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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岳解放區之土改整黨

2012-01-28 05:40岳謙厚
中共黨史研究 2012年7期
關鍵詞:中農支部干部

岳謙厚 李 鑫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而成員并非純粹是工人階級。由于農民及其他成分黨員的存在,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行為不時有所發展。為此,中共進行了多次整頓。其中,1947年至1949年進行的整頓與土改相伴相因,故有“土改與整黨”、“土改整黨”、“整黨土改”等多種表述①“土改整黨”概念在中共早期文獻和現有成果中表述不一,有稱“土改與整黨”者,有稱“土改整黨”者,有稱“整黨土改”者,有稱“整黨”者等,實際依據歷史發展過程的邏輯推演考量均可使用,本文則使用了“土改整黨”,特此說明。。關于這一問題,學界先前研究或側重于土改運動,或側重于整黨整風,而缺乏對兩者內在邏輯關系的深入發掘②關于兩者關系有所論述的有董志凱:《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杜潤生:《中國土地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楊奎松:《中共土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1946—1948)》(《東方學報》2007年9月第81冊),徐進:《解放戰爭時期土改整黨中晉察冀區村干部階級成分問題的由來》(《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3期),李里峰:《黨組織、黨員與群眾:華北土改期間的整黨運動》(《安徽史學》2012年第1期)等。。因此,本文試圖利用檔案和報刊資料,并以太岳解放區①太岳解放區是晉冀魯豫解放區一部分,其以發軔于山西的太岳山脈得名。最初包括同蒲路以東、白晉公路以西、曲高以北三角區域。到1947年,范圍擴大到同蒲路南段和汾河以東以南、白晉鐵路和晉(城)博(愛)公路以西、豫西洛寧以北三角地帶,計47縣。1948年,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先后有30縣劃歸豫西、晉綏、晉中解放區,至是年10月,余沁縣、沁源、安澤、屯留、長子、霍縣、靈石、沁水、翼城、浮山、絳縣、陽城、晉城、高平、垣曲、濟源、孟縣和晉城市(新設)18縣市。參見《太岳革命根據地簡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7—581頁。為個案,對之作進一步探討。

一、土改整黨的緣起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頒發《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修正抗戰時期實行的地主減租減息與農民交租交息的政策,以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標。中共領導人特別是劉少奇曾對基層干部指出:“不要害怕普遍地變更解放區的土地關系,不要害怕農民獲得大量土地和地主喪失土地,不要害怕消滅農村中的封建剝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罵和誣蔑,也不要害怕中間派暫時的不滿和動搖?!钡谛麄鞑呗陨蠒翰还_土改目的而仍維持減租減息說法,在行動上除對少數充當大漢奸的地主外一般不得沒收土地并變動富農土地?!皩τ诳谷哲娙思翱谷崭刹康募覍僦畬儆诤兰澋刂鞒煞菡摺f服他們不應拒絕群眾的合理要求,自動采取開明態度”;“對于中小地主的生活應給以相當照顧,對待中小地主的態度應與對待大地主、豪紳、惡霸的態度有所區別,應多采取調解仲裁方式解決他們與農民的糾紛”。②《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7頁。這些貌似矛盾的表述與中共當時自身處境和國內外政治形勢相關聯。實際上,在解放區內,地主富農的土地到抗戰后期特別是經過反奸清算運動后已大大減少,土地均化現象日彰。如何在地主富農不占大量耕地情況下將土改運動發動起來?這是基層干部即將應對的重要現實問題。

在太岳解放區,1946年2月,區黨委書記王鶴峰和區抗救會主席衛恒就指示各地委和群眾團體,在訴苦復仇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深入開展減租清債斗爭,并放手將群眾發動起來。浮山、陽城、晉城、洪洞等縣隨之開始翻身要地行動③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太岳革命根據地紀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21、630、639、640頁。?!段逅闹甘尽奉C布不久,晉冀魯豫中央局即召開“邯鄲會議”,決定大力開展土改運動,太岳解放區翻身運動迅速發展起來④參見《新華日報》(太岳版)1946年6月3日、19日、23日。。到6月中旬,占全區81%的2562個行政村及519個自然村已掀起土改群眾運動⑤《本區群運普及百分之八十地區》,《新華日報》(太岳版)1946年6月13日。。但基層干部在實踐中對中央土改的指示與精神未予重視,而將群眾“斗地主要土地”視為“沖破奸霸封建勢力的統治根基”的方式大加推廣。例如,孟縣喬溝橋用批斗方式從地主衛某家搜出200余張文書并逼其承認“是剝削大家富的”,高平晁山村民開始焚燒租地借錢“文約”。而對群眾運動稍持謹慎態度的黨員干部則被視為落后分子受到批評。同時,為統一認識和加快貧雇農翻身進程,太岳區黨委于7月12日至8月28日召開群眾工作會議,要求各地干部放手大干⑥《貫徹減退租息反奸清算,實現耕者有其田》,《新華日報》(太岳版)1946年9月3日。。隨之,各地翻身捷報頻頻見諸報端。例如,浮山“減租減息清債運動自今春開展以來已普及到每一個行政村與86%的自然村,全縣77個行政村中有15村發動較為充分”。屯留二區路村召開窮人翻身大會,農民“自動組織了翻身隊,進行斗爭,他們不用干部領導自己干”。⑦《新華日報》(太岳版)1946年7月25日、9月25日。從1946年底開始,太岳區土改運動急速推進,“二十天”、“一鍋端”等急進做法紛紛出現⑧參見《新華日報》(太岳版)1946年12月29日和1947年1月1日、7日、9日。。1947年4月初,太岳區宣布沁縣、沁源、屯留、長子、高平、士敏、沁水、陽城、晉城、王屋、濟源11縣基本完成土改,有50萬農民從地主手中收地640513畝(缺沁源)、房139872間(缺沁源、屯留)⑨《太岳革命根據地紀事》,第744頁。?;鶎痈刹孔鳛橥粮恼呔唧w執行者,急于求成,“一手包辦”,代為訴苦、代為斗爭或代為分配果實,當群眾“不要”時“便代為收領”。名曰“代收”,實則據為己有?;鶎痈刹坎涣甲黠L在隨之開展的翻身復查運動中暴露出來,其具體表現如下:

1.多占果實

基層干部在缺乏民主監督情況下紛紛強占果實或以集體經營、合作社等形式謀私,從土地、房屋、糧食、現洋、生產用具到普通衣物均成為貪腐對象。例如,屯留二區21村中,干部所分果實占全村總額1/2以上者有8村,1/3以上者有7村,1/4或1/5以上者有6村①參見《新華日報》(太岳版)1947年3月11日、27日。。陽城三區23個行政村中,220名村干部多得部分占全區分配果實5562戶的3.95%;全區基本群眾分地11484畝、房9498間、牲口659頭,村干部就分別多得666.33畝、808.5間、70頭②《陽城三區土地改革徹底完成》,《新華日報》(太岳版)1947年3月21日。。高平在土改復查中竟發現100多戶赤貧戶與下中農及近3000戶貧農并未分到任何土地③《一個驚人的數字》,《新華日報》(太岳版)1947年3月13日。。此外,干部還將雙手伸向公糧和村款。例如霍縣、靈石在1947年整理財政過程中清查出被貪污的公糧17萬余斤,其中,靈石縣政府財糧會計程某貪污小米8051斤、麥子120斤、雜糧850斤并進行私賣公糧活動;安澤四區干部王某、熱流村工會主席殷某合伙貪污糧票5萬斤,且因擔心事情暴露,竟將赤貧戶侯某誣為惡霸驅逐出村④參見《新華日報》(太岳版)1947年6月25日、1948年3月3日。。

2.脫離群眾

解放戰爭爆發后,黨員干部成倍增長。據1947年初統計,垣曲黨員占全縣人口1.2%,較上年增加2倍多;王屋黨員占全縣人口1.5%,較上年增加3倍多;濟源黨員占全縣人口8%,較上年增加數倍⑤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太岳革命根據地的黨的建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2頁。。但黨員隊伍擴大之時,其中的問題也凸顯出來。4月底,太岳四地委組織部長馬紀民就嚴厲批評黨員發展中的“拉夫現象”,即“把發展黨神秘化,介紹時不敢說是加入共產黨,說是加入秘密農會,沒有成熟的思想教育而拉進來了”。如此發展黨員,結果可想而知。如國民黨軍隊進攻濟源縣時,二區叛黨者即達20余人。⑥參見《太岳革命根據地的黨的建設》,第408—410頁。

同時,土改時期基層干部并非由群眾民主選舉產生,即便有選舉亦常常走形式。因此,發生脫離群眾的官僚化現象在所難免。如沁縣某干部在支前生產活動中“強迫婦女紡織,白天黑夜不讓休息”⑦《沁縣擴干會上作風問題的檢查》(1948年2月),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3-1-29-3。。在動員民眾參軍時甚至出現捆人抓夫現象。如屯留甘草灘3名新兵到達部隊后立刻逃跑,“因為這三個兵不是動員而是用打的做法逼成的”。此外,村干部常將斗爭對象作為擴兵重點。如屯留某村擴兵10名,其中有9名屬斗爭對象⑧《屯留三區繼續研究余吾擴兵的作風問題》(1948年2月),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3-1-27-7。。

3.包庇地主

地主階級是土改中被改造的一個群體,但他們依舊是農村社會的成員,有的甚至與基層黨員干部關系密切,或本人就是黨員干部。土改初期,由于究竟用什么標準或如何劃分階級成分并無嚴格規定,或者說在實踐中表現出極大的人為性和隨意性,某些黨員干部包庇地主、誤斗中農的現象就隨之發生了。例如,在沁源棱村,“群眾要求斗爭地富史××和史××,但支部包庇說是中農,不讓斗爭。而對斗爭中農史××和張××斗爭了個很厲害”。分委干部李某“因在地主史××家好吃好喝后回區上談說是誤斗中農了”,隨后便讓群眾將史氏“東西原物退回,損壞了都不行;糧食兌了,衣服爛了,都不行,賠補不行了倒算”。⑨《岳北地委擴干會議關于支部情況材料整理》(1948年4月5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3-1-25-1。

4.侵害中農

侵害中農利益現象屢見不鮮。如沁縣東嶺頭、康公、南滴水等17村被清算者達90戶,其中富裕中農68戶,占50.4%。1947年初,沁縣許多村流行“中農獻田運動”,若將被錯誤清算和獻田的中農累加,則共計190余戶,占全部被清算戶的67.1%。在分析錯誤原因時,當地干部承認未將“中農當作基本群眾,而是單純因中農人數多不得不聯合一時,所以在實際行動中有的地方把雇、傭、貧組成‘基本農會’,中農組成‘一般農會’”,因此,當“村中沒有地主富農便把富裕中農看作地主而斗爭”,甚至提出“富裕中農是蛹,富農是蛾;不鬧垮富中,蛹就會變蛾’”等極端口號①《沁縣東嶺頭等十七村絕對平齊傷了中農》,《新華日報》(太岳版)1947年2月3日。。

毫無疑問,土改翻身是中共政治策略,其目的是改變農村舊的利益分配格局,并普惠于廣大農民。因此,中共對于土改干部的不良作風、干群之間的緊張關系相當重視。如薄一波在給劉少奇信中講到:“區村干部積極分子民兵以功臣自居,普遍占有多而好的土地、房屋、牲畜,竊取更多的現金器具等”;“政府部隊機關團體將沒收漢奸的土地房屋,或公共土地、房屋財產,占為己有,不讓群眾分配,并用非法手段占有應歸群眾分配的土地,名為生產,實則為少數干部所把持”;“縣區村都有龐大的合作社,其基金多半為清算斗爭及土地改革的果實,包括土地房屋,名義是群眾性的,實則連年不分紅,不報賬,亦為少數干部所把持?!雹诒∫徊ǎ骸稌x冀魯豫解放區貫徹土地改革的經驗——復劉少奇的信》,《斗爭生活》第47期,1947年6月10日。顯然,整頓黨員干部隊伍已成為中共農村工作的關鍵所在。

1947年7月,全國土地會議在建屏縣(今屬平山縣)西柏坡召開。劉少奇在閉幕時指出:一年多來各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得到很大成績,但大部分地區不徹底,即使比較徹底的地方也還有若干毛病。土地改革不徹底的原因有以下三個:(1)指導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徹底;(2)黨內不純;(3)官僚主義的領導”。其中,“黨內不純”是“土地改革不徹底帶基本性質的原因”,必須改變?!皩爝M黨內的地主、富農、階級異己分子和蛻化分子要清洗;對小資產階級思想和自由主義要進行思想斗爭”。整黨中,“要把嚴格與熱情結合起來,放任與冷酷都要不得”。③參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84—394頁。劉少奇的講話表明:中共在推進土改之時,將發動一場全面整黨運動。

二、土改整黨的初步實施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及《中國土地法大綱》,并提出:“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委員會,對于這個建議,加以討論及采納,并訂出適合當地情況的具體辦法,展開及貫徹全國的土地改革運動,完成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④《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547頁。。有的解放區,如晉綏解放區迅速發動起來,并出現“踢開黨組織搞土改、發動群眾整干部”的情況⑤參見《晉綏日報》1947年11月2日、6日、30日及12月6日、17日有關報道。。與之相比,太岳區到1948年1月15日才在《新華日報》上刊布前述兩個文件,此前并未采取整黨行動。

1.冶陶會議

全國土地會議結束后,晉冀魯豫中央局于1947年10月2日至12月26日在河北武安縣冶陶鎮召開土改工作會議,縣以上干部1100余人參加。會議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學習《中國土地法大綱》及中央決議,進行自查和互相批評;第二階段主要“分析晉冀魯豫區土改的情況,研究土改復查和基層整黨工作”⑥薄一波:《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第437頁。。與會代表通過檢討,認為“一年來各區土地改革不是‘差不多’而是‘差的多’;不徹底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黨內地主富農思想相當嚴重和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以致貧農沒有翻透身,有的還沒有翻身”。隨之,會議轉向揭發黨內不純現象。期間,“好多人在大會小會上做了典型的反省”。最后,會議總結了《五四指示》以來的土改成績,即1/3農民已徹底翻身,但仍有毛??;1/3農民翻身不徹底,需繼續翻身;1/3農民翻身很不徹底,需深化土地改革?;诖?,決定“成立農會、農代會,一切權力歸農代會”,反對強迫命令的官僚主義作風,“堅決打擊地主富農思想,凡是在黨內鉆空子投機、占老百姓便宜的人,都要讓他受到嚴重打擊”,以“徹底實現平分土地”。①《邊區土地會議勝利閉幕》,《新華日報》(太岳版)1948年1月17日。

就太岳區而言,以區委書記王鶴峰為首的268名干部與會。會上,許多干部對土改中已出現的“左”的錯誤未予反省,而對土改不徹底、黨內思想和組織不純問題作出了過高估計,并將“貧雇路線”發展到頂點②《太岳革命根據地紀事》,第797、798頁。。如陽城黨政領導李敏唐、王世清等人因質疑某些地方土改試點方法、區民運部長顧大川因堅持中農屬基本群眾的觀點,受到大會點名批評。冶陶會議的精神傳達太岳各地后,許多地方開始成立“雇農團”或“貧農團”,重新斗爭地主富農,管制中農,吊打干部和死人現象頻頻發生③郭佑民等:《劉舒俠在陽城土改整黨中》,《黨史文匯》2001年第9期。。不過,太岳區農會的權力始終未擴張到解散基層黨委或支部的程度。

2.干部初查

1948年1月15日至3月19日,太岳區黨委在陽城召開直屬機關干部整黨動員大會。會議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傳達冶陶會議精神及學習土改政策;第二階段檢查和批評官僚主義等作風;第三階段檢查個人思想作風并進行組織整頓④參見《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大事記》,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第530頁。。會議規定:整黨內容為“三查三整”,即“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作風”。會議前期進行反右,如批判地富思想及包庇地富、干涉土改等行為;后期轉向糾“左”,克服強調貧雇農路線、排斥中農、侵犯工商業等偏向,以明確“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消滅封建制度”的正確路線。陽城會議期間,一地委在沁源、二地委在翼城、三地委在聞喜、四地委在晉城亦分別召開了縣區干部整黨動員大會。⑤參見《太岳革命根據地紀事》,第822頁。

與冶陶會議步調一致,太岳區整黨動員會議首先讓與會干部自我反省,檢查黨內不純問題。具體言之,問題表現為:(1)土改中的問題。據統計,干部中“包庇家屬、親友,直接干涉叫囂侵占群眾果實等思想行為的”有1102人。(2)侵犯人民權利。干部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如打扣捆人逼死人殺人、侵占財產者,據統計,僅區委直屬機關達141人。(3)政治動搖或變節。一些是投敵叛變,一些是“暴露了黨的一部分秘密”,這類干部據統計有161人。(4)違犯政府法令,買賣槍支、糧票、毒品等。這類干部據統計有280人。(5)投機思想。據區委直屬干部大會反省材料統計有83人。(6)鬧名譽鬧情緒鬧宗派。據區委直屬干部會議統計,此類干部達300人。(7)貪污腐化。據全區干部會議統計,這類干部達954人,占全體學習人數1/5⑥《太岳區黨委在土改整黨大會上關于個人反省與紀律處分的報告》(1948年3月),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2-6-25-1。。

這一時期的整黨被認為是初步整黨。如區黨委組織部長郭欽安所言:“你今天的思想認識也僅是認識,還沒有實際行動,我們共產黨人不僅是要認識,而主要是實踐?!睂τ趨⑴c整黨的各級干部,他要求獎罰分明、嚴肅黨紀。⑦《太岳區黨委土改整黨大會上郭欽安同志關于組織處理與紀律處分問題的報告》(1948年3月3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2-6-25-8。盡管如此,某些偏向依然發生了。如一地委于1947年底出臺的“禁止任何干部與地主結婚”的通知,其中規定:“在土改中任何干部不得與地主結婚,反奸清算以來與地主結婚者如在群眾中影響極壞或婚后包庇地主家庭及影響今后群眾斗爭者均需強制離婚”⑧《太岳一地委關于禁止任何干部與地主結婚的通知》(1948年4月),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2-2-27-1。,次年4月才被廢止。有人認為錯誤無論大小都應處分。有人受處分后,“硬想把別人也拉過來受處分,使大家都受處分,顯得問題不特殊”。這樣,有問題受處分的干部就越來越多。據統計,趙城參加陽城會議的151名干部中,有50人受處分;靈石104名干部中,有36人受處分;區委直屬會議某小組13名干部中,有8人受處分;臨汾一區17名干部中,有7人被提出開除黨籍。到初步整黨結束時,全區計有1226名干部受紀律處分,占黨員總數20.2%⑨《太岳區黨委在土改整黨大會上關于個人反省與紀律處分的報告》(1948年3月),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2-6-25-1。。另據1948年4月岳北地委關于所轄支部類型劃分統計表中的統計,各支部中較好者317個、作風不好和脫離群眾者480個、地富掌控者74個,較劣支部明顯多于較好支部①《岳北地委擴干會議各縣支部類型劃分統計表》(1948年4月),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3-1-25-1。。

三、土改整黨的推進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楊家溝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再次強調土改方針是“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地主富農應得的土地和財產,不能超過農民群眾。但是,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實行過的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的錯誤的政策,也不應重復”。他還認為,整黨“首先重要的,是在黨內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徹底地揭發各地組織內的離開黨的路線的錯誤思想和嚴重現象”。②《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0—1253頁。1948年1月,任弼時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上,以山西興縣蔡家崖為例,指出階級劃分的過左錯誤,認為在整黨方法上將“農村中犯錯誤的干部和黨員,由群眾參加黨的會議加以審查,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強調干部之所以表現出某些強硬作風是因為“急于完成上級給他的任務,但是方法不好而發生的……這樣的事不能完全由下面地方工作干部負責,上面領導機關交給任務太多,時間規定太急,平時對民主作風的教育太少,也有責任”。而對干部多分果實、假公濟私、貪污腐化、橫行霸道等不良現象,任弼時認為是“完全違背領導機關歷次指示的,那是要干部本人負責的。上級如果也有責任,就是沒有立即發覺、制止、處分或根本撤銷其工作”。他還提出,“要準許群眾放手批評指責,但不準動手打人。同時,也向被審查的干部說明,要向群眾好好承認錯誤,并保證以后不許報復,違者由政府用法律制裁”,要準許被審查者有充分說理之權。③《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6—437頁。2月,毛澤東認可了任弼時的這一看法,同時強調,要“用黨內黨外結合的方法整理黨的隊伍,解決黨同群眾間的矛盾”。毛澤東還將根據地分為老區半老區,主張對不同地區采用不同措施且分步驟進行土改整黨,反對操之過急作法。④《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77頁。同一時期,劉少奇在介紹河北平山經驗時指出:“平山因吸收兩倍三倍四倍的非黨貧農及中農參加黨的支部大會,使黨的大會與群眾大會結合為一,借以公開黨的支部,以整黨查階級查思想作風與行為,在群眾意見下處理壞干部壞黨員,獲得極好結果”,“因為在老區整黨干部的民主運動與肅清封建殘余是不能分離的一件事,而民主運動則有更廣大的群眾基礎?!雹荨吨泄仓醒胛募x集》第1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16頁。這些講話表明,中共領導人在整黨步驟及方法上的考慮是比較理性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發布《老區半老區的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提出“應準備以二到三年時間(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零年),有計劃地完成全區的土改與整黨任務,而不應操之過急,致發生許多不應有的毛病”;“土改與整黨,均應采取有重點的波浪式的逐步推廣的方法”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2、293頁。。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又指出:在過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爭中,晉綏的黨組織沒有能夠明確地堅持我黨嚴禁亂打亂殺的方針,“我們認為,經過人民法院和民主政府,對于那些積極地并嚴重地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壞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分子,判處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當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而“對于那些犯了錯誤但是還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藥的分子有區別的黨員和干部,不論其出身如何,都應當加以教育,而不是拋棄他們”。⑦《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07、1308頁。5月,任弼時進一步指出,“完全拋開黨的支部是不妥當的”,“在整黨工作進行中,必須對黨員和支部作恰當的估計和分析,才不致采取冒險的整黨政策”。6月,中共中央開始鼓勵在基層采取恢復原組織并在原組織內進行整黨的形式。這樣,整黨在具體策略與方法上由反右轉向糾“左”。

在太岳區,1948年2月底,太岳區黨委召開地委書記會議,學習中央關于土改各項政策與文件。3月初,區黨委副書記顧大川在大會總結報告中,將土改地區分成“較徹底”、“尚不徹底”、“很不徹底”三類,要求在“較徹底地區”,通過整黨、抽補與建立農村民主政治相結合的方式,自下而上地組建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在“尚不徹底”地區,繼續徹底消滅封建勢力;在“很不徹底”地區,重新發動切實平分土地運動。陽城會議結束時,區黨委組織部長郭欽安又提出,要“號召參加整黨的干部把整黨的收獲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并提出對被處分錯了的干部要予以糾正”。4月,太岳行署公布判決人犯死刑細則,即除“平遙、介休、靈石及五專區接敵區各縣,可經縣行政會議研究,決定判處人犯死刑,并上報行署備案外,其他各專、縣不得批準殺人。凡判處死刑者只許執行槍決,不得用其它任何辦法”。①《太岳革命根據地紀事》,第822、823、830、841頁。這樣,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亂打誤殺現象。同月下旬,晉冀魯豫中央局在給太岳區黨委的電示中認為其“糾正‘左’傾偏向雖有一定成績,但轉變得仍不夠,仍需繼續糾正”;要求必須團結中農并停止侵犯其利益,對掃地出門的地主立即給予生活生產資料而使之能夠從事生產且保證不餓死一人,取消對地主的特殊管制,廢除極端違反人民民主權利的規定和錯誤做法,嚴禁打人吊人拖人逼死人打死人,如確有犯罪行為須經人民法院判決,對工商業堅決保護并不準侵犯、清算、斗爭,開明士紳“不反對土改,沒有行動,就必須團結,不得排斥”,對知識分子亦須“采取團結政策”②《中央局對太岳區黨委所詢各種問題的指示》,《新華日報》(太岳版)1948年4月23日。。區黨委書記王鶴峰隨即向晉冀魯豫中央局提交綜合性政策報告,全面檢討了土改中“左”的錯誤。

此后兩月,太岳各地掀起糾“左”高潮,并重新劃分農村階級成分。以試點村陽城漢上村為例,在1948年1月,329戶村民中,有53戶被劃成地主富農,而到1948年5月,只劃了4戶地主、6戶富農③《漢上劃階級的研究》,《新華日報》(太岳版)1948年5月17日。。在基層干部問題上,太岳行署于5月底出臺《干部十條行政紀律》,即不準捆人扣人吊人打人罰人;不準隨便攤派、動員、募捐和浪費公款;不準給群眾亂戴特務帽子;不準隨便宣布戒嚴、搜查居民、檢查戶口;不準強迫、限制、干涉婦女婚姻自由;不準假借群眾意見公報私仇;不準偽造、假借上級命令威脅人民;不準貪污、竊取多占、賤買果實和浪費、破壞、變賣斗爭果實;不準調戲婦女;不準游手好閑、受賄腐化④《太岳革命根據地紀事》,第853、854頁。。這樣,從反右到糾“左”的政策轉向就避免了農村局勢的惡化,并在相當程度上規范了干部作風與行為。

四、基層整黨與支部重建

1948年5月25日,在全面了解基層情況后,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這份文件針對農村土改整黨問題,要求做好鄉村調查,按照正確政策整黨,“堅決地克服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⑤《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32頁。。在具體做法上,要求各地支部在6月至8月充分準備,明確整黨政策,以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實行整黨,并完成支部整理工作⑥陳至立主編:《中國共產黨建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8頁。。

1.整黨目標

7月1日至15日,中共中央華北局在石家莊召開干部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關于1948年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薄一波在會上強調:“整黨的目的在于改善黨與群眾的關系。土改中發生的‘左’傾錯誤,是嚴重脫離群眾的……必須在整黨中妥善解決?!雹弑∫徊ǎ骸镀呤陫^斗與思考》(上),第468頁。就太岳區而言,到1948年8月,除邊沿個別地區外,土改基本完成,封建剝削制度基本消滅。據沁縣、屯留、翼城、沁水、浮山、晉城、高平等縣試點村統計,貧農人均耕地3.462畝,富農人均2.974畝,地主人均1.988畝⑧《太岳革命根據地紀事》,第871頁。。9月2日至19日,新任太岳區黨委書記顧大川在陽城組織召開區以上黨委干部擴大會,并作了《關于整黨問題的報告》。顧大川認為,革命斗爭和生產建設的實踐證明,“一個農民黨員入黨后,沒有嚴格的教育與領導,是會腐化下去的”,特別是在“當權的時候,更是容易腐化、墮落,沾染豪紳、土棍的惡習,學習地主階級的辦法……這就很容易產生一批壓迫群眾、統治群眾的人物”。更為糟糕的是“有些地主分子、富農及投降分子、流氓分子,乘機混進了我們的黨內來,把持黨、把持政府與群眾團體,作威作福,欺壓人民,歪曲黨的政策,使我們黨與群眾關系惡劣”。故整黨的任務是“挽救很多黨員,處理最壞分子,教育黨”①《太岳革命根據地的黨的建設》,第428頁。;目標是“糾正黨員干部侵犯群眾利益的行為”,“清洗黨內投機分子、異己分子、吸收群眾中的積極分子入黨,增強黨的活動力”,“改選支部的領導骨干,建立支部的民主集中制”,“改造支部工作,教育支部切實為群眾服務”②《區黨委擴大干部會議確定整黨結束土改方針》,《新華日報》(太岳版)1948年11月3日。。會后,區黨委立即下達《關于克服黨內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的決定》,要求所轄各地領導機關做好整黨準備工作。隨后,開始對占全區農村支部22.6%的試點村進行第一批初步整黨③《一地委各縣整黨土改的準備工作》,《新華日報》(太岳版)1948年11月15日;《太岳革命根據地紀事》,第877頁。。

2.整黨一般情形

太岳區參加第一批整黨的有12縣,最早于1948年10月20日開始,最遲于11月初開始,到11月20日至25日均先后結束,“一般歷時廿天,多者一月,唯一地委之沁源、屯留、安澤采取按區集中黨員整黨歷時較短,少者九天,多者半月,各地經過檢查總結初步整黨與布置土改工作于11月25日到11月底均先后轉入土改結束工作”。④《太岳區黨委第一批整黨的總結報告》(1949年1月30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2-6-39-1。

整黨初期,一些有問題的黨員干部思想上存在誤解和疑慮,經工作組“反復進行整黨方針的教育、支部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后”,才“恍然大悟,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脫離群眾嚴重,而開始檢查自己”。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各地揭發出包庇地富、侵占果實、挾嫌報復、欺壓群眾等侵犯人民利益的事實。在一些黨員向黨表決心、向群眾認錯后,許多群眾反映說:“共產黨用什么辦法把干部改成這樣”,“某某好像他娘把他重養了一回”⑤《太岳區黨委第一次初步整黨中的幾個問題》(1949年3月3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2-6-39-3。??梢?,通過整黨,黨員干部作風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群眾也重新恢復了對黨員黨組織的信任⑥《匠禮初步整黨的經過和經驗》,《新華日報》(太岳版)1948年12月17日。。

3.支部重建

說服教育或批評與自我批評只是整黨手段,而其最終目的在于清除黨內不純現象。1948年9月2日,顧大川在區以上黨委干部擴大會上指出:“不管今天黨內的異己、投機、蛻化等分子數目多少,這次整黨中必將其清洗除去?!雹摺短栏锩鶕氐狞h的建設》,第430頁。所以,太岳區于1948年底初步整黨后,在清除黨內不純分子時,開始重建基層黨組織。

關于黨員不純現象,主要指入黨時成分和動機問題。就入黨時成分而言,據統計,浮山、孟縣、高平、晉城1380名黨員中,參加過會道門者242人、三青團者4人、同志會者16人、國民黨者1人、鐵血團者6人、偽頑者16人,占總數21%;陽城11村180名黨員中,參加過道門、會門、三青團、兵痞子、二流子、青幫者75人,占總數41.6%;屯留37個支部中,黨員參加過會道門或其他政治團體者達12種之多。這些人有的入黨時聲明過,有的未聲明過。如高平參加過會道門的155人中,有51人未聲明;2人參加過三青團未聲明。就入黨動機而言,以屯留二區為例,37個支部73名黨員中,1人是為解放自己和勞苦大眾,4人是為“打倒封建”,其余均以個人目的入黨。新區黨員覺悟更差,許多人認為黨和會道門一樣,或者認為和自己是“結拜兄弟”,或者認為交黨費是“上布施”,而缺乏關于黨的基本知識;黨內生活也不民主,基本每個支部均由一兩人操縱。

經過重組,基層黨組織的結構有了很大變化。據統計,四地委晉城一區5個支部28名支委中,保留原支委16人,新選12人;高平29個支部104名支委中,選掉31人,新選73人;陽城22名支委中,選掉2人,新增13人。①《太岳區黨委第一批整黨的總結報告》(1949年1月30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2-6-39-1。據1949年春太岳區黨委組織部報告,在第一階段整黨中,對少數不良黨員進行了清洗,一般清洗數目占原有黨員5%左右,霍縣高達9.16%。其中,二地委第一批整黨村2487名黨員中,清洗79人,占原有黨員3.17%強,翼城占5.5%,絳縣占6.66%;一地委第一批整黨3529名黨員中,清洗167人,占原有黨員4.76%,沁縣占6.2%;四地委中,垣曲清洗數占黨員總數8.6%,高平8村占3%,陽城占6.44%,沁水占1.4%。其他未被清洗的問題黨員則給予黨內紀律處分,其中黨內警告處分在1/2以上②參見《太岳革命根據地的黨的建設》,第455—457頁。。

五、土改整黨的成效與意義

第一階段整黨結束后,太岳區即將此項工作推進至第二、第三階段。期間,工作組一般均能做到啟發教育、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故意對抗整黨的黨員能堅持黨的原則,進行適當地斗爭,給予批評教育,提高認識,轉變態度,對犯有錯誤經批評教育而不改正者給予紀律處分”。在成分劃分上,首先“把劃階級標準對群眾普遍地進行了宣傳,對黨員干部做了教育,并注意了在劃分階級中充分發揚群眾民主,‘自報、公議、三榜定案’,而后經分委批準。工作組亦重視收集材料,反復研究,因而在這段的劃階級上一般說偏差不大?!?949年1月下旬,太岳區黨委組織部又發出《區以上干部立即退出多占果實的決定》。這樣,到第二期整黨結束時,干部多占果實現象已不明顯,受到侵害的中農也相應得到了生產和生活資料上的補助。③《太岳區黨委關于第二期土改整黨情況的報告》(1949年3月15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2-6-39-7。

與第一階段相比,第二階段的整黨準備充分,參與的農村數量明顯增加。如一地委有459村、二地委169村(第一批109村)、四地委333村(第一批155村),區黨委所在地陽城68村(第一批47村)④《太岳區黨委關于第二期土改整黨情況的報告》(1949年3月15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2-6-39-7。。截至4月底,即第二階段整黨結束或第三階段整黨開始時,全區完成1905個行政村的整黨工作,占全區農村總數72.3%⑤《太岳革命根據地紀事》,第904頁。。到麥收前,全區整黨工作已全部完成。

太岳區土改整黨運動的意義非常深遠。首先,在農村中以整黨為路徑,強化了黨員干部隊伍的自身建設。據統計,整黨中,有1300名黨員干部因不良行為受到黨紀和法律懲處,其中,多占果實者605人、貪污受賄者108人、包庇地富者159人、亂打亂罰者115人、吸毒賭博者68人、攤派不公者34人、霸占強奸婦女者169人、其他42人⑥《整黨的幾種統計表——黨員侵犯人民利益統計表》(1949年6月29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2-6-41-4。。其次,肅清了黨內階級不純現象,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被清理。據統計,原參加過各種非共產黨黨派和宗教迷信團體的5474名黨員中,有1043名被清除⑦《黨員參加過其他黨派及迷信團體統計表》(1949年),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2-6-41-4。。再次,在發展新黨員中克服了“拉夫現象”,程序趨于嚴謹。最后,中農已成為農村新黨員的重要力量。據統計,整黨前,農村黨員中,貧農占53%,中農占36.5%;整黨中,新發展的黨員里,中農占63%,貧農占33%;整黨后,農村黨員中,貧農占47.3%,中農占44.4%⑧《整黨的幾種統計表——黨員成分變化統計表》(1949年6月29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12-6-41-4。。當然,這個趨勢與農村各階級的“中農化”趨向是一致的。簡言之,“經過整黨,農村黨支部打擊了邪氣,扶植了正氣,糾正了黨員干部侵犯群眾利益的行為,黨員與群眾的關系得到初步改善”,黨的政權也逐步植根于廣大農村⑨《太岳革命根據地紀事》,第9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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