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戰略選擇、產權安排與企業避稅行為

呂 偉，佘名元，陳麗花

（南京大學 會計系，江蘇 南京 210093）＊

一、引 言

商業戰略是指一個公司為了獲得成功必須采取的措施。波特認為商業戰略是一系列包括財務政策、組織結構等活動［1］。Miles和Snow認為公司在試圖適應他們的競爭環境時的戰略可以形成一個戰略鏈條，在戰略鏈條的一端為“防御者”，另一端是“探索者”［2］。由于采用不同戰略的公司對于成本和風險的態度存在差異，因此將導致企業不同的避稅行為。

企業避稅的成本包括：（1）避稅行為給企業成本最小化行為帶來的風險成本；（2）潛在的稅務主管機關的處罰成本；（3）參與激進的避稅活動帶來的聲譽損失成本。避稅的收益包括現金流的增加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增加會計收益。因此，防御者和探索者之間避稅行為的差異取決于這兩種戰略對避稅成本和收益之間的權衡。

本文定義了一個變量STRATEGY來度量公司戰略，采用2種不同的稅收比率來計量其避稅程度，利用中國A股上市公司2008～2010年的數據檢驗商業戰略是避稅行為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相對于探索者企業處于防御者地位的企業避稅行為更消極，表明防御者認為稅收籌劃帶來的成本和不確定性超過了節稅的好處。由于產權安排導致的激勵差異，本文發現戰略對避稅行為的影響主要存在于國有企業之中。

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獻綜述，第三部分是假設提出，第四部分是研究設計，第五部分是實證檢驗，最后是結論。

二、文獻回顧

（一）關于避稅的文獻

國外的文獻大多關注與避稅和公司層面的關系，例如，跨國業務的大小、資本密集度、財務杠桿和研發費用［3－6］。一些研究也提供了在稅收籌劃中降低稅收比率的證據。例如，Mills等的研究表明，稅收籌劃的費用和更低的稅收比率相關［7］。Cook等指出增加支付給外部審計師的稅收費用可以更有效的降低稅收比率［8］。更進一步的，McGuire指出那些有行業專家參與的公司更關注與避稅，并且能夠降低有效的賬面所得稅率［9］。

盡管以往的研究將避稅和公司層面特征聯系起來，但并沒有解釋避稅行為之間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Hanlon和Heitzman認為避稅行為在不同企業具有較高差異高度，且由一系列因素及他們的相互作用決定［10］。

國內研究中，王延明分析了對所得稅率產生影響的主要因素，并進一步討論了增值稅轉型對公司業績的影響［11，12］。鄭紅霞、韓梅芳［13］從股權結構出發，研究不同所有制企業納稅籌劃行為的區別，認為國有上市公司更保守。王躍堂等探討了所得稅改革中，企業盈余管理行為如何受稅收制度變革影響［14］。

（二）關于戰略的研究

前人研究檢驗了商業戰略和特定公司特征的關系［15，16］。Hambrick通過產品市場數據將公司分為防御者和探索者并檢驗了組織戰略和公司業績的關系，研究發現在盈利和現金流上防御者強于探索者［17］。Ittner等 檢驗了當公司執行探索者戰略時是否會給CEO更多的非財務激勵［16］。Phillips和Dunbar研究了商業戰略和公司稅收籌劃的關系，研究中根據單一變量將公司分類（增長率）。而之前管理學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都表明戰略是多元化的，不能建立在一個特定的單一變量上［2，17］。

三、假設的提出

Miles和Snow提出戰略分類鏈條的一端是防御者［2］。防御者傾向較窄的產業領域，關注于成本、風險和效率，并且有穩定的組織結構，通過市場滲透和有限的產品開發獲得成長。另一端是探索者，他們產品領域較寬，關注于創新和改變，有更加靈活的組織結構。他們依靠發現和發掘新產品和新市場機會而獲得競爭優勢，這一點與防御戰略形成鮮明對照。這些不同商業戰略的特征本身會帶來避稅行為的差異。避稅行為決定于企業對其避稅成本和收益的權衡。稅收籌劃會帶來稅收節約，但實施這些避稅行為的成本也會增加。

防御者的組織結構和產權安排都是為了減小組織的不確定性，這都與激進避稅方案帶來的內生不確定性和潛在處罰危險產生巨大沖突。而探索者常常在詳細的計劃出臺之前就激進的尋求新的機會，結果的確定性并不是其競爭戰略的核心要求。因此這些公司更能接受采用激進的避稅方案。

對防御者而言另一個潛在的非稅成本是參與特別激進的避稅活動帶來的聲譽損失。防御者的產業領域往往很窄，產品和服務存在大量的替代品。因此，由于消費者可以輕松的找到相關替代品，避稅活動帶來的公眾負面影響對防御者的競爭地位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成本。

綜上，對防御者而言，避稅的成本可能比收益更高。由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采用防御者戰略的企業，其避稅行為更消極。

在我國證券市場中，較為特殊的制度背景是市場中存在著大量國有企業。國有上市公司由各級政府任命的管理層作為國有股權的實際控制人，只有控制權而沒有剩余索取權，對國有企業管理層的監督和激勵較弱，同時從事避稅活動為管理層個人也會帶來風險，因此管理層也較難有動機進行避稅活動［20］。但如果該國有企業處于探索者地位，經常試圖進入新領域，其往往面臨較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而這樣的市場競爭環境為國有企業的監督提供了一種外部治理機制，即市場競爭機制存在信息效應和約束效應。從而經理人必須更積極地利用一些可能手段在競爭中獲取優勢，包括在避稅領域采用更激進的方案節約現金［20］。從而不同戰略的國有企業，其對稅務風險的承擔能力會有顯著差異，避稅行為也會不同。

同時民營上市公司大股東的經濟利益與公司績效緊密相聯，股東對企業經營狀況十分敏感。相對于國有企業，無論采用何種戰略，處于行業何種地位，民營企業都會看重稅收成本的節約而帶來的現金流增加，因而戰略差異對其避稅影響較小。

綜上，我們提出：

假設2：相對于民營企業而言，商業戰略對國有企業避稅行為的影響更顯著。

四、研究設計

（一）戰略的度量標準

本文定義了STRATEGY來反映樣本公司所采用的商業策略。參照先前的文獻，定義以下指標反映商業戰略的不同維度：（1）研發費用和總資產的比率（RD）；（2）職工數與總資產的比率（PEOPLE）；（3）市凈率（P／B）；（4）銷售費用和總資產的比率（SALE）；（5）固定資產和總資產的比率（FIX）。

接下來，通過行業和年份對5個變量進行從大到小排序，對RD、PEOPLE、P／B、SALE 四個變量屬于前1／5的公司就得5分，那些在次一級的公司就得4分，以此類推。固定資產的打分是相反的，因為防衛者被認為擁有更多的固定資產。因此，屬于前1／5的公司得1分，次一級的得2分，以此類推。然后，對于每個公司每一年，我們將5個變量的分數求和，使得一個公司可以得到的STRATEGY分數的最高分是25分，最低分可以為5分，20～25分定義為探索者，同時5～10分定義為防衛者。

（二）避稅的度量標準

為了代表公司的避稅行為，我們使用了公司的節稅水平（TS）和現金稅收比率（CASHETR）。使用兩個不同的避稅指標，是因為他們能度量避稅的不同方面。

我們的第一個避稅度量標準是節稅水平。它等于該公司當年的年末適用的所得稅率減去實際所得稅率。根據Dyreng等的研究定義實際所得稅率（ETR）為所得稅除以利潤總額［4］。先前的著作揭示出低ETR反映了高避稅發生率［23，6］。我們在ETR的基礎上計算節稅水平的原因是，在中國不同地區和不同開發區，公司的適用所得稅率差異很大，因此我們用適用稅率調整ETR后反映的避稅行為限制性更強，指標更加精確。如果避稅行為越大，則該指標越低。

我們第二個避稅度量標準是現金稅收比率。根據Dyreng等的研究定義CASHETR為支付的稅費除以利潤總額［4］?，F金稅收比率可以捕獲所有那些減少現金稅收支付的避稅行為，與前幾年有關的現金支付被包含在現金稅收比率（CASHETR）中。Dyreng等的研究揭示越低的現金稅收比率反映出越高的避稅等級［4］。

（三）回歸模型

本文參照前人研究［7，6，4，11］建立了下列檢驗模型：

其中Tax avoid指TS和CASHETR。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 （PanelData）固定效應模型。在回歸方程中加入了一些控制變量，這些變量都是以前的文獻中認為可能影響公司避稅行為的因素。

表1 各變量定義

（四）樣本選擇

我們選擇了2008～2010年所有的上市公司數據，用當年的數據計算STRATEGY。然后我們剔除了金融行業和公用事業，同時，也剔除了缺少計量STRATEGY所需數據的公司和控制變量缺省的公司，樣本量見表2所示。樣本中373家公司為防御者，416家是探索者。

表2 樣本篩選表

五、面板數據回歸結果

（一）假設1主要結果

表3給出了我們采用面板數據做出的回歸結果。在欄（1）中，本文報告了用節稅水平作為因變量的結果，結果表明探索者比防衛者避稅更加積極。在欄（2）中，我們用現金所得稅比率作為因變量來回歸，結果與TS相似，其中與strategy變量的回歸系數為－0.046（T值＝－4.768）。

表3 面板數據回歸結果

回歸結果表明了防御者比探索者而言避稅行為更加消極。從結果來看，盡管避稅會為防御者帶來稅收的節約，但同時避稅帶來的成本和不確定性對他們的影響超過了節稅利益，所以采用防御戰略的公司較少避稅，其稅率也較高。

除了這些結果，有些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也是顯著的。這些結果和前人的研究相符，表明TS和CASHETR確實可以代表一個公司不同層面的避稅水平。

（二）假設2檢驗結果

為了檢驗假設2，將實際控制人為中央國資委或地方國資委，以及地方政府的公司定義為國有企業，在實際控制人為個人的定義為民營企業，因此得到了2099家國有企業，1513家民營企業。

表4 面板數據回歸結果

表4中的第2列和第3列是對國有和民營企業分別檢驗戰略對其節稅水平的影響，結果表示國有企業是顯著相關的（T＝2.035），而民營企業不顯著（T＝0.056），結果意味著商業戰略對企業納稅籌劃的影響主要存在于國有企業。

考慮到節稅水平這一指標本身存在的局限性，本文還以現金稅收比率為因變量進行了檢驗，以增強結論的穩健性。與前一指標的方向相反，現金稅收比率越低，納稅籌劃越激進。從表4的第4、5列中可以看出，商業戰略與現金稅收比率顯著負相關，這與前一檢驗并無實質性差異。

六、結 論

本文研究了公司的商業戰略是否會影響其避稅行為。通過打分的方式設計了一個變量來反映樣本公司的商業戰略并利用這個分數將公司分為探索者、防御者。使用2008～2010年中國證券市場的數據，檢驗了樣本公司商業戰略和2個維度——節稅水平和現金稅收比率代表的避稅行為之間的關系。通過較低的節稅水平和較高的現金稅收比率發現防御者公司與探索者相比避稅傾向更小。這些結論表明，雖然避稅會為這些公司帶來稅收節約，但是避稅帶來的成本和不確定性超過了收益。

進一步來說，商業戰略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更加顯著，而對民營企業幾乎沒有影響，這也表明，民營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無論采用何種戰略，處于行業何種地位都會看重稅收成本的節約而帶來的現金流增加。而國有企業由于其產權結構的特殊性導致了商業戰略對其避稅行為的影響很大。

本文的研究對會計領域的避稅行為研究和組織理論相關的研究都有貢獻。首先，我們設計了一種可以用公開可獲得的數據代表公司商業戰略的變量，而且比之前的文獻更全面。其次，我們通過組織策略會影響避稅行為這一證據充實了組織理論方面的研究。再次，通過證明商業戰略影響避稅活動豐富了研究避稅行為變動相關領域的研究。最后，本文的研究為更好地解釋競爭戰略對公司的稅收籌劃和財務報告的影響提供了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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