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前生，銹里錦心——解讀王安憶長篇小說《天香》

⊙董 蕾［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河南 新鄉 453007］

作 者：董 蕾，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09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一部《長恨歌》，幾乎讓王安憶寫盡了上海半個世紀的浮華與蒼涼，也將她推向了海派文學傳人的位置。風華與平淡都寫盡，王安憶又將暈染出怎樣的一城之景?！短煜恪穼懙倪€是上海，但王安憶這次要徹底地為上海的“前生”立傳。拋卻“現代”的繁華與蒼涼，不需迎合樸質日?；牧餍酗L氣，也不需在紀實與虛構之間糾纏，她對上?，F代的“前生”有更濃厚的好奇心與敬畏感。

一、又是一抹女兒紅——當海派遭遇古典

《天香》的故事起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止于康熙六年（1667年）。晚明時期，上?？h申家次子申明世中進士而建造天香園，園中重巒疊嶂，奇崛秀美。期間四代人的悲歡離合在王安憶靜持有度的描摹中細細展開：申明世的大兒子柯海，本娶南宋康王余脈的徐家小綢為妻，后陰差陽錯納江南閔家女兒為妾，從此與小稠情意斷絕；閔女兒系蘇州御制織工之女，繡藝巧奪天工，于是上等繡藝至此傳入申家，后才方以繡為緣與小綢攜手共創“天香園繡”；后柯海之子阿潛娶杭州世家女兒沈希昭為妻。希昭自稱“武陵繡史”，以書畫入銹，終將“天香園銹”發展成天下一絕。

本以為王安憶又要在悲歡離合之間寫一出似曾相識的兒女情長，如紅樓之遺夢，怨女之哀訴，抑或以此為大敘事的由頭，寫一出家族與歷史的興衰。王安憶這次是用盡了古典，情節與人物的設置、園景與人情的描寫，都是一派順暢通達的好文字，對涉及到的服飾、繡藝、器物、玩意、書畫、建筑、美食、品性、園藝的描繪更是古色古香，是現代白話中接近古典詩歌散文的意境。難怪很多讀者和批評家都要再次將《天香》與《紅樓夢》，與張愛玲，與海派比較論說。正如王德威曾經慨嘆的那樣，王安憶的文字是當下最接近海派的作家，甚至將其譽為海派傳人，她的文字里有張愛玲的文字魔性：“以綿密飽滿、兼容并蓄的敘述方式，由尋常百姓家，重新開啟了我們對于海派的記憶?！雹匐m然王安憶的文字骨子里繼承的是“海派”的一種“世俗”，是關乎上海一城的眾生眾象，但王安憶的文字畢竟不同于上世紀30年代的海派。對于那些被初步的現代化/西方化所迷炫的“海派”們，他們前衛、開放、趨勢，厭惡官場/政治，是不可復制的思潮。而今天的王安憶們，追盡繁華之后，又以更大的前世繁華來追憶今日沉寂的海派。在《天香》面前，我們還可嗅到一絲當年京派的那種古典的情懷，有一些“浪漫的遲緩”與故作“雅態”，有一些老莊的“喜好清談”的“文人氣”。②但又不全像他們，因那天香園中的“如詩如畫”卻不是正統文人的詩詞歌賦，而是“趣”，是“玩樂”，是俗世的性情，是人間的樂園，是類似元明之有些俚俗開放的“小曲”詞，是大家里的市井氣。也正因此，它更像在描述“海派”的一種“前生”，因之前者的大雅大俗，大起大落，才有機會能順暢地與民間世俗相通聯，而當海派文字與這樣世俗的“古典”相契合時，這一抹女兒紅，也將會是孕育現代化“海派”的傳奇一種。

二、從“人性”到“性情”——文學的美學之變

許是看多了寫多了太多的歷史與人性，現當代文學與評論總繞不開一個“人”的文學。人在歷史、政治、家族面前的柔弱可欺，是展示性格與命運的絕佳舞臺，于是“大”、“小”敘事之間也總與“人”相糾纏。我們早已將傳統中關乎“性情”的古典主義精神忘卻了一個世紀。而在《天香》里，我們似乎找到了一點久違而古老的“托物言志”、“天人合一”的意境?！疤煜銏@銹”之所以最后成為家道中落時維持生計的手段，并由深院閨閣中的女性之“物”來承擔重任，在封建家族觀念上的確有點“悲劇”的意味。申家上下事事揮金如土、嫁娶婚喪鋪排無度、子孫不求仕途諸種行為，也很容易讓人與《紅樓夢》般的悲劇相呼應。但若王安憶還是照著紅樓的路子寫下去，小說的文學獨創性與思想性就無從談起。

《天香》與大敘事、大悲劇、大批判無關，小說平和安靜地敘述申家兒女的一代代的悲歡，留下的只是一個個精致細膩的人世間：申家男人喜歡享樂，注重感官與情趣，但這正是性情中人之為；申家造園不單是講求氣勢排場，更重在園林之意境上，造園賞玩又處處體現著物我兩忘的情致；柯海大費周折地制墨，終究還是對妻子小稠的一往情深；鎮海修行問佛是出世，但將養老扶幼的人生責任推卸殆盡卻也不失為人生最大的享受；阿潛是小稠最疼愛的侄兒，是精雕細琢的賈寶玉般的少年性情，卻又因偶然的一場聲色之宴，移了性情，是為情癡；阿只為實踐簡樸哲學的豆腐生意更像是文人的一場游戲……他們的“胡鬧”都不是令人厭惡的惡習，都是性情所致，須得如此。他們將一份產業“用心”地折騰完，卻沒有過分的人生悲劇的意味。繡品本是女子閨閣之物，本不應為外人所用，更何況是申家這樣的大家族；習慣了用當代女性主義批評話語的研讀作品的學者面對這樣的“古老”文本恐怕將要束手無策，抑或是大發批駁，這正是封建女性的悲劇云云。但正是申家男人如此“出格”的性情，女眷的繡品才能成為生計的手段，在他們的眼里，生計也終是為了人生里的揮霍。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切的玩賞、游冶、揮霍，全都是在襯托小說的中心——“天香園銹”的伏筆了。而每一代的繡品，一絲一線又都是因“情”所起，只不過她們是將這情織入了銹品中，而這情也隨著物件的傳播，走向滾滾民間，和這一代代的女性的深情往事，成為傳奇的開始。從“人性”的善惡美丑的無止休的研討、人性背后的社會歷史責任的沉重的負擔到“性情”與“人心”的體察、玩味、思考，莫不是具有文學意義的一種良好的開端，而這又恰恰是中國人最為熟知的中國文學的味道，是傳統的生活與審美情趣，也是文化之所以繁榮的根基之一。

三、氣象與生機——一座城市的抒情“考古學”

小說中所謂的“天香園銹”，就是歷史上的“顧繡/申銹”，“申”家自是上海的隱喻。而王安憶選擇了這個不起眼的小物件作為她這次“考古”的線索，也是有一些“機緣”的。她敏銳地發掘到歷史上確有滬上“顧家”子弟不為科舉得失，都是愿享受家鄉的一賞風流的性情之人。到了小說中，申家兄弟打造天香園、種桃、制墨、養竹、疊石，四時節慶，忙得有聲有色，曾有“一夜蓮花”之名傳于江南。如上文所論，小說并不為寫一本警世恒言，當申家由絢爛而落魄時，小說才意外地出現了生機。

“天香園銹”由第一代閔女兒、小稠發展成特色的“繡藝”，到第二代希昭那里，開繡畫新境，也是這樣的藝術品發展到極致的過程。但就如希昭所說，這樣的珍品是可遇不可求的：“天香園銹中，不止有藝，有詩書畫，還有心，多少人的心！前兩者尚能學，后者卻絕非學不學的事，唯有揣摩，體察，同心同德，方能夠得那么一點一滴的真知！”③因此，想再往上走取得更大的發展，就落在了第三代女性代表蕙蘭的身上。蕙蘭索要“天香園繡”的名號做嫁妝，在婆媳相依為命的艱難日子里，用繡品支撐起穩定的生活。不是繡品本身技藝、境界上更加精進，蕙蘭做的是把這項工藝與生活、生計、生命更緊密地聯系起來，給了這項工藝更踏實、更樸素、更寬厚的力量。因此說《天香》里的結局不是大痛苦與大悲憫，有的是由精致閨閣走向寬廣民間的安穩與生機。由此看來，《天香》像極了一本反寫的《紅樓夢》，這也是她超越海派世情與言情最突出的特征。這又何嘗不是一種輪回：藝術本來自民間，又經過手工藝人與知識分子的化俗為雅，成為精致的技藝，但又需返回民間去尋找后續的活力。這正是王安憶凝視上海、審視歷史的方法：如果失去了當年的踵事增華、標新立異的底蘊，上海也就難以形成今日如此繁華的市民文化。而此番由一小物件而考察出的城市與歷史輪回中的生機和氣象，更像是一座城市的“抒情考古”。女兒們銹里的錦心蕙質，恰如城市日常生活的機理，細微而綿延不斷，既是真實又如傳奇。

① 王德威：《現代中國小說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頁。

② 吳福輝：《老中國土地上的新興神話》，《文學評論》1994年第1期，第5頁。

③ 王安憶：《天香》，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