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綱“肌理”說研究現狀思考

唐蕓蕓

(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重慶 401331)

翁方綱“肌理”說研究現狀思考

唐蕓蕓

(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重慶 401331)

向來關注翁方綱的學者，都繞不開他的“肌理”說。通過梳理二十世紀以來對“肌理”說的專門研究，發現自郭紹虞先生將“肌理”定義為義理與文理，并將其他概念都整合在二者之下，后來的研究者都沒有脫離這個思維定式，因此，整個“肌理”說研究，一方面出現簡單概括的現象，另一方面由于無法完美解釋翁方綱詩學的其他概念，又在闡釋其他問題時忽視了“肌理”概念的形成時間，導致出現錯綜的情況。近來研究者對“二元論”的苑囿有所突破，但對“肌理”說內涵和地位的認識仍不足，而翁方綱詩學在清代詩學史上的地位，也沒有得到最終的確立。

翁方綱；肌理；郭紹虞；二元論

翁方綱倡導的“肌理說”被后人列為清中期四大詩說之一。但后來研究者對肌理說的關注,遠遠比不上其他三說(王士禛“神韻說”、沈德潛“格調說”、袁枚“性靈說”)。早期的學者對翁方綱的研究,除幾篇專門的論文外,其他多散見于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瀏覽近代各種文學史的體例和寫作,我們會產生這樣的印象:在論述清代詩學時,文學史的撰述者的確無法略過翁方綱和他的“肌理”說,但通常會寫得很簡略。近來隨著研究視野的拓展,研究者對翁方綱的詩學和詩作的關注也逐漸增多,開始逐步揭示翁方綱詩學在清代詩學史,乃至中國詩學史上的意義。

一、“肌理”說的定義及其傳衍

最早研究翁方綱詩學的專論,是郭紹虞先生的《肌理說》。［1］文中認為肌理說始創于清代,與其它三說不同。翁方綱的詩作和詩學均受宋詩影響,也受當時考據之風浸染。文章分析了翁方綱肌理說對神韻說、格調說的看法和補救,從而闡釋肌理說的內涵,提煉出翁方綱詩學中的重要概念:于“肌理”而言,有義理、文理；從《詩法論》得出正本探原、窮形盡變二法；翁得于黃庭堅詩法,有“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二語,作為一生學問之職志。郭先生由“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志言集序》)之語,將肌理分為義理與文理,義理針對內容而言,文理則針對形式而言。對于翁方綱詩學中的其他概念,郭先生又作了如是整合:與義理相對應的,是“以質厚為本”,為“正本探原”之法；與文理相對應的,是“以古人為師”,為“窮形盡變”之法。［2］六個概念一一對應,都被整合在“肌理”二字之下。

這個闡釋,其中包含了兩層意義:一是將“肌理”解釋為義理與文理,二是認為“肌理”說是翁方綱的全部學說的概括,所有的詩學觀念都可以在其中得到解釋。郭先生對這些詩學概念的整合,以及肌理對神韻、格調的補救之說,和宋詩、考據的影響說,已經成為定論。首先即各種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都直接利用這個成果。如游國恩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翁方綱的肌理說“實在是為當時考據文士以故紙堆入詩尋找理論依據”,“到嘉慶中,他成為詩壇的一位領袖人物,代表考據學流派統治下產生的一個詩派,并影響到近代宋詩運動?！保?］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亦分肌理為義理與文理,義理即“言有物,指以六經為代表的合乎儒家道德規范的思想與學問”,文理則是“言有序,指詩律、結構、章句等作詩之法”。［4］

通過梳理研究成果,我們發現,由于郭紹虞先生的論文在很多方面沒有深入展開,后來的研究者多是從這個定義出發,所作的都是補充深化的工作。

王英志的定義,可謂是將郭先生整合的詩學概念,通歸到“肌理”之下的最好范本:“‘肌理說’主張詩人以‘正本探原’,通經學古為根柢,借助‘窮形盡變’的詩法、細致分明的‘文理’,在詩中充實地表現出符合儒家之道的思想、性情,以有益于世教風化?！保?］

分肌理為義理與文理,是學術界普遍認同的看法。其中義理與內容有關,文理與形式有關。在叢遠東看來,這是廣義的“肌理”,而“將肌理喻作詩文的組織結構,只是其最初的‘引申義’,屬于狹義的概念”。［6］多數研究者將關注點置于“理”上。鄔國平等撰《清代文學批評史》,認為“肌理”之“理”有二元傾向,“‘理’即義理,所以它是圣賢性心的體現；它又是事物表現出來的條理物理,所以是客觀的存在?！保?］這其實只是將郭紹虞先生解說的肌理內涵哲學化而已。鄔氏等人考察了“理”作為文學批評范疇的歷史,將以“肌理”論文的淵源,上溯到《文心雕龍·序志》中的“擘肌分理,惟務折衷”。翁方綱雖然沒有直接在他的論述中提及《文心雕龍》的影響,但是其受業于黃叔琳,而黃正是清代屈指可數的龍學家。黃南珊從美學角度闡釋,“肌理作為藝術理性包括義理和文理”,義理是意蘊理性,包含經義和考據,文理是形式理性,指實質性操作?！袄怼钡谋憩F方式則是“理不外露”而“渾然天成”。［8］

翁方綱的詩作被認為是“肌理”說的實踐,他的詩論也被歸于肌理說的運用,特別是《石州詩話》?！妒拊娫挕肥俏谭骄V任廣州學政時與弟子諸人論詩的筆記,段宗社認為這正是以窮形盡變之法進行詩歌“肌理”批評的實踐范例。［9］秘薇認為《石洲詩話》頗具文學史眼光,以肌理論詩,一尚實,二重法。［10］但是,《石洲詩話》是翁方綱早期的作品,它與后期的文論,是否有不同？是否均在一種詩學思想的指導下實踐的？此時的“肌理”說,是否已經成熟？研究者在對待其他的翁方綱詩學文獻,也存在這個需謹慎處理的問題。關鍵在于他們忽視了一個問題,就是一種學說有它的形成過程,在沒有確定形成時間之前,即使是本人的詩學言論,也不能確定就是其主要學說的實踐范本。

由于疏于考證“肌理”說本身,對翁方綱基本學說“肌理”之外的其他范疇的討論,研究者往往運用已有成果,受到義理與文理概念的限制。

如對“肌理”說與杜詩關系的探討。翁方綱論“理”、論“法”,都是借詩圣杜甫的詩句,所拈“肌理”二字也出自杜甫的詩句“肌理細膩骨肉勻”。他一生研究杜甫,著有《杜詩附記》二十卷。詹杭倫《翁方綱之“杜詩學”綜論》,以杜詩學為翁氏肌理說的理論實踐。作者認為,“我國的詩學研究從直覺感悟的心神領會,發展到邏輯思辨的考證分析,是翁方綱詩學對我國詩學研究方法的重要貢獻。翁方綱以訓詁考證探求詩心的求實精神來解析杜詩,確實能夠講出許多為前代注杜者所忽略的內在脈絡,這正是翁方綱詩學在杜詩史上的現實意義所在”。［11］吳中勝《翁方綱論杜甫詩法》,則著重從詩法方面討論,認為翁氏對杜甫字法、句法、篇章結構、平仄押韻等諸多詩歌形式方面甚為關切,評議最多,這又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其“肌理說”的詩學內涵。［12］徐國能《翁方綱杜詩學探微》認為翁方綱在對待杜詩時強調“理”的存在,主張崇杜而不仿杜,其以《杜詩附記》為代表的杜詩研究成果,突現了“肌理說”的要義,而“翁方綱突破傳統以貼近杜詩為宗旨的論杜方式,以‘代圣人立言’的批評手段,將杜詩引為己用,表現了另一層次的杜詩批評?！保?3］還有研究者認為在翁方綱肌理說的視野下,杜甫《秋興八首》兼具“情理交合與氣力”,“情境虛實之乘承”,“筍縫上下之消納”。翁方綱在這三個分析面向中,除示后人詩作之形式技巧外,試圖透視杜詩“窮形盡變”的境界。［14］葉倬瑋《論翁方綱的重塑杜甫》,整理了翁方綱論述杜甫的資料,認為“杜甫在翁方綱的重塑下,成了其肌理說、真詩的代表人物,而杜甫的重塑,又在翁氏不斷回應元好問及王士禛的評杜下完成”,而“翁氏的最終目的是借杜詩來說明‘真詩’那超越體格、時代畛域的特點”。［15］

再如討論翁方綱的唐詩學,黃炳輝《唐詩學史述論》中專立一節論翁方綱肌理說與唐詩品評,認為其宗宋溯唐,平分秋色。翁方綱的出發點是通過評唐詩來體現肌理說,換句話說,要體現學人評詩的作風。其運用肌理說,從理(包括意)和法評唐詩,同時抨擊前后七子倡復古而淪為浮廓,指出嚴羽妙悟之非,補格調、神韻和性靈說的不足。［16］

由于“肌理”概念的不清晰,上述研究中有些論斷也須再商榷。如翁方綱評唐詩,確實是為了體現肌理說嗎？他確實是完全從肌理的方面來評唐詩么？而學人評詩,與“肌理”的體現,是否可以同為一說？即使是對翁方綱杜詩學的分析,也不自覺地靠向“義理”與“文理”的范疇,分而述之,出現不少附會。

研究者注意到了翁方綱引用“言有物、言有序”之語,則是又能與“義理”、“文理”相對應的概念。而其時桐城派提出“義理、考據、辭章”合一,翁方綱與姚鼐尚有詩文往還,所以有研究者認為肌理說受桐城派文論詩論的影響,甚至認為桐城派文論是翁方綱理論的直接來源［17］。

翁方綱撰文《詩法論》,提出“正本探原”之法和“窮形盡變”之法。劉誠明確提出“肌理”的內涵是“理”與“法”。［18］或將其視為翁方綱詩學的基本思想:“正本”,即詩歌須根植于儒家經典“六經”；“探原”,《詩經》是儒家詩教的源頭,杜詩體現出儒家詩教的精神,后代詩歌以此為范式,才能溫柔敦厚,別裁偽體；“窮形”,即詩歌在藝術形式上必須精微入里,細肌密理；“求變”,即詩歌創作要切合事境,有法而無定法。［19］

既然肌理是分為義理與文理,義理是對應“正本探原”,文理對應“窮形盡變”,義理與文理當是最高一層的子概念,“理”——包括義理與文理——與“法”是否能并列？文章雖然分析入微,但卻讓人產生疑惑。這在后來研究者的闡釋中表現很明顯。走得越深,分析得越細,受義理與文理概念的限制而暴露出來的窘迫,也越局促。

關于翁方綱詩學的來源,研究者多歸于當時詩風、世風、學風的影響,還有取法宋詩,與郭紹虞先生的看法一致。翁方綱的時代,正是考據學風興盛的時代,而其又多以金石、書畫賞鑒等入詩,其中不乏考辨之語,遂考據學風成為“肌理”說的重要影響之一。如《翁方綱“肌理說”成因探析》一文,即將清代漢宋調和的學術文化列為肌理說形成的深層原因［17］。

郭紹虞先生認為,肌理說也只有宋詩作風才可與之配合,翁方綱在詩文中又對蘇軾和黃庭堅表現出無上的尊崇,并多次提到黃庭堅的“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故宋詩的影響一直是翁方綱研究者們無法繞開的話題?；蛘J為“翁方綱拈肌理,漸開宋調”；［20］或認為宋詩是肌理說形成的創作依據；［17］黃立一認為翁方綱把“理”作為宋詩的最本質精神,確立宋詩美學原則在于“實”,更有對學問的重視。［21］

肌理說是對神韻說與格調說的補充,這本自翁方綱的《神韻論》、《格調論》,研究者多取此為“肌理”說的發軔點。黃保真等亦在考察翁方綱對格調說、肌理說的批判之后,引出肌理說。［22］吳兆路《翁方綱的“肌理”說探析》一文,即著重闡述了翁氏對神韻說的補救與改造,以及對格調說的修正與補充。［23］以肌理之“實”救“神韻”之“虛”,是研究者普遍接受的觀點。黃保真等認為,“實”是翁方綱肌理說的精髓,是他的全部詩歌理論的聚光點?！皩崱庇腥x:一曰實法,二曰實境,三曰實學?；蛘J為“實”即學問,對學問的闡釋,有研究者從清初詩歌與學問的淵源中尋找,如討論翁方綱對朱彝尊“根本經史”和“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的接受［22］,有從翁方綱自身學術思想探究的,如陳連營《翁方綱及其經學思想》。［24］

研究者在深入探討肌理說形成的過程中,看到了翁方綱詩學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實”。他們將其作為宋詩的、學問詩的特點,從而闡釋“肌理”說受宋詩和當時的考據學風影響,并有翁方綱自身學問精深的原因。但是,所謂“義理”與“文理”,并沒有任何對“實”的指代?！皩崱笔欠褚呀洺隽思±碚J知的范圍？研究者將“實”作為“肌理”的子概念,出現概念間錯綜交疊的現象。那么,在翁方綱詩學里,有沒有可能在“肌理”說之外,還存在著另一個,或另一些并立的,而不是從屬的概念呢？甚至它們的地位,比“肌理”還高？

郭紹虞先生將翁方綱詩學中的重要范疇作二元對應處理,使其詩學清晰地呈現于眼前。但完全二元化的對應關系,可能會掩蓋概念的真正內涵。因為翁方綱的詩論中并沒有將這幾個概念一一對應起來。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六個概念之間的關系,到底應該怎么闡述？學者在深入討論時,面臨的是這樣的尷尬:既然是以肯定肌理當為義理與文理的前提,卻又不得不將六個概念作交叉解釋,比如“理”與“法”的并立。因為他們的思維定式首先就是二元論的概念,本著深化義理與文理說的目的,希冀將其他概念的深層聯系展現出來。但由于這個定義的限制,反而出現了混亂的狀況。

我們細考這個概念的來源:在于翁方綱的兩句話:“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痹某鲇凇吨狙约颉?

……然則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一衷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則也，事境之歸也，聲音律度之矩也。是故淵泉時出，察諸文理焉；金玉聲振，集諸條理焉；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諸通理焉。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可袢?，經籍之光盈溢于世宙，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25］

類似的語句還出現在《理說駁戴震作》。首先,“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并不是一個解釋性語句,否則為何不將“肌理”放在“義理”和“文理”之前呢？整段話意在說明,無論是自然生物,還是人文活動,均“一衷諸理”?！傲x理”的理,與“文理”的理,與“肌理”的理,都歸于一處。人間萬事萬物,統而歸于一“理”,而文理、條理、通理,都是“理”于不同場合呈現的各種狀態。

二十世紀上半葉,被視為中國文論研究從古典向現代的轉型時期,學者們紛紛運用新觀念新評價,并以之觀照傳統、批判傳統。郭紹虞先生晚年曾回憶治學經歷,提到劉師培、王國維等“當時人的治學態度,大都受西學影響,懂得一些科學方法,能把舊學講得系統化,這對我治學就有很多幫助”。［26］但正是這“系統化”的主導傾向,潛藏著簡單化的危機。弊端在于,他們提取了翁方綱詩學中的重要概念,但是強烈的概括欲望,使得他們忽視了詩學現象本身的復雜性。這樣概括的定位,其實將“肌理”的內涵擴大化了。用一個詞概括翁方綱的全部詩學,在討論翁氏說詩言論時都不自覺地往上靠,或許“肌理”說只是翁氏學說的一部分。二元化的定義縱然使文學史清晰起來,但卻掩蓋了紛繁的詩學現象。

二、淡化二元論的嘗試

近來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二元化定義的局限,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嘗試對這個形成多年的定論的突破,甚至開始有意避開“義理”與“文理”,試圖從另外的角度探討翁方綱詩學。

(一)一部清代詩學史的努力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27］第十五章專論翁方綱,其論述的出發點則是宋詩。認為翁方綱對宋詩的審美特征進行了總結,確立了宋詩的審美原則,從理論高度將宋詩獨立于唐詩傳統之外。作者提出,以“義理”、“文理”解釋“肌理”,偏重于“理”,那么,翁方綱的詩學為何不稱為“詩理說”？于是,作者考察了翁方綱是如何拈出“肌理”二字的:肌理外通學理,內連詩理。從把詩歌作為一個生命體的角度看,格調猶人之體格聲氣,神韻即人之風神,翁方綱也沿著這一理路命名他的詩學,稱之為肌理。以人而論,人之神韻虛而難言,肌理實而可執。這一名稱本身就能夠表明這種詩學是沿著格調、神韻說的理論傳統提出問題的。

作者進一步將研究重心放在“理”上。翁方綱拈出“理”字,是有詩歌史意義的,是肯定宋詩的根據。與清代前期主宋詩者不同的是,他從正面說理,從詩學理論傳統的內部尋找其理論依據,又將肌理說與傳統的詩法論貫通起來。

翁方綱主宋詩,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但張健精辟地指出,如果他的肌理說只能運用于宋詩的話,那么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格調”而已。這又是從研究對象本身建立學說的思維過程考慮的。他認為,翁方綱主張虛境和實境是唐宋詩的區別,“實”指理味與事境,而唐詩的虛境也是以實為主的,杜甫如此,向被稱為清空澹遠的王維亦是如此。這樣方綱就溝通了唐宋詩,找到一個共同的原則,這就是肌理說存在的意義。

由此作者得出這樣的結論:“翁方綱將其詩學的立足點由以感情為中心轉到以知識、義理為中心上來,并以此來接納宋詩傳統。這種立足點的變化是傳統詩學系統的重大的調整?！?/p>

作者站在研究對象的角度,對其創立詩說的全過程進行回溯和考察,更多地揭示了翁方綱肌理說的詩學史意義,其中不乏灼見,而其研究方法,尤有參考價值。

(二)對傳統命題的突破

研究者在前人基礎上,對翁方綱詩學中的幾個重要命題又有了新的見解:

郭紹虞先生在論述肌理說對神韻說的補救時,指出翁方綱對“神韻”的理解已與王漁洋不盡相同,“蓋他所說是一種境界,一種造詣,所以可以無所不該”。陳良運又指出翁方綱換掉了格調的概念,只指音節,并另界定神韻說,將于神韻有礙的“理”硬納入其中。［28］對于“理”的闡釋,陳良運從翁方綱行文中發現了他的悖論,或者說是他的論述技巧所在:他用杜甫的“熟精《文選》理”來為自己引理入詩學找根據,而杜甫所指的“《文選》理”,包括風格和創作方式,而不是指“六經”,實質上由蕭統序可知《文選》恰不博綜六經,方綱此處正是為了自己的理論敘述而斷章取義。

郭紹虞先生還認為翁氏論詩,所不滿者即是隨園一派的性靈說?？v觀方綱文字,無只字提及袁枚,那么肌理說究竟與性靈說有什么關系？嚴迪昌《清詩史》排列了二人年序,得出結論:在慣以官位之力左右詩界的當時,翁方綱的聲望與影響均先于且長于袁枚。［29］鄭才林作了更細致的考辨,認為就現有材料來說,肌理說與性靈說的關系,還不能貿然定論。［30］

由于翁方綱身在乾嘉考據學風興盛的時代,研究者多認為肌理說是受考據學風影響,甚至定翁方綱為經學家,或者認為其試圖調和漢宋。對此,嚴迪昌《清詩史》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作者通過排列史實,認為翁方綱“肌理”說只是與考據學派同步的一種詩學現象,事實上肌理說的形成早于“漢學興盛期”。而且翁方綱對程朱理學的尊崇,有濃厚的衛道者氣味,他并不視考訂為神圣之事,口吻不無輕慢。如果一定要說有關系,也只是與“吳派”惠棟在詩學觀的淵源處相合,而這淵源,正是共同維系于王漁洋一派［29］。張淑紅以“博綜馬鄭,勿畔程朱”為翁方綱的學術思想及治學特點,翁氏強調考據以義理為指歸,義理即是對程朱理學的捍衛。為了防止宋學流于空虛的弊端,他又講求訓詁考辨,這成為當時理學自我調節的一個重要方面。而學術宗旨的不同,仍舊使翁方綱與漢學諸人在研治經典的視角上產生了“求理”與“求真”的差別,漢宋雙方的分歧依然難以調和。［31］張然的博士論文《翁方綱詩論及其學術源流探析》,首章即分析翁方綱的經學研究,引用大量材料,對翁方綱關于考據的心理、言論分析透徹,認識到方綱與乾嘉樸學的距離；其治經是多學科治學方法混雜使用,成果菲薄,并不能稱為經學家；所謂“勿畔程朱”,宣揚的是文化政策,并不代表宋學的立場。［32］

(三)研究新視域的開拓

研究者從翁方綱詩論中提取出新的概念,或是關注原來一直未受重視的概念?！笆戮场币辉~便是其中一例。張健《清代詩學研究》認為“事境”與“詩境”相合便等于“切己切時切事”,與“實”的概念密不可分。劉誠認為肌理的內涵是理與法,提出“事境”和“真際”作為詩法之本,“詩之中有我在”(《延暉閣集序》)句中的“我”,就是詩人的人品學問及其際遇的“事境”。［18］陳善君則認為翁方綱詩論的實質是“事境說”,包括論詩察虛實,詩與事境結合,理生于事外,法以質為本。［33］

對翁方綱詩作的深入討論,是近來研究的重要突破。鄭才林評價翁方綱的詩作有這樣的藝術特質:考據入詩的表達方式,宋化的寫作手法,質實的藝術風格,雅麗的審美追求。［34］陳然從《石洲詩話》中拈出翁方綱評詩多用“傖氣”一詞,探索其內涵,并發現《復初齋詩集》有“傖氣”的作品并不少,究其原因,在于寫詩成了翁方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由靈感而是由慣性支配,他的詩必定會有悖于他本人所崇尚的審美法度。［35］

關于學人之詩與肌理說的關系,朱則杰《清詩史》認為翁方綱將學術考據移入詩歌創作,“好似以韻語形式作學術文章……實質是學術詩”,但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講究“詩法”、針線“細密”的特色。［36］陳然仔細分析了翁方綱倡導學人之詩的背景:這是以對“盛世”的認同為前提,又與科舉考試中恢復試帖詩有關,同時,既為作詩者提供了大興文字獄時世下的避禍大道,也不失為作詩的避俗避熟之道,更順應了最高統治者對“學問”和“詩教”的重視。［37］認為學人之詩指涉的是題材內容,肌理說指涉的是詩藝,翁方綱本人數以千計的題跋考據詩,實踐了自己所提倡的“學人之詩”,但他卻不具備足夠才力為懸格極高的肌理說提供樣本。［38］孫敏明撰文《翁方綱“肌理說”再認識》,旨在區分肌理與“以學入詩”,認為肌理說是一種在修正補充“神韻說”基礎上提出的,探討如何創造出具有神韻的藝術境界,探討義理、文理之“理”的詩法理論,而其詩學指向在實境、宋詩甚至是學問詩,二者不能混為一談。［39］寧夏江的博士論文《清詩學問化研究》,［40］第六章《清代學究之詩與學問化》,辟一節專論翁方綱,作者統計《復初齋詩集》中以題畫、書帖、金石、古玩、碑版、古籍考訂等為主題的詩歌有2900余首,其體裁基本上是長韻古詩。他以學入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以金石考據入詩,二是以書畫品題入詩,三是廣泛用典與喜險韻煉字。當時學界的主實證,不空談義理的思潮,直接影響到翁方綱崇“實”重“理”主“學”的主張,而這正是要對王士禛的神韻說和沈德潛的格調說加以改造,“以實救虛”,以金石考據入詩,也是詩歌功能擴大化的一種體現,是學者詩人的才情品性的外化凸現。趙杏根則認為翁方綱的詩最大的失誤不在于以學問為詩,而是缺乏性情,藝術表現呆板,原因是其缺乏詩才,學詩太遲。［41］

學者開始更加關注翁方綱詩學文獻,一方面提煉常見文獻的其他重要意義,另一方面開始重視稀見文獻的價值:有學者從《石洲詩話》中提取方綱對元祐體的態度,認為對元祐體的評價,以張戒、嚴羽為代表的宋人,與以吳之振、翁方綱、陳衍及四庫館臣為代表的清人各執一端,清人能將之放于詩史中考察,肯定其“變”。翁方綱《石洲詩話》中的有關論說,強調元祐諸賢詩法精審,并比之為唐開元、天寶諸賢,隱然已開陳衍以初盛中晚論宋詩的分期觀點。［42］還有學者看到翁方綱在《石洲詩話》中對李商隱詩歌評價的詩學史意義,認為其對李商隱五律的認識,是前人少有的,開李商隱詩歌接受中的一個新的視點。［43］翁方綱又有《唐人七律志彀集》、《唐五律偶鈔》、《七言律詩鈔》、《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等詩歌選評本,韓勝在對這些選本按時間進行梳理后,得出這樣的結論:“翁方綱‘肌理’說最終確立的標志,是嘉慶十八年《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定稿示人和嘉慶二十年《志言集》的編選?！鼻摇拔谭骄V晚年論述‘肌理’時,已經完全擺脫了王士禛詩學思想的影響,其‘肌理’說也不再是對‘神韻’說的救偏補弊,而是形成了翁方綱自己一套完整的詩學理論體系?！保?4］

翁方綱撰《黃詩逆筆說》,奉黃庭堅“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一語為一生“學問職志”,?？?、合刻了《黃詩全集》。邱美瓊《由求同到證異:翁方綱對黃庭堅詩歌的接受》一文,強調了翁方綱首次從理論上將宋詩作為與唐詩異質之傳統,認為肌理細密是宋詩的整體特征,黃庭堅則是這一特征的突出代表?！?翁)脫卻一般的抒情或語言風格的視點,從結構關系的角度理解黃庭堅詩歌的用典、比興,著眼于它們所具有的‘虛實相承,陰陽翕辟之義’,接受角度非常特別,開創了黃庭堅詩歌接受的新視野,為后來的宗宋、宗黃詩學奠定了堅定的理論基礎”。［45］

錢載是翁方綱論詩好友,有研究者對照《錢載評〈杜工部詩集〉》,和翁方綱的論杜言說,認為錢載詩學是“肌理說”的一個當世淵源。［46］潘中華從詩文中理出二人交往的經過,認為所謂二人的關系,多是翁方綱從錢載處得到論詩的啟示。錢氏去世后,翁對其詩集進行評點,其中多有指摘。而二人關系惡化的端倪,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錢載奏議堯陵,翁方綱公開支持駁斥奏議的盧文弨時,就已顯現。［47］

還有研究者關注翁方綱的論詩詩,吳中勝在逐首分析《校茶山集四首》之后,認為在翁方綱看來,曾幾在詩歌史上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關鍵性人物［48］。在討論宋嚴羽《滄浪詩話》對清代詩論的影響時,研究者也注意到了翁方綱的肌理說,認為翁方綱并不反對嚴羽所說的“詩有別才”,只是不強調“別才”。［49］

對翁方綱學政身份的重視,體現了研究者文史結合的方法。嚴迪昌的《清詩史》一書即以文學與政治的離合作為線索,這從書中對翁方綱的定位可以看出來:“清代詩史上紗帽氣和學究氣融匯為一,并被推向極致,從而詩的抒情特質再次嚴重異化的代表人物是翁方綱?！弊髡咛崛×饲《昊謴驮囂娺@一事件,認為“‘試帖詩’的再行實施于科舉考試,乃是詩壇紗帽氣和學究氣進一步匯合而流延的一個關鍵性契機”。［29］而陳然則認為教人作試帖詩是翁方綱肌理說的指向,作為肌理說是“學詩”的詩學這一結論的證據之一。

從上述整理我們可以看出,翁方綱詩學的研究,在原來二元論的苑囿中,伸出了很多枝杈,研究者重新發現并探討了很多問題,雖然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得到了完美的解釋,但趨勢是希望還其詩學原貌。不過,雖然研究者試圖脫離二元論的制約,但多是以單獨的詩學概念或范疇為研究對象,并沒有形成完全的統系,也就是說,在對待翁方綱詩學的態度上,還沒有正式形成一種將其詩學視為一個整體,勾連整個詩學架構,包括形成過程、形成時間、論述文獻、實踐方式及實際影響等,以致沒有將“肌理”說的內涵和地位理清,翁方綱詩學還沒有得到完整的闡釋。正因為如此,翁方綱詩學在清代詩學史上的地位,也沒有得到最終的確立。

翁方綱著述頗豐,多未整理,分藏于各地圖書館,新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對于研究工作是必要的。只有盡可能地占有資料,才能為最大限度地還其詩學原貌。而對于翁方綱的詩學概念,我們首先應該破除成見,重新思考各個概念的內涵以及相互間的聯系。關鍵在于對核心概念的形成過程、實踐方式的確立和分析。這是評價翁方綱詩學地位的基礎。而我們更應該真正進入文學史的視野,還原翁方綱詩學所處的清代詩壇的生存實態,“對詩學在理論建構和批評實踐上展開的各個層次進行多角度的透視”,［50］才能與研究對象更接近,從而更趨近于清晰而完整的翁方綱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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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ofo Weng Fanggang's“Jili”Theory Studies:A Reflection

TANG Yun-yun
(College of Arts,Chongqio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Scholars interested in Weng Fanggang seldoMignore his“Jili”（texture）theory. Reviewing the studies of his theory since 20th Century，we find that all later scholars follow Guo Shaoyu's definition of“Jili”as“Yili”（logical relationship）and“Wenli”（textual coherence）. As a result，studies of“Jili”on one hand become simplistic，and on the other hand unable to explain the Weang Fanggang's other poetic concepts.The negligence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Weng's invention of the theory leads to more complex situation.Though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some breakthroughs against the“dual-element”theory，there still lack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and position of“texture”theory.As a result，Weng's position in the poetic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has yet been ultimately established.

Weng Fangang；Jili；Guo Shaoyu；dual-element theory

I206.2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2.06.016

1674-8107（2012）06-0091-08

（責任編輯：劉伙根，莊暨軍）

2012-06-11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翁方綱詩學與清詩走向研究”（項目編號：12YJC 751074），重慶師范大學博士啟動基金項目“翁方綱‘肌理說’研究新論”（項目編號：11XWB029）。

唐蕓蕓（1982-），女，廣西桂林人，講師，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詩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