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出版業述略*

王海軍

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出版業述略*

王海軍

抗日戰爭時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出版事業發展的繁盛時期。當時的出版事業既為宣傳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共的抗日方針政策作出了重要貢獻，又為與國民黨文化戰線斗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礎。系統梳理和研究該時期陜甘寧邊區出版業中的組織管理機構、主要類別、印刷與發行、基本特征與當代價值等一系列問題，對當今出版事業的發展仍有重要借鑒意義。

抗戰時期;出版業;陜甘寧邊區

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出版事業，主要是指以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黨的重大方針政策及革命理論等內容為主要題材的圖書、報刊的出版活動和過程?？箲饡r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出版業發展的繁盛時期，既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抗日方針政策作出了重要貢獻，又為與國民黨文化戰線斗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礎。近年來，國內黨史學界對于抗戰時期中共領導的出版事業的研究還比較薄弱，主要體現在:對出版業的組織機構、業務機構及題材種類等問題的研究不夠深入;對出版物的印刷與發行等方面的史料挖掘還不夠全面;對該時期出版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有待拓展;等等。本文立足于較為詳細的歷史檔案資料，試圖對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出版業的發展脈絡等問題作一系統的梳理和剖析①從地域范圍來講，抗戰時期中共領導下的出版事業主要分布在以陜甘寧邊區為代表的根據地、淪陷區和國統區。其中，陜甘寧邊區的出版業發揮著重要社會影響，它是從1935年紅軍到達陜北后開始的，但直到1939年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建立，才真正拉開出版業發展的序幕。。

一、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出版業興盛的緣起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領導下的出版業大致經歷了上海時期、蘇區時期和抗戰時期三個主要發展階段，其中抗戰時期的出版業是在淪陷區出版業嚴重萎縮、國統區對進步出版業嚴酷摧殘的條件下艱難發展起來的，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出版業發展的繁盛時期。

抗戰時期出版業進入規范化和制度化的發展軌道，一方面源于中共對出版工作的高度關注。自建黨伊始，中共就十分注重圖書報刊的宣傳與利用，把出版當做配合武裝斗爭的一條重要文化戰線?？箲饡r期，中共生存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較大改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陜北根據地的相對穩定，為出版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外部環境。中共中央多次強調出版工作的重要性。1939年5月，中央發布《關于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堅持公開宣傳馬列主義，出版翻印各種關于馬列主義刊物與書籍，組織各種社會科學的研究會與讀書會等”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72頁。。1940年10月，中宣部發布《關于充實和健全各級宣傳部門的組織及工作的決定》，闡明黨的宣傳工作包括領導和組織黨報的出版與發行，并編審和出版各種書籍、教材及宣傳品;各根據地的中央局、分局、區黨委或省委的宣傳部須設出版發行科以管理出版發行工作。1941年6月，中宣部又發布《關于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指出“辦報，辦刊物，出書籍應當成為黨的宣傳鼓動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務”②《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30頁。。在中共中央的高度關注下，邊區的出版業迅速發展起來。

另一方面，這是反對國民黨文化統制，鞏固和加強邊區政權的迫切需要。從某種程度上講，抗戰時期中共發展出版業的過程，既是領導進步文化力量反對國民黨文化統制的過程，又是爭取抗日文化運動領導地位的過程。當時國民黨以“戰時需要”和“齊一思想”③《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文化(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49頁。為借口，在意識形態領域實施文化統制，宣稱“一個信仰、一個政府和一個領袖”④《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第488頁。，要“樹立三民主義為中心之文化”⑤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3卷，華文出版社，2002年，第435頁。，而對于“所有思想龐雜，淆亂人心之謬論，固應嚴加取締，以杜流傳”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文化(一)”，第602頁。。同時還建立專門的出版審查機構，制定嚴格的審查法規，在全國實行“戰時出版管制”，將全國所有文化出版納入國民黨一黨管制之下。為反對國民黨文化統制，鞏固邊區政權，中共領導書刊經營機構和進步文化力量，大力發展文化出版事業，擴大黨的出版業在國統區乃至全國的影響力。此外，從全國各地奔赴邊區的一大批知識分子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許多活躍在文藝界、理論界和新聞出版界等領域的知識分子，積極創辦報刊，成為一支專門從事著作、編輯、出版、印刷和發行工作的骨干隊伍，為邊區出版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

二、抗戰時期中央出版管理機構和出版業務機構的建立與完善

中共領導下的出版事業是伴隨著出版管理機構和出版業務機構的建立和完善而逐步發展起來的，經歷了從無到有和由小到大的漸進發展過程。到抗戰時期，中共的出版管理機構和出版業務機構逐步走向專門化、制度化和規范化，奠定了出版業發展的整體格局。

在出版管理機構方面，中共自成立起就開始創辦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機構。蘇區時期成立的中央出版局是蘇區新聞出版和發行事業的中央管理機構，還有閩西列寧書局、軍事委員會出版局等，均在宣傳革命理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箲饡r期，中共中央在組織機構中完善了專門負責出版管理的中央機構，主要包括中央黨報委員會、中央出版發行部、中央出版局及其他中央出版管理機構，在領導與管理出版業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中央出版管理機構的第一個重要部門是中央黨報委員會，其產生與發展在黨的出版史上意義重大。它最早成立于1931年初，當時中共臨時中央局在上海設立黨報編輯委員會，由中宣部部長張聞天兼任黨報編輯委員會書記。1933年，該編輯委員會隨中共臨時中央局從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改稱中央局黨報委員會，亦稱中央黨報委員會。1937年初，中央進駐延安，為加強抗日救國和馬列主義宣傳，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等重新組成中央黨報委員會，“該會的任務有三項:編輯出版中央理論刊物《解放》雜志;管理新華社和《新中華報》;負責馬列著作和革命理論書籍的出版發行工作”①鄭士德:《中國圖書發行史》，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9年，第509頁。。黨報委員會創辦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張聞天任主編，初期設資料科、發行科和中央印刷廠，出版宣傳馬列主義和黨的方針政策等方面的報刊書籍，對外的名稱為“解放周刊社”(1943年隨著中央宣傳委員會的成立，中央黨報委員會撤銷)。

第二個重要出版管理機構是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為及時分配與推銷各種出版物，統一對各發行機關的領導，打破國民黨對出版物的查禁，1939年3月，中央發布《關于建立發行部的通知》，決定從中央起至縣委止，一律設立發行部，“發行部應與在本黨領導下的各種交通機關的負責同志取得密切聯系，后者在接到發行部交來的出版物后，應盡量保證黨的刊物的迅速傳遞”②《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 (上)，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88頁。。6月，“以黨報委員會出版發行科為基礎，籌建中央發行部”③宋原放主編，吳道弘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第2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6頁。，后改名為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兼任出版發行部部長、中組部交通科長王林任副部長，設出版處、發行處、總務處和秘書處。當時新華書店、中央印刷廠等重要發行、印刷部門均由中央出版發行部直接管理。中央出版發行部既是一個出版發行領導機關，又是一個出版發行的工作部門，負責出版中央各部門翻譯或編審的書稿，把馬列主義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傳播到各革命根據地、國統區和淪陷區。

第三個重要的出版管理機構是中央出版局。1941年底，中央機構實行精兵簡政，將中央出版發行部改制為中央出版局，下設出版科、發行科和指導科，解放日報社社長秦邦憲兼任局長。中央出版局的主要職能是領導和管理解放社、新華書店總店、中央印刷廠等延安出版部門，并對當時各根據地負有業務上的指導，具體工作包括:“承印與出版各種報紙、雜志、書籍等，協調與統一管理延安各編審機關的出版計劃，指導各根據地之出版發行工作。至于編輯及稿件審查，其《出版條例》規定，由各該編審機關自行負責，中央出版局保留稿件的取舍權?！雹苋~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3卷，第782頁?？箲饎倮?，中央出版局撤銷，有關工作機構并入中宣部，出版工作設立的機構包括出版科和發行科，到1947年3月隨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告一段落。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中央出版管理機構，主要包括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委員會、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中央出版委員會和中央編輯委員會，在行使出版管理職能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央宣傳部既是主管黨的意識形態的最高機關，又是管理文化出版工作的專門機構，負有“領導和組織黨報的出版與發行，并編審和出版各種書籍、教材及宣傳品”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508頁。的任務，“內設編輯所，翻譯及編著馬列主義著作、蘇聯及其他外國的著作，編著中國歷史、文化教育的著作及課本”⑥《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3卷 (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37頁。。中央宣傳委員會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助理機關，負責統一管理中央宣傳部、解放日報社、新華社等部門的宣傳出版工作。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是中央領導各根據地文化團體的組織，雖不具備嚴格意義的出版管理機構性質，但也具有出版管理的職能，主要任務之一是指導各根據地文化團體，介紹、研究、出版、推廣各種文化作品，組織文化人向各地報刊寫稿，向書局推薦他們的著述或譯作。中央出版委員會和中央編輯委員會都是臨時性的非常設出版管理機構，分別負責制訂中央出版計劃及研究出版黨內刊物等問題。

在出版業務機構方面，中央出版業務機構大致分為三類:專營圖書出版機構、專營書報刊編輯出版的報刊社及兼做圖書編輯出版工作的機關和學校。

專營圖書出版機構是延安最重要的圖書出版機構，如解放社、新華書店等。解放社前身是解放周刊社，從1938年起，解放周刊社正式用“解放社”名義出版刊物和書籍，它是中央在抗戰期間設立的第一個大型的出版圖書最多和影響最大的重要出版機構。解放社在創立之初出版了許多中央領導人的著作、學術文化團體著述及馬列著作，在著作上均印明“解放社出版、新華書店發行”。解放社出版的圖書在國內享有極高的聲譽，“當時不僅供應陜甘寧邊區和其它各根據地，而且還秘密供應國民黨統治區或印刷發行，甚至遠銷國外”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年，第233頁。。除解放社外，新華書店、延安華北書店、光華書店、大眾讀物社等也出版了許多書刊。

專營報刊社主要是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和解放日報社。1939年，八路軍政治部在延安創辦《八路軍軍政雜志》月刊。八路軍軍政雜志社是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專業圖書出版社，除出版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軍事著作外，還出版黨的領袖人物的軍事著作和其他政治理論書籍，如出版過一套《抗日戰爭叢書》，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論戰爭與軍隊》《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等，其中“恩格斯的軍事論文集，在我國還是第一次翻譯出版”②宋原放主編，吳道弘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第2卷，第300頁。。除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外，解放日報社在出版圖書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兼做圖書編輯出版工作的機關有中共中央政治局 (編有《中共中央抗日文件匯編》 《中國共產黨抗戰以來重要文件匯編》)、中共中央書記處 (先后出版《六大以前》 《中國共產黨黨章》及劉少奇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共邊區中央局 (出版列寧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 (出版朱德的《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等，學校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 (包括抗大政治部、抗大政治部出版科)、馬列學院、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和延安大學等，“這些高等學校，為了教學的需要亦曾編印了許多教材、政治理論讀物，成為延安根據地出版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③《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文集》，第236頁。。此外，馬列學院編譯部、軍委編譯處、魯藝文學院編審委員會、民族問題研究會等部門則負責對圖書的編輯、校對或審查，也屬于兼營的出版業務機構。

三、陜甘寧邊區出版業的主要類別

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出版業帶有鮮明的政治特征，主要包括圖書與報刊兩大門類。據粗略統計，從1937年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到1947年3月撤離，延安先后出版了約20多種報刊和近400多種書籍④參見趙曉恩:《延安出版的光輝》，中國書籍出版社，2002年，第23頁。。

在圖書方面，抗戰時期延安出版的圖書種類繁多，主要包括馬列經典著作、領袖人物著作、黨的政策文件、黨的歷史文獻、抗戰文藝作品、哲學社會科學讀物、時事政治讀物、學習文化用書、各種宣傳品及各類通俗讀物等(見表1)，具體分類如下:

表1 抗戰時期延安圖書出版統計表

馬列經典著作 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出版的馬列著作主要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文藝及軍事理論等方面，由解放社、八路軍軍政雜志社等機構出版①參見吳永貴主編:《中國出版史·近現代卷》(下)，湖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80頁。。中國工人社、延安抗戰書店、延安文明書局、延安書店等也參與出版發行了很多馬列主義理論書籍 (表2為1939年出版的部分馬恩譯著統計)。

當時出版的馬列哲學著作有《費爾巴哈論》(張仲實譯)、《論戰斗的唯物論底意義》(柯柏年譯)、 《列寧關于辯證法的筆記》 (艾思奇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上冊)(沈志遠譯)等，馬列經濟學著作主要有《〈資本論〉提綱》(何錫麟譯)、《價格、價值和利潤》(王實味譯)、《政治經濟學論叢》(王學文、何錫麟譯)、《政治經濟學大綱 (初稿)》(王學文、王思華、何思敬譯)等，馬列軍事著作有《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焦敏之譯)、《新德意志帝國建設之際的暴力與經濟》(曹汀譯、何思敬校)、《法蘭西內戰》(吳黎平、劉云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柯柏年譯)、《拿破侖第三政變記》(柯柏年譯)、《社會主義與戰爭》(楊松、袁維譯)、《國家與革命》(博古譯)等。這些軍事著作“在我國抗日戰爭期間首次問世，對宣傳馬克思主義對戰爭的觀點和軍事辯證法思想，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①宋原放主編，陳江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第1卷(上)，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1頁。。此外，馬列文藝理論著作主要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文藝》(曹葆華、蘭天譯)、《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周揚譯)、《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戈寶權譯)等。

表2 1939年延安出版的部分馬恩譯著

領袖人物著作 抗戰時期，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等領導人的著作大量出版發行，尤其以毛澤東著作為代表。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由紅軍大學和抗日軍政大學1937年油印出版，《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由解放社1938年出版單行本，《論持久戰》由解放社1938年出版，《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由解放社1942年出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由《共產黨人》1940年初刊出，后各地出版單行本?！缎旅裰髦髁x論》先在1940年《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延安新華書店出版單行本，后由解放社出版修訂本②據統計，從1940年初到1949年10月，該著作在全國各地出版或再版共計123次之多，發行量非常大。詳見《解放區根據地圖書目錄》(內部資料)，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1961年，第66—70頁。。在延安整風期間，以解放社和新華書店名義出版的著作還有《農村調查》 《改造我們的學習》 《整頓黨的作風》《整風文獻》等③宋原放主編，吳道弘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第2卷，第304頁。。1942年，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期間，為總結邊區經濟建設經驗寫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由解放社出版。1945年《解放日報》發表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解放社出版該報告的單行本。除毛澤東的著作外，從1937年到1938年，解放社還出版了劉少奇《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張聞天《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陳云《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重要著作;自1938年至1940年期間，又相繼出版了聶榮臻《抗日模范根據地晉察冀邊區》、朱德《論抗日游擊戰爭》、羅瑞卿《抗日游擊戰爭的戰術問題》等重要著作。

黨的歷史文獻與政策文件 1941年6月，中央組織《思想方法論》編輯委員會，編輯了一些重要歷史文獻，如《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六大以來》《六大以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 (1935年《八一宣言》以來的文件集，附有季米特洛夫、毛澤東、王明、洛甫等人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論文八篇)和《兩條路線》等書，吳亮平、艾思奇、張仲實、溫濟澤等人參加了這些中央文獻的編輯工作，并于1942年由解放社出版，新中國成立后由人民出版社多次再版。關于加強黨的領導和政權建設的政策文件主要有《關于反敵偽宣傳工作的指示》 《施政綱領》《三三制政權構成》《擁軍愛民公約》《優待軍烈屬辦法》《參議會、參政會、人民政府組織條例》《選舉法》《治安、禁毒、禁賭條例》及各群眾團體組織條例等，這些政策文件“保證了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和支援戰爭任務的完成，調動了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當家做主的積極性”④張山明:《解放區印刷出版工作》，《出版史料》2003年第1期。。

文藝作品與通俗讀物 抗戰時期的延安匯集了眾多文藝工作者，他們創作和出版了大批宣傳抗戰的文藝作品和通俗讀物。文藝書籍方面，較有代表性的如解放社編輯出版的《魯迅論文選集》《魯迅小說選集》，華北新華書店出版的趙樹理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和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初版本僅在太行區就銷售了三四萬冊，《李有才板話》在上海連出三版供不應求，延安和各解放區僅出版趙樹理這兩部書的機構就有30余家⑤常紫鐘、林理明:《延安時代新文化出版史》，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6頁。)等?！都t軍長征記》則是延安第一本以群眾征文方式出版的著作。此外，還有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馬烽、西戎)、《暴風驟雨》 (周立波)、《腐蝕》(茅盾)，外國文學譯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梅益譯)、《保衛察里津》 (曹靖華譯)，報告文學《延安歸來》(黃炎培)、《中國解放區見聞》(福爾曼)、《上饒集中營》(范長江)、《環行東北》(劉白羽)，秧歌劇《兄妹開荒》 《夫妻識字》，秦腔《血淚仇》及新歌劇《白毛女》等。

通俗讀物方面，出版了諸如《通俗大眾歷史讀物》《老百姓打仗的故事》《長征的故事》《不作睜眼瞎》 《毛主席攔?！?《怎樣養娃娃》《中國常識小叢書》等，“畫家為書作了插圖，還有詩畫并茂的《莊稼雜字》 (董純才編著)，《兒歌》(柯藍編輯)等，還出版了蘇聯文學名著《鐵流》通俗本 (周文改編)。通俗化、大眾化讀物，是抗戰后期延安出版物的一大特點”①宋原放主編，吳道弘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第2卷，第304頁。。此外，還有新型年畫和宣傳畫、革命歌曲及木刻插圖本等。這些出版物體現了時代精神，為邊區人民所喜聞樂見。

各種類別的叢書 抗戰時期根據革命形勢需要，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 《列寧叢書》《抗日戰爭參考叢書》《職運叢書》《學習叢書》《抗戰的中國叢刊》 《抗戰中的世界叢書》《大眾科學叢書》《魯藝叢書》《時事問題叢書》《抗大政治文化教育叢書》《陜甘寧邊區生產運動叢書》 《整風運動參考資料》及《新教育叢書》等多部大型社科類著作，這些叢書大多由延安解放社、解放周刊社出版，由新華書店發行，有力地配合了陜甘寧邊區的革命文化教育和政治宣傳工作。

當時由解放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包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②我國最早出版的恩格斯著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文全譯單行本，是朱鏡我翻譯的題為《社會主義的發展》一書 (上海創造社1928年5月出版)。在此以前，我國雖先后有過幾種該著作的中譯文，但都不是全譯單行本。該譯本是朱鏡我根據敦克爾編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并參照芥利彥的日譯本和艾威林的英譯本翻譯而成。在當時馬列著作被列為禁書的情況下，譯者沿用了敦克爾編的書原名《社會主義的發展》。見朱時雨:《關于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文全譯本》，《出版史料》1985年第6期。(吳黎平譯)、《共產黨宣言》(成仿吾、徐冰合譯)、《法蘭西內戰》(吳黎平、劉云合譯)及《馬恩通信選集》(艾思奇、柯柏年等譯)等12本譯著?！读袑巺矔酚山夥胖芸绯霭?，主要包括《列寧主義問題》《列寧主義概論》《國家與革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左派”幼稚病》和《兩個策略》6本。這些叢書大都是翻印國內已有的譯本或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陡锩鼩v史叢書》由解放周刊社出版，包括《中國問題指南》兩部，匯集了共產國際有關中國問題的決議?！稌r事問題叢書》由延安時事研究會編、延安新華書店發行，包括《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和《日本在淪陷區》等③參見饒鈺馗:《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出版之叢書目錄》，《寧夏圖書館通訊》1980年第1期。。

哲學社會科學著作 抗戰時期出版了大量哲學社會科學理論方面的著作，如《社會科學概論》(楊松等編著)、《社會學大綱》(李達編著)、《思想方法論》(艾思奇著)、《唯物史觀》(吳黎平、艾思奇編著)、 《陜甘寧邊區實錄》(和培元編著)、《論民族民主革命》(吳黎平編著)和《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周揚編著)等。這些書籍立足于中國現實，系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學說，涵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諸多方面。其中，吳黎平和艾思奇編著的《唯物史觀》和《哲學選輯》被列為中央高級組教材，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具備了符合中國特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科書體系，被毛澤東稱為“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馬列主義的哲學教科書”④《李達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李達同志生平事略”第17頁。，代表了當時國內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最高水平。周揚翻譯并編寫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選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對文藝的論述，被認為新中國成立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觀點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精粹表現。其他方面的著作還有《論共產黨》《論馬恩列斯》《日本革命與日本共產黨》《日本革命運動史話》等⑤參見趙曉恩:《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1936—1947)》(五)，《出版發行研究》2001年第5期。。

除上述類別外，還有各種時事政治讀物、學習文化用書和中小學課本等。如關于國際時事政治的有《蘇德戰爭以來重要文獻》 《世界新面貌》等書，研討國內時事的有《“九·一八”以來國內政治形勢的演變》 《抗戰中的中國政治》《抗戰中的中國經濟》《抗戰中的中國教育與文化》 《抗戰中的中國軍事》等，學習文化用書和中小學課本有《自然常識》 《農業常識》《國難算術講習用書》《識字課本》《日用雜字》等。

抗戰時期的邊區報刊也有很大發展，許多重要報刊在傳播黨的方針政策和指導抗日根據地各項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的報刊主要有機關報刊、社會團體報刊、文藝刊物及墻報等類型。

機關報刊 主要刊登中央和邊區各級政府的方針政策、革命理論和時事政治等內容，有較強的政治指導與宣傳功能。在這些機關報刊中，由中央主辦的主要有《新中華報》 《解放日報》《共產黨人》《解放》周刊等，由邊區各級地方特委、地委、縣委主辦的主要有《抗戰報》《關中報》《隴東報》《三邊報》《延川報》《米脂報》《安塞群眾》 《靖邊報》 《子州報》等。其中，《解放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于1941年5月創刊，社長博古，總編輯楊松 (后由陸定一任總編輯)，其前身是《新中華報》。作為影響最大的報紙，一切黨的政策經《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宣達，《解放日報》社論則由中央同志或重要干部親自執筆?！督夥拧分芸?(后改半月刊)是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論刊物，1937年4月創刊，由中央黨報委員會編輯，張聞天兼主編;它辟有“時評”、“論著”、“通訊”、“文藝”等專欄，主要宣傳中共抗日政策和馬列主義，反映和指導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抗戰與建設，“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站在思想理論戰線的前列，傳播科學真理，讓科學理論深入人心”①趙曉恩:《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 (1936—1947)》(五)，《出版發行研究》2001年第5期。。

各種社會團體主辦的報刊 由各種社會團體主辦的報刊涵蓋婦女、青年、工人、軍隊等不同對象，旨在反映他們的學習、工作、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等，主要有由邊區文化協會主辦、大眾讀物社出版的《邊區群眾報》 (1940

年3月創刊，后改為《群眾日報》，是邊區發行最廣的一份報紙)，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的《中國文化》(1940年2月創刊，艾思奇主編，編委有周揚、丁玲等)，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辦的《中國婦女》(1939年6月創刊，共出兩卷，亞蘇主編)，全國青年聯合會延安辦事處主辦的《中國青年》(1939年4月創刊，胡喬木兼任總編輯，先后擔任編輯的有韋君宜、杜紹西等)，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辦的《中國工人》(月刊，1940年2月創刊)，八路軍總政系統主辦的《八路軍軍政雜志》《前線》《前線畫報》《部隊文藝》，延安新文字協會主辦的《中國新文字》(季刊，1941年創刊，由拓彬、姚俊編輯)及延安日本問題研究會辦的《敵偽研究》(月刊，1941年5月創刊)等。此外，還有《中國通訊》(1941年3月創刊，外文刊物，用英文、俄文、法文三種文字出版)、 《時事資料》 (1941年創刊，出至14期，中山圖書館編)、《大眾習作》(1940年8月創刊，胡采主編，專為輔導通訊員寫稿和初學寫作者提高寫稿能力編印)、《邊區衛生》 (1939年11月創刊，邊區醫院編)、《延安世界語者》(雙月刊，1940年創刊，分中文及世界語版)、《新文字周報》(1940年創刊，李綿、王見石先后任主編)及《軍政》《建軍》《軍事建設》等。

文藝刊物 延安時期的文藝刊物眾多，先后創辦計有21種。文學方面創辦了《文藝突擊》(第一個文藝雜志，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劉白羽主編)、《山脈詩歌》(山脈文學社編輯，編輯有奚定懷、徐明等)、《文藝戰線》(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周揚為主編，丁玲、成仿吾、周揚、何其芳等人為編委，夏衍任發行人)、《大眾文藝》(民眾教育館編，周文主編)、《新詩歌》(邊區文協主辦，蕭三主編)、《文藝月報》(蕭軍、舒群、雪葦主編)、《中國文藝》 (由《大眾文藝》改名，周揚主編)、《草葉》(魯藝編，周立波、何其芳等組成編委會)、《谷雨》(文抗分會編，編者有艾青、丁玲、舒群、蕭軍等)、《詩刊》(詩刊總會主辦，艾青主編)、《部隊文藝》(公木主編)等，音樂方面創辦了《歌曲》 (延安作曲家協會主辦)、 《歌曲月刊》 (邊區音樂界協會主辦)、 《歌曲旬刊》 (邊區音樂界協會主辦)、《歌曲半月刊》(邊區音樂界協會主辦)、《民族音樂》 (邊區作曲者協會和邊區音協編)等，戲劇方面創辦了《戲劇工作》(魯藝主辦)、《邊區戲劇》(邊區劇協編)等，美術方面除了八路軍總政治部創辦的《前線畫報》外，還創辦了《美術工作》等。另外，黨政機關刊物也開辟文藝專欄，如《解放日報》“文藝”欄先后出版111期，發表作品195篇?！栋寺奋娷娬s志》《解放》等刊物辟有“文藝創作”專欄，《共產黨人》刊登黨的文藝政策，《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文化》等都有“文藝創作”之頁。①參見孫國林:《抗日戰爭中的延安文藝》，《文史春秋》2006年第2期。

墻報和黑板報 墻報 (壁報)和黑板報作為一種重要的新聞輿論工具，也是邊區報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一種基層報刊，有公辦的，也有群眾辦的，有定期的，也有不定期的。例如，當時較有代表性的定期墻報有:民眾教育館編的《大眾周刊》和《大眾新聞》、抗敵后援會編的《新延安》、邊區文協編的《街頭文藝》、民眾夜校學生編的《少年先鋒》和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編的《木刻墻報》等②參見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2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747頁。。這些墻報上有時論、報告、詩歌、小說、小調、鼓詞、漫畫、木刻等內容，還有翻譯的文章和專門論著。當時延安生產合作社辦的《突擊簡報》，由一大張紅紙或綠紙報道每天出現的紡線突擊手和創造的紡線新紀錄，后發展為兩個報，“一個叫《楊家嶺墻報》，是簡訊式的;一個改為鉛印，叫《楊家嶺生活》，半月一期。兩報成立了一個共同的五人編輯委員會，由李富春任總編輯”③張仲實:《楊家嶺的墻報》，《解放日報》1944年4月3日。，比較有影響的墻報還有《輕騎隊》等。此外，延安的黑板報也非常有名。據當時統計，到1944年底，全邊區已有黑板報600多塊④參見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2卷，第750頁。，比較有影響的有新市場的黑板報和橋鎮鄉的黑板報。工廠也有黑板報，如當時邊區被服廠的黑板報《戰斗快報》便由工會主任和知識分子主辦。黑板報成為群眾最直接的輿論工具，在團結群眾和推進抗戰工作方面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四、陜甘寧邊區出版物的印刷與發行

印刷與發行是出版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印刷為出版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箲饡r期，中央極為重視邊區的印刷事業，“印刷廠生產精神食糧，辦好一個印刷廠，抵得上一個師”⑤轉引自曹國輝:《延安時期的印刷事業》，《新文化史料》1998年第6期。。邊區印刷業發軔于中央印刷廠的重建，1937年初中央進駐延安后，重新建立早先成立于瑞金時期的中央印刷廠，主要從西安、上海、保安等地帶來技工與設備⑥參見《萬眾矚目清涼山——延安時期新聞出版文史資料》第1輯 (內部資料)，西安清涼山新聞出版革命紀念館，1986年，第410頁。。一方面，印刷工人不斷革新印刷、排字及造紙等技術。在印刷技術方面，自制油墨獲得成功，當年“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唯物辯證法講授提綱》是先以油印本流行的”⑦宋原放主編，吳道弘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第2卷，第306頁。;在排字技術方面，印刷工人手工制成鑄字銅模，使排字速度迅速提高，“1938年中等技術工人的生產效率是每小時排八百字到一千字。到1945年，平均每小時排一千二百字”⑧常紫鐘、林理明:《延安時代新文化出版史》，第493頁。;在造紙技術方面，嘗試用馬蘭草作為造紙原料，從而解決了邊區的造紙原料問題，提高了邊區的紙產量，基本滿足了印刷需要。另一方面，印刷工人通過開展“學習趙占魁運動”，提高操作技術和印刷質量。在生產運動中，他們進行了字架和土裁紙架的改革，自制相機和木刻地圖，使印刷質量顯著提高。在抗戰期間，中央印刷廠印刷了大量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政治軍事理論書籍、政策文件、科教文衛讀物等，“其版式之美觀、校對之精確、印刷之清晰，足可為當時印刷品中之范本”①宋原放主編，吳道弘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第2卷，第307頁。，為邊區印刷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發行是出版工作的關鍵一環。當時出版物除在邊區內部發行外，還通過各種秘密渠道輸送到各個敵后抗日根據地和國統區。

首先，在陜甘寧邊區的內部發行方面，新華書店、青年書店、光華書店等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在各個縣設立支店和代銷點，通過八路軍兵站、警備區通訊站、門市、郵購、送書下鄉等發行方式，把各類圖書發行到邊區各個分區和縣。當時延安新華書店負責為西北局宣傳部直接給各專區、縣分發內部刊物和其他宣傳品，以及對地區、縣新華書店進行業務聯系和指導。新華書店在綏德、關中、慶陽等地設立分店，在各縣建立支店和分銷處，采取各種發行方式，在成立后短短3年間“共發行延安出版的各種書籍160余種，50余萬冊;報刊10種，上百萬冊;還發行了大后方的進步書刊和蘇聯出版的書籍300余種，報刊70余種”②文東:《紅色發行機構——新華書店》，《中國圖書商報》2001年7月5日。。為擴大出版物在邊區的發行，新華書店還開展了“書報下鄉”活動，“號召做文化宣教工作的同志，都來參加這一工作，幫助廣大讀者來函代購書報”③張良:《書報下鄉》，《解放日報》1943年3月31日。，進一步推動了出版物的發行。

其次，在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發行方面，中央出版發行部和新華書店總店先后派出專業工作組到晉綏、晉冀魯豫、晉察冀、山東等抗日根據地建立分支店，形成了較為齊全的發行網絡。延安出版的圖書通過部隊的兵站或黨的秘密運輸線，把樣本和紙型運到各抗日根據地翻印發行。毛澤東和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兩個報告，便是通過美軍觀察組的飛機運送《解放日報》的清樣到晉察冀邊區等地，使各地能以最快方式排印出版④參見宋原放主編，吳道弘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第2卷，第305頁。。晉察冀邊區作為敵后模范抗日根據地和統一戰線模范區，在抗戰期間“共出版書籍雜志156種，發行111．3263萬冊”⑤張山明:《解放區印刷出版工作》，《出版史料》2003年第1期。。晉冀魯豫邊區也以翻印延安出版物為主要任務之一，出版物由報社的發行部門發行。在晉綏邊區，1940年中央設立出版發行部，油印毛澤東著作等書。此外，中央出版發行部還委派大量工作人員到華中抗日根據地 (蘇皖邊區)、山東抗日根據地、東北革命根據地等設立出版機構，使根據地出版事業獲得了較快發展。

最后，由延安新華書店總店全面負責向國統區的發行任務，最主要的途徑是和設在國統區的《新華日報》營業部與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新知書店等革命進步書店建立業務聯系，形成一個圖書發行網絡。中央針對不同情形采取不同發行方法，對軍政機關是利用他們設在延安的郵局寄發，對國統區的公開機關則從八路軍兵站直接輸送。為對付國民黨查禁，有些書偽裝發行。當時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新知書店為中共在國統區的出版宣傳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據不完全統計，到1948年秋，三店出版的進步圖書共達2000多種，先后出版的進步刊物達70種。其中，生活出版的圖書在1000種以上，出版刊物30種”⑥趙曉恩:《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 (1936—1947)》(四)，《出版發行研究》2001年第4期。。新知書店用“中國出版社”名稱，先后在漢口、香港、上海出版圖書，“在近10個月的時間里，出版了幾十種書籍，使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在國統區廣泛發行”⑦宋原放主編，吳道弘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第2卷，第4頁。。

五、陜甘寧邊區出版業的基本特征與當代價值

綜觀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出版業，其發展呈現多樣化特征。首先，出版種類側重于人文社科領域。為抗戰建國所需，陜甘寧邊區的出版業種類偏重于人文社科，其中又以馬列著作、黨報黨刊、中共領導人著作和黨的政策文件等為重點①當時馬列學院編譯部的主要任務是編譯和出版“馬恩叢書”和《列寧選集》及斯大林的著作，“《斯大林選集》首先在1939年3個月內出齊5卷?！恶R恩叢書》10卷，從1938年到1942年出齊。 《列寧選集》20卷，從1938年開始出書”。見宋原放主編，吳道弘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第2卷，第299頁。，在自然科學如理工、科技類著作出版方面則顯得較為單薄，除了一些實用性的醫藥、衛生等科普讀物之外，很少有其他題材的自然科學著作出版。其次，出版內容宣傳抗戰和民主，緊密結合革命斗爭需要?？箲饡r期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邊區圖書報刊以宣傳抗戰和民主為主旨。大量的黨政類、經濟類和軍事類書籍廣泛宣傳了中共的和平建國方針。為了科學認識中國基本國情，知識分子翻譯出版了大量馬恩列斯論述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及中國革命問題的著作，如《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列寧斯大林第三國際論中國》《斯大林論中國》及專題文集《論弱小民族》等，如實報道中國軍民的抗日狀況，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動本質，贊揚中國人民反法西斯的革命氣概。再次，在中共的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進行，始終堅持黨性原則。中共中央發出了許多有關出版方面的指示與決議，對出版工作實施領導，主要有《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發行部的通知》(1939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1941年3月)、《中宣部對各地出版報紙刊物的指示》(1942年12月)等，還先后建立了領導出版工作的許多組織機構。最后，出版物發行量大，“邊區每種出版物一般的印刷份數，起碼是二千份，多的一般到一萬二千份，這些份數，是極度地供不應求”②《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第431頁。，并通過靈活多樣的方式將圖書發行到敵占區、國統區和各根據地。為了向敵占區和國統區發行圖書，中共巧妙運用了“偽裝”策略，圖書發行者把馬列經典著作、毛澤東著作及對敵斗爭的小冊子等，用古典名著的封面或以線裝古籍的式樣，通過各種渠道發行到敵占區和國統區，極大地宣傳了中共的革命理論。

陜甘寧邊區的出版業為新中國出版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經驗，構建了科學有序的出版發行機制。邊區的出版業呈現系統化特征，表現在當時大量叢書的出版，如《馬恩叢書》《列寧叢書》《抗戰叢書》《魯藝叢書》等。這種系統編輯叢書的方式，保證了資料的全面性，而且編排體系完整，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編輯出版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鑒，成為新中國出版事業發展的基礎?？箲鹌陂g的許多出版物都是重要的革命歷史文獻，對當今我們深入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了解陜甘寧邊區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對于深入研究中共的新聞傳播史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陜甘寧邊區出版業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出版發行工作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提供了寶貴的智力支持?？傊?，陜甘寧邊區的出版業作為中共文化發展的一個縮影，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和當代意義。

(本文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副教授 北京 100872)

(責任編輯 吳志軍)

A Brief Accoun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ng Haijun

The yea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arked a period of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t that tim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the CPC’s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bout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laid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final victory over the Kuomintang in the struggle at the cultural front．A systematic sorting out and study of the relevant issues about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in this period such as the organizing 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s，main categories，printing and distribution，the basic features and contemporary value，will be of an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publishing industry．

D231;K26

A

1003－3815(2012)－06－0059－11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群體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10BKS01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