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均衡與均衡：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與邏輯——兼對十六大以來黨關于經濟發展思路和政策的考察* 筆者于曲阜民族公園對幾位老者的訪談筆錄 (2010年7月20日)。

武 力 肖 翔

作為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新中國62年來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必然是一個不均衡與均衡交替往復的過程，其間體制與政策的階段性變化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于更高的階段”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頁。。新中國62年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經歷了如下歷史演進過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非均衡發展到計劃經濟的均衡發展；再從計劃經濟的均衡發展到市場經濟的非均衡發展；最后走向市場經濟與政府調控相結合的均衡發展。從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和部署后，中國的經濟發展即開啟了市場經濟條件下轉向均衡發展的大門，雖然這個過程需要很長的時間，并且最近10年來的轉變還不盡如人意，但是從中共中央的認識和制定的方針政策來看，正在加快速度。

一、從計劃均衡到市場非均衡發展思路的轉變

新中國建立以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除了要加快經濟發展速度，以迅速改變舊中國遺留下來的貧窮落后面貌外，還試圖避免走資本主義以犧牲農民和工人利益、發展成果為少數人所享有的非均衡發展。因此在1953年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后，迅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并在“一五”計劃中貫徹了生產力合理布局的思路，加大了對內地的投資。為了實現均衡發展，毛澤東在中共八大前后，以《論十大關系》為代表，提出了處理好農輕重關系，處理好國家、集體和個人關系，以及處理好沿海與內地的關系；劉少奇、周恩來、陳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也都提出了綜合平衡、計劃管理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處理好積累與消費關系等一系列希望實現均衡發展的思想。

但是由于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極端不平衡的大國，發展的不平衡是其在工業化初期的客觀規律，加上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和追求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使得均衡發展只是一種良好的愿望，過度追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階層之間的均衡發展，尤其是居民收入分配的平等，導致了經濟劇烈波動和公有制經濟效益低下，反而加劇了發展的不平衡。

中國地區之間差異大、人口多、底子薄、經濟發展不平衡，是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長期基本國情，而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國家安全和迅速改變貧窮落后面貌又是黨和人民的迫切要求，“急于求成”、“大干快上”幾乎是各個地區、各個產業、各個階層的渴望。如何處理這個矛盾，實現全面、協調、快速發展，始終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重大問題。如何解決資金和資源短缺、大量人口從農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是中國工業化所遇到的最大難題。同樣，如何解決中國工業水平落后、能耗高、投入產出比低的效益問題，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長期關注和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之一。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幾次重大經濟體制變革，都與解決上述問題密切相關。例如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1957年開始的中央與地方經濟關系調整、1958年的“大躍進”，以及60年代開始的“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人民解放軍”、“政治掛帥”等等，都試圖采用體制改革和政治手段發揮人力資源優勢和解決公有制經濟激勵不足、官僚主義滋生、經濟效益與預期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相差甚遠的狀況。

事實證明，在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無論是“高度集中”還是“權力下放”，無論是層級和規范管理還是群眾運動、“全民大辦工業”，都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而造成經濟運行的混亂和資源的巨大浪費。新中國成立后20多年的歷史證明，在單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計劃管理體制范圍內想主意，找辦法，打轉轉，都不能解決職工吃企業“大鍋飯”(農村是農民吃集體“大鍋飯”)現象，以及資金利用率和勞動力資源利用率“雙低”的結果，改革的結果跳不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這個矛盾就成為1978年改革開放的邏輯起點。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1978年鄧小平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非均衡發展的思路。這個思想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在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的加速進行中，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出一種新的非均衡發展態勢，那就是90年代以后出現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階層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

二、市場化下的非均衡發展及其局限

應該說，沒有改革開放打破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就不可能有中國經濟連續30多年的高速發展和人均年收入由100多美元達到今天的5000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也應該看到，這種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和資本主導條件下的發展是非均衡的。

一方面，它充分調動了各種積極因素，使生產要素在市場引導下得以充分結合和不斷優化配置，充分發揮了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充分發揮了沿海地區的區位優勢，以及充分利用海外資本以彌補國內資本不足和技術落后，使得中國經濟總量實現了空前的發展，由1978年的3645．2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471654億元 (均是當年價格)，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3％，第一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1年的10．1％。①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 (2011)》，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年，第44、45頁。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使得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1970年，中國經濟總量的排名為世界第八名，2000年，中國GDP超過意大利，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2005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成為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世界第四大經濟體。2007年，中國GDP增速為13％，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僅僅3年之后，2010年中國GDP便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與中國的發展相比，蘇聯的經濟總量在1970年僅次于美國，之后逐漸滑落，并被日本和德國超過。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經濟經歷了一段下滑，但新世紀以來，俄羅斯的排名不斷攀升，至2008年已經為世界第八名，2010年又降至第十名。起始條件比中國好的印度則變化不大，1970年為世界第十名，到2010年為世界第十一名。②參見聯合國數據庫：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introduction．asp。

世界不同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表現

另一方面，這種高速度的、市場主導的發展又呈現出非均衡性。并且逐漸顯示出它與可持續發展和建立和諧社會目標的不相適應性。以勞動者報酬率的變化為例，1978年至1995年間，一直在49％至55％之間波動，但是1995年之后則持續下降，從1995年的51．44％下降到2007年的39．68％。據有關專家研究，勞動者報酬率下降1％對居民消費的消極影響，1978年為GDP的0．72％，1995年為GDP的0．64％，2007年為GDP的0．65％。勞動者報酬率的持續下降是阻礙居民擴大消費的主要因素之一。①沈坤榮、劉東皇：《中國勞動者報酬提升的需求效應分析》，《經濟學家》2011年第2期。

再以科研和教育投入來看，與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是不相稱的。中共中央在1995年就提出了科教興國戰略，但是“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規劃時期，研發經費占GDP的比重均沒有達到目標，“十五”計劃目標為1．5％(實際只達到1．3％)，“十一五”規劃目標為2％(實際只達到1．8％)，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007年世界平均水平為2．2％，多數國家平均水平是2．45％，其中美國是2．67％，日本是3．44％)。②王志新等：《研發經費如何增長》，《人民日報》2011年3月9日。

就城鄉之間的居民收入來說，經歷20世紀80年代短暫的差距縮小，90年代到2008年以前，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從下表可以看出，城鄉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2007年達到峰值，此后有所下降。

1978年至2008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

就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來說，東、中、西部的區位條件、原有基礎以及政策傾斜等條件的差異，使得改革開放以來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從1980年到2002年，東部地區名義GDP年均增長速度與中、西部地區相比，分別高出1．6個和1．7個百分點，其中，1980年至1990年，東部地區名義GDP年均增長速度只比中、西部地區分別高0．93個和0．5個百分點；90年代以后，隨著東部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對外開放領域的不斷擴大，東部發展動力明顯強于中、西部，名義GDP年均增長速度比中、西部分別高2．2個和2．8個百分點。③國家統計局課題組： 《我國區域發展差距的實證分析》，《中國國情國力》2004年第3期。

1978年，中國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人均GDP的絕對差距分別為153．6元和212．9元，到1990年分別擴大到700．1元和885．8元，1998年又分別擴大到4270元和5490．9元(以上均為當年價格)。再從相對差距來看，在1983年至1998年間，中國東部與西部地區人均GDP的相對差距系數則由44．4％迅速增加到57．7％，西部地區的人均GDP水平已不到東部地區的一半。④魏后凱：《春風要度玉門關——我國啟動西部大開發新戰略》，《半月談》2000年第4期。這種地區之間的不均衡發展，不僅限制了擴大內需，而且不利于西部地區的社會穩定，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工業基地等加強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的。

就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差距來說，收入分配在不同群體和階層之間存在著較大差異，呈現出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比重下降，高收入群體的比重上升，收入向高收入群體集中的現象。據世界銀行估計，1982年中國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28，1990年上升為0．35，2001年為0．45。據中國學者估計，1995年至2002年期間，個人財產分布的基尼系數從0．40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達近40％⑤李實、魏眾、丁賽：《中國居民財產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經驗分析》，《經濟研究》2005年第6期。。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會對社會安定產生不利影響，同時也嚴重制約了城鄉市場開拓和消費需求擴大。

三、思路轉變和非均衡發展的慣性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以加快發展的思路，也就是后來鄧小平總結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經過19年的實踐，在提前實現國民經濟“翻兩番”的任務之際，到1997年首次遇到了“需求不足”，即長期的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需求不足替代供給不足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在過去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經濟落后和消費均等化，經濟發展總是趕不上人民群眾的消費需求和國家投資的需要，因此“短缺”是常態，供給不足是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在整個80年代，一輪接一輪的旺盛需求成為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強大動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賣方市場，為農業增產、鄉鎮企業發展、外資進入以及各種經濟成分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供求關系發生變化后，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原來依靠旺盛需求支撐的經濟效益不高的國有企業和部分鄉鎮企業陷入困境。1997年竟然出現國有企業總體虧損的局面。

1997年以后的“內需不足”雖然只是相對的和結構性的，從根本上來說是農民和部分市民缺少購買力，以及消費結構的升級所致。但是這種需求不足反過來又導致產業結構調整，導致改革力度加大 (國企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從而進一步導致部分產業改組 (例如“抓大放小”和紡織業的“限產壓錠”)和部分群體收入下降 (因企業破產、轉制或“減員增效”而下崗的職工)，并且整個社會對未來的收支預期發生變化，對消費持觀望態度，這進一步加劇了“內需不足”?？傊?，從1997年開始的中國經濟形勢的變化，使黨面臨著許多過去沒有遇到的新問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階層之間以及人口與資源、發展與環境之間出現的新的不平衡，已經越來越成為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同時，政府調控經濟的手段，也需要發生相應的變化，在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形成的條件下，怎樣運用“政府之手”來彌補“市場失靈”在當時還是一個新問題。這就對1978年以來的發展觀念和經濟調控手段提出了挑戰。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黨開始了關于經濟發展問題的新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觀念和政策。

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意味著全面和均衡發展戰略的正式提出。經過胡錦濤等同志的探索，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即如胡錦濤指出的那樣：“不僅要重視經濟增長指標，而且要重視人文指標、資源指標、環境指標和社會指標，堅持把經濟增長同人文、資源、環境、社會發展指標有機地結合起來”①胡錦濤：《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4年4月5日。。十六屆三中全會還明確提出了“五個統籌”的思想，即“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②《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03年10月22日。。

2007年，中共十七大全面闡述了科學發展觀，提出要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在討論關于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時，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即把對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著力點，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大動力。

在產業均衡發展方面，早在2001年3月，朱镕基總理在九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就指出：“十五”期間，要“堅持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我國經濟已經到了不調整就不能發展的時候。按原有結構和粗放增長方式發展經濟，不僅產品沒有市場，資源、環境也難以承受。必須在發展中調整結構，在結構調整中保持較快發展。今后五年要著力調整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和城鄉結構，特別要把產業結構調整作為關鍵。要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加快工業改組改造和結構優化升級，大力發展服務業，加快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繼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雹佟吨扉F基總理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人民日報》2001年3月16日。此后在“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始終強調將調整產業結構、加快農業發展和轉變發展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重點。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文化產業的大發展提升到戰略的高度。

在區域均衡發展方面，1999年11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標志著我國工業化的區域發展戰略轉入第二個階段，即由改革開放以來實施的梯度發展、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轉入協調發展、開發西部的階段。2003年，中共中央又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決策，初步形成了政府投資向西部和東北傾斜，東、中、西部協調發展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2005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其概括為： “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加快發展，是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加快現代化建設全局出發作出的整體戰略部署?！雹跍丶覍殻?《2005年政府工作報告》， 《人民日報》2005年3月15日。

在城鄉均衡發展方面，針對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黨在2003年1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更多地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把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04年3月，十屆人大二次會議則提出逐步免除農業稅的計劃。到2005年3月，溫家寶總理進一步提出工業和城市要“反哺”農業和農村的設想。他在2005年3月14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 “我們已經開始進入第二個階段”，“就是實行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的方針，對農民‘多予、少取、放活’?！雹邸稖丶覍毧偫泶鹬型庥浾邌枴?，《光明日報》2005年3月15日。從2004年起，中共中央連續發出9個中央一號文件，來解決“三農”問題。

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④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2007年，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對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作進一步的調整：“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要堅持和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⑤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國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人民日報》2007年10月16日。。

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的均衡發展的實現，需要一定的時間，同時它又是與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迫切要求、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政府經濟職能轉變以及經濟全球化等問題交織在一起，因此更增加了它的難度。由于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不僅人均收入不高和就業壓力大，而且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也很大，GDP增長保持一定的高速度還是必要的。因此，非均衡發展的空間也就很大，“發展是硬道理”并沒有過時。同時，農村人口仍然需要轉移，人力資源優勢仍然存在；城市化加快和基礎設施不足，使得依靠投資拉動經濟的空間仍然很大。于是，以2001年加入WTO為契機，從2002年起，出口和投資就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為例，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是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政府通過增加投資以確保經濟增長速度平穩。在“十一五”時期基礎設施投資中，5年建成鐵路新線1．6萬公里，新增公路63．9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3萬公里，新建、改擴建機場33個，新建和加固堤防1．7萬公里。比較1994年至2002年與2003年至2010年兩個時間段的投資率，可以發現后者比前者上升了11個百分點，即從2002年的0．38上升到2010年的0．49，其中投資率上升的5個百分點是在2009年至2010年完成的；同樣這兩個時期對比，在剔除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之后，后一時期的投資增速比前一時期提高一倍：前一時期實際投資年平均增速為11．9％，后一時期則為23％。高投資需要低成本資金支持，因此1996年至2002年的實際利率為3％，而2003年至2010年的實際利率為－0．3％，在這96個月里，有52個月處于負利率狀態。①劉煜輝：《理解中國“經濟的邏輯”》，《財經》2012年第2期。

由于內需不足，雖然2001年底加入WTO后對中國擴大出口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僅靠出口仍然不能支撐經濟高速增長，于是住房商品化應運而生。住房商品化不僅是一個簡單有效的擴大內需辦法，還是地方政府籌集建設資金的好辦法，而這個辦法又適應了正在加速的城市化需要，于是經濟發展的引擎又被牽引到房地產支柱上。

早在1998年，國務院就頒布《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提出我國住房改革的總體思路為：穩步推進住房商品化、社會化；加快住房建設，促使住宅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該文件明確提出1998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新建經濟適用住房原則上只售不租。于是從1998年開始，我國房地產業呈現出迅猛發展的勢頭，城市房價也以高于GDP增長的速度不斷攀升，直到2011年中央才采取嚴厲政策調控房價。

1997年至2010年房地產投資情況

1998年以來房地產業發展及其對相關產業的帶動，每年約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1．5～2個百分點。而住宅建設每增加10個百分點可帶動國民經濟總值增長1個百分點；房地產業每投入100元可創造相關產業140元到220元的消費需求；商品房市場每實現100元銷售可帶動130到150元的其他商品銷售；住宅行業每吸納100人就業，可帶動相關行業200人就業②張元瑞：《中國房地產30年》，《上海房地》2008年第12期。。房地產業的高速發展成為新世紀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

正是由于對外貿易和投資的猛烈擴張，彌補了內需不足的不利條件，使得GDP在2003至2011年間，從2002年的120332．7萬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471564億元，翻了近兩番，年均增長10．7％，而同期的世界經濟平均增速僅為3．9％；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也從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③《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民日報》2012年6月4日。但是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均衡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并沒有解決，正如中共中央在關于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指出的那樣：“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主要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并存，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雹佟吨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10年10月28日。

四、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

市場經濟是否能夠自動達到均衡發展?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是很難自動達到的，如果說在產業結構、區域發展、城鄉差距等方面市場調節還能夠比較有效的話，那么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則顯得束手無策，甚至出現“馬太效應”，必須靠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調控。

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迅速擴大和外資的流入，我國的投資能力也迅速提高，2002年的投資總量第一次超過4萬億元人民幣，這種能力不僅是改革開放前不可想象的，也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不可望其項背的，而且資本市場的形成又為提高資本投資效率提供了條件，這就為我國投資科技含量高的新興產業提供了資金上的支持。此外，我國政府的財力也越來越大，能夠承擔起諸如三峽工程這樣投資大的高效工程，也能夠承擔起諸如“退耕還林”、治理污染這樣的“不賺錢”項目。

在“十一五”規劃的22項指標中，8項約束性指標全部完成；14項預期性指標，除了“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服務業就業比重”和“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3項指標外，基本完成?？梢哉f， “十一五”規劃是歷史上完成情況最好的五年規劃之一?！笆晃濉币巹?6．4％的指標完成率明顯高于“十五”計劃的64．3％和“九五”計劃的75％。截至2010年底，8項民生指標全部完成——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增長，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全面實現，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數、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提前達標，全國城鎮新增就業5500萬人。②白天亮：《保障和改善民生責無旁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回望“十一五”、展望“十二五”》，《人民日報》2010年11月26日。

從1979年至2008年，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一直低于國民經濟的增長，這當然有利于資本積累和經濟擴張，但是卻不利于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使中國的出口受到抑制后，這一狀況在過去的兩年中發生了一些改變。2009年，我國GDP增速為9．1％，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長9．77％，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比上年增長8．49％；2010年，GDP增速為10．3％，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7．8％，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速為10．9％，一躍成為3個指標中最高的。2011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速同樣高于GDP增速和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③本處數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9年至2011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整理而得。這種改變將推動我國城鄉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

2010年，全國各地相繼出臺了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方案，各個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也出現普遍而穩定的增長。其中，農林牧漁業的工資增速位居第二，達到了16．3％，這與近兩年我國農民收入增速的不斷提升趨勢相吻合，但從絕對數值來看，農林牧漁業的平均工資水平仍然最低。2010年工資增速達到或超過15％的行業一共有5個，分別為采礦業、農林牧漁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和金融業。但整體而言，平均工資水平排在前四位的行業 (金融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址勘查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和排在后4位的行業 (建筑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住宿和餐飲業，農林牧漁業)位次排名都相對穩定，并無明顯變化。

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全國社會保險基金規模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年增長率最低的是2001年，但仍高達17．3％，2010年全國社?；鹗杖胍幠Ｒ堰_18822．8億元。另一方面，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范圍不斷擴大，全國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的人數大幅度增加。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為例，2000年職工參保人數為10367萬人，2011年職工參保人數已經達到21574萬人，增長了一倍還多。①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的2000年和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在教育方面，“十一五”期間，全國財政教育支出累計4．45萬億元，年均增長22．4％，超過了GDP和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同時，全面實現了城鄉免費義務教育，所有適齡兒童都能“不花錢、有學上”。②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2011年3月16日。

從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來看，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工業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加快。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各地區的綜合發展指數都在穩步提升。其中，東部地區明顯高于其他地區，而西部地區的增速最快。2010年綜合發展指數排在前十名的地區分別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蘇、廣東、福建、遼寧、山東和重慶。2000年至2010年，綜合發展指數年均增速排在前十名的地區分別為貴州、新疆、重慶、山西、四川、江西、西藏、安徽、寧夏和甘肅。③參見“綜合發展指數研究”課題組：《2010年地區綜合發展指數報告》，《調研世界》2012年第1期。

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2005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提出了兩個“必須”：第一，“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切實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第二，“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基點和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大力提高原始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雹堋吨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05年10月19日。2009年10月19日，國務院印發《國務院批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部門關于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引導產業健康發展若干意見的通知》，將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風電設備六個行業確定為調控和引導的重點，并決定采取六項措施嚴厲控制產能。2010年10月18日，國務院發出《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提出到“十二五”規劃完成的2015年，七大新興戰略產業的增加值占中國GDP的比重，將由2009年的1％提高到8％，到2020年進一步上升至15％。

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在關于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進一步提出：“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服務業，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統籌城鄉發展，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區域良性互動、協調發展?！雹荨吨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10年10月28日。上述建議被全國人大十一屆四次會議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所接受。

五、任重道遠：經濟社會均衡發展是一個長期過程

新中國62年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都是為了避免中國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那種對內剝削壓迫勞動人民和對外掠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非均衡發展道路。而中國作為一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極不平衡和人均資源極為匱乏的大國，非均衡發展在一定階段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如何把握這個發展階段的規律，制定出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保證社會穩定的方針政策；同時，當均衡發展的條件具備后，又能夠及時調整方針政策，促進經濟發展方式順利轉變，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開放30多年歷史證明：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的改革開放是正確的，雖然這導致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階層之間的非均衡發展，但不這樣就不能實現國民經濟30多年的高速增長。實際上，從1997年經濟軟著陸后出現的買方市場就反映出非均衡發展導致的內需不足問題，由此才提出新型工業化、西部大開發以及增加農民收入的戰略和政策，以及寬松的財政政策和靈活的貨幣政策；但是由于產業結構升級對投資的需求，地區之間差異導致的地方政府競爭，城鎮化加快對城市基礎設施及公共產品投資的要求，以及作為大國對交通 (公路、鐵路、航空)、水利等基礎設施的特殊需求，都導致中國的經濟發展還具有以投資拉動為主的發展空間。與此同時，中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也存在著一個通過加入WTO等打破貿易壁壘，而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的發展空間，這也是中國在上個世紀末加快加入WTO談判的主要原因。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進入新世紀以來的經濟發展軌跡：一方面，中共中央認識到了問題所在，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科學發展觀和一系列促進發展方式轉變、改善民生的均衡發展戰略和政策。另一方面，工業化正處于中后期、城市化正在加速，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就業仍然是大問題，因此在實際工作中，為了抓住戰略機遇期，不宜降低發展速度，政府用投資來保證經濟增長也就可以理解了；而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則加劇了追求GDP增長率的競賽，何況“土地財政”①“土地財政”是指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出讓取得收入來彌補財政不足。土地出讓金作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即使面對2010年嚴厲的管制政策仍高達2．9萬億，比2009年上升了將近82．3％，占地方財政總收入的35％以上。參見財政部：《關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經濟日報》2011年3月18日)。為它們提供了經濟擴張的資金供給。

我們應該看到，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就提出由“外延”型向“內涵”型、由“數量”型向“效益”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到90年代后期則提出“科教興國”和新型工業化道路；再到2003年提出科學發展觀。但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并沒有完成，甚至可以說剛開始不久。其中原因，主要不是認識問題和體制問題，還有著更深層并且起著決定作用的客觀因素，那就是中國的工業化不僅需要抓住機遇實現趕超，而且面臨著數量龐大的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的巨大壓力，這是空前絕后的。因此，通過市場化來加快發展速度并為此而加快資本積累，實際上成為黨制定經濟政策的出發點。因此，只要人力資源還能夠提供足夠的低價勞動力，只要還有足夠的國外市場可供開拓，只要基礎設施投資還有足夠的空間，只要城市化還未完成，以擴大內需為主要特點的經濟與社會均衡發展是不可能提前實現的。

從微觀經濟運行來看，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企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主要是豐富的勞動力供給所形成的勞動力低價優勢。就企業來說，產業結構的調整，不僅要沉淀大量原有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而且需要更高的資本投入，并且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也高，因此會使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就業壓力增加。而這是政府和企業都不愿意看到的。

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還證明，以產業結構升級和提高工資水平為特點的發展方式轉變，實際上是需要經濟與社會均衡發展為前提的。當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經濟水平差距過大，絕大多數人收入水平很低，就會造成：第一，將給投資拉動型的發展提供空間，即：城鄉差距過大會給企業提供低價的勞動力；而地區之間差距過大，不僅會刺激地方政府之間的“錦標賽”，競相通過投資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和投資環境，而且使得發達地區的高能耗、高污染、勞動密集型企業可以轉移到落后地區。第二，因內需不足而導致產業資本過剩，并轉入投機和非生產領域，從而形成經濟泡沫。

總之，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完善，在認識上和理論上先行一步，在推行中也取得重大進展。但也應看到，由于客觀條件的制約，實踐起來還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甚至會付出一定的代價，例如經濟發展速度下降、失業率上升。沒有危機，是不會發生突變的，而經濟危機，又是我們不愿意看到和極力避免的，因此，發展方式的轉變只能是一個較長的漸變過程?！爸仔须y”，這句話在今天似乎仍然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