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歷史語境中的個人境遇——王小波“文革”小說研究

⊙李偉華［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 天津 300042］

作 者：李偉華，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講師。

描寫“文革”時期的生活是王小波作品中所展現的重要內容，《黃金時代》《革命時期的愛情》是這類作品的代表作。王小波在敘述這些“文革”故事時同傳統的“文革”敘事有很大的不同，有著鮮明個人語調，尤其是作品中骨子里的嚴肅和表面的戲謔所構成的張力成為許多先鋒評論家解讀的焦點。為進一步細致研究王小波的這類作品，筆者試圖把其同傳統的“文革”敘事（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加以比較，來凸現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筆者從人物形象塑造、苦難反省等角度探討王小波文革敘述的獨特性。

一、存在境遇中的人物

傷痕反思作家們在對“文革苦難”的反省上，對四人幫的或舊時代專制的揭示上，無疑推動了社會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的發展。然而，他們的反省是表面的，因為他們對苦難的理性思考，被他們急于對苦難的控訴，急于對意識形態的忠誠表白所消解代替了。同樣，也是由于這些原因，他們筆下所塑造人物也是失敗的，真正塑造成功的人物是能夠呈現出具體歷史語境中個人的存在境遇的人物，能給讀者以生命意義上的深刻啟示。如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昆德拉筆下的托馬斯。而反思作家筆下的人物只不過是他們傳達目的的一種手段和工具，他們筆下的人物都被臉譜化、模式化了，余玲玲曾撰文指出這種模式化的特點，“反思作品中人物形象是在兩種意義上生成的：政治意義上的人物形象和道德意義上的人物形象。從政治意義上來看，人物形象可分為迫害者和受害者，從道德意義上看，人物形象可分為惡者和善者，具體到反思作品中，這兩種意義并不決然分開，而是被疊加起來，通常政治意義上的迫害者都被賦予道德上惡的品性，如吳遙、俞大龍等，而受害者則被賦予善良的品性，如葛翎、羅群等。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傳統反思文本中，多是一些窮兇極惡的迫害者和無辜善良的受害者”①。無疑，這種建立在二元對立思維意識上的人物模式有利于作者對“苦難”的控訴，有利于那一代人的情感訴求和自身合法性的訴求。

王小波對傷痕反思作家的超越性，也體現在對其人物形象的超越上。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的道德品性同政治身份之間沒有任何特定的聯系，政治意義上的受害者不一定在道德上就具有優勢，甚至其道德品質低下。如《黃金時代》中的王二，從政治意義上說，他挨批斗，寫交代材料，是“文革”的受害者，然而，從道德意義上說，他并不是所謂的“道德楷?！?，這主要表現在：陳清揚要求王二證明她不是破鞋，而王二卻嬉皮賴臉地論證了一番陳清揚就是破鞋?！陡锩鼤r期的愛情》中的王二在政治意義上也是受害者，是被革命所專政的對象，從道德品性上來講，他是個流氓無賴，他經常戲弄“膽小怕事”的同事，用殘忍的手段電死蜻蜓，這些受害者的形象顛覆了傷痕反思文學中“善良無辜”的受害者形象，把這些無辜的受害者還原為具有欲望的真實的個體。而那些在傷痕反思作家看來“窮兇極惡的迫害者”，在王小波的筆下則呈現了另一番景象?！饵S金時代》中批斗陳、王二人的宣傳隊長，在王二看來，對他們的批斗反而成為他的一種請求，“他跑到招待所來和我們商量：能不能請陳大夫受點委屈？陳清揚說，沒有關系。下回她就把破鞋掛在了脖子上。但是大家還是不滿意。他只好讓陳清揚再受點委屈。最后他說，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也不多說。您二位多擔待吧”②。在這里，政治意義上的“迫害者”被還原為一個在現實中承擔各種壓力的普通人，一方面，軍宣隊長迫于政治的壓力要批斗王二，另一方面，從感情上說，他和王二的關系不錯，這使他處于兩難的境地，因此他對王二的批斗反倒成為了請求。從中可以看出，在“文革”時期，迫害者和受害者并不只是批斗與被批斗的關系，還存在著更為復雜的人際關系。王小波寫出了被反思文學簡單化了的生活，寫出了“迫害者”在政治活動中的無奈感?！饵S金時代》中的團長，在王二的眼中也不是妖魔化的，“有時候團長還請我們到他家坐，說起我們犯錯誤，他還說，這種錯誤他也犯過，然后就和陳清揚談前列腺……”③。在這里，王二、陳清揚同團長的關系并不是完全對立化的，團長還需要陳清揚給他看病，團長和陳清揚就構成了“病人和醫生”的關系，因此，團長對待陳清揚就十分客氣，而由于政治形勢的壓力，他又不得不讓陳清揚、王二出斗爭差，最后，還是團長到軍務科說了情，把王二放回內地。由此可見，團長和宣傳隊長一樣都是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而他們和王二、陳清揚的關系也是錯綜復雜的，他們之間不僅存在著迫害與被迫害的政治關系，還存在著一定的利益關系、朋友關系。正因為此，王二和陳清揚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受害者，領導們也不覺得自己是迫害者。

通過以上的論述，不難發現，在王小波的筆下，政治意義上的受害者不一定就具有善良的道德品質，而政治意義上的迫害者也不一定就那么窮兇極惡。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談到一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它把人的生命簡化為它的社會功能；把一個民族的歷史簡化為一些小型的事件；而這些事件又被簡化為一種帶傾向性的解釋；社會生活被簡化為政治斗爭，再簡化為只是兩個全球性強權國家的對抗，人被拽進了一個真正的簡單化的漩渦，在其中，胡塞爾的‘生命世界’無可救藥地被遮蔽了，存在已被遺忘了?！雹芊此嘉膶W作家們也是在按照這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去認識世界、表現世界，從而遺忘了“存在”。王小波的小說則擯棄這種簡單化的認識方式，揭示被遮蔽的存在。王小波筆下的這些人物是對具體歷史境遇中的“個人”的真正還原，是對存在的廓清。在他的眼中，他關心的不是政治意義上的誰對誰錯，不是道德意義上的誰善誰惡，它關注的是人——這一欲望個體在歷史中的存在境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王小波的筆下，歷史的主體是受欲望煎熬的個人，他筆下的王二、陳清揚、軍代表、團長、宣傳隊長等一系列人物，他們的行為要么是本性的驅使，要么是生活存在的現實要求他們那樣做。王二和陳清揚演繹的恣肆狂歡的性愛是他們本能欲望推動的，軍代表對他們的整治，也是因為軍代表內心欲望得不到正確的排解而以一種扭曲的方式發泄出來。在“欲望”這一層面，政治意義上的受害者和迫害者并沒有什么差異，他們都是被欲望燃燒的真實的生命個體。在這個意義上，王小波為我們揭示了一個本真的世界。

二、深刻的苦難反省

王小波在“苦難反省”上同傷痕反思作家也有不同。在對“文革苦難”的反省這一問題上，傷痕反思作家對苦難的反省并不是側重在對苦難原因的分析上，而是著重表現主人公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忠誠和信心上，把造成災難的責任都歸咎在四人幫和舊的時代政治之上。這方面的作品如王蒙的《蝴蝶》《布禮》，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這類故事從表層結構上看似乎是荒誕不經的，但是從故事的深層結構上看卻在“有意無意利用傳統資源（善惡有報，得人心者得天下），從不同角度維護與修理‘文革’以后有些破碎的主流意識形態”⑤，這種敘事模式對“文革”的解釋是要恢復對人們對意識形態的信心，這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對“文革”的深入探討。

王小波對“文革”的“歷史反省”則要深入得多，余玲玲認為“傳統反思文學把個人遭遇歸因于特定時代，在那里人只是歷史的承受者，作為參與者的人缺席了或者只是執行路線意義的工具，而在《黃金時代》中……人除了是歷史的承受者外還是參與者，無論是參與者還是承受者都凸現出本質意義上的自我存在，人不再是時代的符號。時代對人的影響只是淺層的、表面的，推動歷史（運動）的發展是個人欲望發展的結果，運動批斗只是工具意義上的存在”⑥。具體到文本中，也就是說，王二、陳清揚的苦難際遇并不是因為政治上犯錯誤導致的，而是因為權力者們的生理欲望無法滿足導致的。權力者垂涎陳清揚的美貌，但是特殊時代的道德律令過于嚴格，而陳清揚本人又喜歡打耳光，這使得他們的本性欲望受到遏制。因此，他們就通過手中的權力來整治陳、王二人。余玲玲認為，王小波提供了一條從人性的欲望來解釋“文革”苦難的角度，這無疑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新穎性，但是筆者認為這樣對王小波的解讀還不夠，王小波同反思文學相比，對“文革苦難”反省的超越性還體現在對極權文化機制的揭示上。

這主要體現在對極權文化的批判上，他揭示了“文革”時期的極權政治文化是如何控制人的意識，也就是說，這種極權政治文化是如何避免了強制性的、粗暴的方式，以一種隱性的、溫和的方式來使個人自愿放棄對“個人權利”的維護，甚至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王小波通過對“苦難敘事”的思考來揭示了這種極權文化的內在機制。這種“苦難敘事”的基本特點是：舊社會窮人是如何受苦，富人是如何壓迫窮人。在這種敘事中，“苦難是壓迫與非正義的象征”，革命者通過對舊社會苦難的指認，為自己的革命行動提供了合法性，另一方面，當革命者在新社會講述“苦難”時，苦難又賦予了革命者“革命的美德和象征，受苦受難者被賦予了道德上的優越地位，也被賦予了歷史中的主角和先鋒作用”⑦。更甚者，苦難成為衡量革命者對革命貢獻的價值尺度。軍訓員在“文革”時期涕淚漣漣地講述舊社會的苦難，四個姑姑和四個姐姐在月黑風高之夜，被“狠心的鬼子”強奸了。王小波對這樣的講述分析如下：“在萬惡的舊社會，假如你有四個姑姑和表姐被日本鬼子奸殺就是苦大仇深，可以贏得莫大光榮除此之外，還對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這種情況下，難免會有人想貢獻幾個姑姑或者表姐出來?！辈浑y看出，由于對苦難的過分強調而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誰擁有苦難，或者說誰經歷過苦難，誰就對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必然將導致這樣一種邏輯，“苦難即正義”，這必然導致或者造成人的一種自愿“受虐”和“自虐”的心理。

從以上論述不難看出，王小波基本上是持一種“個人”的立場去敘述“文革”的，而傳統“文革”敘事則是從政治、道德的立場去處理“文革”的。相比較來說，后者的表述是普遍化的、類聚化的，而王小波的表述則是個人化的，正是由于這種個人化的立場，從而使其表現了具體“文革”歷史語境中個人真正的存在境遇。

①⑥ 余玲玲：《關于“反思”的超越》，《當代文壇》2002年第4期。

②③ 王小波：《黃金時代》，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頁。

④ 昆德拉：《小說的藝術》，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頁。

⑤ 許子東：《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83頁，第191-192頁。

⑦ 耿占春：《改變世界與改變語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