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同的焦慮癥——重讀中篇小說《無巢》

⊙管 勇［揚州大學文學院， 江蘇 揚州 225002］

⊙徐潔瑩［江蘇財經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淮安 223001］

作 者：管 勇，揚州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在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文藝學、美學；徐潔瑩，江蘇財經職業技術學院基礎部助教，主要研究方向為文藝學。

“鄉下人進城”已經成為當下最受關注的重要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而在文學上的直接反映則是“鄉下人進城”敘事模式的日益自覺和成熟，并“成為當下小說敘述的亞主流表現方式”①。大批作家自覺地加入到抒寫鄉下人進城圖景的行列中來，從某一個特殊的視角或層面做出自己的描述和意義建構。鄉下人進城多與“痛”、“苦”相關聯，物質上的貧乏與落差和精神上的道德倫理沖突是這種苦痛的顯性癥候，然而透過表象我們會發現，這一特殊群體由此產生一種在身份認同的迷惘與追問中所形成的無所適從的焦慮癥才是問題的要害所在。發表在《十月》2007年第1期的中篇小說《無巢》，從“鄉下人進城”這樣一個既時髦又關涉到中國現代化語境中最廣大個體生命的小說敘事命題出發，深刻揭示了鄉下人在歷經時空遷徙后所面臨的復雜城鄉關系以及隱藏其中的身份認同與焦慮。

一、鄉村秩序與身份歸屬

以土地為依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為農業文明時代鄉下人的自然生活規律。鄉下人這一在數量上相當龐大的人群與土地之間存在天然而傳統的屬性關系，在此基礎上人與人之間便固有地形成了一定范圍和特定結構的村落關系。村落是鄉下人的生存空間，更是一種本然的生活秩序。然而這樣原本自成一體的生存空間和生活秩序在上世紀80年代被悄然打破。在商業經濟風暴的裹挾之下，鄉下人開始大規模向著城市漂移。在巨大的群體性移民后，進城逐漸從偶發性行為轉變為一種日?；纳鏍顟B，原先的鄉下村落生存空間發生了秩序上的巨大變化。在郭運的眼里，這種巨變具體地表現在鄉下人對于出行的態度差異上。十幾年前的村里，參軍、上學、走遠親等出門遠行都是鄉下人的“大事”。一件在今天看來稀松平常的日常行為為何凸顯出如此重要的意義？與其說它寄托著鄉下人對鄉下世界之外的想象和憧憬，不如說從反面印證了鄉下人農業文明意識中村落秩序的相對完整性、獨立性和自在性。換句話說，相對于出行與出行目的地的短暫性和寄居性而言，鄉下村落才是出行后的真正歸屬，返鄉也就成了出行這一行為必然的末端結果，出行/返鄉構成一個完整的行為結構。然而，現在出行對于鄉下人來說成了家常便飯，隨之而來的是出行/返鄉的行為結構被打破，返鄉反而成了怪異之舉，而出行才是應然狀態。當郭運滿懷期待地回到出發地黃包包村時，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就連幾條他曾經喂養過的狗也表現出并不歡迎的態度，視他為“外來人”。長期的進城寄居生活使返鄉的郭運成了左鄰右舍眼中的“異客”。郭運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不完全屬于黃包包村”了，原初歸屬意義上的返鄉與一種被拋棄感、漂泊感激烈碰撞，使郭運的“回巢”產生了困惑的迷障，出行/返鄉的行為結構甚至被顛覆、重構：“為什么他們這一代人做一個農民都不再切合實際了呢？似乎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打工?！边M城務工已經成為出去的和留守的鄉下人私下達成的共識，返鄉作為一種身份歸屬被日?；某鲂兴〈?，返鄉/出行的異態行為結構成為鄉下人的常態行為模式，并由此構成了新的鄉村秩序，尤其是經濟秩序。新鄉村秩序迫使離開鄉村、離開農業、脫離土地的鄉下人再也無法在鄉下村落空間中獲得生存的依據，更進一步，這種新秩序此時已經成了郭運們的一副沉重的枷鎖，“再不想出遠門”的夢想和歸屬訴求在新鄉村秩序面前被粉碎，使返鄉變得遙不可及。鄉村新秩序將進城的鄉下人逼得毫無退路。無論生與死，只能忍辱奔跑在那不屬于他們——“哪怕路邊的一顆釘子都與他無關”的陌生的城市里。

二、城市圍城與身份等級

城市對于鄉下人來說，是方向、目標和追求，更是一個充滿誘惑的烏托邦。他們對于進城始終抱有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看法，通過進城可以實現經濟利益上的改觀或是社會地位的提升，正如郭運一開始的進城就是為了掙錢回來蓋房子、娶媳婦，形成一個完整的家庭。城市對于郭運這個鄉下人來說，僅僅是一個覓食的臨時地，而返鄉才是最終的目的。當然，與此相反，王福田代表著另一種進城的鄉下人形象。他們努力洗清身上的鄉下人特征，擺脫鄉下人的身份標簽，試圖融入寄居的城市而最終獲得城里人身份。在深陷新鄉村秩序困惑迷障之時，這一傾向成為更多人的主動選擇，似乎只有這樣才是他們的唯一出路。因而更多的鄉下人堅定地駐扎在城市，等待著有一天能夠實現身份的轉換。在城鄉邊界日益模糊和松動的今天，在空間上的進城毋庸置疑是相對容易達成的目標。然而，在時間上從鄉下村落的前現代農業文明轉向城市的商業文明卻顯得困難重重，進城的鄉下人在生活和精神上總是步履維艱，“城”對于他們來說不是橋梁而是一堵堅硬而生冷的水泥墻——一種身份等級的象征物，城墻里與城墻外始終是兩個世界，存在著先驗性的優劣、高低、雅俗等級區分。無論你抱有何種先在的目的，經濟的抑或身份的夢想最終還是不堪一擊。一方面，是經濟基礎的杠桿。與鄉下的那個黃包包村相比較，進城打工的經濟收入要來得高，口袋里的錢對于郭運來說就“像抓著救命稻草”，“抓著錢才覺得自己走起路來有力量”。某種程度上說，這成了缺乏經濟勢力的鄉下人在城市里所做的一點力所能及的自我保全，也為他們立足城市并獲得生存合法性提供了保證。然而在消費主義的城市商業文明語境中，只有“每省一分錢”才能多出來“一份安全感一份寬慰”。在此形成了一個悖論，自我保全在獲得城市生活合法性的同時也取消了他們在城市消費的權利，使之成為一個被排斥在底層的低等生活群體；另一方面，道德倫理秩序的沖突，郭瑞仁認為城里人是無情的，“看著別人有難不伸手，良心都被狗吃了！”不像在黃包包村，“就是只有一個人也會幫的”。但是，在城里“關心一個陌路人在都市生活中是唐突的”。面對城市生冷的道德倫理秩序，郭運覺悟到自己身處一個“不熟悉的卻富有的世界”，而他“是那樣渺小”。崇高美好的鄉村價值標準在郭運的思維里被城市堅硬的道德倫理秩序輕松加以顛覆，他最終只能以渺小的自我姿態隱隱地散發像呼吸一樣的恐懼。

三、無所適從與身份認同

進城的鄉下人其常駐生活空間由鄉下村落轉變成那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徘徊于城鄉二元場域的鄉下人必然帶來了自在身份與外在空間的激烈沖突。沖突使真正屬于鄉下人的生存空間變得極其逼仄。一方面是返鄉愿望的破滅，另一方面是城市文明的身份等級阻礙，從兩面同時給進城的鄉下人以雙重壓迫，進而使這一特殊群體陷入被懸置的孤獨感和恐懼感之中。面對此，進城的鄉下人只能通過那一份美好的傳統鄉村記憶來消解自己的苦悶、迷惘和焦慮。所以郭運愛唱“鄉愁”，卻發現此“鄉愁”非“鄉愁”。顯而易見的是，對傳統鄉村秩序的回憶與迫使他無法返鄉的新鄉村秩序形成了對峙，而在其內心深處更多的掩藏著對前者的懷念，卻又再也無法回到過去。正如魯迅所說：“回憶故鄉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較為舒適，也更能自慰的?！雹?/p>

進程的鄉下人的生活內涵與價值觀念仍緊緊地聯系著前現代生活，當他始終堅守和篤信的鄉村記憶在他回到那個原以為屬于自己的“巢”卻發現找尋不到空間載體，同時在城市道德倫理“城墻”里無法施展、抗衡而被置于壓迫的底層時，這種美好的記憶只是一種無所適從的虛妄存在了?！氨贿@種記憶糾纏而又同時承受都市文化和物質生活壓迫的鄉下人，往往陷入深深的絕望而采取對城市的暴力反抗或自虐行為……他們在茫然之中受到種種不公的待遇，被欺負、被剝奪、飽受刺激，震驚之下會出現種種非理性的過激反應，要么成為暴力的犧牲品、要么成為暴力反應的施為者?！雹郛敼\再次進城受騙遭打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似一名虔誠的信徒一樣，將自己皈依于“土地”這一最為根本的鄉村生存依據。土地是他所能把握到的與鄉村記憶相關聯的最為緊要的載體。他在生命的最后時間里，選擇了一種怪異的死亡方式，“背緊貼著地面……只有土地才是可靠的”。在郭運的眼里，城市是一個“你爭我奪的世界，孤獨的世界，毀滅的世界”。他終于成為了暴力反應的施為者，親手把小湘女從天橋扔下是郭運最后的一個人間舉動。這是一種嚴重的心理障礙的表征。心理障礙的表征內含著鄉下人對鄉村、土地的本能指認、鄉下人精神層面的“返鄉”和現實中進城的鄉下人無法返鄉的激烈矛盾，而這種矛盾正是他們身份認同焦慮癥的病灶所在，也是小說的內在張力和意義旨歸所在。

① 徐德明：《鄉下人進城的文學敘述》，《文學評論》2005年第1期。

②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且介亭雜文二集》，《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頁。

③ 徐德明，《鄉下人的記憶與城市的沖突》，《文藝爭鳴》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