的‘民權’一詞最早應見于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光緒4年5月18日 (1878年)的記錄:‘西洋政教以民為重，故一切曲順民意。即諸君主之國，大政一出自議紳，民權常重于君”④宋少鵬:《民族國家觀念的建構與女性個體國民身份確立之間的關系》，《婦女研究論叢》2005年第6期。。這里的民權是與君權相對應的概念。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民權主義”解釋為“民主自由權利”，“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第144頁。?？梢娒駲嗉礊橐话闫矫竦拿裰髯杂蓹嗬?。而論及婦女的民權則多用獨立自主之權。

在中國，“女權”一詞“最早出現在《清議報》第38號 (1900年3月11日)上刊登的日本人的譯作《男女交際論》的序言中 ‘(福澤)先生喜言女權’一句”。有研究者認為，“作為觀念傳播，馬君武翻譯的斯賓塞的著作《女權篇》 (1902年)是第一次以《女權》命名的書”。⑥參見宋少鵬:《民族國家觀念的建構與女性個體國民身份確立之間的關系》，《婦女研究論叢》2005年第6期。至于女權的含義，從當時的一些文本來看，“女權”即為婦女和男子同樣應具有的人權?！渡虾Ｅ畽噙\動同盟會請愿書》開篇即言:“自天賦人權之說興，而男女平等之意昌。歐戰以還。新潮彭〔澎〕湃。女權伸張，不待運動?！雹摺吨袊鴭D女運動歷史資料 (1921—1927)》，第63頁?？梢?，時人據“天賦人權之說”倡導男女人權平等。女權即指婦女的人權。時人認為，婦女和男子享有同樣的人權既是“天賦人權”的題中之意，又是社會潮流使然。向警予在論及女權運動的意義時，也涉及女權的要義是婦女的人權。她說:“故女權運動的意義在于免除性的壓迫，發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爭回婦女應有的人權?！雹嗑?《評王璧華的女權運動談》，《婦女周報》第8期，1923年10月10日。

雖然女權的要旨是婦女的人權，但在不同的語境下，它也泛指基本人權以外的其他權利。諸如，在民主革命時期，尤其在國民運動中，人們常常把女權與民權聯系起來。吳虞將女權解釋為“國民平等自由之權”⑨吳虞:《女權評議》(1917年6月1日)，《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第14頁。。向警予認為:“女權運動是婦女的人權運動，也是婦女的民權運動?！雹饩?《中國婦女運動雜評》，《前鋒》第2期，1923年12月1日?？梢?，在這里女權既指人權又指民權。李達曾談到:“近代‘天賦人權’四字出世以后，世界的男子，先先后后都拿著這四字做根據，熱心的運動恢復民權，后來都漸漸的奏了些效果。于是多數的人都說現在是‘民權世界’了。我說:你們說得也對，但是你們說的‘人’字‘民’字都應改為‘男’字，簡直的說‘天賦男權’、‘男權世界’，不要撒誑的好。若不然侵奪了他人的‘人權’，還能說擁護‘人權’嗎?”?? 李鶴鳴:《女子解放論》，《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3號，1919年10月1日。李達批評“男權世界”對女權的剝奪，認為“天賦人權”理應包括女權——婦女的人權與民權。

(二)“四權”關系序列中的女權

向警予曾用“三角同盟”概括“婦女、弱小民族、勞動階級”①何鵠志:《向警予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4頁。在尋求解放中的結盟。時人根據中國傳統文化個人為民族國家盡忠的理念，針對“一般婦女運動”對待國民革命的立場與態度，順應各社會團體“通力合作”，“打倒軍閥，澄清政治，恢復民權”②《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 (1921—1927)》，第145頁。的社會主題，提出了人權、民權、女權“三角同盟”，共爭國權的主張。

向警予主張在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相勾結的“兵匪世界”里，婦女們應該首先赴國難，以國權、民權為重為先。她談到:“若婦女心營目注的只一個‘女權’，而于‘國權’漠不關心，任洋人共管也好，軍閥專橫也好，是先已自己剝奪了自己的‘人格’和‘民格’，而反觍顏以求女權，豈非天下大愚，可恥之尤!”③警予:《中國婦女運動雜評》，《前鋒》第2期，1923年12月1日。她認為，于情于理都應將女權置于國權、民權之中，脫離國權與民權而求女權只是妄談，是喪失國格與人格的做法。這一觀點建立于中國傳統文化理念——“為國盡忠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之上。換言之，將女權置于國權、民權之中體現了一種民族主義精神，即民族的尊嚴、國民的品格。

此外，向警予還基于唇亡齒寒、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常理，將婦女運動置于國民運動之中，探究婦女運動的性質，從而進一步闡明女權與民權的關系，認為人權與民權是女權存在的依據。她指出:“就中國政治經濟情形說，中國婦女運動，業已帶了國民革命運動的特性。蓋呻吟憔悴于外國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兩重壓迫之下的中國，并將人權民權首先爭回，女權不能有存在的根據”。④警予:《今后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婦女雜志》第10卷第1號，1924年1月1日。簡言之，國將不國，無以為人為民，女權安在。

除上述從婦女與婦女運動角度闡述女權與國權、人權、民權的關系以外，亦有許多論述關注如何處理各社會團體、社會運動的關系，才能使國民革命獲得成功。李大釗指出:“中國現當軍閥專橫之時代，欲為民權的運動，無論那種團體，都須聯絡一致……可合而不可分，可聚而不可散，可通力合作，而不可獨立門戶”⑤《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 (1921—1927)》，第145頁。?？梢?，在當時社會背景下，各社會團體的社會運動都圍繞國民運動的目標，同心協力，婦女運動也不例外。

以上可知，“四權”之間的關系是互相包容中亦有序列。國權為重為先，國權是國民的人權與民權存在的前提，人權與民權又是女權存在的依據。人權、民權與女權的獲得又是國民革命的動力與目標，時人主張人權、民權、女權結盟，首先著力共爭國權而并圖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個人盡忠民族國家的理念，以及在國民運動背景下，人們對國權、人權、民權與女權關系的理解，成為婦女運動是民族解放運動要素這一理論原則的“中層理論”。

四、“女國民”身份建構:理論的展開與實踐

在國民革命和當時轟轟烈烈的國民會議運動背景下，有兩個問題更加凸顯，一是婦女運動與國民運動的關系;二是婦女對待國民運動的態度。中國共產黨提出將婦女解放作為民族解放的要素，直接回應了這些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或者說，婦女們迫切希望抓住國民運動的契機，踐行國民權利義務，提升政治地位，直接催生了這一理論，并使其迅速得以實踐。

(一)國民運動是婦女運動的良機

處在國民革命與國民會議運動中的婦女運動如何才能取得成效?向警予總結了國內外婦女運動的經驗，認為婦女運動總是伴隨著國民運動而發生、發展。諸如，“歐洲的女權運動是跟著歐洲的民權運動一同起來的。我國的女子參政運動也是發軔于辛亥革命民國紀元的時候”。她認為隨著國民運動的興衰而潮起潮落，是婦女運動的規律?！皨D女運動與國民運動不能分離，而且婦女運動是要靠著國民運動去做得起來”。她強調“婦女運動必須乘著國民運動的長風才有日進萬里的可能”，“婦女運動在平淡寂靜的社會情況中是運動不來的”，應該抓住時機，乘勢而起。①參見警予:《婦女運動與國民運動》，《覺悟》1924年12月30日。向警予的看法體現了“相機行事”、“識時務者為俊杰”的理念。

(二)責任與地位是“女國民”身份的核心

國民身份是婦女參加國民革命的基本條件，確定婦女的國民身份是喚起婦女投身國民會議運動的策略，也是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的契機。

時人關于婦女應該擁有國民身份的主張，主要依據有兩點:一是婦女屬于民族，或稱“民族的婦女”;二是婦女是國民——“女國民”。關于“民族的婦女”的說法，是針對被壓迫民族整體處境而言的，即在當時的中國，無論男女毫不例外地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壓迫，婦女在被壓迫民族之中，而不在此外。所以婦女首先必以民族婦女的身份向壓迫者索權?！丁粗袊鴭D女〉的宗旨和內容》一文談到:“中國婦女包括于整個的被壓迫民族之中。在民族的自由獨立未達到以前，絕無婦女自由獨立的可能。使中國民族不能獨立自由的是帝國主義和附屬帝國主義生存的軍閥”②《〈中國婦女〉的宗旨和內容》，《中國婦女》第3期，1926年1月20日。。這里明確指出了婦女的民族性和“壓迫源”問題。

時人對“女國民”身份的討論，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婦女與男子同為國民，同擔責任?！渡虾Ｅ鐕駮h促成會籌備處對全國女同胞宣言》指出:“我們婦女也是國民一份子，對于國是當然應與男子同負解決的責任?！雹邸渡虾Ｅ鐕駮h促成會籌備處對全國女同胞宣言》，《婦女周報》第64期，1924年12月14日。這里可見，確認婦女是國民一份子的目的是要與男子同擔國是。張挹蘭認為在家國危難之際，方顯出女國民英雄本色。這體現了中華民族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她將人類的理性精神界定為做事要把握“時間性和空間性”，即聚焦于特定時空的社會環境。她認為當時中國婦女所處的“時空”特點，即為遭受“二重壓迫”:“列強帝國主義的壓迫”和“重男輕女的遺傳制度的壓迫”。環境要求婦女做“二重的努力”，“求國家解放”，“求自身解放”。求得國民身份，就是為了直接參加救國運動。她指出:“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之一，是被列強所包圍的今日的中華民國的國民之一!我們是中國的女子之一，是今日的中國女子之一!我們的使命，是要解放我們的國家，解放我們自己;救我們的國家，救我們自己”，“求國家解放的方法，是要我們認清自己是國民的一份子，應當直接或間接加入救國運動?！雹軓堔谔m:《新婦女的使命》，《婦女之友》第9期，1927年1月15日。她用“褊狹”與“整個”的概念解釋個人安逸與民族解放的問題，認為不參加民族解放運動是“狹隘的個人主義”，只有民族解放才能得到“整個生活的解放”，婦女才能獲得“整個人格上的解放”，“才算是真解放”。

其次，確定“女國民”身份是提升婦女地位的契機。人們認為國民會議運動的熱潮是婦女爭取國民權的契機。國民會議運動是當時最大的政治運動，婦女解放的“樞紐”即是政治經濟及社會地位的提高。爭得國民身份，參加國民會議運動即可提升政治經濟及社會地位?！秶駮h促成會全國大會報告》指出:“國民會議的運動在目前政治問題中是婦女界爭國民資格的一個關鍵，婦女界放棄了這個運動的參加便是放棄了國民資格……婦女解放的樞紐完全關系于婦女界自身對于經濟政治及社會地位之奮斗。數千年來中國婦女受壓迫之歷史，從此應轉入一個新時期，由革命的婦女群眾，把這個責任擔負起來?！雹荨秶駮h促成會全國大會報告》， 《民國日報》1925年5月28日。從中可見，婦女界試圖抓住“關鍵”，獲得國民資格，使婦女地位發生歷史性的轉折。

再次，確定“女國民”身份，以為婦女群體代言。時人認為，國民會議應有全體國民參加，沒有婦女的參加不能稱為真正的國民會議?！渡虾Ｅ鐕駮h促成會籌備處對全國女同胞宣言》指出:“同人等敢以國民的身份大聲主張:國民會議應是人民團體的國民會議!而且因為我們婦女處境的特殊，不得不更進一步的主張人民團體的國民會議應有婦女團體參加!”①《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籌備處對全國女同胞宣言》，《婦女周報》第64期，1924年12月14日。關于為何要有婦女團體參加國民會議，向警予認為主要出于三點考慮:一是“各職業團體，各政黨及學生團體”雖未標明不含婦女，但各團體不可能著重提出參政、教育、職業等婦女的各項權利。二是即便有團體代言，也會因為“要求的主體”不在場而缺乏爭辯能力，難以取得多數人的擁護而失敗。三是避免“一兩個女政客女官僚夫人小姐很漂亮的在國民會議上出幾次風頭”②警予:《婦女運動與國民運動》，《覺悟》1924年12月30日。，遮蔽半數婦女的權利。這可稱為后來中國婦女運動組織模式的雛形。這是一種用“客體化”的方法爭取主體性的策略。它一方面基于現實的婦女地位狀況，通過婦女團體爭取婦女的權利;另一方面又把婦女排除在各團體之外，難免導致將提高婦女地位的社會責任僅僅責成于婦女組織的偏差。

以上可見，“女國民”概念凝聚著婦女對國家的責任、關乎提升婦女地位的方法與策略，具有多重含義，同時它又是一個承載歷史與文化的性別概念。

(三)踐行“女國民”身份的路徑

婦女爭得國民資格后，如何履行國民的權利?又如何通過民權促進女權?時人在當時國民會議運動的背景下，以婦女怎樣參加國民會議運動為切入點，闡述了這些問題。

首先，在參與中增長“權能”，以“權能”擔保婦女利益。向警予指出:“真正熱心婦女運動，真正瞭解婦女運動的婦女，必須在每次國民運動中表示婦女的態度，提出婦女的要求，顯現婦女的能力，使婦女成為每次國民運動中間的勁旅。這樣一來，事實上證明了婦女的國民的權能，而同時這個權能又就是婦女本身利益的擔保?！雹劬?《婦女運動與國民運動》，《覺悟》1924年12月30日。在這里，向警予提出了權能的概念和權能與婦女利益的關系問題。她認為，首先要證明婦女的權能，同時被賦予權力，再進而捍衛婦女的利益。那么，如何彰顯權能?她主張在各種運動中要“立刻站一地位”，要表態，提要求，顯現能力，而不要“自甘放棄”成為“落伍者”，那樣無異于沒有權能?；蛘哒f，要有有效行動，從而成為權能的主體。

其次，婦女要成為國民運動中的“勁旅”。如果說，彰顯權能著重于個體層面的努力，“成為勁旅”則著重于婦女群體力量的凝聚。向警予指出:婦女在國民運動中“要能代表全體婦女的要求提出男女平權的主張，而且這樣還不夠，還要根據自己的政見與主張大聲疾呼力(地)向群眾下死力宣傳喚起群眾的覺悟——尤其是婦女群眾的覺悟……大家起來作我們的后盾。這樣才能增加國民運動的聲勢，在國民運動中成為強有力的勁旅”④警予:《婦女運動與國民運動》，《覺悟》1924年12月30日。。向警予多次提到反對一兩個上層婦女做點綴的婦女參與方式，主張“下死力”宣傳喚起婦女群眾。在向警予看來，只有廣大婦女群眾的廣泛參與，婦女們才能成為國民運動的“勁旅”。而一旦婦女們成為“勁旅”，便可為女權運動開路。向警予概要地表達了這一策略，即是“為國民革命運動的前驅，以開女權之路”⑤參見警予:《今后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婦女雜志》第10卷第1號，1924年1月1日。。

以上觀點體現了黨的群眾工作的理念與方法，呈現了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下婦女“增權”的特有方式。首先進入主流社會運動，占據重要位置，表達利益，爭取權利，彰顯能力，迂回達到成為主體的目標。當時婦女的“增權路線”或可概括為積極參與——突出表現——證明能力——爭取權利。這種表達方式根植于中國的家國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序列是“為國為家為我”，家中有我，國中有我;我在國中，我在家中。自我與他人的關系是一種“互惠文化”，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你謙我讓，而不是你搶我奪。在中國文化中，個體的主體性是曲折地予以表達的。而在西方文化中，首先確定個體的權能，然后探討是什么、怎么樣剝奪了個體的權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增權路徑不同——中國婦女的增權路線始于建構，西方婦女的增權路線始于批判。

因此，將婦女運動作為民族解放運動的要素，既是婦女運動的經驗，也是尋求婦女解放的策略;以救國救己為目的的“女國民”身份的建構，是對這一理論原則的具體踐行。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某些概念、觀點，諸如以“權能擔保利益”、婦女的增權路線等或可成為這一理論原則的微觀范疇。

綜上所述，將婦女解放作為民族解放要素，亦即將婦女解放納入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革命進程中，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革命時期提出的中國婦女解放的理論原則。它順應了20世紀勞動解放、民族解放、婦女解放三大國際潮流，立足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根植于“我在家國中”的文化土壤，回答了在風起云涌的國民運動中，一般婦女運動對待革命的態度和立場問題。這一理論原則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它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它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直接借鑒了社會系統理論、人道主義理論等科學理論;國權、人權、民權與女權“四權”的關系與序列既是這一理論的支撐，又可視為其下的“中層理論”?！芭畤瘛鄙矸萁嫷幕靖拍?、理論觀點又是與“四權”關系極為密切的微觀理論形態。

國權、人權、民權與女權是國民革命時期的主流話語，是一個互相關聯、相互依存的系統。女權的要義是國權之下的人權與民權 (國權是人權與民權的前提)，即婦女的獨立、自由、平等之權。時人大聲疾呼，伸張女權，表達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訴求。在國民運動背景下，“女國民”身份建構成為婦女承擔救國大任，提升婦女社會地位、維護婦女利益的關鍵環節，以“權能擔保利益”是婦女的增權路徑。而今在發展成為社會主題的情況下，如何確定婦女的主體性，使男女和諧發展?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關系的理論原則，繼承歷史經驗，推進這一理論的發展創新?許多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本文作者 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博士研究生、中華女子學院女性學系教授 北京100101)

(責任編輯 朱昌裕)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PC to Bring Women’s Liberation into the Spher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Han Henan

The resolution on women’s movement adopted by the Four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ut forwar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 to treat women’s movement as an element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It conformed to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labor liberation，national liberation and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emerged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a semi－ feudal and semi－ colonial China，was roo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responded to some major issues such as the stance and attitude of the“general women’s movement”towards the revolution．It took Marxism as a guide，drew on the viewpoints of relevant theories like the social systems theory and the humanitarian theory and was based on theories about the mutual relationships of national rights，human rights，civil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female national”identity，thus taking on a distinct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not just a strategy to“incorporate”the women’s movement into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or a slogan for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of women．

D231;D442．0

A

1003－3815(2012)－06－004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