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媒介需求研究

苑林 盧春艷

【摘要】隨著新生代農民工規模的不斷擴大，促進他們信息流通、文化知識的提升成為我們亟需解決的重點，而媒體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目前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新聞報道有很大的不足。文章從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新聞報道現狀出發，分析其媒介需求不足的原因，進而探討其對策。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媒介需求解決對策

國務院2010年1月31日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第一次提及“新生代農民工”這個概念，“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新生代農民工，指進城從事非農產業的“80后”、“90后”青年農民，目前人數總量已達一億人左右，占農民工總數的60%以上。2011年6月21日，全國總工會發布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對于他們的精神狀況給予了高度關注，他們從對外出生活的物質追求轉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的需求滿足。

農民工問題在我國一直是個長期的社會問題，農民工作為弱勢群體備受關注。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農民工中重要的群體，如何促進他們信息流通、文化知識提升，從而進一步推動社會進步，是我們亟需研究解決的重點。而媒介作為社會整合的紐帶，在其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關于新生代農民工新聞報道現狀

新生代農民工從根本說既是“農民”，又是“民工”，在我國社會中一直處于弱勢。與之前的農民工相比，他們受教育水平較高，對城市的認同超過了對農村的認同，維權意識覺醒，對信息的需求增加，更加關注精神需求。但是現實中他們對于生活的物質和精神狀況無從傾訴，更無從找到有效的途徑提高自己。他們急切希望大眾媒介能夠為他們提供所需要的媒介信息，擔負起上下溝通的橋梁作用，然而媒介中出現的主角往往是社會的強勢群體或者是以城市為中心的關注重點，極少能夠看到以農民工為中心的聲音和需求，媒介話語權嚴重缺失。

2009年，武漢大學某實踐隊對福州市“80后”農民工知識需求情況的調查顯示，報刊、電視、廣播等大眾媒介是“80后”農民工信息獲取主渠道?？v觀近幾年媒介對于農民工的關注報道，總體呈上升趨勢。但是研究幾乎停留在基本的描述階段，視角比較狹窄，對問題的研究比較薄弱。近幾年，對農民工的報道，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出現后，媒介對其報道無論從深度還是從方法論的技術含量上都有明顯提高，但是仍存在很大的不足，比如媒介并沒有完全客觀反映其生活狀況和經濟利益，在報道內容和議題設置上存在話語權的缺失和妖魔化。

當前出現的“民工荒”現象，很多媒體將其歸因于新生代農民工價值觀的轉變，認為他們太過于“嬌生慣養”，但是實際情況卻不是如此。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郭巍青教授連同數名專家學者，歷經半年對農民工（56.9%是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調查，發現并不是媒介描述的那樣，新生代農民工能吃苦，而且為了未來發展前途也勇于拼搏，并不屬于“嬌生慣養”的一代。新生代農民工的“三高一低”被媒介描繪成是由他們自身原因，但是根本原因是國家政策、制度、城鄉二元分割的一個巨大制度缺陷，現在卻將這個缺陷作為一個背景隱藏到后面去，新生代農民工只能以心理扭曲或者行為錯位等來表現出對這種不平等待遇的不滿。

媒體在媒介話語傳達時，經常忽視甚至對農民工有所偏見，這難以避免地影響著社會大眾對農民工群體的認知和態度，同時也加劇了城里人和農村人的“新二元社會結構”，可見新生代農民工不僅是社會劣勢群體，也是大眾傳播領域中的劣勢群體。

新生代農民工媒介需求不足的原因

媒介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報道上存在著議程設置偏差?！白h程設置”作為一種理論，認為大眾傳播雖然不能決定人們對某一事件或意見的具體看法，但可以通過提供信息和安排相關的議題，來有效地左右人們關注哪些事實和意見及他們談論的先后順序。

媒介在新生代農民工報道的問題中存在著議程設置偏差，新聞報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的議程設置，而不是對社會環境的監視。主要體現在對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忽視、形象的失真和歧視方面。媒體并未對農民工群體賦予平等的權利，讓他們也擁有同樣的話語權，反而大部分表現在媒體對該群體的忽視、歧視甚至偏見，這些不但影響著人們對他們的態度，而且也必然進一步加劇了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和隔閡。

新生代農民工媒介話語權的缺失。媒介話語權在傳播學意義上指的是國家公民對他們所關心的國家和社會事務以及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現象來提出自己的建議或者發表自己的意見的權利。一個社會群體在社會中的地位高低和利益需求表達聲音的大小取決于對媒介話語權的擁有與否。一個社會的和諧與民主表現在大眾媒介能否傾聽社會各階層的聲音和呼吁，亦即大眾媒介應該保護社會各個群體實現話語權的渠道和空間。然而現實中的事實并非如此?，F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媒介中基本上處于失語的狀態，毫無公平可言，媒介話語權嚴重缺失。這必然導致受眾對其存在片面認識。那么大眾媒介為什么會如此忽視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媒介話語權呢？

第一，大眾媒介產業化、商業化趨勢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媒介話語邊緣化。隨著新聞媒介體制及運作的市場化，只有盡量報道能引起具有消費能力群體注意的新聞，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屬于弱勢群體，不擁有一定的政治權利、較強的消費能力、較高的文化素養，所以在新聞報道中一直處于劣勢。另外，媒介認為制作新生代農民工相關題材新聞報道的投資與收益不成正比，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和居住的區域比較分散，而且對媒介的消費習慣和關注程度較缺乏。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社會的產業化和商業化狀態的影響下必然成為媒介關注的盲區，偶爾出現些報道也與他們的需求存在著一定的錯位。

第二，文化知識的相對匱乏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吸收和運用媒介信息能力的低下。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通過研究證實了信息增長時，受教育較少而且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低的群體比受過高等教育和社會地位較高的群體吸收信息的能力要小很多，這就是所謂的信息“知識溝”現象。如此看來，信息知識的不斷增長必然導致知識溝的不斷擴大和群體之間的差距。越是如此，當新生代農民工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利益需要表達時，卻不知道如何尋找表達的渠道，他們自感“人微言輕”，卻由于文化知識的短缺，不知如何有效表達他們自己的聲音。久而久之，傳播能力的逐漸變小也就導致了傳播工具的逐漸失去，從而失去了在媒體說話與表達的能力，這就把詮釋自身形象的權利拱手交給了媒介，發展到最后就成為大眾傳播中失語的一族。

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媒介需求不足的對策

如何改進新生代農民工報道、還原其本質面貌，努力尋找農民工與媒體報道的“共鳴點”、提供與其對應的信息，從而充分發揮媒介在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建設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每個新聞從業者都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因此，媒介在今后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報道中應該主動把話語權交還給他們，以充滿人文關懷、平民情懷的態度來領會和傾聽他們的聲音，一方面使社會各群體增強對他們的認識和理解，另一方面媒介應該幫助他們尋找社會認同感，從而促進社會公平與公正發展。

媒介要擺脫因過多議程設置偏差而給新生代農民工報道帶來的負面影響。第一，在報道議題、類型與消息來源等方面應提倡多元化，充分調動新聞媒體手段，增加報道類型，改變目前報道相對簡單和刻板的狀態，通過不斷拓展信息的來源來增加農民工群體表達話語的渠道和空間。第二，在報道的立場中增加中立報道，在新生代農民工報道中，報道者不應站位“高人一等”，要注重身份的平等，麥奎爾曾講：“傳播既是基本的權力，那么權力的擁有與實踐就必須建立在平等與多元的基礎，特別是既有結構的弱勢者其權力更應該受到尊重 ，讓人民得以參與媒介的運作”。把他們真正當作是城市勞動人口的一個組成部分，不能簡單地視為弱勢群體，要挖掘他們身上優秀的素質和價值，消除城里人與農民工之間的隔閡。

新生代農民工在爭取提高主動運用媒體話語權的意識的同時，還應該主動提升自身的文化和科學素質，主動學習媒介傳播的相關教育知識。提高文化素質 ，促進現代意識的形成，這是改善他們目前媒介需求不足的根本；學習媒介傳播教育，正確地接觸、了解和使用媒介，具有基本媒介的傳播能力，使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轉變傳播觀念，從而主動掌握媒介話語權。實踐證明，主動參與新聞傳播活動，通過行使自身話語權進而宣傳自身形象并維護自身利益的群體基本上都是源于受眾素質的提高。

國家應從政治上規范和引導媒體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報道方向。如對媒介的工作議程設置可以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來影響，將媒介的工作重心和注意力引向以往極少關注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上來。我國新聞媒體受眾觀念早已用“以受眾為中心”代替了“以傳播者為中心”的思想，因此，作為一個大的弱勢群體，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生存、生活和工作狀態更應該被新聞媒介多加關注。媒介應該多做些建設性報道，不要只滿足于一般的溝通消息，而要成為改變新生代農民工觀念意識的理性力量，激發他們學習先進技術的興趣和欲望，從新聞報道中得到啟發和教育，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來獲得最大的利益。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