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特點概述*

董 志 凱

·研究綜述·

二○一一年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特點概述*

董 志 凱

2011年，時逢我國 “十二五”規劃開局，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國海外留學140周年、中國加入WTO 10周年。如何應對中國國內國際經濟與社會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包括滯脹、資源環境壓力、人口拐點、中等收入陷阱、增長發展與結構調整等等重大課題，激勵著專家學者對本學科深入探求。面對新的形勢與新的課題，2011年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具有以下特點和發展趨勢①以下例證只是年度發表成果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者，與發表成果總量相較所占比例極小。：

一、在全球視野中考察中國經濟發展歷程，注重比較研究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是我國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的重要標志。加入WTO后的十年間，我國的改革開放實現了從 “由改革促開放”到 “由開放促改革”的重大理念轉變。在入世10周年之際，中國現代經濟史的研究內容不僅有一批闡述入世歷程和入世后我國經濟、政策發生巨大變化的成果，也推動經濟史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創新。

姚景源在 《入世10年：成就、問題及展望》（《紅旗文稿》2011年第15期）中指出，入世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就：貿易規模從2001年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二位；我國貿易結構進一步優化；利用外資的規模和質量全面提升；對外投資逐年擴大，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作出巨大貢獻。而需要關注的問題是，我國外貿粗放型發展模式沒有實現根本改變，不利于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外貿發展不平衡，貿易順差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持續加大。盛斌等的 《入世十年轉型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回顧與前瞻》（《國際經濟評論》2011年第5期）認為，入世后外貿政策經歷了三階段（2001—2005年、2006—2008年、2008—2011年）演進，并系統梳理了各階段內政策的調整過程和特點。此外，對于入世十年中服務貿易發展情況②張莉：《入世十年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成就及未來取向》，《中國經貿導刊》2011年第11期。、利用外資模式變遷③李計廣：《入世十年我國利用外資模式變遷》，《國際貿易》2011年第6期。、中歐關系發展演進情況④李惠瑛：《入世十年來的中歐關系評估與展望》，《國際貿易》2011年第12期。等也都有學者專門加以論述。十年反思的重點是對入世以來得失的盤點。這類文章多從宏觀層面著眼，對入世以來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及面對的挑戰加以總結和評述。如程國強在 《中國農業 “走出去”的艱難之路》中指出，當年入世談判中，農業被公認為是最艱難的部分之一，而最終的結果卻是農業市場成為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的領域之一，10年之后農產品的進口關稅降到15%，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10年來，農業市場開放的利弊之爭從未停息，隨著部分農產品的巨量進口，國內市場遭受重創，部分行業集體 “淪陷”，中國糧食安全的問題也不斷被提及，農業國際化是否能解決中國人的糧食問題存在諸多爭議?？偟膩碚f，我們最擔心的問題WTO規則管不了，而我們想控制的市場卻受到約束，要想在全球農業治理中化解各種風險，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應對。①程國強：《中國農業 “走出去”的艱難之路》，中國經濟新聞網2011年11月16日，http：／／www．cet．com．cn／wzsy／gysd／374786＿2．shtml。

入世帶來的制度效應同樣引人關注。田野的 《國際制度、預算軟約束與承諾可信性——中國加入WTO與國有企業改革的政治邏輯》（《教學與研究》2011年第11期）一文認為，加入WTO可以硬化對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從而使其在市場競爭中的贏利能力不斷增強。而有的學者認為，入世以來在市場競爭程度明顯增強的同時，國有企業在公用事業、金融，以及其他關系國計民生的產業內的壟斷格局總體上得以維系，成為市場機制的既得利益集團，同時帶來了資源使用的低效率。②佟家棟、彭支偉：《政府在經濟市場化中的作用——中國入世十年的思考》，《國際貿易》2011年第10期。由于看到了我國外向型發展戰略運行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一些學者提出了經濟發展戰略向國內市場轉移，發展內向型經濟的政策主張。其中比較活躍的學者有賈根良，連續發文認為國際大循環戰略不僅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于產業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國遭受到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導致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內需相分割的 “二元經濟”，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被外資擠占并引發嚴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沒有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系，反而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并成為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 “三農”問題成為死結和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根源，甚至呼吁 “中國在加入WTO十周年之際應考慮退出WTO”。③賈根良：《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12期；賈根良：《保衛民族產業與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當代財經》2010年第12期。

在研究對象與方法上，更加注重外國經濟近現代化歷程中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并與中國進行比較。比較研究正在成為研究深入的重要方法，從經濟史的比較研究中得到對未來發展趨勢的啟發。如賈根良、劉琳的 《中國稀土問題的經濟史透視與演化經濟學分析》（《北京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以稀土資源為例，基于經濟史和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對我國自然資源出口及相關政策進行了深入反思：認為重要自然資源在發達國家工業化起飛階段幾乎都起到過巨大的推動作用。理論以及歷史和現實的雙重經驗都告訴我們，當前我國稀土等稀有金屬資源的利用和發展模式存在著嚴重的弊端，亟待作出重大戰略調整。又如王丹莉的 《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村稅費制度演進——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民稅費負擔變化趨勢的歷史解讀》（《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1期），從工業化進程的視角解讀新中國成立60年來農民稅費負擔的變動。通過與日本的比較看出，為了盡快走上工業化道路，落后的農業國在工業化早期大都會采取大量地、強制性地提取農業剩余的手段來積累資金，以農民利益在短期內的損失為代價。但越到工業化進程的后期，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一個社會就越有可能和能力為農民減負增收，對其此前的福利損失給予補償，直至消除城鄉之間的差異。

二、共和國前30年經濟史與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思想研究繼續深入

在理論研究與史料收集的基礎上，這一年的研究從新的角度深入探索共和國前30年經濟史，并對以往研究不足之處根據新的材料作了彌補。如董志凱、武力主編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53—195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其特點是在豐富的檔案資料的基礎上，將經濟體制、經濟政策、經濟運行與經濟效益結合起來研究，使經濟史的內容更加豐滿、充實。其中關于中國工業化戰略的形成背景，中國經濟體制變遷 （包括統購統銷、三大改造）與后發國家工業化的關系，中國基本建設投資的特點，以及伴隨工業化起步出現的農業、工業、商業、外貿、財政、金融、城鎮化進展，人民生活變遷，中央地方關系等多層次、諸方面變化均突破了以往經濟史的框架，并進行了翔實的闡述。趙學軍的 《再論中國私營銀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于產權變革視角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4期）從產權變革的視角，分析了中國私營銀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認為私營銀行業的產權變革模式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造。李文的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對農村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探索》（《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特別強調了合作化以來在 “包”字上做文章對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探索。趙入坤的 《人民公社初期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與管理》（《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6期），針對傳統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理論提出：人民公社初期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存在兩種不同的流動類型，即國家計劃控制下的流動和農村勞動力的自發流動。從性質來看，當時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有發展性因素，但主要是生存性流動。盡管過分的人為干預并不可取，但二元社會的形成并非根源于戶籍管理制度。蘇少之、張曉玲的 《新中國土改后農村階級變化再探討——基于測算農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角度》（《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1期），通過測算土改后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說明土改后幾年內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處在高度均等和相對均等的邊界上。張忠民的 《20世紀50年代上海新公私合營企業的工資改革》（《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5期），認為1956年國家先后進行了兩次重大的工資改革：第一次是針對國家機關以及國有、老公私合營企事業單位，第二次是對新公私合營企業實行的工資改革；并依據歷史檔案資料，以上海新公私合營企業為對象，進行了較為系統、全面的考察。

三線建設是我國在中西部地區進行的一場以備戰為指導思想，以交通、國防科技和基礎工業為主體的大規模的基本經濟建設。關于這一經濟建設決策的形成、實施過程、評價以及與當前西部大開發的關系等等相關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馬泉山的 《再談三線建設的評價問題》（《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6期）提出，三線建設的評價來源于其建設的二重性：既是旨在應對戰爭危險的特殊政治行為，又是謀求改善生產力布局的一般經濟行為。三線建設得失相比，得是長期起作用的因素，是國家戰略利益所系；失是得的必要代價，從根本上說是外部敵對勢力強加給中國人的，也是暫時的，終歸會得到補償。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史研究成果較少。鄭謙的 《從 “抓革命、促生產”到 “抓改革、促發展”》（《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2期）對此作了一些闡述： “抓革命、促生產”是 “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口號之一，是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概括性表述，必須否定，但它所針對的一些問題仍然值得注意，對我們繼續推動改革進程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把近現代時期連貫起來研究的企業史嶄露頭角。如楊在軍的 《家族企業長壽之家族因素剖析——以1669—1954年的北京樂家同仁堂為例》（《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1期）認為：一般對家族企業 “長壽”研究，較多關注企業層面，忽視家族層面，但現實世界卻是兩者共同對家族企業 “長壽”起作用。政治資源、人力資源、企業的家族封閉性、經營權子承父業、早做傳承準備等是北京樂家同仁堂 “長壽”的經驗。

一批專著和專題性研究成果出版、發表。如鄭有貴的 《指引小農經濟通向現代化的燈塔——中國共產黨農民合作經濟的四大理論成果》（《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3期），針對因孤立看待不同時期或不同模式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若干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不能作出符合歷史邏輯的公允評價的現象，提出在中國的農業組織化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從國情及農情出發，逐步解決了方向、階段、形式、制度這四個重大問題，形成了四大理論成果。又如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的一組學術文章 《黨領導中國經濟社會建設若干問題研究》（《經濟研究參考》2011年第63期）對各個宏觀經濟領域的歷史進行了專題研究。再如趙凌云的 《中國共產黨經濟工作史》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也很有參考價值，等等。

三、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經濟史正在成形

有關新時期經濟史研究的突出特點是關注中央決策即 “頂層設計”。中共中央 “十二五”規劃建議在全面推進各個領域改革的同時，提出要 “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引起了各界的熱議。

吳敬璉的 《當前中國改革最緊要的問題》（《中國改革》2011年第12期）從改革史的角度談了自己的看法：報刊上流行著一種并不十分確切的說法，認為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一直沒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和總體規劃，其實陳云和鄧小平提出 “摸著石頭過河”，是在改革初期既沒有傳統理論可作依據，也沒有現成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次優選擇”。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國家體改委就已在許多學者的參與下，制定了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即市場經濟）的框架性總體設計方案。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 《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更是一套受到中外有識之士好評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設計。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又對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完善做出了總體規劃。這些規劃設計的執行，帶來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繁榮。近年來經濟改革總體規劃的執行放慢，導致了一系列問題的發生。陳錦華的 《關于計劃與市場關系討論的一段回憶》（《百年潮》2011年第5期、《學習時報》2011年7月11日）提出，1990年到1992年的幾年間，在認識很不統一、且統一認識比較困難的情況下，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這個核心問題上，國家體改委發揮了應有的積極的、正確的作用。尹航的 《江澤民與1993年治理經濟過熱》（《黨的文獻》2011年第5期）；王德蓉的 《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功實踐和經驗》（《黨的文獻》2011年第6期）等也反映了“頂層設計”的歷程。

張卓元的 《轉方式調結構是避開 “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確選擇》（《新視野》2011年第2期）認為：回顧歷史，中國關于轉變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在有關正式文件中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一是1995年制訂“九五”計劃時，首次提出要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即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二是2005年中央在制訂 “十一五”規劃建議時，重新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其內涵有所擴展，提出了要從 “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擴張的增長方式，轉變為 “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資源節約型增長方式，并且明確了具體要求。三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進一步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內涵也從一個轉變擴展為三個轉變，即 “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四是2010年初以來中央指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顯得更加刻不容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然包括使公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內容，即實現所謂包容性增長。

此外，一些學術論文也關注頂層設計的機制研究。如周光輝：《當代中國決策體制的形成與變革》（《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董志凱： 《學習陳云經濟決策民主的思想》（《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1年第5期）；武力：《論中國共產黨對農業現代化的偉大探索》（《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7期）；占善欽的《試論陳云調查研究的歷史經驗》（《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2期），等等。

在國企改革方面出現一批豐碩成果。如汪海波的 《國有經濟改革和發展現狀及基本特點》（《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對改革總的概述比較清晰，文中認為國有經濟改革包含：壓縮國有經濟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調整產業結構布局；改組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國有資產管理制度。通過改革，國有企業資產總規模和國有企業資產戶均規?？焖贁U大；國有大企業在有關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中的地位顯著提升；國有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提高；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改善；控制社會資本的能力增強；在世界經濟中的經濟實力也顯著上升。還有學者認為我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已基本實現，大多數國有企業已經轉化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的市場經濟主體和法人實體。①趙金鎖：《現行國有企業制度變遷分析——基于經濟自由度視角》，《甘肅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

在國有企業效率上，評價看法不一。有學者認為，隨著現代企業制度和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國有經濟結構調整的不斷推進，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和活力大為增強；并根據2003年至2008年的數據所做的計量分析，認為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國有企業利潤主要來源于壟斷的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②張晨、張宇：《國有企業是低效率的嗎》，《經濟學家》2011年第2期。有的學者指出，那種只有私有化才能實現高效率、私有化是國企改革的唯一出路等觀點是站不住腳的。當前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③陳波、張益鋒：《我國國有企業高效率論——基于層次分析法 （AHP）的分析》， 《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5期。董梅生、洪功翔：《國有與民營上市公司效率比較的實證研究》， 《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9期。宗寒：《正確認識國有企業的作用和效率——與劉瑞、石磊先生商榷》，《當代經濟研究》2011年第2期。。也有的學者認為，按照治理結構的不同，國有企業可以分為國有獨資企業、國有獨資公司、國有控股企業和國有參股企業。就運行效率而言，私營企業活力和競爭力最強，集體企業次之，國有企業較弱。從功能效率角度來比較，公有制企業較之非公有制企業承擔了較多的社會責任。從治理總效率來看，由高到低的排序為國有控股企業、國有獨資公司、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國有獨資企業和港澳臺企業。這表明國有企業改革仍有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需要進一步改革。④郝書辰、陶虎、田金方：《不同股權結構的國有企業治理效率比較研究——以山東省為例》，《中國工業經濟》2011年第9期。

四、與現實經濟熱點相關的物價、金融、財政、土地制度史得到更多關注

受時下通貨膨脹與金融危機的影響，物價史與金融史正被聯系起來。如對新中國成立初期通貨膨脹的治理研究以及對計劃經濟時期價格的研究的有：董志凱的 《新中國建立初期對通貨膨脹的治理及啟示》（《河北學刊》2011年第5期），從貨幣政策的新角度回顧新中國成立初期對通貨膨脹的治理，指出對當今抑制通貨膨脹的啟示為：抑制通脹仍是經濟工作的基本任務；貨幣資本與產業資本平衡仍是抑制通脹的基本要領；由于與新中國成立初期通脹的背景不同，今日抑制通脹不可簡單依靠貨幣緊縮。張金才的 《陳云三次領導穩定物價的基本經驗》（《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總結陳云三次成功領導穩定物價的斗爭的經驗為：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從中找出解決辦法；抓住影響物價的關鍵商品，掌握控制物價的主動權；保持各部門的協調統一；以經濟手段為主，其他手段為輔，按市場規律辦事；不僅注重穩定物價，更注意從根本上消除物價上漲的隱患，堅持標本兼治。肖翔、武力的《1949—1978年重工業產品價格機制演變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3期）認為，1956年我國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建立計劃經濟體制后，重工業產品定價機制由市場向計劃轉變。重工業產品的計劃定價存在著導致價格結構扭曲的內在機制，在趕超型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總目標下，無論是價格調整還是放權式改革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內在機制的作用。

金融史研究更加注重國際環境下的金融變化，突出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視角。如焦建華的《承繼與變異：新中國初期僑匯業政策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3期）認為，新中國僑匯業政策具有明顯繼承性和內在一致性，新中國僑匯業政策的特點為，政策完全從整體利益出發，較少受部門利益影響，也較少受外來力量直接干預，這反映了新中國國家能力增強和封閉條件下經濟政策的獨立性較強。張徐樂的 《新中國政府對外商銀行的監管與清理》（《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3期），分析了新中國在堅決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經濟和金融勢力的同時，對外商銀行實施 “利用”與 “限制”政策的歷史。易棉陽、陳儉的 《中國農村信用社的發展路徑與制度反思》（《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2期）認為，以合作金融必備的自愿性、民主管理性、互助合作性三原則來考量中國農村信用社發展史，除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的少數信用社外，后來成立的絕大多數信用社都是以行政指令強制組合而成的名義的合作組織，中國沒有一種合作制機構真正成功過，值得研究，等等。

土地制度史研究繼續是個熱點。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的學術研討中，伴隨對孫中山土地思想的研討，出現一批將近現代土地制度史貫通起來進行研究的文章。如董志凱的 《百年中國土地制度變遷》（《人民論壇》2011年10月上）等。還有專著如楊德才等的 《制度變遷與制度績效：新中國農地制度演進與前瞻分析》（經濟科學出版社），分兩個時段對1949年以來農地制度變遷的政策、績效作了比較細致的梳理。李永芳的 《新時期以來農民建房與耕地保護問題的思考》（《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對這一焦點問題也作了分析。

財政問題的關注熱點有兩個：地方債務與分稅制。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于1994年分稅制以后就開始出現，主要表現為行政性支出欠賬負債。其后隨著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和各種建設性項目的增加，債務規模和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發生引發了新一輪地方政府借債高潮。對于地方政府債務，2004年就引起財政部高度關注，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未能根本控制，目前債務規模的急劇膨脹成為全社會的焦點，需要深入全面地研究和切實有效地解決。趙云旗的 《地方政府債務研究》（《經濟研究參考》2011年第38期）從地方政府債務基本現狀分析，作了翔實的闡述與分析。關于財政體制，王守坤的 《中國轉型過程中財政分權的特征事實：歷程與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1期）認為，無論是財政承包制階段還是分稅制階段，中國漸進式改革過程的主軸都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分權改革。通過將中國分權體制的變革歷程與中央、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的相對變化結合起來分析，可以發現財政承包制在邊際上增加了地方政府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比例，因為各地方政府在財政收支劃分等財政問題上往往處于信息優勢地位，這就造成了 “兩個比重”的下降。而分稅制則確立了以正式法規為基礎的稅收分成方案，改變了承包體制下中央與地方一對一討價還價的局面，從而充當了在新的制度環境下重塑中央與地方分權關系與利益分享格局的關鍵制度安排。

五、勞動民生、資源環境、區域經濟等經濟史和社會史相結合的研究增多

隨著我國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加快社會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成為新的發展階段和新的主要任務。協調社會關系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首要任務，而利益關系是社會關系的基礎或本質，許多社會關系的緊張，往往是不同利益訴求使然。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變遷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如朱高林、郭學勤的《1949～1956年中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總體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闡述了這一時期城鄉居民飲食水平有所提高，穿衣打扮有所變化，日用品消費有所進步，居住緊張狀況有所緩解，文化水平普遍提升，醫療條件明顯改善，城鄉居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發生顯著變化的歷史。李實的 《中國收入分配中的幾個主要問題》（《探索與爭鳴》2011年第4期）指出，20世紀70年代后期，城市內部的基尼系數低至0．15左右，隨著改革開放中國城市收入差距開始不斷擴大。2007年城市內部的基尼系數達到0．36，這樣一個趨勢還在不斷發展下去。劉國光的 《談談國富與民富、先富與共富的一些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報》第232期，2011年10月25日）認為，宏觀經濟上 “國退民進”、“公退私進”的結果，使得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比重，由改革開放前的近乎為零，上升到現在已經超過65%。民營私有經濟的增長大大超過國有、公有經濟的事實，證明了我們這些年實際上實行的不是什么 “國富優先”，而是 “民富優先（當然是一部分 ‘民’）”的政策。實踐證明，隨著市場化、私有化的發展，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我國平均宏觀稅負大大低于工業化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與發展中國家相比也不過高。隨著生產力向發達水平發展，以及政府承擔的社會民生、公共福利和收入再分配等任務越來越重，我國政府收入占GDP之比或所謂宏觀稅負水平，還有繼續提升的必要和空間。只要保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貧富差距就不會惡性發展到兩極分化的程度。成海軍、陳曉麗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嬗變》（《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3期）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變化，認為社會福利法制化初步形成，社會福利從補缺型向適度普惠型轉變，政府與社會在社會福利中的地位、作用及其關系得到初步界定，家庭、社區、福利機構相結合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基本建立；不足的是：社會福利改革對效率推崇，對公平的倡導尚顯不足等等。

此外，區域、資源、環境經濟史研究繼續呈現發展的趨勢。如祁京梅的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特征及面臨問題》（《中國宏觀經濟信息》2011年第11期）指出：“十一五”以來，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為：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呈現縮小趨勢；區域間產業轉移速度加快；東北地區支撐經濟快速增長的能力增強；長三角地區經濟結構性調整帶動經濟發展；城市群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地位進一步突出；中西部GDP持續保持領先增長勢頭；欠發達地區外貿活躍度相對提升；密集出臺區域規劃將成為下一階段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區域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人民幣升值和貿易保護主義對長三角地區出口影響加大；要素價格上升增加發達地區成本支出；東北地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交十分迫切；中部地區節能減排的壓力大于其他地區。鈔小靜、任保平的 《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時序變化與地區差異分析》（《經濟研究》2011年第4期）詳細比較了28個省市自治區具體的方面指數值，認為自1978年以來中國總體層面的經濟增長質量水平基本上呈現出波動中上升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在1978年至2007年間經濟增長結構指數值一直處于緩慢下降的態勢，經濟增長的結構對經濟增長質量指數的貢獻是負向的。

農業面源污染是以化肥、農藥、農膜的大量使用和畜禽的集約化養殖為特征的農業現代化的伴生物。隨著農業現代化在全球的擴散與推進，農業面源污染已逐漸成為全球污染的重要源。20世紀50年代以來，尤其是80年代以來，中國農業化肥、農藥和農膜施用量持續增長。1989年之后，中國化肥施用量一直居世界首位，1990年以來，中國是全球第一大農藥應用國。梅旭榮主編的 《中國農業環境》 （科學出版社）指出，從施肥密度來看，中國化肥的平均施用量高達400公斤／公頃以上，遠遠超過發達國家所設定的225公斤／公頃的安全上限，可利用率僅為30%～40%，每年因不合理施用，造成超過1000多萬噸的氮流失到農田之外。全國每年農藥使用量除30%～40%被作物吸收外，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3．3萬畝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部分地區生產的蔬菜、水果中的硝酸鹽、農藥和重金屬等有害物質殘留量超標，威脅了人們的身體健康。隨著農用物資投入量和投入強度的不斷提高，農業面源污染已逐漸成為水污染尤其是農村地區水污染的主要來源。

六、與經濟體制變革相關的法制建設受到重視

在過去30多年中，我國重視發揮法治作用，保障了經濟體制改革、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成功。特別是入世以后，法律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導致與經濟體制改革、現代企業管理和涉外經濟的法制建設歷程受到重視。如周漢民的 《面向入世第二個十年》 （文匯報2011年11月28日）指出，中國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十年來，我國清理了3000多部法律、法規和規章，對貿易體制和政策進行了全面調整，建立符合WTO要求的法律體系，并確立以“透明度”和 “非歧視”為基本理念的外貿管理模式。王立民的 《轉型時期的中國法治建設》（《文匯報》2011年1月31日）對憲法的變化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并指出憲法的修正也帶動了部門的立法。1981年12月經濟合同法面世，以后商標法、專利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民法通則等相關法律也紛紛出臺。另外，在1997年修訂的刑法典中，刪去了投機倒把罪，以保證商品的正常流動和交換等等。張學兵：《當代中國史上 “投機倒把罪”的興廢——以經濟體制的變遷為視角》（《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5期），從 “投機倒把罪”的興與廢，看經濟體制變遷。鄧峰的《董事會制度的起源、演進與中國的學習》（《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則從立法的角度闡述了公司的兩權分離和董事會作為決策中心的改革歷程。認為當下中國的公司治理模式和對董事會制度意識的淡薄，毫無疑問受制于儒家法律傳統中缺乏合議、共管、投票決策的知識，受制于現行體制下國有企業和家族企業構成主體的現實，受制于資本市場受到規制并被分割的規制模式，受制于在法學知識上傾向于股東會中心主義的思維習慣。隨著公司組織在今天的社會現實中的進化，重新認識董事會制度及其背后的深層邏輯，在董事會權威中心、合議和共管制度上不斷學習，是必然選擇。

七、史料編纂的新進展與研究方法的新發展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一批對研究中國現代經濟史有重要價值的檔案資料、文集和專著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央檔案館合作編纂的《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共計10卷，約1500萬字，由中國財經出版社于2011年5月出版發行。該叢書是《1949—1952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和《1953—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的續編。與以往兩套資料相比，第三套檔案資料涉及的時限更長，內容更加豐富，數量也更多?！?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出版，為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的經濟背景、經濟體制變革以及經濟運行提供了豐富翔實的學術資料。

2011年出版了與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四部大型文集： 《朱镕基講話實錄》（人民出版社）共四冊，對于了解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特別是國企改革與發展歷史，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督▏詠砝钕饶钗母濉罚ㄖ醒胛墨I出版社）共四冊，《李先念年譜》 （中央文獻出版社）共六冊，收集并介紹了1949年至1992年李先念的文稿和李先念的主要業績，其中沒有再收 《李先念文選》和 《李先念論財政金融貿易》已刊載的內容。這兩套書最令人關注的是 “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初期”的內容。作為這兩個時期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他的文稿和年譜具有重要的研究資料價值?！堆δ簶蛭募罚ㄖ袊鹑诔霭嫔纾┕?0卷470余萬字，匯集了薛暮橋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到90年代的60多年中的部分著述，這些著述深刻地反映了60多年中我國政治經濟方面滄海桑田般的變遷。由于薛暮橋既是經濟學家，也長期擔任宏觀經濟部門的領導，因而這些著述不僅反映了經濟理論的演進歷程，而且描述了國民經濟的發展脈絡以及宏觀政策的演變軌跡，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此外，本年度還出版了 《汪海波文集》（經濟管理出版社），共10卷540余萬字，匯集了汪海波從1957年至2011年期間發表的部分論文和專著，反映了作者的思想進程和所做的探索。其中關于新中國工業經濟史、關于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關于國企改革等的研究，都對本學科研究具有重要參考意義。值得關注的還有：王鷗的 《中國電信業的歷史發展與體制變遷》（天津古籍出版社），常遠的 《中國期貨史（1921—2010）》（天津古籍出版社），重鋼集團檔案館編的 《中國鋼鐵工業縮影：百年重鋼史話》（冶金工業出版社），《中國電機工業發展史：百年回顧與展望》（機械工業出版社）等等。

本年度的著作中，還有部分是國外學者著作、中外學者合作出版的。美國學者巴里·諾頓的 《中國經濟：轉型與增長》 （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下，對1949年以來的中國經濟作了全面介紹和系統分析。由中日學者田島俊雄、朱蔭貴、加島潤編著的《中國水泥業的發展：產業組織與結構變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書，為日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基地組織的國際合作研究項目的研究成果之一。該書集日本、中國大陸和臺灣等地十多位學者，分工合作，通過多層面、多角度分析探討中國水泥業，力圖揭示和解釋中國水泥業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特點。田島俊雄、朱蔭貴、加島潤、松村史穗編的 《海峽兩岸近現代經濟研究》（2011年3月）為會議論文集，其中一些論文反映了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歷史發展以及對改革問題的關注。

（二）重視統計分析，嘗試運用計量經濟史研究方法

統計分析是經濟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與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計量經濟史研究中心主辦的 《中國計量經濟史研究動態》已經堅持辦了3年。目前大部分研究對象為近代經濟史，現代經濟史的研究也嶄露頭角。如柏培文的《1978—2008年中國隱性失業人口估算及影響因素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4期）認為：從隱性失業人口水平估算結果來看，自1978年以來，隱性失業人口數量從3902．8萬呈波浪式增加，到2002年達到21598．4萬高峰，此后隱性失業人口開始迅速下降，2004年以來隱性失業率幾乎為零。從隱性失業人口水平影響因素來看，科技進步、市場化、產業結構演進、公開失業水平和經濟增長等不同程度降低了社會的隱性失業率。

近年來，國內對麥迪森有關中國歷史各時期GDP估算的引入，在社會各界引起極大反響，也推動了國內學者研究中國經濟史中GDP的熱潮。但對于GDP這一指標能否運用于中國經濟史研究，以及如何運用GDP方法來研究中國經濟史，學界至今存在不同意見。為了推動這一問題的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聯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清華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心和南開大學經濟史研究中心，于5月召開了 “中國經濟史中GDP估算的資料來源與理論方法研討會”，第3、4兩期開辟了 《計量經濟史研究》專欄刊發學者的發言。黃慶橋、關增建的 《1959年：新中國計量制度走向統一》（《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4期）指出，1959年計量制度的統一，為我們理解新中國諸多制度的起源提供了生動的注解。用GDP進行國民經濟核算時，計劃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往往被低估。李強的 《用GDP評價新中國頭30年建設成就的幾個問題》（《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也值得關注。

（三）從當事人采訪和基層檔案史料入手研究經濟史

當事人采訪和基層檔案史料成為現代經濟史料的重要來源。本年度如鄧力群的 《〈工業七十條〉起草始末》（《百年潮》2011年第12期），豐富了對 《工業七十條》這一歷史文獻的起草過程和文獻內容的認識。這篇回憶指出，《工業七十條》是七千人大會三個主要文件之一，另外兩個文件是劉少奇的報告和 《人民公社六十條》。 《工業七十條》是按照鄧小平口授寫成的，第八章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可以說是鄧小平的手筆，但廬山會議上又引起了風波，反映了探索歷程中的曲折和艱辛。鄧力群還發表了 《和毛澤東一起讀蘇聯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黨的文獻》2011年第5期）。曾任財政部部長、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的劉仲藜發表了 《我們的 “養老基金”是如何建立的》（《百年潮》2011年第7期）一文，回顧了2000年至2001年建立養老基金，通過資本運作，保證養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以解決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資金缺口問題的歷程。

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近十年來一直堅持收集整理集體化時代的基層農村檔案資料，迄今已收集到以山西為中心的近200個村莊的一手基層檔案，數量在數千萬件以上，引起國內外學界的普遍關注。北方農村的集體化時代，始于抗戰時期成立的互助組，終于20世紀80年代人民公社體制的結束，時限約40年，是20世紀中國農村經歷的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行龍、馬維強、常利兵的 《閱檔讀史——北方農村的集體化時代》 （北京大學出版社），對這一歷史事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從社會史角度進行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借鑒意義。郝平、曹雪峰的 《水土保持：大泉山典型的塑造》（《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7月28日）以集體化時期山西省陽高縣大泉山村為考察對象，探討分析了本來由個人積累的水土保持經驗如何在伴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浪潮中得以逐步介紹和推廣，并最終使一個普通山村被塑造為全國各地學習典型的生成過程。

（本文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北京 100836）

（責任編輯 占善欽）

* 本文為作者在2012年2月17日召開的2011年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動態及前沿問題綜述研討會上主題發言的補充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