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批《禮記集說》釋考

戴瑾　宋靜敏　宋嘯天

摘 要：海南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禮記集說》，其封面封底、頁眉頁腳留存有朱筆、紅筆、墨筆等6人筆跡，記注數千字批注、鑒定、輯考、心得、詩詞、功名及治世感想。更注有“御批綱鑑輯覽”、“備旨”、“欽此”等字樣，并有鈐印二方。文章通過釋考，初認此套《禮記集說》為元至治壬戍年（1322）陳澔撰之原版；該書似經宣德皇帝御批，賜于丘濬，濬逝，其子攜返海南；岳麓書院、樂陵文廟、高雄文廟等地大成門上的楹聯出自宣德皇帝之手。

關鍵詞：《禮記集說》 陳澔 張璽 丘濬

中圖分類號： G256.2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2）05-0006-07

海南大學圖書館珍藏兩套陳澔撰《禮記集說》刻本，其一為清嘉慶十四年（1809）鐫，鳳鳴禮記，金閭濂溪閣梓行。十卷四十九篇，刻字規正，品相完好。其上有鈐印四方：一為“沈尹默印”，一為“樂安堂孫鑒藏”，一為“良群藏書”，一為“忠恕堂”。沈尹默（1883-1971），浙江湖州人，曾任河北省教育廳廳長、北京大學校長，書法家、收藏家，民國初年有“南沈北于”之稱（南有沈尹默，北有于右任）。1949年出任第一屆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1960年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深得毛澤東、周恩來及蔣介石敬重。

第二套《禮記集說》（圖九）凡十卷四十九篇，遺失三卷（圖一），無年款，尊例九行十八字，小字雙行，行字同白口周雙邊無刻字（圖五）。其上有鈐印二方：一為“張璽”，一為“石屋緘藏”（圖六）。該套《禮記集說》有煙熏蟲蛀、紙脆脫線之患，品相較差，顯見年代更為久遠（圖二）。但是，該套《禮記集說》之封面封底、頁眉頁腳、行白紙殼之處留存有大量朱筆、紅筆、墨筆等6人筆跡（圖八），記注了數千字批注、鑒定、輯考、心得、詩詞、功名及治世感想，更注有“御批綱鑒輯覽文獻通考，時務、書名，并詳勸學編”、“恩賜、恩榮”（圖三）、“備旨全部”、“欽此”、“宣圣對聯寫在這內紙殼記之”（圖四）等字樣。古籍善本，記注浩繁，本文僅對該套《禮記集說》初加釋考，欲解懸疑。

1 《禮記集說》作者釋考

《禮記》，孔子與弟子作，通過問答，論述了先秦的禮制、禮意，記述修身作人之準則。十二萬余字《禮記》，內容廣博，門類繁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學、歷史、祭祀、文化、生活、歷法、地理等諸多方面，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倫理思想[1]。

《禮記集說》，隸屬經部·禮類·禮記之屬。南宋衛湜（字正叔，號櫟齋，昆山縣人）首撰，凡160卷，《統說》1卷，為注解《禮記》之作，遍采群言，卷帙浩繁。南宋嘉熙四年（1240）新定郡齋刻本，僅存世70卷殘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列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第270號 [2]。

元陳澔撰同名《禮記集說》，成于元至治壬戍年（1322），凡十卷四十九篇刻本，未注出版名號。雖與衛湜撰之同名，然宗旨各異。其序稱：“不廢漢唐注疏，兼采宋儒義理之說……承諸子而有所取舍，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意?！标悵弧都f》以簡明淺近為要，雖匯集前人諸說，但加以取舍，并按以己意，加之陳澔為朱熹四傳弟子，上承朱子之學，故其后播甚廣。原版《禮記集說》印量極少，存世遍查未見。元天歷元年（1328）建安鄭明德宅再刻陳澔《禮記集說》十六卷四十九篇本，今國內所存者，皆為殘本，未見全帙，現藏國家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和北師大圖書館，列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第272、273、274號。

明正統十二年（1447），英宗命司禮監五經四書經注書坊重刻澔注十六卷四十九篇本（圖9），御定科舉專用此書，頒發各地以為范本，傳刻頗多，以之取士，清朝仍之[3]。明清兩朝君王推崇備嘉，壟斷五百余載，見此書在《禮記》學史之深遠影響[4]。

陳澔（1260-1341），字可大，號云住，生于江西都昌北炎馬坡村，禮學世家。祖陳炳，于宋淳佑四年（1224）考取進士，主事《禮記》研究。父陳大猷，字文猷，號東齋，宋開慶元年（1259）亦考中進士，任從政郎，后改任黃州軍判官。晚年創辦都昌“東齋書院”，閉門教學。著有《尚書集傳》、《詩經集說》行世，尤其對《禮記》研究有獨到之處。祖父兩代均研習《禮記》，對陳澔一生研究與傳播《禮記》影響甚篤。陳澔幼隨父學，專攻五經，后師從朱熹四代嫡傳弟子。南宋滅亡，元朝初創，百廢待興，朝官聞其滿腹經綸，數次請其出山做官，方任黃梅縣教諭、白鹿洞經師。其后辭官，隱居都昌縣無花山下，潛心習經。他從南宋滅亡的慘痛教訓中得出結論：“前圣繼天立極之道莫大于禮；后圣垂世立教之書莫先于禮”，于是在教學之余，潛心注釋《禮記》，終于在62歲撰成其一生唯一的代表作品《禮記集說》。元至順年間（1330-1332），在無花山下創辦以號命名之“云住書院”，傳播理學思想。明弘治十四年（1501）欽命都昌縣設專祠祀之，清雍正二年（1724）詔命從祀孔廟，尊為先儒 [5]。

2 《禮記集說》鈐印釋考

2.1 張璽與《禮記集說》：鈐印之一“張璽”

該套《禮記集說》存七卷，每卷均鈐有“張璽”印信并分蓋封面三處。其印篆體陽刻，雙邊正方，規整無華。其印色初為朱砂，因年代久遠而顯鐵銹黑紅（圖六）。張璽，四川人，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殿試金榜（夏榜）三甲第20名進士，歷朝為官[6]。鈐印證實此套《禮記集說》為明洪武年進士張璽擁有，且為元陳澔撰之原版《禮記集說》，并詳加研讀，留下批注心得、功名感想。

2.2 丘濬與《禮記集說》：鈐印之二“石屋緘藏”

《禮記集說》七卷之正文第一頁均鈐有一枚方形“石屋緘藏”印信，其印篆體陰刻，滿底無邊，印色紫紅（圖10）。本套《禮記集說》始發掘自海南丘姓家族，從年代稽查和名臣考究 “石屋緘藏”：明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丘濬于1469年在海南創建了“瓊山書院”和“藏書石屋”。

丘濬（1421—1495），字仲深，號深庵、玉峰，海南瓊山人。明景泰5年（1454），廷試二甲第一名（傳臚），歷官40載。從官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侍講學士、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禮部尚書、會試總裁官、文淵閣大學士；明弘治年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太子的老師）、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明中葉理學名臣，15世紀中國的中興名相，杰出文學家和經濟學家，著書800余卷，其中《寰宇通志》119卷，《大明一統志》90卷，《英宗實錄》331卷，《大學衍義補》160卷。在重要巨著中，以《大學衍義補》為之最，明孝宗批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賅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7]1469年，母喪，返家守孝三年，期間在海南創建了“瓊山書院”和“藏書石屋”。弘治八年（1495），丘濬病逝北京任上。明孝宗特遣禮部尚書諭祭，敕碑：“皇明敕葬”，碑題：“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特贈左柱國太傅謚文莊丘公”。

考斷：進士張璽為朝官，逢宣德皇帝擬議刊印《禮記集說》以科考取士，張璽將此套陳澔撰原版《禮記集說》進獻朝廷。宣德皇帝詳加研讀、鑑定輯考、大量批注，并在書殼上對《禮記集說》刻本的刊印提出了自己的旨意。正統12年，英宗皇帝正式頒旨定《禮記》用陳澔注，命司禮監首刻《禮記集說》。丘濬任太子太保，以宣德御批之澔注《禮記集說》教授于太子，皇帝將此套《禮記集說》賜予丘濬，丘濬感恩，在此套《禮記集說》封面上批注：“恩賜、恩榮”字樣，并鈐“石屋緘藏”印信。丘濬病逝，其子將該書與數萬卷圖書帶回了海南，珍藏于“藏書石屋”之中。其孫后亦研習《禮記集說》，并注感想“先祖之手澤于父，閱書而傖然泣下?！保▓D十）

3 《禮記集說》對聯、楹聯釋考

在《禮記集說》第九卷封底上注有“宣圣對聯寫在這內紙殼記之”（圖四）字樣，宣圣，宣德皇帝，注明內紙殼記載有宣德皇帝御書或大臣記載之四幅對聯。

書房對之一：“道若江河隨地盡成洙泗，圣如日月斯文宛在宮墻?！保▓D十一）對聯考證：

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湖南岳麓書院文廟大成門、臺灣高雄文廟大成門、山東樂陵文廟大成殿、河南汝陽文廟大成殿、湖北沔州文廟大成門等地均題有“道若江河隨地盡成洙泗，圣如日月普天猶是春秋”楹聯。其中有6字之差：“斯文宛在宮墻”改為“普天猶是春秋”。

明宣德年擴建曲阜孔廟、孔府、孔林，同時在三孔大量題寫牌匾楹聯，并下旨全國各地文廟均按照曲阜孔廟的牌匾楹聯規格仿制懸掛。其中，在孔廟大成殿就有宣德皇帝題寫的“道若江河隨地盡成洙泗；圣如日月普天猶是春秋”楹聯[8]。宣德在皇宮書房里題寫或大臣記載的對聯原稿是“斯文宛在宮墻”，但是，在給曲阜孔廟大成殿題寫楹聯時改為了“普天猶是春秋”，更貼切頌揚春秋時代的孔子[9]。

實地考證：曲阜三孔辦公室劉主任講，漢唐以降均尊孔，宋明擴建三孔，清仍之。自康熙帝始，特別是乾隆帝又大量修葺擴建，并重新題寫牌匾楹聯，替換了前朝皇帝在三孔題寫的牌匾楹聯，亦旨意全國文廟仿制懸掛。如：康熙帝改題大成殿匾額“萬世師表”；乾隆帝改題大成殿楹聯“氣備四時與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10]，并有署名和年款。但仍有少量文廟保留了明宣德皇帝題寫的楹聯。

湖南岳麓書院孫主任和黃沅玲老師說，岳麓書院文廟大成門上的楹聯仍是“道若江河隨地可成洙泗，圣如日月普天皆有春秋”（封面圖），有個別字差異，沒有落款，不知是誰題寫。

山東樂陵旅游局侯艷紅科長說，樂陵文廟大成殿偏殿仍題有“道若江河隨地盡成洙泗，圣如日月普天猶是春秋”楹聯，沒有落款，沒有出處，不知是誰題寫。

河南汝陽旅游局盧局長和文物所胡所長說，原來大成殿里的牌匾楹聯都在，有記載，楹聯也是“道若江河隨地盡成洙泗，圣如日月普天猶是春秋”，不清楚是誰題寫的?，F在大成殿還在，里邊的牌匾楹聯都沒有了，文革時改作了糧食倉庫，沒有留下照片。

臺北海南同鄉會王祿明總干事和高雄老爹李說，臺灣高雄文廟大成門仍題有“道若江河隨地盡成洙泗，圣如日月普天猶是春秋”楹聯。無落款，不知何人題寫，年前廟堂修葺新搬左營春秋閣暫厝。

書房對之二：“北海樂交天下士，東山笑讀古人書”（圖十一）。對聯考證：

在《圣言善語》第二章“積善良方——讀書至善”中引用了圣言：北海樂交天下士，東山笑讀古人書[11]。此段圣言出自何方圣人之口，并未記載，圣言在690年前的元陳澔撰《禮記集說》中有記注，并出現在587年前明宣德皇帝“書房對”里，所以，此圣言似確認為宣德皇帝原作。

書房對之三“尋墜沏之茫?？駷懣赏?，歷窮年以硭硭大器能成”查無史料記載。

書房對之四“宗室泫歌正功修以得路，名山考道知磨礪之有年”查無史料記載。

4 《禮記集說》圣旨釋考

在《禮記集說》第九卷書殼封面上記注有“御批綱鑑輯覽，文獻通考”（圖三）字樣，似說明本套《禮記集說》為皇帝御批之書。在第九卷書殼封2上記注有“備旨全部”、“欽此”字樣，似專封空白紙殼，隨時供皇帝備旨之用。

在第七卷內紙殼封底2記載：“備旨，亦遵現音，兩部兌校，音注不可混圈，體注兼核，四書典腋，小部以便進場”（圖十四），似為皇帝下旨。

在第七卷內紙殼封底3記注：“備旨，禮記通部音注，上層概不音，必是本音，不得杜撰亂圈，自作聰明，戒之……集說細字，再加閱歷，音注，恐有圈訛，遵照原注，反切”（圖十五），似為皇帝研讀此卷，看到有人圈點有誤，甚有意見，特批注旨意。

5 結語

1322年，元陳澔首撰首刻《禮記集說》十卷本；1328年，元建安鄭明德宅再刻陳澔《禮記集說》十六卷本。1397年，明張璽中進士，歷朝為官，將此套元陳澔撰之原版《禮記集說》十卷本進獻朝廷。宣德皇帝詳加研讀、鑑定輯考、批注旨意。1447年，明司禮監五經四書經注書坊重刻澔注十六卷本，乃明清兩朝御定教材，科考取士，壟斷五百余年。1469年，丘濬任太子太保，教授太子研習澔注《禮記集說》，皇帝將該書賜予丘濬。1495年，丘濬病逝，其子將該書及數萬卷圖書帶回海南，珍藏于“藏書石屋”之中。

明宣德皇帝研讀《禮記集說》，并在書殼上御書或大臣記載四幅“書房對”，在擴建曲阜孔廟時作楹聯題寫在了大成殿上。雖然清乾隆皇帝在擴建孔廟時重新替換了牌匾楹聯，但我國仍有少量孔廟保留了明宣德皇帝題寫的楹聯，印證了岳麓書院、樂陵文廟、汝陽文廟、沔州文廟、高雄文廟大成門上的楹聯出自宣德皇帝之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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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孔廟楹聯輯錄[EB/OL].[2012-02-20].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219/22/34279.

[11]佛家偈語[DB/OL].[2011-09-04].http：//wenku.baidu.com/view/8bc2d801de80d4d8d15a.

作者簡介：戴瑾（1961-），女，海南大學圖書館館員，研究方向：圖書情報與管理、古籍善本；宋靜敏（1958-），男，海南大學教授，研究方向：海南歷史、古籍善本：宋嘯天（1984-），男，中國幸福人壽廣東分公司職員，研究方向：情報管理、市場營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