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制度的形成路徑與實踐形式

王春江

【摘要】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制度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學說、借鑒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驗而建立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堅持不懈地推進民主法治建設、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公民社會培育、民主意識與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發展等，這些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已經走上協商民主的發展軌道。

【關鍵詞】中國特色民主政治協商民主路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將發展民主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將“民主選舉”置于“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之前，溫家寶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更是將“選舉權”置于“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之前，視為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推進中，中國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獨特的協商民主制度。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歷史傳承

新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吸收了巴黎公社、蘇維埃的基本經驗。因此，我們的協商民主機制具有深刻的無產階級政黨烙印。

巴黎公社：新型民主國家的雛形。1871年，巴黎公社第一次探索用無產階級民主取代資產階級民主。在僅僅存在的72天時間里，公社堅持人民管理制，真正讓人民當家作主，建立了一個實干而不是議會式的機構。為了防止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巴黎公社采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一是“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二是“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從而“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卑屠韫缯故玖藷o產階級新型民主國家的雛形。

蘇維埃執政：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探索。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深刻改變了布爾什維克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黨的活動性質與方式。列寧根據巴黎公社經驗和俄國的特點，提出把蘇維埃作為國家政體形式：“不要議會制共和國（從工人代表蘇維?；氐阶h會制共和國是倒退了一步），而要從下到上遍及全國的工人、雇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惟一可能的形式”。依靠蘇維埃政權形式，廣大的勞動人民第一次獲得了管理國家的權利。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蘇聯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出現了嚴重的失誤，20世紀后期，蘇聯政治體制改革盲目引進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通過實行總統制，假借“全部權力歸蘇維?！?，把中央政治局拋在一邊，最終導致蘇共喪失執政地位。

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辛亥革命前，中國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辛亥革命后，僅在1911至1913年間，中國就出現了300多個政黨政團，其嘗試實行或有機會實行西方多黨競爭的議會民主制，但均未獲得成功。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同中國其他民主黨派親密合作。各民主黨派間的協商，除在人民政協中進行外，更多地采用共產黨中央負責人與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人士代表協商座談會的形式，凡遇大事，都可開會協商，主要內容有：關系全局的重大決策；國家政治、經濟的重大問題和決定；國家機關和人民政協的人事問題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這種政治協商會議形成制度，并推廣到全國各地區。

當前中國改革面臨的經濟社會矛盾極為復雜，特別需要一個堅強的政治核心正確處理各種矛盾。這就需要加強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建立健全適合中國國情的協商民主機制。

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借鑒

一千多年前，西歐開始出現社會多元主義、階級制度、市民社會、對法治的信念、親歷代議制的經驗、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的分離以及對個人主義的堅持等，這些傳統在17世紀～18世紀激發貴族和正在興起的中產階級要求政治參與的斗爭，并造就了19世紀的民主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了一種協商民主理論范式，為中國民主政治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

“第三波”：全球性政治發展。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興起，具有復雜的國際政治背景。1974年～1990年間，大約有30個國家由非民主政治體制過渡到民主政治體制，現代世界出現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P·亨廷頓所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亨廷頓研究認為，自17世紀上半葉到20世紀末，世界歷史上已經出現三次民主化浪潮。其中，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即在葡萄牙于1974年結束獨裁后的15年間，席卷歐洲、南美，橫貫拉丁美洲，30個國家建立了民主政權。盡管向民主化轉型的國家采取的方式各自不同，但“第三波”中的變革、置換和轉移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這就是：妥協、選舉與非暴力。其中，在政治精英中進行談判和妥協，是民主化進程的核心；選舉是民主運作的方式。第三波中顯然出現了暴力，但“在整體上這種暴力十分有限”，“以人的生命所付出的代價也是相當低的?！?/p>

自19世紀以來，多數民主國家一直是西方國家。在第三波中實現民主化的30個國家中，有26個西方國家，亨廷頓以為在1990年，世界上約有45%的獨立國家擁有民主體制。隨著20世紀80年代末冷戰的國際體系結束，全球政治變成多極的和多文明的形勢，文明的沖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一個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如何在復雜的、多極的、多文明的世界內共存？我們應堅持求同存異，科學對待人類政治文明，積極探尋并努力擴展與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化在價值觀、慣例和習俗等方面的共性。

“西方化”與“反西方化”：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兩個極端。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文化被無情地“西方化”。西方國家的社會生活方式、意識形態、人文精神、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管理方式等，成為一部分中國人追求和效仿的對象。而另外一些中國人則認為，西方國家一直對中國存有“西化”和“分化”的陰謀，“全球化”是西方國家“推行霸權主義的最新工具”，因此，許多中國人“反西方化”的民族情結揮之不去。

“西化”與“反西化”，是截然相反的兩個極端，但事實上二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胺次骰笔菍Α拔骰钡囊环N注解，它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西化”在中國的存在和影響。今日中國的“非西化”，是無所不在的民族化或中國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將對內的改革與對外的開放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整體的現代化發展戰略。伴隨著吸納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開放的社會主義中國同時也在全面復興中國的傳統文化，其規模之大、范圍之廣、影響之深，為新中國建立以來所未有。

增量民主：中國政治改革的首要目標。當代中國的改革是一種“增量改革”，或者說“漸進改革”。俞可平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政治最重要的發展，就是中國正在走上一條增量民主的道路。政治領域的增量改革，實質上就是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增量政治改革，首先體現為增量民主。社會主義民主，主要在于強調民主的程序、高度重視民間組織和公民自身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充分發揮黨組織和政府在民主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建立和完善現代的動態政治穩定機制等。深化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是中國增量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西方新興的“倡導公民政治參與”的協商民主理論，主要是為了解決西方社會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尤其是多元文化社會體系中潛藏的深入而持久的道德沖突，以及種族文化團體之間認知資源不平等造成的多數人難以有效地參與公共決策問題。因此，西方的協商民主從民主、自由、平等觀念出發，強調絕對平等的協商，要求各參與主體地位完全平等、信息相互對稱和利益共存共贏，具有合法性、平等性、公開性、責任性、規范性和集體理性等特征，為中國的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提供了有益思路與借鑒方式。

中國協商民主的實踐創新

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為盡可能將民間的參政需求納入到現行體制框架內進行有序釋放，我們成功地創造出多種協商民主形式。

民主懇談。作為一項與公共事務的處理密切相關的社會協商制度，2000年，民主懇談在溫嶺市得以確立。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現已演化為形式多樣的穩定制度，包括民主溝通會、決策聽證會、決策議事會、村民議事會、重要建議論證會、村民代表監督管理會、黨代表建議回復會等。民主懇談不僅是民意表達的場所，更是重大決策的必經程序。

民主議事會。主要包括黨員議事制度、黨群議事會、政協社區議事會、村民評議會等。這些議事會制度，根源于基層的民主實踐，最貼近民眾的現實生活，最能解決民眾面臨的實際問題，有利于實現民眾的有序政治參與。

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即職工代表與企業代表依法就企業內部工資分配制度、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收入水平等事項進行平等協商，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工資協議的行為。

旁聽。這是公民參與政治的形式之一，如旁聽政府工作會議，旁聽重大公共投資項目，旁聽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務決策等。旁聽制度的實施有利于政務公開，有利于民主監督。

網絡參與。這是信息時代的一種新的協商民主形式，公眾通過電子郵件、電子論壇等網絡形式參與或影響政府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務的行為過程。網絡參與，有利于拓寬參與渠道，有利于推進政府與公眾的直接對話。

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制度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學說、借鑒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驗而建立起來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黨堅持不懈地推進民主法治建設、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公民社會培育、民主意識與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發展等，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已經走上協商民主的發展軌道。

（作者為中國石化天然氣工程項目部黨委書記、高級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