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一年中共黨史研究述評

沈傳亮 李慶剛 張 靜

二〇一一年中共黨史研究述評

沈傳亮 李慶剛 張 靜

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對黨史研究者而言這是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這一年，中共黨史研究迎來新高潮，獲得大豐收，發表的論文上萬篇、出版著作上千部，大批有特點、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問世。

一、本年度公開出版的黨史著作概述

(一)通史方面

為慶祝建黨90周年，有系列黨史通史著作出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歷時16年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 (中共黨史出版社)，對1949年至1978年的黨史作了客觀公允的闡述，截至目前已發行近120萬套，影響巨大。

在宏觀方面探討黨史的通史著作還有: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建研究所著《中國共產黨90年主要成就與經驗》(黨建讀物出版社)，章百家著《革命·建設·改革:中國共產黨的道路》(外文出版社)，張靜如等主編《中國共產黨90年歷程:1921—2011》 (10卷本，吉林人民出版社)，柳建輝主編《中國共產黨史稿》(12卷本，四川人民出版社)，陳述、李東朗、李慶剛分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紀事本末》(3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等等。從中觀、微觀探究90年黨史的著作也有問世。丁俊萍主編《中國共產黨學習型政黨建設90年》(長江出版社)，河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著《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工作90年》 (河北人民出版社)，羅平漢等著《黨史細節:中國共產黨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謝遠學、張瑜編著《中國共產黨九十年歷程九十件大事》(光明日報出版社)，等等。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策劃出版了100種紀念建黨90周年重點圖書，各省市自治區乃至縣級黨史研究部門亦編纂出版了一批地方黨史通史著作。

(二)專史方面

專史研究方面，林汐編著《強國偉業——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之道》(中國方正出版社)，分立國篇、政治篇、經濟篇、文化篇、社會篇、黨的建設篇、和平統一篇、國防篇、外交篇、經驗篇進行研究。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推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學術叢書，收錄了朱敏彥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現代化建設基本經驗》，嚴愛云、張勵的《建國后中共上海地方黨委領導體制研究》，吳林根的《中國共產黨干部教育九十年》，陳輝、王關興的《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建設史》 (東方出版中心)等，其中對上海地方黨委領導體制的考察頗有新意。

建黨史研究是熱點問題。蘇若群編著《親歷建黨》(人民日報出版社)，武國友主編《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前前后后》(吉林文史出版社)，張珊珍主編《建黨偉業》(人民日報出版社)等，從不同視角再現了創黨的苦難輝煌。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黨的創建與發展在上?！?上海書店出版社)、蘇智良主編《中共建黨與上海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從新視角研究了中共創建與上海的密切關系。

根據地研究也有力作。余伯流、何友良主編《中國蘇區史》(上下冊，江西人民出版社)，吸納了近年的解密檔案資料，全面梳理了蘇區發展過程和建設成效與經驗。黃道炫著《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提出了蘇維埃革命在1933年至1934年間接近極限，人力物力都不足以應對第五次反“圍剿”的新論斷。王樂平著《中央蘇區時期干部政策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深入研究了中央蘇區干部選拔、任用等問題。秦生著《紅西路軍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對西路軍史作了全景描述和研究。張孝芳著《革命與動員:建構“共意”的視角》(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引入“共意”概念，從社會文化結構和社會心理方面，對中共意識形態在農民間的傳播作了結構性分析。李秉奎著《太行抗日根據地中共農村組織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李里峰著《革命政黨與鄉村社會: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態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則從政黨組織與社會結構的角度對抗日根據地作了探究。

抗戰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研究有新成果。王瀚秋主編《抗戰時期江西省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江西人民出版社)，內蒙古自治區課題組編《內蒙古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憶述供述卷，中共黨史出版社);涉及地區、縣域的著作主要有:中共靈丘縣委黨史研究室編《山西省靈丘縣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中共黨史出版社)，中共石獅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福建省石獅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中共黨史出版社)，中共茂名市委黨史研究室、茂名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茂名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中共黨史出版社)等。

民族問題研究有新進展。國家民委研究室編著《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九十年》 (民族出版社)對民族工作作了全面論述。秦和平著《四川民族地區民主改革研究:20世紀50年代四川藏區彝區的社會變革》(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對四川涼山彝族地區、甘孜藏族地區、阿壩藏族羌族地區的民主改革的經過、后果及成效進行了分析和評價。賀琳凱著《新中國民族關系與民族政策的互動研究》 (云南大學出版社)考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同時期民族關系和民族政策自身的特點和互動關系，提出了促進民族關系協調發展的設想。杜玉芳著《毛澤東與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國藏學出版社)、侯典明著《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執政基礎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降邊嘉措著《周恩來與西藏的和平解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等，分別對西藏和平解放和黨在西藏的執政問題進行了研究。

(三)黨史工具書及史料編輯方面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輯出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1921—1949)》(全2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輯錄中共成立后至新中國成立前的重要文獻，包括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等重要會議的文件，中共中央的重要決議、決定、宣言、通知、通告、指示，中央領導人的重要報告、講話、文章、電報、書信等。全面反映了黨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創建新中國，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歷史進程及基本經驗，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49—1965)》(全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再版發行。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 (1921年7月—2011年7月)》 (人民出版社)為研究黨史提供了準確線索。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央檔案館編纂了《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0卷本資料叢書，為研究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狀況、經濟體制變革以及經濟運行提供了豐富翔實的學術資料。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部門編纂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 (黨的系統)》(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所收錄的資料，主要是與中央革命根據地斗爭歷史有關的文獻資料、革命回憶錄、口述資料和參考資料，其中披露了不少新資料。

黨史人物年譜、研究文集亦有斬獲?！独钕饶顐鳌肪帉懡M等編《李先念年譜》 (中央文獻出版社)和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李先念生平和思想研究》 (中央文獻出版社)為研究李先念提供了寶貴資料。高大同著《高一涵先生年譜》(上海文化出版社)，李玉明主編《衛恒同志紀念文集》(北岳文藝出版社)，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著《劉子厚傳記與年譜》《林鐵傳記與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提供了相關人物研究史料。

親歷親為者的口述回憶材料也有出版。丁晨編《親歷中國共產黨的90年》 (人民出版社)以親歷者的回憶為線索全景展示黨的輝煌歷程。楊圣清主編《苦痛的記憶:中條山戰役難民口述歷史實錄》 (人民出版社)再現了日軍在中條山的罪行及當地難民的慘狀。張雙兵著《炮樓里的女人:山西日軍性奴隸調查實錄》(江蘇人民出版社)披露了抗日戰爭時期發生在山西黃土村莊里的人間慘劇?！督洑v與往事——歐陽惠林回憶錄》 (中共黨史出版社)為研究新四軍史及地方革命和建設史提供了有益史料。王泰平主編《乒乓外交的回憶:紀念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40周年》 (中央文獻出版社)披露了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華的歷史細節。

(四)人物方面

毛澤東研究出現了一些新角度。厲曉華編著《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研究》 (浙江大學出版社)專門研究了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詹小平等編《毛澤東中央蘇區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概論》(湘潭大學出版社)分析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教育實踐和思想。張榮編著《毛澤東對文章學的貢獻》 (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則闡述了毛澤東對文章學的貢獻。黃允升著《毛澤東與王明》(中央文獻出版社)、耘山和周燕著《革命與愛——共產國際檔案最新解密毛澤東與毛澤民兄弟關系》 (中國青年出版社)分別研究了毛澤東與王明、毛澤民的關系。在文獻梳理方面，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思想形成與發展大事記》 (中央文獻出版社)以編年體形式，系統反映了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過程。

陳獨秀研究、李大釗研究日趨深化。董根明著《陳獨秀與中國現代化》 (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從現代化視角，考量了陳獨秀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裴贊芬、宋杉岐著《李大釗與早期中國共產黨》 (河北教育出版社)從政治學的視角，解讀李大釗在中共創建前后的思想發展及其政治實踐，揭示了李大釗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路。吳漢全著《李大釗與中國社會現代化新道路:外二種》(吉林人民出版社)對李大釗開創中國社會現代化歷程及其貢獻作了全面分析。李繼華著《新版〈李大釗全集〉疏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對李大利著作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年代、思潮、著作等作了疏證研究。

鄧小平研究取得突破。陳運普著《鄧小平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宋海瓊著《鄧小平資本主義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仇小敏著《鄧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探析》(江西人民出版社)、張瑞才著《鄧小平社會發展論》 (云南大學出版社)，分別研究了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以及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文明和社會發展的創新性認識。

江澤民研究有新成果。朱佩明、張憶軍主編《江澤民黨的建設思想研究》、胡涵錦著《江澤民教育思想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等，分別就江澤民的黨建和教育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明銳、逸峰著《江澤民在上海(1985—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分歷史情結、為民情懷、城市發展、改革開放、領導全局五部分對江澤民在上海的工作給予全景式記述。

人物研究方面還出版了覃采萍著《張聞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石堅著《葉劍英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胡德平著《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人民出版社)等新書。

以慶祝建黨90周年為契機，中組部、中宣部等八部委聯合召開了紀念建黨90周年理論研討會，有關部門和學術團體也召開系列研討會并出版了論文集，如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全國黨史界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中國共產黨90年研究文集》(上中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國防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編《全軍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理論研討會文集》(國防大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編《36位著名學者縱論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編《上海市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理論研討會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等等。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史研究進展

(一)關于中共與辛亥革命的關系

關于辛亥革命與中共的誕生。金沖及《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黨的文獻》第4期)指出，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年，是不斷探索，不斷在矛盾中前進的歷史。劉宋斌《論辛亥革命對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推動作用》(《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指出，辛亥革命為中共創建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為工人階級隊伍成長壯大和中共的階級基礎形成創造了條件;為西方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有利環境，為建黨提供了一定思想條件;為中共誕生準備了干部條件。

關于紀念辛亥革命。陳金龍《辛亥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話語的建構》(《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指出，借助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詮釋了中國革命的正當性與中國革命的任務、道路等問題，使中國革命贏得了民眾的理解、認同和支持。王建偉《中共創建初期對辛亥革命的紀念與闡釋 (1921—1927)》(《黨史研究與教學》第5期)指出，這段歷史時期中共利用辛亥革命這一歷史資源進行政治闡釋，最根本的出發點在于爭奪辛亥革命的正式繼承權，為自身開展的革命事業確立合法性依據。朱斌《論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辛亥革命的紀念》(《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指出，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借助辛亥革命紀念，解讀辛亥革命精神遺產，進行抗戰救國動員;協調國共關系，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分析革命時局，闡釋中共革命主張。劉建莊《辛亥革命紀念報道研究——以建國以來〈人民日報〉為中心的考察》(《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4期)通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日報》對辛亥革命紀念報道的梳理，概括了其還原歷史本真、總結歷史經驗，弘揚辛亥精神、促進和平統一，整合各方力量、振興中華民族的特點。任貴祥《改變中國歷史與民族運動的兩次偉大革命》(《光明日報》10月19日)一文將紀念中共建黨90周年與辛亥革命100周年、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辛亥革命加以比較研究。

另外，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課題組《中國共產黨對辛亥革命的繼承與超越》(《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闡述了中共對辛亥革命的繼承與超越:中國共產黨人在辛亥革命思想解放運動成果的影響下接受民主革命的思想，并把資產階級革命派對社會主義思潮的引進和傳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從而為接受和實踐馬克思主義奠定思想的基礎;深刻反思辛亥革命教訓，創立并完善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完成了辛亥革命未竟的反帝反封建大業;在辛亥革命開啟中華民族復興之門基礎上奠定中華民族復興之基，找到了民族復興之路。

總之，無論就廣度而言還是就深度來看，2011年探討辛亥革命與中共關系的研究比以往研究有了大的提升和深入。

(二)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這是2011年黨史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關于中共誕生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徐方平《開啟一份被歷史塵封的雜志—— 〈今日〉雜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再評價》(《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岳遠尊《〈東方雜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特點及影響》(《黨的文獻》第3期)重點考察了雜志在傳播馬克思主義中的作用，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必然性。王磊、王躍《論五四時期的“主義文化”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影響》(《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指出，五四時期的“主義文化”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創造了語境，為其與中國實際結合提供了資源。高正禮《論爭中的覺悟——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建黨之爭及其意義》(《黨的文獻》第5期)指出，通過論爭提高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水平，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創立。

關于中共誕生與其早期組織活動。李蓉《對〈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的再考察》(《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就保存在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的《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進行了考察，指出這是中國迄今所見到的唯一一份明確宣布自己為共產主義組織、而且成立時間最早的文件。盡管它存在許多疑點，但它的出現，也說明中共的產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張靜如、王峰《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群體特征考察》(《史學月刊》第7期)指出，黨的早期組織表現出同一性，包括相似出身、相同地理環境、理論水平不高、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受到陳獨秀的指導和幫助。黃穗生《社會主義道路的抉擇與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指出，陳獨秀在廣州與無政府主義者展開辯論后建立了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

關于中共創立的回憶和新文獻。張軍鋒《關于中共早期領導人的點滴回憶——蔡睟盎、劉昂、章含之、丁祝華訪談錄》(《黨的文獻》第6期)介紹了他們所知道的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鄧恩銘的有關情況，頗具史料價值。李玉貞《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關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及中共創建的五份文獻 (一九二一年六月——一九二三年六月)》(《黨的文獻》第4期)，提供了馬林給共產國際及相關負責人的幾封信，對了解中共成立有重要價值。

熊月之《中共“一大”為什么選在上海法租界舉行——一個城市社會史的考察》(《學術月刊》第3期)從社會史視角考察諸多因素后認為，法租界 (特別是新區)在上海城市化過程中較之公共租界與華界占有后發優勢，規劃嚴格，道路寬暢，人口密度不高，環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適中，安全又有保障。這是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人集聚在這里的根本原因。法租界俄僑眾多的特點，也為幫助中共一大舉行的吳廷康、馬林、尼克爾斯基等外國人活動提供了方便。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使得法租界成為中共一大舉行的比較理想的場所。陳雁《她們的中共一大:社會性別化的記憶》(《史學月刊》第12期)用社會性別理論和敘事分析方法對建黨史展開研究，見解獨到。另外，對于中共一大參與者的研究也有新成果。張偉良《也談中共一大參加者尼克爾斯基——兼論“誰是中共一大會議的發起建議者”》(《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認為，尼克爾斯基只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往上海負責聯絡站工作，不是專程來出席中共一大，更不是一大的具體發起建議者。

另外，路克利《哈佛學派對中國共產黨成立相關問題研究評述》(《黨的文獻》第5期)就哈佛學派研究中共成立的社會歷史條件、思想準備、民眾基礎和組織過程等成果作了歸納，為研究提供了域外參考。

(三)關于蘇區

關于“左”傾、肅反。黃琨《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一次“左”傾錯誤的再考察》(《中共黨史研究》第9期)指出，雖然當時中共黨內彌漫著一種近乎拼命的急躁氣氛，但基于生存的壓力，各級黨組織都有一種自認“切實”的判斷。上下級黨組織在具體問題判斷上的差異，導致了具體革命過程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黃正林《1935年陜甘邊蘇區和紅26軍肅反問題考論》(《史學月刊》第6期)認為，這次肅反是由于許多因素造成的，而張慕陶、張漢民事件成為肅反的主要誘因。

關于蘇區的發展。張宏卿《地緣革命學:以中央蘇區為中心的考察》(《黨史研究與教學》第3期)認為，中共革命成功，在于成功結合地方因素與群眾動員兩種手段，充分利用地緣因素與主觀能動性的互動。楊麗瓊《財富與剝削在蘇維埃革命劃分階級中的演變及啟示——以中央蘇區為例》(《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梳理了先以財富多寡來論階級剝削、繼以革命前是否“勞動”與形成“剝削關系”來區別階級剝削、后將創造財富中的“勞動”及其“剝削關系”計量化的探索過程?！墩撽兏蔬吀锩鶕亍按T果僅存”的歷史必然性》(《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從思想、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探討了根據地“碩果僅存”的必然性。

關于中央蘇區的軍事。黃少群《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五題》(《百年潮》第3期)，對于蔣介石為何遲至1930年底才開始對蘇區發動第一次大“圍剿”、蔣介石為何將“剿共”總指揮何應欽換成了魯滌平、蔣介石第一次“圍剿”到底派了多少兵、中共中央對第一次反“圍剿”發出三次指示信、毛澤東和朱德怎樣抵制“左”傾錯誤及準備第一次反“圍剿”等問題進行了辨析。李東朗《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戰績考》(《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綜合考察各方材料，對眾說紛紜第四次反“圍剿”戰績進行考證后認為是:殲滅國民黨嫡系部隊近3個師2．8萬余人，繳獲步槍1．6萬余支、迫擊炮四五十門、重機槍和新式輕機槍三四百挺，另有大批軍用物資。

(四)關于抗日戰爭相關問題

關于中日戰爭是否可以避免的不同看法。臧運祜《中日戰爭可以避免嗎?——兼論“從九一八到七七”的連續性問題》(《抗日戰爭研究》第2期)、宋志勇《中日共同歷史研究與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對華政策的幾個問題》(《抗日戰爭研究》第2期)認為當時中日戰爭不可避免。日本學者戶部良一《穩定日中關系的可能性——從塘沽停戰協定到盧溝橋事件》(《抗日戰爭研究》第2期)闡述了當時穩定中日關系的可能性。

關于抗戰期間中共獲得蘇聯援助問題。孫艷玲《抗戰期間蘇聯向中共提供資金援助問題初探 (1937．7—1942)》(《抗日戰爭研究》第4期)、張澤宇《抗戰時期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財政援助》(《黨史研究與教學》第5期)認為抗戰時期蘇聯對中共的財政支援盡管存在問題，但對抗戰勝利和中共自身發展仍有重要意義。張澤宇指出，1931年至1937年局部抗戰期間，蘇聯向中共中央提供了161萬美元和210萬盧布的資金;1937年至1945年全面抗戰期間，蘇聯和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提供了221萬美元的財政援助，實際到位180萬美元。

關于“速勝論”問題。盧毅《關于抗戰“速勝論”的幾點辨析》(《抗日戰爭研究》第3期)對有人認為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和王明以及《大公報》等新聞媒體是抗戰“速勝論”代表的看法作了辨析，認為與歷史事實有一定出入，“速勝論”并非主流。

關于抗日根據地。鄧紅、梁麗輝《“三位一體”:抗戰時期晉察冀邊區村政權的構成及職能》(《抗日戰爭研究》第3期)指出，黨政群三結合的村政權，由過去攫取社會資源變為支援抗戰、改善民生、服務社會，使邊區社會治理走出困境、煥發出勃勃生機，并對抗戰的勝利發揮了巨大作用。徐建國《華北抗日根據地減租減息運動中“斗爭”模式分析》(《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認為通過“斗爭”模式，中共喚醒了農民的階級意識，發動農民投身抗日，并將農民和鄉村社會納入現代國家政權建設。朱德新《從冷漠到投入:冀東抗日根據地農民的政治參與》(《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考察了抗戰時期冀東農民的政治態度由從冷漠到踴躍參與的轉變過程及其特征。李軍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華北根據地春節文娛述評》(《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指出春節文娛不再是單純娛樂，而是民眾尋求政治意愿表達的重要途徑，是中共政治動員的有效體現。韓曉莉《抗日根據地的戲劇運動與社會改造——以山西為中心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第3期)指出，通過戲劇運動，根據地政府實現了以戲劇為中介對根據地社會的全面動員和改造，使政治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融入到根據地社會。岳謙厚、劉威《戰時陜甘寧邊區的勞動英模運動》(《安徽史學》第1期)指出，通過邊區勞動英模大會，達到了以此組織群眾性運動、促進根據地各項建設事業的目標。鞏瑞波《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鄉選運動》(《黨史研究與教學》第4期)指出，邊區鄉選理論與實踐促進了邊區民主政權建設，開創了中國草根民主的先河，激發了人民參政熱情。

(五)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

中央文獻研究室課題組《中國道路十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典文獻回眸》(《黨的文獻》第1—5期)通過對經典文獻進行解讀和回顧，勾勒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線圖。吳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話語特征及其價值——歷史視閾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解讀》(《中共黨史研究》第7期)指出，受知識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及其本身的價值取向、知識結構、認知能力、表達和接受技巧的差異等因素的制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話語在時代變遷中表現出一定的殊異和反差，導致文本與話語實踐的非一致性，由此造成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話語的三種誤讀:神圣化、庸俗化和妖魔化。這顯然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初命題意旨。張太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潮》(《中共黨史研究》第7期)指出，當時三民主義理論的貧乏使國民黨仍有借馬克思學說來助威的意圖，而蘇聯“五年計劃”的成功使中國各界更加看清了馬克思主義的威力，由此馬克思主義思潮盛行。侯靜《20世紀30年代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探索和推進》(《黨的文獻》第6期)指出，當時學界傳播馬克思主義是一次成功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運動，為中國革命的人才儲備、思想武裝和理論創新奠定了基礎。朱志敏《經學方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李夢云《基于文化視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施楊《全球化視野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均載于《黨史研究與教學》第1期)等，從經學、文化、全球化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分析。

另外，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史研究中還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關于皖南事變。王建國《項英在皖南時期主要“錯誤”辨析》(《抗日戰爭研究》第2期)指出，向南發展并不是項英自作主張，項英也沒有抵制發展華中的戰略。新四軍遭受慘重損失，中央在形勢判斷上存在失誤，但項英對皖南新四軍的失敗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童志強《皖南事變發生原因新探》(《抗日戰爭研究》第2期)認為皖南事變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國民黨容不得新四軍在華中敵后發展壯大;蔣介石有“圍剿”預案，但并沒在茂林設置陷阱;因新四軍選擇走茂林的錯誤路線，又過早坦露行動目標，給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提供了機會。二是關于解放戰爭后期斯大林是否勸阻過解放軍過江問題，李良明、黃雅麗《關于斯大林是否主張“劃江而治”的再探討》(《黨的文獻》第2期)認為，斯大林沒有明確勸阻人民解放軍渡江，但這不表明斯大林沒有使國共雙方“劃江而治”的想法。蘇聯戰略安全利益第一位和蘇美關系的大局始終決定著斯大林此時的復雜心態，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著斯大林雙重的對華政策和復雜意圖。這是毛澤東多次抱怨斯大林“阻止我們過長江”的原因。

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史研究進展

(一)關于西藏和平解放

宋月紅《西藏和平解放若干史實考釋》(《中國藏學》第2期)就和平解放西藏方針提出的時機、“多路向心進兵”策略等提出了辨析和甄別。杜玉芳《略論毛澤東和平解放西藏的后勤決策》(《黨的文獻》第1期)、《毛澤東解決西藏問題的時機選擇》(《黨的文獻》第5期)對毛澤東解決西藏問題的戰略戰術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不吃地方”、“一面進軍，一面筑路”、“生產與筑路并重”的方針，發展了西藏地方經濟，增強了民族團結，爭取了西藏民心，產生了超出軍事意義的深遠歷史影響;而在西藏分裂勢力加緊分裂活動，制造“驅漢事件”，派出“親善使團”分赴美、英、印等國尋求對其所謂“獨立”的支持和軍事援助，加之解放臺灣意外受阻的情況下，毛澤東適時發出解放西藏的戰略指示。另外，嘉日姆幾《民主改革的思想歷程——20世紀中葉中國共產黨少數民族社會改革思想研究》(《思想戰線》第2期)將這一過程分為“共同綱領”時期與“五四憲法”時期，每次轉換都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中國實際問題的深思熟慮。

(二)關于社會主義改造

郭艷文《新民主主義社會形態過早結束的原因及得失探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第2期)從理論原因、客觀因素、主觀因素、心理因素、外部壓力等方面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形態過早結束的原因。徐興華、李英賢《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原因探析——“實事求是”路徑下的思考》(《遼寧行政學院學報》第2期)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外情勢的變化和毛澤東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認知的不完整性，促使毛澤東作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決定和實踐?！饵h史研究與教學》第2期登載柳建輝、劉晶芳、陳雪薇、陳述、李東朗、郭德宏、張太原等人的系列文章，對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進行了多向度分析。

對于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崔躍峰《建國初期北京市私營企業的重估財產與調整資本》(《北京社會科學》第5期)指出，財產重估工作使私營企業財務會計走向規范和統一，為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建設打下了基礎。王強《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企業民主管理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指出，私營企業民主管理形式經歷協商、監督和接管的演變，管理制度改革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方面為所有制變革做了重要準備。

(三)關于新中國初期的社會治理

關于游民治理，張同心《單位社會下的游民:建國初期上海市游民治理》(《南華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2期)指出，隨著適應計劃經濟的單位社會的形成，斷絕了游民存在的土壤。關于政治運動，段煉《農村“三反”運動的進程及其特點》(《黨的文獻》第1期)指出，與城市、軍隊相比，農村“三反”運動在歷經階段、領導人認識、戰略部署等方面都不同，原因在于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劉詩古、曹樹基《新中國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工商業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認定——主要以南昌縣為例》(《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認為，在土改中對“工商業兼地主”政治身份認定，由于采取了沖擊、清算與剝奪的方式，最終淪為了“地主”。土改中不斷出現的侵犯工商業問題并不是群眾單向的利益訴求導致的，而是自上而下綜合作用的結果。就為地主“正名”現象，羅平漢《為地主“正名”的謬誤所在》(《人民論壇》第342期)一文在列舉了為地主“正名”的幾種觀點后指出，一個國家或地區要想實現工業化，都要完成土地改革，改變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消滅地主階級，只是土改的方式可能各不相同。不能將反霸減租運動中對惡霸分子的斗爭，等同于對地主的斗爭，土改中打倒地主階級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工業化。至于在土改的過程中為什么會出現“左”的偏差，其中的原因十分復雜，應具體分析。

(四)關于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

關于中共八大。程中原《〈八大政治報告決議〉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馬克思主義研究》第12期)梳理了毛澤東關于主要矛盾認識的變化，認為《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深化了八大政治報告內容，是指導中共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的綱領。

對于“大躍進”時期的農業及技術革命。趙筱俠《“大躍進”時期江蘇省的梯級河網化運動》(《江蘇社會科學》第6期)指出，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的這場運動造成了極大的浪費，使全省農民承受了巨大的損失，但也興建了一批水利工程。高其榮《“大躍進”時期的“三三制”耕作制度述論》(《黨史研究與教學》第1期)指出，“三三制”耕作制度是建立在相信虛報浮夸基礎之上的。1959年上半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發現問題后及時糾正并放棄，避免了更大損失。朱顯靈等《“大躍進”期間的深耕土地運動》(《當代中國史研究》第2期)認為深耕土地運動，在翻土深度、進度和數量上層層加碼，盲目蠻干，未能取得預期的增產效果。鐘霖湘《略論“大躍進”時期的深翻土地運動》(《黨史研究與教學》第4期)則認為，深翻土地運動與同時期的大煉鋼鐵運動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其目的是要千方百計解決中國糧食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努力為解決中國糧食問題而艱辛探索的組成部分，要歷史地客觀全面地評價這一運動。朱云河《從“土洋并舉”到“以土為主”——“大躍進”時期技術革命方法的嬗變》(《北京黨史》第6期)以技術革命方法演變為線索，對技術革命方法的嬗變及其內在原因作了探究，總結了經驗教訓。劉榮剛《“二五”時期蘇聯援華成套設備項目談判及執行情況》(《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認為，蘇聯向中國援助的項目其規模結構明顯帶有“大躍進”痕跡，但它與“一五”時期蘇聯援華項目一起，為中國工業化建設奠定了重要基礎。

關于人民公社研究。楊蓓、吳毅《人民公社:現代烏托邦的追求與受挫》(《華中科技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5期)指出，人民公社化運動本身具有空想與非理性，只要不從根本上跳出理想化社會改造框架，其失敗難以避免。趙入坤《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與管理》(《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指出，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有發展性因素，但主要是生存性流動。政府出于建立計劃管理的需要，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進行了干預。張海榮《人民公社時期隊干部政策執行中“變通”問題研究》(《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第6期)指出，維護村莊穩定與社員生活是“變通”的主要原因;疲于應付棘手的經營管理是“變通”的主觀原因;費力不討好、經常被問責是“變通”的社會心理動因;鄉土村落中重人情往來的傳統文化使隊干部盡可能地向農民靠攏。

關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糧食、水利建設和人口問題。鄒華斌《毛澤東“備戰、備荒、為人民”方針中的糧食觀及其影響》(《黨史研究與教學》第4期)認為，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方針有眾多因素，特別與毛澤東對中國糧食問題的認識有緊密聯系，對六七十年代中國糧食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王瑞芳《成就與教訓:學大寨運動中的農田水利建設高潮》(《中共黨史研究》第8期)，考察了農業學大寨運動與農田水利建設高潮的關系，在對這一時期農田水利建設狀況進行梳理的基礎上，肯定學大寨運動中農田水利建設的成績，客觀分析了全國農田水利建設的利弊得失。孫經先《關于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第6期)對1960年我國人口比1959年減少1000萬人提出了異議。認為1960年初我國開始了新的“大躍進”，有大批農村人口進入了城鎮，而9月又啟動了精減職工和市鎮人口的工作，人口又從市鎮大批遷移到農村，再加上戶口登記條例在1960年開始真正落實，因此我國的戶籍遷移和人口變動在1960年出現了復雜局面。綜合各種因素考慮，1960年我國實際人口比1959年要增加620萬人。

關于三線建設。馬泉山《再談三線建設的評價問題》(《當代中國史研究》第6期)指出，三線建設得失相比，得是長期起作用的因素，是國家戰略利益所系;失是得的必要代價，是暫時的。李彩華《三線建設研究述評》(《社會科學戰線》第10期)評析了三線建設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資料出版方面的進展。

關于“四清”運動。王永華《四清運動中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述略——以江蘇省句容縣為例》(《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第1期)，總結了當時中共黨組織建設的特點:依靠工作隊建立黨的外圍組織，黨員教育貫穿于運動始終，采取群眾評議與自我鑒定相結合的方式開展黨員生活，對犯有錯誤的黨員進行組織處理，通過發展新黨員補充新鮮血液，通過干部換血改選黨支部。劉彥文《“四清”運動中的基層整黨問題研究——以甘肅省為中心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指出，運動中整黨是中央利用政治運動強力灌輸意識形態的過程，起了改進黨風、“純潔”黨組織、為黨的隊伍注入新活力等作用。張彥臺《“四清”運動對中國農村社會的沖擊與影響——以河北省石家莊地區為例》(《河北學刊》第1期)，分析了運動的負面影響及教訓。

(五)關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與階級斗爭理論合理化有直接關系。王也揚《“以階級斗爭為綱”理論考》(《近代史研究》第1期)對理論源流進行了考證，分析了階級斗爭在實踐過程中的擴大化、長期化現象與該理論及其歷史命運間的關系。

關于“文革”史的重要事件和口號。鄭謙《從“抓革命、促生產”到“抓改革、促發展”》(《中共黨史研究》第12期)指出，“抓革命、促生產”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概括性表述，是階級斗爭擴大化不斷發展起來后形成的一種基本治國理念，同時也是對世界現代化潮流的一種歪曲回應。徐金洲《“一號命令”辨析》(《當代中國史研究》第6期)指出，“一號命令”的出現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形勢、軍隊領導體制的不正常、軍隊正規化建設制度被否定有關，折射出“文化大革命”以來軍隊建設中潛伏的危機。

關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社會生活和人口。金大陸《非常與正?！拔母铩鄙鐣钍费芯康睦碚摲妒健?《史林》第5期)指出，“文化大革命”使社會局勢處于“非?！睜顟B，但日常生活還得進行。兩方面的交匯和兼容，既說明了時代錯亂，又證實了生活邏輯不容篡改。陳文聯、蔣太葵《“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人口政策演變探討》(《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認為，“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口政策的轉變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的生育觀念和生育價值取向，奠定了現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四、改革開放新時期黨史研究進展

(一)關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與歷史轉折

程中原《“文化大革命”的終結與偉大歷史轉折的實現》(《晉陽學刊》第2期)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兩年歷史進行了新的評析，認為經過兩年醞釀和準備，三中全會才實現黨的歷史轉折。韓鋼《艱難的轉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會議的農業議題》(《中共黨史研究》第9期)就有人認為此次會議啟動了農村改革或認為沒有改革精神的觀點提出質疑，指出這兩種觀點都過分注重了會議文件，而忽略了與會者的討論。在梳理會議討論基礎上，他認為當年既有對陳規的突破，也有對陳規的因襲，多數與會者大體還是想恢復到60年代“大躍進”失敗之后農業調整的思路，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標志的農村改革的思路尚未達成共識，“不許包產到戶，也不許分田單干”在最初的稿子里沒有，反倒是修改后加進去的，顯示出變革的艱難和復雜。曲青山《關于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從黨自身對三中全會的評價入手，在梳理文獻基礎上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在于為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確立了一個標志性的起點;其歷史影響在于匯集了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一條線，即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其歷史地位在于輻射了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的一個面。作者還從歷史地位等方面對遵義會議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進行了比較研究 (曲青山:《兩次改變中國命運的歷史轉折——遵義會議與十一屆三中全會比較研究》，《光明日報》3月30日)。

(二)關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2011年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以下簡稱《歷史決議》)頒布30周年，不少研究者撰寫紀念文章，對決議的歷史價值和當代意義進行了挖掘。

《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就此刊發一組文章，石仲泉《堅持和弘揚〈歷史決議〉的科學歷史觀》認為，要與時俱進，堅持歷史決議與黨的文獻相關論述的統一;從歷史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統一;反對“黨史虛無主義”，堅持黨性與科學性的統一。程中原《〈歷史決議〉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認為，《歷史決議》對適合中國情況和特點的現代化道路作了具體明確的回答。鄭謙《〈歷史決議〉與中國的漸進改革》認為，《歷史決議》為漸進改革準備了前提和基礎;討論決議要明確它的歷史定位和政治定位;現在看《歷史決議》存在一些歷史局限性，但要用歷史眼光看。林蘊暉《重讀〈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歷史決議》在相當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決議”，把《歷史決議》教條化來束縛人們對歷史進行再認識是錯誤的，但對其歷史作用應予肯定。王素莉《“大智大仁大勇”的典范》高度評價了鄧小平等領導人在起草決議過程中表現出的政治智慧、政治良心和政治勇氣。此外，桑東華《三十年來黨對〈歷史決議〉幾個重要論斷認識的深化與發展》(《中共黨史研究》第12期)考察了決議通過后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等問題認識的深化和發展。

《當代中國史研究》第4期也發表了一組紀念《歷史決議》頒布30周年的文章，其中沙健孫《科學地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紀念〈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30周年》強調把握黨史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正確對待黨史上經歷的曲折和犯過的錯誤。陳東林《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與歷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人民日報》7月2日)認為，《歷史決議》對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有理論上的重要貢獻，包括研究歷史要有大局觀，要實事求是地放在歷史條件下分析判斷，要放在歷史長河中考察全貌。劉金田以《鄧小平領導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歷史貢獻及其啟示》(《黨的文獻》第3期)為題，對鄧小平的相關貢獻進行了梳理。

(三)關于經濟問題

研究者就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經濟問題的治理進行了歸納和梳理。尹航《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治理我國首次通貨緊縮的探索》(《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9期)指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采取擴大內需、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等舉措，綜合運用多種經濟手段，經過兩年多努力，不僅成功抑制了通貨緊縮的趨勢，還為此后的經濟發展積蓄了動力。王德蓉《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功實踐和經驗》(《黨的文獻》第6期)認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面對亞洲金融危機，果斷決策，冷靜應對。在危機發生前，未雨綢繆，及早部署經濟風險防范工作;危機發生后，果斷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適當的貨幣政策及穩健的匯率政策;將擴大內需作為抵御風險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將加快科技創新調整經濟結構作為抵御風險的戰略安排，下決心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成功應對了危機。

高長武《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醞釀與決策實施》(《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與一般介紹決策始于1999年3月江澤民正式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思想不同，認為從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提出有計劃地扶持西部不發達地區，到1995年江澤民系統闡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十二大關系，是為西部大開發作思想準備階段;1995年12月江澤民到陜西、甘肅考察，并發表重要講話，對西部地區的開發歷史、戰略地位以及加快推動開發的措施作了歸納與闡述，西部大開發思想經過這次考察基本形成;從1996年“兩會”到中共十五屆二中全會，是西部大開發思想的進一步醞釀期;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國家要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隨后進入部署實施階段。

有研究者還對十七大以來的經濟工作進行了梳理。韋廷柒、唐圓夢《十七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統籌城鄉發展的實踐歷程》(《理論導刊》第10期)分析認為，十七大以來，中央采取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征地制度、深化農村財政金融體制改革等措施，統籌城鄉發展取得積極效果。陳理《在復雜條件下推進小康社會建設的成功實踐和經驗》(《黨的文獻》第5期)在分析《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中)》的基礎上指出，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峻挑戰，黨中央著眼于世界經濟形勢新變化和國內經濟發展新情況，果斷作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決策。

此外，閆安《臺商投資大陸經濟政治研究——兼及臺灣同胞與祖國大陸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三十年》(《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張連輝、趙凌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的演進歷程》(《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分別對臺商問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進行了系統梳理，較有新意。

(四)關于涉農問題

涉農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話題，本年度研究呈現微觀化分析取向。唐正芒、李志紅《簡論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對耕地保護的認識和實踐》(《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將國家耕地保護工作進展劃分為四個時期:改革開放初期 (1978—1985)側重強調控制農村建房占用耕地，對國家建設則在整體上要求服從經濟建設需要;經濟體制轉型時期 (1986—1997)的耕地保護進入依法有序階段，制定、頒布相關法律、條例，建立起基本農田保護區制度，耕地保護初見成效;經濟快速發展時期(1998—2004)，成立國土資源部、修訂土地管理法、明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占用基本農田須經國務院批準，耕地保護體系基本形成;從經濟快速發展過渡到平穩較快發展時期 (2005年至今)，提出堅守18億畝紅線的耕地保護目標，土地管理執法、農村土地整治與復墾都有了新進展?？偟目?，耕地保護取得重大成就，也還面臨嚴峻的形勢。馮小紅《改革開放初期河北省高陽縣社隊企業轉型和農村私營企業興起的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第5期)指出，高陽縣鄉村工業發展歷程表明，社隊企業的轉型與農村私營企業的興起有著緊密關聯。社隊企業或直接轉換為私營企業，或在轉型過程中為私營企業的興起提供了資本、技術、管理經驗和營銷渠道，從這個角度看，社隊企業轉型成為改革開放后農村私營經濟發展的起點。張彩紅等《新農村建設背景下農村精英缺失問題研究》(《福建黨史月刊》第2期)認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精英缺失日益嚴重，主要是因為農村精英奔向城市，挽留的辦法是改善農村環境、增加農民收入、完善農村教育。

(五)關于社會民生問題

社會史研究近年成為黨史研究的熱點，本年度研究在側重政策史基礎上還對社會福利、扶貧等問題進行了梳理。

劉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建設的階段性特征》(《西北師大學報》第5期)提出，30多年來我國社會建設經歷了以精神文明建設為特征 (1978—1993)、以社會事業發展為特征(1994—2003)、以改善民生為特征 (2004年至今)的三個時期。張神根《新時期黨致力改善民生的決策歷程與經驗》(《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認為，在制定“三步走”發展戰略時中共就提出改善人民生活，20世紀80年代基本解決人們溫飽問題;90年代實現人民生活總體小康;進入新世紀部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從教育、就業、分配、社會保障、公共衛生服務等方面致力改善民生，取得明顯效果。成海軍、陳曉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嬗變》(《當代中國史研究》第3期)提出，過去30多年，有著鮮明計劃經濟烙印的社會福利制度隨著經濟轉軌經歷了起步探索、逐漸轉型和步入正軌的改革歷程，初步形成新型社會福利體系。但這些改革是初級的，不全面、不平衡。構建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是中國社會福利的目標選擇。解決貧困群眾的生活問題是改善民生的應有之義。武國友《“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制定、實施及其成效》(《北京黨史》第5期)指出，“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出臺的背景是從1978年到1993年，我國扶貧工作取得重要成果但扶貧任務依然艱巨。1994年初，國務院決定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力爭用七年左右時間，基本解決8000萬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為此國家確定了開發式扶貧方針，擬定符合國情的貧困標準，加大扶貧投入，堅持黨政一把手扶貧工作責任制，不斷加大科技扶貧力度，使得計劃基本完成，扶貧工作取得巨大成效。劉仲藜《全國社?；鸬慕⒑统跗诎l展》(《百年潮》第7期)回顧指出，全國社?；鹗侵醒胩貏e建立的一種基金，目的是彌補人口老齡化高峰時期的社會保障需要。2000年8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決定建立全國社?；?，同時設立全國社?；鹄硎聲?。建立后，理事會積極拓寬籌資渠道、建立規章制度、加強投資管理，全國社?；鹨幠２粩鄶U大。

(六)關于外交問題

外交問題研究集中在外交理念演進、世界眼光等方面。章百家《目標與選擇——中國對外關系演進的歷史經驗及啟示》(《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8期)認為，改革開放新時期外交逐漸進入“全方位”階段，新世紀以來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的外交關系格局。演進過程中有兩條經驗:成功的大戰略必須兼顧現代化、大國地位、國家統一和社會變革，在確定階段性戰略目標時，又必須對自身的定位和能力有清醒認識;對國際形勢的清醒判斷是制定大戰略的關鍵環節。在新世紀新形勢下，考慮我國大發展大戰略時，需要注意改革開放仍然是中國必須堅持的大戰略，中國正面臨如何為自身定位的問題，合理設置國家外交目標等問題。徐蓉《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外交理念的演進》(《學習與探索》第5期)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樹立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主題的時代觀，融入全球化、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全球觀，履行與國家能力相符的國際責任的責任觀。徐珊《和平發展:中國的信心與承諾》(《黨的文獻》第5期)就十六大以來和平發展道路的提出、內涵、緣由進行了分析，對建設和諧世界理念的提出、內涵、建設途徑進行了介紹，認為互利共贏是走和平發展道路、實現和諧世界的現實途徑。陶文昭《十六大以來的世界眼光》(《理論探索》第5期)對十六大以來中共中央強調要有世界眼光的論述進行了梳理，認為十六大以來世界眼光表現最突出的地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組織的關于國際問題的學習，以國際問題為主題的集體學習占全部集體學習的1/3。十六大以來中共中央強調要站在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高度，認真研究和借鑒其他國家歷史發展提供的經驗教訓，認清當今世界風云變幻的趨勢，認清基本國情和發展大勢。堅持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等重大戰略思想的提出，既是立足國情的結果，也是放眼世界的結果。

(七)關于民族等問題的研究

王駿《十六大以來民族工作的新思路、新舉措》(《黨的文獻》第2期)，系統梳理了十六大以來的民族工作，認為中共中央牢牢把握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主題，形成了民族工作的新思路，包括把發展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民族工作的出發點落腳點，堅持維護祖國統一是全國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等。

曹應旺《十六大以來“建設創新型國家”述論》(《黨的文獻》第1期)認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理論的形成，經歷了十六大至十六屆五中全會的提出和醞釀、十六屆五中全會后至十七大之前的系統闡發、十七大之后的發展三個階段。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在科學分析時代環境和國情，全面判斷國家戰略需求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有客觀可能性，更是現實的迫切需要。

陳理《十六大以來我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新探索》(《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9期)指出，十六大以來的中共中央闡明了新的發展階段人民內部矛盾的產生原因(主要是社會主要矛盾依然存在、社會轉型加速、市場經濟發展、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等)、新特點新表現 (主要是群體性事件增多、涉及利益問題、解決難度大等)，以及解決的新思路新舉措 (堅持科學發展觀、加快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以統籌兼顧為方法、加強社會管理創新等)。

除前述幾方面外，關海庭《當代中國改革起點的政治分析》(《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樊銳《新時期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發展及其歷史啟示》(《中共黨史研究》第7期)、王永貴《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推進意識形態建設的特點及啟示》(《南京師大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5期)等文均對新時期黨史某一問題作了分析。

五、中共黨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

(一)關于毛澤東研究

學者們著重從新視角對毛澤東文化思想進行闡釋。周建偉《毛澤東文化民族性命題之意蘊——以〈新民主主義論〉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黨的文獻》第2期)指出，與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對中國文化持辯證和相對肯定的看法，首次承認文化民族性并將其置于新文化屬性的首位，這對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爭取文化領導權、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積極作用。費虹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文化領導權”問題》(《黨的文獻》第6期)認為，毛澤東從整頓文藝隊伍、使知識分子有機化以及確立黨對文藝工作的政治領導等方面入手，制定了中共建立文化領導權的藍圖和操作手冊。王詩淵、鄭黔玉《毛澤東文化安全思想及其當代啟示》(《貴州社會科學》第10期)則對毛澤東的文化安全思想進行了概括。

關于毛澤東對辛亥革命、國民政府抗戰態度的看法和評價的認識。盧毅《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評價》(《百年潮》第6期)認為，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評價，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同中國革命與建設以及國共合作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系。曾景忠《有關毛澤東對國民政府抗戰態度評價的研討》(《抗日戰爭研究》第1期)認為，出于政治需要，隨著國共關系和國共力量對比的變化，毛澤東對國民政府抗戰態度的評價大致經歷了積極抗戰、反共準備投降、反共投降與反共抗戰交替變換、積極反共消極抗戰、峨眉山觀戰下山摘桃子等多個階段。

關于毛澤東抵御執政風險、農業合作化、軍需等思想。王真《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抵御執政風險的思想與實踐》(《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期)認為，毛澤東在五六十年代首次從執政黨角度提出了“風險”概念，并提出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練好抵御執政風險的內功。張月群、王思明《毛澤東“先合作化后機械化”思想探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9期)考察了“先合作化后機械化”思想的提出及其內容，總結了農業合作化、機械化進程中的經驗教訓。樂漢華、史夢龍《毛澤東軍需思想述要》(《軍事歷史》第5期)對毛澤東的軍需思想進行了歸納。

(二)關于陳獨秀、李大釗研究

中共建黨90年之際，學界深化了陳獨秀、李大釗研究，提出一些新觀點。譚一笑《陳獨秀對西方社會的批判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五四時期為中心》(《安慶師范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5期)梳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陳獨秀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面批判。

張靜如《李大釗臨刑前沒有發表演說》(《黨史研究與教學》第2期)提出了新觀點，認為李大釗臨刑前回答了指揮行刑官的話，但未發表演說。張恒俊《論李大釗平民主義大同觀》(《求索》第8期)研究了李大釗的大同社會思想。

(三)關于王明研究

王明研究在史料發掘和觀點方面都有突破。戴茂林《六屆四中全會前后有關王明研究的幾則史實辨析》(《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依據檔案材料，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原因、米夫來華時間、米夫來華后與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首次會談、米夫操控六屆四中全會緣由及王明在六屆四中全會后操縱中央領導權的過程等一些史實進行了考證辨析。郭德宏《王明回憶錄提供的新資料》(《黨史研究與教學》第4期)根據王明的回憶錄 (未刊稿)等史料，介紹了有關1927年米夫來中國的任務、王明是否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常委、顧順章和向忠發的被捕與叛變、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博古負總責問題、周恩來與王明曾一起編輯《南針》雜志、臨時中央政治局搬到蘇區的決策、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紅軍撤離蘇區的決策、1938年王稼祥帶回的支持毛澤東做領袖的口信等問題。作者還從八個方面分析了王明與中央的特殊關系 (郭德宏:《王明與中共中央的特殊關系研究》，《大慶師范學院學報》第1期)。

(四)關于周恩來研究

周恩來研究在原來基礎上，又有進展。陳德軍《一九三〇年周恩來莫斯科之行考述》(《黨史研究與教學》第5期)認為，周恩來此行雖未完成爭取經費的使命，但取得一些意外積極成果。韓曉青《周恩來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中巴關系根本改善的奠基性貢獻》(《中共黨史研究》第9期)介紹了周恩來60年代初對巴基斯坦政策和解決克什米爾問題、中巴邊界談判問題的態度和方法。李學如、陳勇《周恩來對日民間外交思想探析》(《求索》第9期)指出，周恩來在對日外交實踐中，提出了“兩個區分”、“關鍵是要和平共處”、“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等思想。還提出了發展中日關系的“政治三原則”?；謴桶罱缓?，又及時提出“不忘老朋友、廣交新朋友”、“官民并舉、以官帶民”等方針。

(五)關于鄧小平研究

鄧小平研究也有突破。程中原《重返國際舞臺:1975年鄧小平主管外事》(《黨的文獻》第6期)披露了一些新材料，介紹了鄧小平接待福特總統訪華的情況，認為福特訪華取得積極成效。王雙梅《鄧小平與20世紀60年代的國民經濟調整》(《黨的文獻》第5期)研究了鄧小平在推動調整方針過程中，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等方面的重要做法。唐金權《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國家安全思想論析》(《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期)分析了鄧小平對毛澤東國家安全思想的揚棄，這也是以往鄧小平研究所不太注意的。

(六)關于陳云研究

王杰、李春芳《延安時期陳云商品經濟思想述論》(《黨的文獻》第5期)分析了20世紀40年代陳云有關邊區經濟、發展商品經濟的思想。張金才《陳云三次領導穩定物價的基本經驗》(《黨的文獻》第3期)總結了陳云在抗日戰爭后期主持邊區財經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主持東北財經工作和新中國成立前后主持中財委工作期間，三次成功穩定物價的經驗。占善欽《試論陳云調查研究的歷史經驗》(《中共黨史研究》第12期)系統總結了陳云調查研究的寶貴經驗。朱欽勝《陳云與平反冤假錯案》(《黨史研究與教學》第3期)以文獻和回憶錄為據，梳理了延安時期、“文化大革命”中及“文化大革命”后陳云與平反冤假錯案的若干史實。

(七)關于張聞天研究

張聞天研究有新成果出現。程中原《張聞天在中共黨史上的十大貢獻》(《北京日報》2月14日)認為，張聞天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所作的貢獻，鑄就了他在黨史上應享有崇高歷史地位。何正付《論張聞天的人民本位思想》(《求索》第8期)認為，張聞天的人民本位思想包括以民生幸福為終極目的，以人民利益為衡量黨和政府工作好壞的唯一標準，強調人民的歷史主體性和社會主人地位。蕭揚《1959年對張聞天外交路線的批判》(《炎黃春秋》第7期)憶述了1959年批判張聞天外交路線的由來和經過。

(八)關于華國鋒研究

華國鋒研究是2011年度黨史人物研究中的熱點。2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為黨和人民事業奮斗的一生》紀念華國鋒誕辰90周年。該文分四個部分對華國鋒一生給予高度評價。韓鋼《關于華國鋒的若干史實》(《炎黃春秋》第2、3期)對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中的作用、是否阻撓鄧小平復出、“兩個凡是”的由來、是否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是否壓制“真理標準”討論、對待改革開放的態度等問題，進行了考辨，提出了新見解。李海文發表系列文章《毛澤東稱華國鋒為“老實人”》(《湘潮》3月上半月)、《初到中央工作的華國鋒》(《黨史博覽》第8期)、《華國鋒受命調查賀龍元帥冤案》(《黨史博覽》第2期)、《1975年釋放國民黨戰犯內情》(《世紀》第5期)、《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前后》(《南方周末》10月6日)對相關問題作了論述。

關于人物研究的代表性論文還有徐秉國和王煒《略論江澤民關于信息網絡管理的思想》(《黨的文獻》第2期)，王均偉《消除貧困:治國安邦的大事——江澤民扶貧攻堅思想研究》(《黨的文獻》第3期)，尹航《江澤民與1993年治理經濟過熱》(《黨的文獻》第5期)，張寧《胡錦濤與十七大以來科學發展觀的新進展》(《黨的文獻》第4期)，閆會心《試論胡錦濤文化發展思想的主要內容》(《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雷頤《“瞿秋白冤案”的起源與平反》(《炎黃春秋》第1期)，李良明、申富強《論惲代英對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歷史貢獻》(《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歐陽雪梅《劉少奇與中國人民大學的創建》(《當代中國史研究》第3期)等。這些論文有的選題新，有的觀點新，有的提供了新史料，有利于黨史人物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綜覽2011年中共黨史研究，研究涉及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人物等諸多方面，既有通史性研究，也有專史研究，既有宏觀論述，也有微觀分析，其中熱點問題主要集中在中國共產黨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第二個《歷史決議》、華國鋒研究等諸多方面。研究成績可喜可賀，自不待言，但也存在一些現象值得注意，主要是有些套書、叢書存在選題重復;有的論著寫作從選題到內容了無新意;有的則是純粹紀念性文章，政治性突出，學術性不彰。這是以后需要著力改進的。

(本文作者 沈傳亮、李慶剛，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副教授;張靜，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講師 北京 100091)

(責任編輯 朱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