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共產國際對中共抗日主張演變的影響

劉青環

【摘要】中共早期抗日主張深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并表現出前后兩個不同的階段。前期在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和“下層統一戰線”的指導下，表現為明顯的附庸性，就其性質來說，是“左”傾的關門主義；后期則在共產國際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影響下，逐漸形成一條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在此過程中表現出成熟性與獨立性。

【關鍵詞】共產國際下層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九·一八”事變后，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抗日逐步成為國內各階級的一種共識，不僅廣大工農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堅決要求抗日，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態度也發生了轉變，甚至國民黨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一些國民黨愛國將領紛紛起來抗日。在此趨勢下，作為深涉中國政治舞臺的共產國際是如何影響中共的抗日政策的呢？

“九·一八”事變前共產國際與中共革命主張

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成立于1919年，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總部。1922年7月，中共“二大”決定，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成為它的支部。按照規定，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必須執行”①。自然這也就注定了中共在日后的革命實踐中深深地打上了共產國際的烙印，而其抗戰政策的演變尤其如此。

1928年7月，共產國際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布哈林在會上作了《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報告，提出了“第三時期”理論?！暗谌龝r期”又被稱為革命或戰爭時期，這一理論完全是以蘇俄的利益為導向制定的。當時斯大林擔心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正準備對蘇戰爭，因而共產國際就號召各國共產黨擁護蘇聯，反對對蘇進攻，并將進攻蘇聯的戰爭轉化為推翻各國資本主義統治的革命。在“第三時期理論”的影響下，中共黨內先后形成了以瞿秋白的盲動主義和李立三為首的“立三主義”兩次“左”傾錯誤。

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使中共損失巨大?！傲蟆币院?，他被留在了莫斯科，向忠發成為中共總書記，實際工作由宣傳部的李立三主持。1930年，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李立三制定了一個全盤革命的計劃。他認為中國的革命時機已經成熟，要求共產國際立即命令外蒙古紅軍向平津一帶進攻，蘇聯紅軍向東三省進攻，以配合中國工農紅軍的革命行動。共產國際認為這正是蘇俄所不能做的，反而是日本軍閥夢寐以求的?！袄盍⑷闹鲝垷o異是予日本軍閥以占領滿蒙，進攻蘇俄的最好借口?！雹趯Υ?，共產國際和蘇聯大為震怒，李立三也很快被派往莫斯科學習，實際上喪失了中共領導地位。

“九·一八”事變后共產國際與中共的抗日主張

“九·一八”事變之后，蘇聯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逐漸把共產國際變成自己的外交工具。在“第三時期”理論的指導下，共產國際通過強調蘇聯的地位以及帝國主義對蘇聯的進攻，號召各國共產黨領導本國民眾武裝保衛蘇聯。

共產國際的指示對中共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在日本侵華形勢日益加劇、人民反日情緒高漲的情勢之下，中共卻基于共產國際的指導，提出了不切實際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在蘇區廣泛成立“反帝擁蘇大同盟”等組織，③給國民政府在輿論宣傳上打擊蘇區和紅軍提供了口實。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中華民族面臨嚴重危機之時，以王明為首的臨時中央沒有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教條式地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強調“保衛蘇聯”，不僅不利于團結抗日，同時也使自己陷入了孤立。蔣介石也以此為借口，宣傳“紅軍搗亂后方”，加緊了對蘇區的圍剿。

不過，隨著中共領導人對現實斗爭中孤立與被動局面的警覺，以及抗戰逐步成為全民族的一種共識，中共在一邊執行共產國際“下層統一戰線”的時候，也一邊對其進行反思，并且試圖做出某種程度的突破。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上海臨時中央實際指揮者的王明等人，首先對共產國際的“下層統一戰線”加以突破，以圖為中共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王明在1931年11月從上?；氐侥箍?，并于1932年正式組建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中共代表團其他成員的幫助和支持下，1933年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宣言》，并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的名義發表，指出“中國民眾愿意自己保衛自己，許多部隊與幾十萬的國民黨軍隊的士兵，反對屠殺自己的兄弟姐妹，贊成武裝抵抗日本帝國主義”，④這無異于說明中共已經一定程度上認可了國民黨愛國將士的抗戰行動。

同年，王明又以中央的名義對中共滿洲省委發出《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信中雖然認為只有共產黨領導的赤色游擊隊才是“一切游擊隊伍中最先進最革命最大戰斗力的隊伍”⑤，對由原東北軍將領組成的抗日義勇軍以及各地民眾自發組織的農民游擊隊的抗日行動也給予了一定的肯定。信中還指出，中共的總策略方針，是“盡可能地造成全民族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靠的動搖的力量，共同的與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斗爭?！雹捱@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標志著中共的抗日政策開始突破下層統一戰線的藩籬，進而為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奠定了基礎。

隨著日本加緊侵華，蘇聯對日本的疑慮更深，從而加快修復與國民政府的外交關系，增強中國的抵抗力量。當時的共產國際，已經完全成為蘇聯維護自身利益的外交工具。在共產國際的政策轉變中，蘇聯政府和國民黨政府之間的外交關系開始好轉?！疤K聯和南京國民黨外交關系的發展遠遠走在了國共關系發展的前頭?！?/p>

“華北事變”后共產國際與中共抗日主張的新變化

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動，主要是法西斯勢力的崛起對蘇聯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共產國際改變了它堅持的“下層統一戰線”政策，轉而號召全世界各國的共產黨與其他反法西斯的政黨和人民，聯合組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又名“人民戰線”，其實是要求各國共產黨與他們本國的反法西斯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進行合作。1935年7月，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報告中強調，殖民地應建立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特別是中國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這意味著共產國際主動放棄了要求各國共產黨推翻本國資產階級政府，建立工農聯盟的蘇維埃政府的“左”傾關門主義政策。

在共產國際的政策發生轉變之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首先完成了轉變。為了配合共產國際大會的宣傳，經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集體討論，王明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又稱《八一宣言》（以下簡稱《宣言》）。該宣言引起了國統區的強烈反響?！缎浴吩谕闯鈬顸h不抵抗政策禍國殃民的同時，正面肯定了國民黨愛國將士和國統區民主人士的抗日行動，并呼吁“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于墻外御其辱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雹摺缎浴返奶岢霰砻髦泄苍诳谷张c反蔣政策上的重大轉變：中共不再將反蔣視為抗日的必要條件，而是完全以民族利益為重，放棄階級成見，主動地提出與國民黨合作抗日。國統區人民在知悉宣言內容之后，無不改變了對中共的觀感，這也客觀上給國民黨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帶來了輿論壓力。

中共代表團為了迅速恢復黨中央長征后與共產國際中斷的電訊聯系，先后派閻紅彥、張浩（林育英）、劉長勝等回國。他們回到陜北之后，帶回了《八一宣言》和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12月，中共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宣言和“七大”精神，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它標志著全黨策略路線的根本轉變，中共基本上完成了從“下層統一戰線”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轉變。

1936年夏，中共中央因應形勢的變化，放棄了“反蔣抗日”的口號，提出“逼蔣抗日”的方針⑧?！拔靼彩伦儭北l后，中國共產黨支持張、楊，并以高超的手段從中斡旋，促成了事變的和平解決，最終促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的主張，建立起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共抗日主張的演變深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深刻影響，個中原因，既有中共與共產國際特殊關系的歷史因素，也有中共在發展初期因缺乏經驗而對共產國際的依賴性密不可分的成分；同時，與共產國際對中國國情認識的隔膜與蘇聯領導人國家本位主義思想的干擾，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過，隨著中共的逐漸成熟以及共產國際斗爭策略的轉變，最終促成了中共抗日政策由錯誤向正確轉進。

（作者單位：贛南師范學院）

注釋

①［英］珍妮·德格拉斯：《共產國際文件》（第1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4年，第215頁、第219頁。

②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35頁、第139頁。

③《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2～529頁。

④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1—193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507頁。

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九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26頁、第30頁。

⑥向青：《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4頁。

⑦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522頁。

⑧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