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詞學家對李煜被俘后的詞的不同看法

王丹

（浙江工業大學，浙江杭州310023）

王兆鵬先生所編的《唐宋詞匯評》一共選煜的詞34首，其中李煜成為宋朝的俘虜后，在宋朝所做的詞一共13首。在李煜被俘后的這13首詞中，有俞平伯、唐圭璋、詹安泰三位先生匯評的詞共4首。分別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虞美人》（風回小院庭蕪綠）、《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

俞平伯在《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的匯評中首先提到的是“奇語劈空而下，以傳誦久，視若恒言矣”?！熬驼路ㄑ灾?，三與一，四與二，隔句相承也；一二與三四，情境互發也。但一氣讀下，竟不見有章法?！边@里的“奇語”、“傳誦”“一氣讀下”表明俞平伯先生在看到一首詞的時候，首先是從詞的語言方面進行分析，注意讀詞的語言運用，詞的語法章法的運用。在《虞美人》（風回小院庭蕪綠）的匯評中俞平伯說：“雖曰寫景，仍不肯多用氣力，其歸結中在于情懷，環誦數過殆可明了”?！半m曰寫景，仍不肯多用氣力”，這也表明俞先生注重詞的語言的雕飾，這首詞中雖然有景物的描寫，但是作者并沒有在寫景方面多費筆力。在《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的匯評中，俞平伯先生寫到：“詞中抒情，每以景寓之，獨后主每直抒心胸，一空倚傍，當非有所謝短，亦非有所不屑……，乃緣衷情切至，忍俊不禁耳。若傳誦最廣之名句，其勝場何在，究亦難言”?！霸~意分明，唯恐一口氣囫圇的讀下便覺含混，此含混之咎故不盡在作者也”這里也暗示了詞中語言的運用，寓情于景，緣情而至且詞意分明，體現了作者高超的語言技巧。將情景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深刻地表達出作者人在他鄉懷念故國的深情實意。在《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的匯評中，俞平伯說：“此詞五段若一氣讀下，便如直頭布袋，煮鶴焚琴矣。必須每韻作一小頓挫，則調情得而詞情即見?！边@是作者在前五句用了四個三個字的短句子，如果一口氣讀下去顯得很急促，甚至不知道作者要表達什么，如果每個短句子間都停頓一下，便可以理解詞表達的情意，這也是作者語言技巧的獨特運用。俞平伯在賞析這4首詞的時候，首先是從語言方面賞析這幾首詞，詞中的語言反映著作者的感情，正所謂有什么樣的文字就會有什么樣的感情流露出來。語言是最直觀的可以看到作者感情的方式，所以通過對詞中的語言的分析，便會很快掌握詞的感情基調，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另外在《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的評論中，俞平伯提到：“蓋詞之作，曲折似難而不難，唯直為難。直者何？奔放之謂也。直不難，奔放亦不難，難在于無盡?！∷埔唤核驏|流’，無盡之奔放，可謂難矣”。俞先生認為這首詞體現了無盡的奔放，直抒胸臆，情深意足。這也可以看出俞平伯先生注意對詞的藝術特點方面的理解，從詞的藝術特點和風格方面方面賞析這首詞，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在《虞美人》（風回小院庭蕪綠）的匯評中俞平伯說：“實寫景物全片只有兩句……虛實之景，眼下心前相互映照，情在其中矣”。這也是從詞的藝術性方面探討，虛景和實景相結合，情在其中自然的流露。在《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的匯評中，俞平伯先生寫到：“夫奇雄，美之毗于陽剛者；幽怨，美之偏于陰柔者”。他認為這首詞剛柔并濟，后主一往情深才會有這樣的風格，這是從詞的風格方面來說的。在《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的匯評中，俞平伯說：“上片只散韻耳，而一韻一折，尤書家所謂‘無垂不縮’，特后主氣度雄肆，雖骨子里筆筆在轉化，而行之以渾然元氣?！庇崞讲J為李煜的這首詞也同樣雄姿奔放，氣度非凡?！吧w‘春紅’二字已遠為‘胭脂’作根，而匆匆風雨，又處處關合‘淚’字?！庇崞讲ㄟ^對詞中一些字、詞語的運用，分析整首詞的藝術特點和風格，來把握整首詞的感情。對于這4首詞，俞平伯認為它們更多體現的是作者的奔放雄姿之感。從詞的語言方面和藝術風格方面分析這幾首詞，這是俞平伯與唐圭璋、詹安泰的不同之處。

下面談談唐圭璋先生對李煜這4首詞與俞平伯、詹安泰的不同之處。在《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的匯評中，唐圭璋先生說：“此首感懷故國，悲憤已極?！笔紫葘φ自~的感情基調作了概括，認為這首詞傷人入骨，令人不堪卒讀。這與俞平伯的“氣度雄肆”就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唐圭璋認為李煜的詞愁腸百轉在其他三首詞中也都有表現。在《虞美人》（風回小院庭蕪綠）的匯評中，唐圭璋認為這是一首懷舊詞，“自摹白發窮愁之態，尤令人悲痛?！痹凇独颂陨沉睢罚ê熗庥赇┑膮R評中，唐圭璋提到：“此首……后主絕筆，語意慘然”?！案文c斷絕，遺恨千古”。（俞平伯卻認為這首詞“剛柔并濟”）在《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的匯評中，唐圭璋認為“沉哀入骨”，俞平伯則認為“兼有陽剛陰柔之美”。

對于這4首詞，唐圭璋更多認為它們表現了后主的沉哀和悲痛的心境，讀之使人傷情、傷感。另外，在評論的開頭，唐圭璋先生都會對整首詞的感情基調做一個整體的、簡單的概述。再有，唐圭璋先生在評論這四首詞時候，在《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這首評論中寫到：“至其《虞美人》一首，更是哀傷入骨，問春花秋月何時了，正求速死也”。唐圭璋先生在評論李煜詞時往往會涉及到別的文學作品。如在《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的評論中寫到：“宋徽宗被虜北行也作了一首《燕山詞》，著末寫到：‘萬水千山……除夢里，有時曾去?！堕L恨歌》的結尾寫道：‘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我們讀他的詞，也有這樣的感想”。從這幾首詞的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唐圭璋先生會把一些和李煜詞相近的某些作品放在一起，因為它們都表達了相同的情感。這也反映出唐圭璋先生所掌握的文獻材料之多。

詹安泰先生對這4首詞的理解也有獨特的見解。在《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的匯評中，詹安泰首先對李煜寫這首詞的背景進行了概括，“這是李煜入宋做俘虜后第二年（977）正月寫的”。他還對詞的一些錯誤的理解也做了糾正：“因此，我認為這詞的開首作‘春花秋葉’，解成一年的時節，比之作‘春花秋月’解成美好的生活現象更恰當。（‘一葉落，知天下秋’，從秋葉所引起的是天寒歲暮之感，和春華配合起來只能是標志著一年的時節，是不能堪稱美好景象的）”詹安泰先生聯系作者的生活實際，對一些詞句重新做了解讀?！肮蕠豢盎厥自旅髦小?，寫出時日很難挨過的情況，也還是合適的。這些都是詹安泰先生讀這首詞時與俞平伯、唐圭璋的不同之處。詹安泰先生只是就詞本身來分析，對詞的感情基調不做過多的論述。在《虞美人》（風回小院庭蕪綠）的匯評中，唐圭璋認為“盡管從各方面表現了錯綜復雜的的情事和景物，結構卻很嚴密完整?！边@是從結構上把握整首詞。在《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的匯評中，詹安泰提到：“這詞的情意很悲苦，應是李煜被俘后感到十分哀痛時寫出來的”。依然是對整首詞的背景做介紹。在《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的匯評中，詹安泰寫到：“這首詞也是李煜入宋后所作”，對詞的寫作背景做了簡單的概括?！白x者在這里所感染到的是美好的東西橫遭摧毀，并不限于‘林花’，‘林花’的命運如此，其他和‘林花’一樣命運的都如此?！睂⒆髡呙\與林花的命運，與各種被摧毀的花的命運聯系起來。通過一個林花現象而推及到一般的普遍的現象，從而深化整首詞的感情意境。詹安泰與前兩位不同的方面是對詞的背景作介紹，從個別事物推及到一般現象，從而深化作者的思想主題。另外，詹安泰先生還喜歡從詞韻方面評論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對于同樣的4首詞，三位大家卻有不同的觀點。那么，為什么他們對這4首詞的理解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異，他們是站在怎樣的角度評論這4首詞？下面我們將對這三位大家評論的不同視角進行分析。

雖然活躍于“五四”初期的新文學作家大多與傳統文化與文學有著深厚的淵源，但是在俞平伯身上所體現出的淵源性似乎更加具有典型意義。俞平伯自小生活在書香世家，從小接受著嚴格的傳統教育。朱自清在為俞平伯的文集《燕知草》所作的序中說:“近來有人和我論起平伯，說他的性情行徑，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謂‘明朝人’是指明末張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他們的文字，也如其人，有著灑脫的氣息?！被谏鲜鲇崞讲诩覍W背景與性格特征方面的典型性，俞平伯的文學思想偏向于“知人論世”。在周作人看來，與唐宋文人重載道輕抒情的寫作不同，晚明的文學家“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俞平伯也正與晚明的文學家一樣，“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所以，俞平伯在評論作品的時候也很重視該作品的抒情性和藝術特征方面的表現?！耙砸饽嬷尽弊鳛橹袊鴤鹘y的文學解釋方法，十分重視對“志”即作品原意的追尋和探求。俞平伯對古人的“以意逆志”還是比較肯定的，也很重視探求作品的“本義”。在具體詞的闡釋過程中，俞平伯始終注重對詞的文本的解讀，以尋求作品“本義”。重視文本，比近代附會的“比興說”、迂闊的“理法說”，更能回歸詞的本義。俞平伯還重視讀者在鑒賞過程中的作用。鑒賞過程，實際上是作者意圖與讀者感受緊密聯系，彼此融合的過程，這一點是對傳統“以意逆志”的新發展。俞平伯充分重視鑒賞者的主體性，他指出，讀者對作品的聯想可以是多樣性的，可見仁見智，“讀者見仁見智，原不必強同”。另外，俞平伯還把鑒賞主體的參與，認定是作品永久流傳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說：“其所謂聯想，即由此及彼，與引申義近。以彼此今昔聯想不同，作品流傳遂生生不已?！庇崞讲鲝堉匾曌x者的參與，實際上相似于西方現代闡釋學批評，也即尊重讀者對作品的多義理解，并由這種理解構成的審美境界。俞平伯把讀者意圖與讀者并重的鑒賞方法，在20世紀詞學批評史上獨具一格，有開創之功。

唐圭璋先生主要是做文獻方面的研究。唐圭璋的詞學，繼承了朱祖謀和況周頤的傳統，又在輯佚之學、?？敝畬W、目錄之學、詞選之學和詞史之學方面，超越了朱、況。唐圭璋從事詞籍整理和批評的時候，總是體現著強烈的“盡全意識”和“文獻意識”，這是朱、況所不具備的，對今天的詞學研究來講，仍有借鑒意義。唐圭璋所從事的輯佚之學、?？敝畬W與目錄之學，還培養了他一種強烈而敏銳的“文獻意識”，這種“文獻意識”不僅成全了他在詞的輯佚、?？迸c目錄版本方面的出色成就，還使得他在從事詞史之學與批評之學的時候，總是能夠從文獻的角度去關注問題、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

詹安泰先生對詞進行過系統的研究，詹先生20世紀60年代寫的《詞學研究》這部詞學專著，先從詞的“聲韻”、“音律”、“調譜”、“章句”、“意格”、“修辭”、“境界”、“寄托”等八個方面作論述后，再進而論詞的“起源”、“派別”、“批評”、“編纂”。像這樣系統、全面、深入的詞學研究，可以說是空前的，是前無古人的。詞的聲韻問題，是詹安泰最為用心的問題之一。他指出：“四聲之說，宋人偶一言及，猶多活用，不主嚴守；元、明作家，則并四聲，也絕不談，核其所作，也不過僅守平仄；到了清初萬樹作《詞律》，始倡言四聲——尤其是去上必當嚴守，可是清初的詞人對他的學說并不注意，所作的詞，依然是僅守平仄；直到道、咸以后。四聲嚴守之說，乃風起云涌，今日諸老輩言詞者沒有不兼及四聲的了。這也說明，詹安泰先生喜歡從聲韻方面評論詞。

可見，這三位大家在生活背景、研究領域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他們評論詞的視角也會有所不同。

俞平伯、唐圭璋、詹安泰這三位老先生分別從各自的角度為我們評論了李煜這四首被虜后的詞。同樣的詞在民國這三位先生的眼中卻有不一樣的理解，這表明同時代的讀者對同一部作品具有不同的解讀方式和接受方式。

[1] 唐圭璋.詞學縱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王兆鵬.唐五代詞匯評·唐五代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3] 俞平伯.讀詞偶得[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

[4] 詹安泰.詞學散論[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

[5] 詹安泰.詹安泰詞學論稿[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