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科創建中山文化教育館

高萍萍（南京鐘山文化研究會，江蘇南京，210014）

民國時期在南京中山陵園內興建的諸多文化設施中，中山文化教育館無疑是一個亮點。它是孫中山先生的兒子孫科倡辦的。在抗戰前孫科為中山陵所做的許多工作中，創建該館是其最突出的成績之一。中山文化教育館創建的宗旨是闡明孫中山的學說和思想，恢復中華固有的文化，以發揚民族精神。它于1933年3月12日在總理陵園內正式成立，館舍由孫科聘請建筑師趙深繪圖設計，于1934年7月動工，1935年1月完工，3月正式啟用。很可惜，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該館被徹底炸毀，以后沒有再恢復。它的存在時間雖然很短，卻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精心籌備，發起成立

1932年冬，孫科邀集同志數人，多次召開談話會議，廣征各界領袖，羅致國內學者，為致力于學術研究，弘揚民族文化，倡辦中山文化教育館，開始草擬該館緣起章程及籌備委員會簡章辦事細則等。推定孫科、葉恭綽、張定璠、楊庶堪、吳鐵城、鄭洪年、吳經熊、伍朝樞、蔡元培、馬超俊、黎照寰、黃漢梁、陳彬和、薛篤弼、史量才等15 人為籌備委員，借上海莫利愛路10 號為籌備委員會會所，籌備創立中山文化教育館事宜。

時值國民黨召開四屆三中全會，孫科在會上印發了相關章程，并以創辦人的名義在會上提出創立中山文化教育館一事，向出席的各中央委員交換意見，當即簽名發起者達百余人。

1933年1月3日，孫科與葉恭綽、伍朝樞、吳鐵城、張定璠等5 人，聯名邀請上海市各界人物于八仙橋青年會舉行茶話會，到會者百余人。孫科在會上報告了設立教育館的意義與經過，希望得到各界的支持。葉恭綽、吳鐵城、史量才、黃炎培、劉湛恩、王孝英等發表演說。到會簽名發起者又增加68 人，這樣，加上三中全會的簽名者，征求之人已達二百余人。

1月10日，籌備委員會在莫利愛路10 號開始辦公，推舉孫科為委員長，葉恭綽為副委員長，下設總務、財務、征求三個組和一個設計委員會。馬超俊、李大超為總務組正副主任，黎照寰、黃漢梁為財務組正副主任，鄭洪年、陳彬和為征求組正副主任?；I備委員蔡元培、葉恭綽、伍朝樞、史量才、楊庶堪兼任設計委員會委員，設計正式成立后之事業計劃大綱，蔡元培擔任設計委員會主席。決定教育館舉辦事業之方向，其主要原則是要舉辦各學術團體未曾辦理之文化事業，內容涉及中國藝術史之研究、教育之研究、社會之研究、地理之研究、總理學說之研究，并設計設立博物館、圖書館及中山獎學金。為此設置專門研究員，組織實地考察團，編譯叢書等。并聘請陳端志、李邦棟、江匯益分任文書、人事、會計等干事，辦理日常事務。

籌備委員會成立之后，即分別呈請國民黨中央黨部備案，教育部立案，并函致全國各級黨部、各機關、各文化社團及該館發起人，報告開始辦公日期。中央黨部及教育部批準予以備案立案。此時該館發起人已達231 人。教育館英文名定為Sun Yet-Sen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并租賃上海福煦路803 號為館址。至正式成立前，共收發公文1800 多件。

兩個多月后，各項工作進展順利，原定3 個月的籌備期提前結束。1933年3月12日為孫中山逝世8 周年紀念日，中山文化教育館在總理陵園舉行成立大會。上午10 時，南京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內人頭攢動，出席者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陳果夫，教育部司長沈鵬飛及各機關來賓、教育館發起人等共計二百余人。由籌備委員會職員向到場嘉賓分送籌備會總報告，鐘鳴十下即舉行成立典禮，公推林森為大會主席，報告教育館創辦之旨趣。接著，由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孫科報告籌備經過。然后由籌備會秘書主任葉恭綽朗讀館章，大會討論修正通過。隨后，推選理事，結果如下：

理事長1 名，為孫科；

常務理事8 名，分別為蔡元培、戴傳賢、吳鐵城、史量才、葉恭綽、鄭洪年、孔祥熙、黎照寰；

理事29 名，分別為林森、蔣中正、汪兆銘、胡漢民、蔡元培、于右任、戴傳賢、吳敬恒、張人杰、張繼、宋子文、李石曾、居正、孫科、陳果夫、孔祥熙、伍朝樞、吳鐵城、顧孟余、朱家驊、葉恭綽、史量才、楊庶堪、張定璠、薛篤弼、王云五、鄭洪年、黎照寰、馬超俊。

參照這份理事名單，其中大都為國民黨中樞人物，由此可見當時成立該館進行文化事業之決心、意義與日后之影響。后缺額曾陸續補選：常務理事葉楚傖，理事陳立夫、王世杰、褚民誼。

擇址南京，興建館舍

在3月12日的成立大會上，決定設館址于當時的首都南京。發起人認為教育館既秉承總理遺教，闡揚三民主義，為新文化之動力，應建館舍于總理陵園內，作為領導此新文化運動的基礎，以留永遠紀念，將來要與紫金山莊嚴壯麗之中山陵互相輝映。因此，孫科于當年9月1日致函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請在陵園區域內，劃撥土地若干畝，作為該館建筑館址之用。9月27日，陵園管理委員會做出答復：“經第三十九次委員會議議決：‘指撥白骨墳一帶地段，為建筑中山文化教育館館址之用，面積俟測量后另定之?！焙髞?，經過會勘并測量界址，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與中山文化教育館于1934年1月25日簽訂了土地租賃協議，“計土地面積為三十二畝一分，自二十三年一月起租，年納租金國幣四十八元一角五分，以三十年為期，期滿仍有繼續承租之優先權”。

館址選定后，孫科又委托趙深建筑師繪圖設計，經兩次館務會議討論與一再修正，經常務理事會議決，送理事會最后決定：建筑設備等費由中央補助費下節省支出，費用以20 萬元為標準，其中建筑費10 萬元，設備費5 萬元，圖書費5萬元。

隨后進行招標，投標者有大華、被記、張裕泰、建業、泰來等五家公司。由理事兼總干事馬超俊商承理事長孫科決定，結果由張裕泰營造廠承造，連工包料計價大洋九萬六千元整，于6月4日簽訂合同，7月1 曰起正式動工。其所需之建筑材料，70%為國貨。

原定館舍動工之前，舉行奠基典禮，基石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題字，后因故未能實行，而延至1935年1月30日補行奠基禮，同時接收全部館舍。同年2月20日起，中山文化教育館由上海遷至南京，3月1日起在陵園內新館舍正式辦公。上海則留一辦事處。

中山文化教育館的經費來源由籌備會預算，決定開辦費五百元，經常費每月八百元。教育館正式成立之后，發起人每人需繳納五百元以上基金及五百元以上的創辦費，并由國民政府及上海市政府每月撥給事業費，維持運作。2月22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在中央政治會議上提出，請政府每月撥款事業費五萬元給教育館，得到一致通過。上海市政府亦決定，自1934年起，每年補助五萬元，以共襄此舉。而實際上，這兩項費用都未給足。

籌備會成立之后，還曾向全國各機關、各社團、各書坊、各報館征求圖書雜志，短期之內，共收到捐贈圖書近千部，雜志一百多種，共計2984 冊。

調研編譯，弘揚文化

中山文化教育館成立之后，理事會下設總辦事處、研究部、編譯部及各種委員會?？傓k事處設總干事和副總干事，下設文書室、事務室和圖書室；研究部設主任和副主任，往下依次為組長、研究員、副研究員和助理員；編譯部設主任和副主任，往下依次為主編、編審員、編譯員和助理員。

研究部成立于1933年5月，研究范圍初為經濟、土地、教育三項，曾先后組織湘、鄂、皖、贛四省農村土地經濟調查團，與嶺南大學合組廣東農村經濟調查團等。后吳尚鷹任研究部主任，夏晉麟任副主任，分設民族、民權、民生三組。每組置組長一人，任指導研究事宜，發揚中山主義。自1936年起，分期舉辦全國大、中、小學學生三民主義論文演說競獎。至1937年4月，研究工作成績頗豐，共完成或出版《中國今日之農村運動》、《廣東農村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各省農工雇傭習慣及供需狀況》、《近代中國立法史》、《中國各省地租》等書籍13 種，并有20 多種研究正在進行之中。

編譯部成立于1933年7月1日，初名出版部，1934年夏改名編譯部。主任為副總干事吳經熊。副主任為梅汝璈，同時兼時事類主編。梅汝璈是江西南昌人，1904年生，1924年畢業于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赴美國留學，先在斯坦福大學文學院學習，后入芝加哥法學院專攻法學，以優異成績榮獲法學博士學位，這年他才24 歲。1928年，他學成回國。建館時剛過而立之年。后來他成為中國著名的法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審判日本戰爭罪犯的工作。

編譯部的工作可分為四項。第一項是時事類編。主要是通過出版刊物，選譯各國著名刊物中關于政治、經濟、教育等問題的重要著述，搜集各國重要統計，介紹外國人對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問題的觀察與批評，使國人認清當時的國際形勢?？飫摽?933年8月10日，初為旬刊，后改為半月刊，內容有時論撮要、世界論壇、學術論壇、文藝、人物評傳、文臺消息、科學新聞、新書介紹、一月國際大事、時事文獻、國際時事漫畫等。每月發行七千余份，在當時說來，極具時事參考價值。第二項是編輯中山文庫。該文庫吸收世界新知，介紹時代思潮，“凡關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文藝等之世界名著，而可供研究總理遺教之參考者，在學術上有永久之價值者，可供研究本國實際問題之參考者”，為取材準則，翻譯、出版、印刷完成了諸多著作。第三項是在搜集時事類編的基礎上，編輯國際時事叢書。至1937年4月完成了《世界經濟現狀與前瞻》與《法國現狀和人民戰線》兩種。第四項是出版其他書籍，如《總理遺教索引》，專為研究孫中山思想提供便利。

除此之外，中山文化教育館還出版季刊，介紹關于三民主義之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及哲學的研究，介紹關于建國大綱、實業計劃及國民黨一切政綱之理論與實際的研究，關于中國各地民族狀況的調查與研究，關于各國革命史的研究等等。該刊以左恭為主編，于1934年在上海創刊，1935年夏季遷南京出版。自1934年8月至1937年7月，以春夏秋冬分期，共出版4 卷13 期，每期篇幅四百余頁，字數約30 余萬。

另外，為宣傳孫中山思想，弘揚中山精神，還設置了中山獎學金和圖書館。中山獎學金是該館的一項重要事業，主要用來獎勵教育部核準設立之各大學研究所設置的研究生作專門學術之研究。當時的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學生曾獲此殊榮。

中山文化教育館的圖書館僅供館內人員參考，但藏書量頗豐，包含國學各種書籍及外國重要基本參考書，計藏有中文書2 萬多冊，日文書1 千多冊，西文書2 千多冊，共26157 冊。并藏有中文雜志1881 種，裝訂成約3 千余冊。藏有中文報紙20 余種。訂閱外文雜志報紙155種。并編印期刊索引及日報索引兩種月刊，各出六、七卷。圖書館設有閱覽室一間，書庫四間。裝置鋼書架122 座，書櫥40 座，可容藏書20 萬冊，年度購書經費達幾萬元。

中山文化教育館為恢復中華固有文化，介紹世界新知識與時代潮流，提倡教育，開啟民智，并發揚三民主義，弘揚中山精神作出貢獻，在推動民國時期南京的文化建設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