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絲“商議”下的微博輿論監督可能性分析

姚寶權

(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 電廣傳媒系，湖南 長沙 410100)

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的《第2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國網民數量突破5億，達到5.13億，其中微博用戶數達到2.5億，較上一年底增長296.0%，網民使用率為48.7%。[1]微博使用爆發式的增長，不僅推動了微博本身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促進了新聞媒介在輿論監督領域的深層次變革，推動了中國民主進程。與傳統媒介輿論監督過程不同的是，微博的輿論監督主要以其“粉絲”的直接參與來進行。

一、復雜多元的社會現實

放眼國際，經濟發展乏力，恐怖主義、強權政治等在一定范圍內持續存在，各種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宗教體制相互滲透，國際社會風云多變。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30多年的發展所獲得的巨大變化有目共睹。但是，在經濟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并沒有必然帶來中國的政治改革。目前社會矛盾凸顯，社會信用下降。近年來不斷出現的暴力拆遷事件、食品藥品安全事件、定向招聘事件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現有矛盾的體現。

互聯網沒有普及之前，我國傳統的大眾媒介輿論監督功能較弱，甚至受各種主客觀原因影響，媒介在新聞報道過程中報喜不報憂的情況十分普遍，造成公眾對自身所處的社會現實環境缺乏清晰的了解?；ヂ摼W的快速發展，使我國社會民眾有了全面了解客觀世界的可能，海量的信息在豐富社會普通民眾知識的同時，也使他們的民主意識得到提高，客觀上促使民眾利用新聞媒介這種工具來表達立場，爭取自己的利益，協調社會矛盾，進行輿論監督。這樣，中國政治民主形式需要進一步改進。

隨著社會主體日益多元化，個人、政黨、組織等對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利益的要求導致社會分歧逐漸擴大，這種多元化的社會環境既是“商議民主”的現實條件，也是其面臨的困境之一?！吧套h民主”作為拯救晚期資本主義民主“合法性”危機的民主模式，是哈貝馬斯在整合前人民主理論基礎上，走出的自由主義民主與共和主義民主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他以“商談”為民主的核心元素，把社會區分為“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這種“商談”需要在公開性、程序性、參與性的前提下，不斷在“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之間轉型，進而形成“合法”的“商談”結果。中國現在矛盾凸顯的社會環境，使原本“私人領域”的問題很容易向“公共領域”轉移，社會民眾也主要利用這種轉移來表達利益需求，尋求事件的放大效應，達到輿論監督的目的。

二、通過“商談”進行輿論監督需要的客觀條件已基本具備

“新聞輿論監督是指新聞媒體運用輿論的獨特力量，幫助公眾了解政府事務、社會事務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務，并促使其沿著法治和社會生活共同準則的方向運作的一種社會行為?！盵2]從此定義來看，輿論監督的主要目標是公共事務，此目標正與哈貝馬斯在劃分社會領域上提出的“公共領域”設想一致。作為商議民主進行的“場域”，多元化的社會重構了“公共領域”，提供了商議民主進行的先決條件，高速發展的新聞傳播媒介作為商議的平臺提供了物質基礎。因此，在眾多要素都基本具備的情況下，一旦有了商議的需要，商議就會進行。而這種商議的過程也就是輿論形成的過程。

(一)輿論監督的興起與公民政治參與意愿的提高

大眾傳播媒介參與社會民主的構建源遠流長。從中西新聞傳播史來看，大眾媒介在民主建設過程中不僅是鼓吹，而且是主動地全程參與。就我國來說，大眾媒介產生的最初目的就是營政，通過報紙發表各自的改革主張，在報紙上彼此隔空喊話，以政論的形式進行民主商議，此傳統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通過大眾媒介進行政治“商議”成為中國新聞媒介的傳統特色。

“文化大革命”后，通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改革開放的政策在媒介的平臺上經過“商議”為國人所接受，從而形成改革共識。但是，經濟改革進行到今天，許多問題已不是經濟改革所能解決的。社會民眾對國家層面相關政策的質疑，一方面是民主意識提升的結果，一方面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封閉性造成的。民眾知道政策的結果，但往往不了解政策的目標、過程，即使是一項很好的惠民政策，也會因為過程不明確而備受質疑。

實際上，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發展成果和政治生活狀態的政治文明，其核心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因此，充分發揚民主，保證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權力，保證人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擴大包括新聞輿論監督在內的公民的民主監督，是擴大公民有序參與政治的手段，也是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梢哉f，新聞輿論監督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又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

根據馬斯諾的需要層次看，當較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時就會產生較高層次的需求。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人們在物質層面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正向全面小康社會邁進。根據“小康”的涵義，不但在物質層面的相比溫飽有了大的跨越，在精神需求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因此，隨著人們參政議政愿望的高漲，參政議政的渠道也需要擴展，形式需要更新。

而輿論監督作為社會公眾參政議政的方式之一，是新聞媒介固有的功能。這種功能雖從媒介產生時就一直存在，但在我國，正式提出“輿論監督”的概念還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情。21世紀以來，中國在政治領域、政策層面不斷開放的姿態使輿論監督直接要求社會管理者制定政策時考慮社會普通民眾的意愿。這種姿態與技術升級后的新聞媒介相結合，反過來又推動輿論監督的深度發展。到現今，輿論監督已經成為大眾媒介內容的一種常規構成。

(二)微博的傳播特性提供了較為完善的“公共領域”

在哈貝馬斯看來，“商談既不產生在政治國家中的權力領域，也不產生在私人生活領域，而是人們從他者的角度甚至從社會的角度就他們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商討和交往的領域即‘公共領域’”。[3]327也就是說，“公共領域”來源于私人生活領域，又區別于私人生活領域，它能把私人生活領域中碰到的無法解決的問題帶到公共領域中，通過大眾媒介加以擴大，并引起“公共領域”的關注。當“私人領域”的關注擴大并影響到“公共領域”時，政治權力就會以一種特有的方式進行處理。這種處理不管是否有結果，在哈貝馬斯看來，這種特有的方式都是“合法”的、正當的，因為這種特有的處理方式是在“公共領域”進行放大、充分商談且過程合法的基礎上產生的，這就是商議民主的最基本模式。

在整個“商議”過程中，新聞媒介起著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亦或是構建形成了“公共領域”，在這個意義上說，“公共領域”是由媒介構成的領域。[3]349微博在傳統媒介的基礎上，以其開放、便捷的傳播特性，140個字符的編輯限制以及與移動通訊終端系統的結合，使人們參與“公共領域”商談的門檻降低，對問題的討論將不再是專業人士的專利。人們有問題就可以傳播，只要提出的話題能夠引起微博使用者的共鳴，粉絲、粉絲之間就會參與討論、轉播、評論，進而把問題放大。由此，原有的私人話題就會由“私人領域”進入“公共領域”，由私人事件演變為公共事件。同時，公共事件在“公共領域”持續不斷地被放大，進而就會被政治權力所關注。如近年不斷出現的“坑爹”門事件，因個人在微博炫富，進而被公眾聲討，迫使當事者出面道歉甚至最后引起紀律、司法部門的關注，而使微博事件當事者被調查。因此，微博相比其他傳統媒介，因粉絲的直接參與，其構建“公共領域”的能力更強，更具有廣泛性。

此外，微博出現之前人們通過新聞媒介進行輿論監督只是一種間接的監督，這種間接進行輿論監督的方式過多地受到新聞媒介在內容選擇、功能定位、媒介偏好等方面的制約。監督效果取決于新聞媒介。微博出現后，其特殊的傳播方式使人們可以直接進行輿論監督，對國家政策提出批評、建議，對社會各種現象進行褒貶。民眾利益的需求與這種媒介傳播技術層面的突破，再一次提高了公民政治參與、輿論監督的熱情。從2009年新浪微博平臺進行內部測試到現在，短短兩年多時間，公眾通過微博參與政治討論，進行輿論監督，進而推動中國各項改革進程，已是不爭的事實。

三、媒介融合的出現

加拿大著名媒介研究者麥克魯漢認為，媒介是人的器官的延伸，不同的媒介形態表現了人類不同器官的相關功能。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這種延伸也出現了不同的形態。與古希臘時代特有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城邦式直接民主不同，隨著社會復雜化程度以及社會人口基數的擴大，那種所有公民直接參與的“商議”的城邦式民主模式不可能出現。而晚期資本主義的代議制民主卻因資本的壟斷日益變成少數人民主。哈貝馬斯的商議民主所要求的商議過程的參與性與過程的合法性也面臨著商議平臺的構建問題。傳統新聞媒介因固有的物理性質，不具備承擔商議平臺的功能。只有在媒介技術發展到網絡時代的現今，這種平臺的功能才日益呈現。而微博的出現使這種功能不斷完善。

在復雜的現實世界，單一的新聞媒介已經難以全面、廣泛地呈現新聞事件原貌。在社會資源出現壟斷化的情況下產生的“知識鴻溝”不斷擴大，強弱勢群體之間的信息掌控能力以及對自身環境的認識能力的差距也在擴大，最終產生“沉默的螺旋”，形成信息極端。因此，各種形態媒介之間取長補短、相互融合，是媒介的客觀需求。傳統媒體利用微博追蹤社會熱點，將微博信息作為重要新聞源；微博信息的感性特點為傳統媒體施展深度追蹤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微博也可以借助傳統媒體來提高其影響力和在用戶中的滲透率。兩者相互促進，形成立體輿論場，這樣就避免了社會信息傳遞的死角，最終達到輿論監督的理想效果。

復雜的社會利益糾葛帶來復雜的社會環境，各利益群體之間必須在媒介營造的“公共領域”中，通過“商談”來達成利益共識，從而整合社會，促進社會良性發展。微博作為一種互聯網的使用工具，在“粉絲”的跟隨與裂變過程中，使每一個社會個體都有可能在這種“嘰嘰喳喳”的“商談”中發出自己的利益主張，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

[參考文獻]

[1] 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2012-05-17]. http://www.cnnic.net.cn/dtygg/dtgg/201201/t20120116_23667.html.

[2] 江宜懷. 輿論監督與公開性[J]. 鄭州大學學報，1997(3): 46.

[3] 王曉升. 商談道德與商議民主[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