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心理資本、參與程度對聽障兒康復效果的影響

周志強，隋文青，田寶

家長在聽障兒童康復過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兒童在日?；顒又胁婚g斷地從家長那里獲得自然語言環境的刺激和影響[1]。由于相處時間長，聽障兒童最容易通過模仿家長的有聲語言行為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有聲語言行為[2]；而且，家庭也是聽障兒童最好而且最自然的語言運用場所[3]，能夠使兒童獲得大量語言輸出的練習機會。

很多研究考察了家長的心理狀態對聽障兒童康復效果的影響。在學習有聲語言過程中，兒童最容易受到家長態度的影響而變得積極主動或消極被動[1]。張寧生和榮卉通過對聽覺障礙、智力落后、視覺障礙兒童父母的研究，編制了殘疾兒童父母心理壓力問卷[4]。廖洪波調查了82例在康復研究中心進行康復訓練的聽障兒童的家長，發現在這些陪讀家長中，有52.4%的家長在孩子放學以后進行家庭復習訓練時的態度和方法欠妥：他們對孩子學說話沒有耐心，方法呆板，操之過急，使受訓的聽障兒童在家訓練無興致；家長自己也經常頭痛、失眠，有時食欲不好，性格變得暴躁；在家庭訓練時經常打罵孩子的家長占31.7%。家長的這些行為極大地影響著兒童的康復效果[5]。唐亮在調查中將聽障兒家長的不良心態概括為4種類型：①失落、放縱型；②輕松、依賴型；③緊張、焦慮型；④慌亂、無助型[6]。一些聽障兒童佩戴了合適的助聽器，但因為家長不能積極地對之開展聽覺和語言訓練，加之生活在一種不良的家庭環境中，難以取得康復效果[7]。

也有研究認為，家長在聽障兒童康復訓練中的參與程度對康復效果有直接影響[8-10]。實踐證明，語言康復效果最好的聽障兒童都有家長的全程參與[1]。

Belsky認為，家長的個人心理資源、兒童特征、壓力與支持的情境資源3方面因素能夠通過影響育兒過程而最終影響兒童的發展。而在這3方面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家長心理資源，最不重要的是兒童特征。只要家長的個人心理資源系統能夠保證其在育兒過程中的敏感參與，即使其他兩方面因素不能正常發揮作用，育兒過程仍然可能保持良好的運轉[11]。

本研究擬在Belsky模型的框架下探討家長變量對聽障兒康復的影響。Belsy的模型牽涉面較廣，本研究則聚焦于模型中家長資源、育兒過程和兒童發展結果這一核心關系。Belsky在模型中用人格來代表家長個人心理資源，但是在論證模型時，他也承認關于人格和育兒過程關系的研究文獻并不充分，于是用心理幸福感和人格兩方面的研究來論證家長個人心理資源對育兒過程的影響作用[11]。針對這一不足，本研究擬用家長心理資本這一變量來代表家長個人心理資源，原因有三：①心理資本雖然是組織行為學在積極心理學運動引導下產生的概念，但因為心理資本研究的實質是“個體所擁有的積極心理資源”(仲理峰，2007)，所以其作用和影響不只局限于工作場所，在各種面臨任務解決的情境下都有其用武之地；②如前所述，人格和育兒過程的聯系并未得到充分的支持；③心理資本的結構中包含主觀幸福感，并且心理資本被認為是在其所包含結構背后更核心的心理概念，因此用心理資本來代表Belsky所說的家長心理資源要素似乎更為合適；④人格是比較穩定、難于改變的特征，研究人格與育兒過程的關系并不能更多地指導實踐，而心理資本是一種狀態性的特征，能夠被干預和提高，因此尋找家長心理資本對兒童發展的影響更有可能找到促進兒童發展的新途徑。

Belsky模型對育兒過程和兒童發展沒有明確的界定。我們用家長在康復訓練中的參與程度代表育兒過程，而用康復效果來代表兒童發展成果。另外，根據定義，家長心理資本是能夠影響子女發展結果的積極心理狀態，已有研究也證明了心理資本的某些維度，如樂觀、自我效能對兒童發展結果存在直接影響作用，所以，盡管在Belsdy的模型中，家長個人心理資源只通過育兒過程間接影響兒童的發展，但我們認為心理資本不僅對康復效果有間接影響，還應該有直接影響。因此，以Belsky的理論模型為基礎，綜合已有研究結果，我們構建了家長心理資本、參與程度和康復效果相互作用的理論模型。包含兩個假設：

假設1：聽障兒童家長心理資本、參與程度與聽障兒童康復效果3個變量之間顯著相關；

假設2：心理資本可以直接作用于康復效果，也可以通過中介變量間接作用于康復效果。

圖1 家長參與中介效應模型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被試 本研究的被試為佩戴助聽器或接受人工耳蝸植入，并在聾兒康復中心參加語言康復訓練的聽障兒童的家長。

第1階段：進行問卷預測。2009年6～8月，向吉林、北京、山東、廣東、湖北5省市的聾兒康復中心的語訓聽障兒的家長發放問卷400份，回收來自山東、廣東、北京3地的問卷251份，其中有效問卷240份，其中男性37名，女性201名，有缺失值2名。用于《家長心理資本問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第2階段：進行問卷正式施測。2009年12月～2010年2月，向黑龍江、內蒙古、天津、河南、上海、重慶、四川、甘肅、青海、寧夏10省市及中國聾兒康復中心的語訓聽障兒童家長發放問卷550份，回收來自黑龍江、天津、河南、上海、重慶、四川6省市及中國聾兒康復中心的問卷共337份，其中有效問卷304份，男性82名，女性222名，用于《家長心理資本問卷》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1.2 研究工具

1.2.1 家長心理資本問卷 運用文獻法、訪談等方法形成43個項目的初始《家長心理資本問卷》，通過項目分析刪除CR值未達到顯著水平的1個項目。對42個項目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主觀幸福感、希望、樂觀、自我效能4個維度，分別有5、4、4、3個項目。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χ2=2.092，TLI=0.916，CFI=0.931，RMSEA=0.060，可以認為家長心理資本的假設結構比較合理，結構效度比較理想。各維度內在一致性信度α分別為0.871、0.690、0.712、0.500，除“自我效能”的信度稍低外，其余3個因素的α系數均符合心理測量學的要求；此外，總量表的α系數為0.877，代表該量表信度較好。

1.2.2 聽障兒家長參與程度問卷 家長參與特指家長在聽障兒童康復教育過程中，家長對兒童聽力語言學習和訓練過程的介入。家長參與過程包括兩方面的內容：①直接參與，即家長直接參與康復機構的教學過程或在教學之外直接指導、監控兒童的語言習得過程；②間接參與，即家長通過與專業人員的交流溝通，間接獲得教學知識、掌握兒童在校表現，并反饋兒童的發展信息。綜合AG Bell聽覺口語法協會提出的聽覺口語法指導原則，以及對家長、教師和聽力師等訓練相關人員的訪談結果，自編家長在聽障兒康復訓練中的參與程度問卷。問卷包括直接參與和間接參與兩個維度，采用1～5五點評分，在1～9題中，1代表“從不”，5代表“總是”，第10題中，1代表最低的參與頻率，5代表最高的參與頻率。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36；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兩因素結構擬合良好。該問卷的信效度均達到心理測量學的標準。

1.2.3 康復效果問卷 目前，聽力語言康復領域主要是以“入普率”(進入普通學?；蚱胀ㄓ變簣@的比率)為聽障兒童康復工作評估標準，還沒有一個體現全面康復理念的標準。本研究根據對康復專家的訪談，借鑒程凱提出的聽障兒童語言康復評價指標體系[1]，結合研究目的，最后以家長與兒童在溝通中使用口語的比例和兒童發展出的語言學習能力兩個項目的標準分作為康復指標。

1.3 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16.0和AMOS 6.0統計軟件，對有效數據進行處理。

2 結果

2.1 聽障兒家長心理資本與聽障兒康復效果的關系對心理資本和康復效果進行積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口語比例與主觀幸福感、樂觀、自我效能存在顯著的正相關，與希望的相關性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語言學習能力與心理資本各維度都存在顯著正相關?？傮w的康復效果與心理資本各維度都存在顯著正相關。見表1。

表1 聽障兒家長心理資本與康復效果的相關

2.2 聽障兒家長心理資本與參與程度的關系 對聽障兒童家長心理資本與參與程度進行積差相關分析，結果顯示，主觀幸福感、希望、樂觀、自我效能與直接參與和間接參與都存在顯著正相關?？傮w上看，心理資本的各維度均與參與程度存在顯著正相關。見表2。

表2 聽障兒家長心理資本與參與程度的相關

2.3 聽障兒家長參與程度與康復效果的關系 對參與程度與康復效果進行積差相關分析，結果表明，直接參與和口語比例、語言學習能力存在顯著正相關，間接參與和口語比例、語言學習能力的相關未達到顯著性水平。從總體上看，參與程度與康復效果存在一定的正相關。見表3。

表3 聽障兒家長參與程度與康復效果的相關

2.4 聽障兒家長心理資本、參與程度和康復程度的模型建構 潛變量的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心理資本與參與程度、康復效果兩兩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見表4。

表4 潛變量的相關

根據參與程度的中介效應假設，構建了以心理資本為自變量、參與程度為中介變量、康復效果為因變量的模型(圖2)，以此來檢驗參與程度是否在心理資本與康復效果之間起中介作用。

模型擬合指數顯示，模型能較好地擬合數據，參與程度作為中介變量的假設被接受，參與程度在家長心理資本和康復效果之間存在中介作用。見表5。

根據中介作用的原理，具體分析該結構方程模型為：心理資本對康復程度的預測分為兩部分：①心理資本對康復效果有直接的正向預測作用；②心理資本還通過參與程度間接影響康復效果。參與程度在心理資本與康復效果之間起部分中介的作用，根據溫忠麟關于中介效應的計算方法[12]，得到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29.36%。

圖2 聽障兒家長心理資本、參與程度、康復效果作用模型

表5 聽障兒家長心理資本與相關因素相互作用的模型擬合指數

3 討論

3.1 聽障兒家長心理資本、參與程度與聽障兒童康復效果的關系 在模型中(圖2)，從聽障兒童家長心理資本對聽障兒康復效果的回歸可以看出，家長心理資本對康復效果具有正向預測作用。心理資本是一種個人心理資源，研究結果表明，在聽障兒童康復訓練中，家長心理資本水平越高，其子女在康復訓練中的效果就越好；提高家長的積極心理資源對于提高聽障兒童的康復效果有積極意義。

從家長心理資本的構成來看，以往的研究已經證明，家長的自我效能感能夠間接[13-14]或直接[15]影響兒童的發展。樂觀能夠帶來更積極的養育行為并影響兒童發展[16]。本研究結果不僅在康復領域印證了以往結論，而且也說明家長育兒的主觀幸福感、希望對兒童發展也存在影響。而心理資本作為一個整體對康復效果的影響也符合我們對家長心理資本的定義，即它是一種能夠提高育兒成效的積極心理狀態。

家長心理資本對參與程度的回歸表明，家長的心理資本水平越高，參與程度也越高。這一結果說明家長心理資本能夠影響家長的育兒行為，心理資本水平高的家長在教養子女的過程中行為更為積極，更容易參與到教學或訓練中去。這一結果與工作場所的心理資本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即心理資本水平與工作行為存在相關[17]。也就是說，無論是在育兒情境還是工作情境，個體的心理資本水平越高，做出積極行為的可能也越大。產生這一結果可能是因為，擁有高水平心理資本的家長，可以通過高水平的希望和樂觀獲得對行為結果的良好預期；擁有高水平主觀幸福感使家長更愿意留在育兒情境中而非逃避這一情境；而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最終促使個體主動采取行動。這為我們積極干預心理狀態提供了理論和實證支持。

家長在康復訓練中的參與程度和聽障兒康復效果的回歸效應表明，家長的參與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康復效果，這與以往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結合家長參與程度與康復效果的相關分析結果(表3)，我們認為主要是直接參與程度對康復效果起作用，即直接參與程度越高，兒童的康復效果越好。直接參與包括直接干預聽障兒童聽力口語練習過程和直接參與康復教學。由于聽力和口語的提高對語言環境的依賴性很大，兒童聽和表達的機會越多，他們的聽力口語水平提高得就會越快。因此，家長作為與兒童相處時間最長的人，他們隨時隨地為兒童創造的語言環境對兒童聽力語言的恢復極為重要；同時家長又作為最了解兒童的人和兒童最依賴的人，他們提供的語言表達機會往往最能契合兒童的個性特點和興趣，更容易吸引兒童的積極參與，從而提高他們的語言能力。另外，本研究涉及的聽障兒童大部分是處于學前期的幼兒，他們的自主學習意識弱，處處需要家長的引導和監控，可以說這一時期兒童進行語言學習的責任很大程度都落在家長的肩上，因此能夠保持較高直接參與水平的家長，其子女在康復中會得到比較好的康復效果。

3.2 家長參與中介效應模型 研究最終得到的模型顯示，家長參與程度在心理資本和康復效果之間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即聽障兒家長的心理資本不但直接影響聽障兒童的康復效果，而且通過對家長參與的影響間接作用于兒童的康復效果。

參與程度的中介作用說明，家長心理資本越高，參與程度就會越大，因此聽障兒康復效果就會越好。如能找到提高家長心理資本的有效途徑，從而提高參與程度，將會對聽障兒康復效果產生積極影響。

參與程度在家長心理資本與聽障兒康復效果之間的中介效應部分證明了Belsky的理論模型。Belsky認為，家長個人心理資源通過家長育兒過程影響兒童發展是該模型最為核心的部分。本研究的結果從實證角度證明了這一關系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本研究得到的是部分中介效應模型，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29.36%，不是很高，這說明還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變量。雖然在康復教育領域家長參與是最受關注的家長變量，但是研究結果提示應該有更多變量在家長心理資本對康復效果的作用過程中起作用。根據以往對家庭教育過程的研究，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教養方式、親子關系、婚姻關系等變量都有可能影響兒童的發展，它們在這一過程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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