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詩歌究竟缺少什么

○孫玉石

比起上個世紀80年代那種詩與時代的“蜜月期”來，我們的詩歌確然越來越處于邊緣化的地位了。這是伴隨市場經濟與消費文化的發展出現的一種正?，F象。當我們為詩歌的邊緣化憂心忡忡的時候，更使我們憂心忡忡的應該是民族精神所受的物質生活的病態擠壓。一種不關注民族精神的詩歌，是令人悲哀的藝術。

“私人化”給詩歌創作帶來了異彩紛呈，也帶來了與廣大個人的精神需求和整個民族精神建設需求之間越來越大的疏離

20多年來，我們的詩歌在與傳統思想和藝術束縛的抗爭與探索中，走完了從沒有主體沒有個人到書寫個人與主體的美學追求確立的過程。從舒婷、北島、顧城的“朦朧詩”的艱難崛起，到“后朦朧詩”浩浩大軍的眾聲喧嘩，再到“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或“超現實主義”，以及“知識分子寫作”與“平民寫作”的第三代、第四代詩人的創造與紛爭，新詩經歷并戰勝了巨大的歷史挑戰，迎來了夢寐以求的歷史圖景：一個以政治呼喊代替藝術美的探求，以集體意志的聲音代替個人心靈悸動的歌唱的時代終于結束了。代之而起的個體性寫作，或純“私人化”的寫作，成為許多青年詩人詩歌創作新的生存狀態與美學原則。無論是知識分子書寫，平民口語的書寫，還是其他無論什么姿態的邊緣性的書寫，這種個性化與主體性統一的追求，幾乎成為他們創作中的一種共同的夢想。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詩歌發展，雖然有許多混亂，但仍在突進中獲得了可以自慰的成績。誠然如有的詩歌評論家說的那樣：“‘個人化’意味著自我的解放！”“從服從于、服務于某種統一的創作原則，到個體主體性的普遍確立，近十年來新詩的發展極其鮮明地體現出這一歷史進程?！氐饺吮旧怼?、‘回到詩本身’早已成為公認的創作原則，它同時提供了一種新的藝術道德規范?！保ㄌ茣远伞恫粩嘀嘏R的起點》）問題在于，幾乎所有的詩人和喜歡詩歌的讀者，都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私人化”書寫給詩歌創作帶來了異彩紛呈局面的同時，也帶來了與廣大個人的精神需求，與整個民族精神建設需求之間越來越大的疏離。

我們不能不這樣追問自己：在充分地獲得了詩歌創作的主體與個性之后，詩人的藝術創造，是不是也應該好好思考一下這樣一個問題：除了確立自我主體與個性以外，詩歌自身究竟還缺少一些什么東西？

我總是這樣覺得：憂患于個人生命與藝術的創造者也應該憂患于民族精神的鑄造。當然不能期望詩歌像其他藝術品種那樣走進人們的精神生活。比起上個世紀80年代那種詩與時代的“蜜月期”來，我們的詩歌確然越來越處于邊緣化的地位了。這也是伴隨市場經濟與消費文化的發展出現的一種正?，F象。我們為此而采取平常心的姿態的時候，也總是伴隨著一些真誠的藝術創造者的深層憂慮。當我們為詩歌的這種邊緣化憂心忡忡的時候，更使我們憂心忡忡的應該是民族精神所受的物質生活的病態擠壓。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物質的進步與民族精神的提升之間的極大不平衡。膨脹的物質及其文化擠壓著人們的心靈。90年代以來，人們的“精神生活是越來越粗鄙了，除了金錢和時尚，別的都沒有興趣，不讀詩歌，不習慣沉思，稍微抽象一點的東西就看不明白，甚至迎面遇上了美妙的事物，他都毫無感覺——這樣的精神和生活狀態，在今天的社會中非常普遍”（王曉明：《90年代與新意識形態》）。這種非正常的現象，在我們的生活中，幾乎是隨處可見的。20年來我們的經濟迅速發展了，物質極大地豐富了，我們人的精神生活怎樣呢？民族的整體素質怎樣呢？

藝術不承擔不等于藝術不要任何承擔，物質豐富精神貧乏的當下，詩歌更要回應時代，給人精神上更高的美與升華

《中國現代解詩學的理論與實踐》，孫玉石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20多年前，從國外任教歸來，有人問我：“我們和人家比較一下，究竟還差多遠？”當時我信口說：“物質上，要趕上人家，大約需要二三十年，或更長一點的時間。而民族素質，沒有50年，甚至100年，不花大功夫的努力，要完全趕上人家，是沒有希望的?！?0多年的光陰過去了，時間證明了我的這種感覺并不是自暴自棄的胡說。今天，可以這樣說，就某些地方來講，在物質的發達上，在先進科技的運用上，別人有的，我們有了；別人沒有的，我們也可以擁有了。但是，社會的文明呢？人的精神呢？民族的整體素質呢？有的提升了，有的改變了，有的幾乎是原地未動，有的卻越來越倒退了。至今，我們還有成千上萬的適齡兒童因為窮困而不能上學，其中失學女童就占80%的大半邊天。一個鄉下來北京謀生的外地青年農民，夜里偷竊高速路、立交橋上的路牌，把它當廢鐵去賣了，國家損失的是二十幾個億。警察問他：“你一共賣了多少錢？”他木然地答道：“2000塊錢?！边@些，僅僅是我偶然從媒體上看到的個別的極端事例。這樣的事情，還可以舉出很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愚昧、無知、貧窮、落后，甚至是沒有一點文化知識和教養，沒有一點法律意識的最原始人的精神與生活狀態。而且，即使有了先進的物質與科技，人的頭腦里的意識又怎樣呢？還可能是一片“沙漠”。有一件也是媒體上報道的小事，讓我深思。北京一家麥當勞店，貼出供應最簡單的免費早餐的招攬生意的廣告，第二天一大早，就有許多人去排隊領取。有的老太太，領完了一份，再到隊尾，重新排第二次；有的人，一邊排隊，一邊給家里人打手機，告訴他們：“快來！快來！”和他一樣排隊領取這份“可憐的”免費早餐。對于生活窮苦的老百姓來說，幾塊錢甚至幾毛錢的節省，也是很在意的。我無意嘲笑他們的占小便宜、貪婪與自私，而是覺得這幅圖景中隱含著一個很有諷刺意味的生存現狀：一面，是使用著最現代化的手機，一面，傳達的卻是人的精神深處存在的令人酸苦的信息。在這幅圖景中，我看到了某種象征：人的精神素質落后與物質發展先進的極度傾斜。在講解中國現代新詩的課堂上，我把這個“故事”說給學生聽，并且告訴他們說：在今天的中國，在全球化的時代里，提升民族精神是多么重要。無論將來經濟發達到了什么樣子，一個民族，決不能成為物質上的富翁、精神上的乞丐。我們研究詩歌，研究人類精神美創造結晶的奧秘，應該在這一方面，盡到一點微薄的責任。

新詩發展的歷史也證明了這樣一點：詩歌美的追求與詩歌在民族精神鑄造中的作用，始終是同步而行的。魯迅在上個世紀初寫出的輝煌論文《文化偏至論》與《摩羅詩力說》，就針對當時一些革新者存在的“重物質而輕精神”的“文化偏至”，提出了讓拜倫等摩羅詩人唱出的“剛健不撓，抱誠守真”的“偉美之聲”的詩歌，承擔起呼喚反抗黑暗壓迫的民族精神覺醒和改造國民精神的責任。從五四運動“鳳凰涅槃”的蓬勃高潮，到三四十年代詩歌的多向探索，無論是寫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唯美主義，甚至頹廢主義，只要是有良知的作者，都能以不同的姿態與聲音呼喚著、啟發著民族精神的“再生”，開掘著人的精神深處的大愛、美麗、睿智與善良。80年代以來，這個傳統也并沒有割斷。北島的《回答》，舒婷的《神女峰》，海子的《亞洲銅》，王家新的《帕斯捷爾納克》等，也都能以不同的文化信念與歷史內涵，不同的內心聲音與藝術姿態，回應時代或內心的呼喚，給人們一種精神上更高的美與升華。

回顧這樣一些傳統，并不是要詩歌再重新回到被“工具論”所窒息的藝術樊籠，讓詩歌去過分地承載什么它不應該承擔的使命與責任。但是藝術不承擔不等于藝術不要任何承擔。藝術沒有不承擔的承擔。換句話說，詩歌的拒絕承擔本身也是一種承擔。我們的詩人，在更多注意于自己的生命玄思，注意一己情感世界的自足天地，注意個人情趣與愛好的愉悅與滿足的時候，是不是可以也注意一下更多的人的愛心，人的美麗的愛情，人與人之間相互關聯的情誼，人性深處所存在的愛別人、愛自然、愛一切寶貴的或弱小的生命、愛一切美好事物的情操。是不是可以更多注意一些人的精神世界中理想的渴望、信念的渴望、愛的渴望、美的渴望，是不是可以更深地思考與開掘在日常事物和普通生命中所蘊藏的那些屬于永恒性的和“哲學化”的東西？為了達到這樣一種無限廣闊的境界與美好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對于社會生活中，人的日常生活中，乃至與人的精神生活相關聯的瑣碎事物中，存在的許多落后的、狹隘的、丑惡的、自私的，甚至黑暗與骯臟透頂的東西，也能以深切的人道之心，給以充滿真情與藝術深度的表現，像聞一多的《死水》，像穆旦的《蛇的誘惑》一樣，在詛咒與鞭撻中，在自我的警醒與拷問中，給人以充滿大愛與大憎的靈魂啟示與震撼。

社會學家、北大教授袁明在一次講演里說：“追求‘精神高度’，這是一個哲學命題?！蚧瘯r代的中國人，能不能從自身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滋養中走出新的高度來？”“在21世紀，中國人的精神高度在哪里？這真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世紀猜想?！保ā丁叭蚧敝械奈幕杂X》）我理解，這里的“新的精神高度”，包括各種學科的“哲學化”傾向的追求，它們要有更開闊的視野和更新的境界；同時，也應當包括整體民族精神素質的提升。我們的詩歌，在這個偉大的“世紀猜想”中，如何以自己的姿態與聲音，介入這種民族精神素質的提升呢？

詩人在完成富有個性的藝術創造的同時，也完成以美的詩歌對于人的心靈美、民族的精神美鑄造的介入

呼喚在多少心底運行。呼喚來自更多個真誠的心。我尊敬的老師、一個幾乎與世紀同行的詩人林庚，1996年春節時給遠在異國他鄉的我的一封信里這樣寫道：

獲手書，山川道遠，多蒙關注。神戶地震之初曾多方打聽那邊消息，后知你們已移居東京，吉人天相，必有后福，可慶可賀！惠贈尺八女孩賀卡，極有風味，日本尚存唐代遺風，又畢竟是異鄉情調，因憶及蘇曼殊詩：“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性靈之作乃能傳之久遠，今日之詩壇乃如過眼煙云，殊可感嘆耳。相見匪遙，樂何如之……

這封如一首美麗的詩的信，說出了一位真誠的老詩人對于傳統詩歌具有的性靈之美的深深依戀，對于新近詩壇由于過分疏離讀者接受而缺少真實生命的現狀的不滿和嘆息。這里隱含了多少久經滄桑的憂心與期待。還是在戴望舒領袖詩壇的那個年代里，頗具先鋒意識與姿態的青年詩人林庚，就是一個既忠誠于藝術也忠誠于民族良知的探索者。他的遠接世界現代詩歌潮流，又深浸著民族傳統血液的詩作，當時就被贊譽為在新詩里“很自然的，同時也是突然的，來一份晚唐的美麗”，“在新詩當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更重要些”，這是因為，“他的詩比我們更新，而且更是中國的了”。（廢名：《談新詩》）林庚的詩完整、深刻、蘊蓄，灑脫和大氣，富有性靈與意境美，充滿了美麗的情思與青春的氣息，與他在中國古典文學史研究中所一直弘揚的“建安風骨”、“盛唐氣象”、“少年精神”一脈相承，相映生輝。他的詩，不取媚讀者也不拒絕讀者，有深入而淺出、朦朧而透明、難懂而可以走近的美學特征，他的創作所體現的“更新，而且更是中國的”這一現代性追求，不是可以提供給我們當前詩歌如何介入民族精神建設以某種藝術的啟示嗎？

讓我們詩人的精神追求與民族的精神饑渴進行親切而自然的“對話”，讓詩在完成個人完成藝術探索的過程中也完成它光芒與美的輻射。當詩人走進人的精神世界深處的時候，它的美也就成為永恒了：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萬年后小花的輕呼

透過無夢無醒的云霧，

來震撼我斑斕的彩翼。

這是戴望舒寫于1937年3月的一首小詩，一首美麗、朦朧而倔強的小詩。它告訴人們，我創造（思想）著，故我是美麗（蝴蝶）的。即使我的生命匆匆地死去了，即使我可能被人很快地遺忘了，即使我被詛咒為貴族階級或唯美主義的“惡之花”而掩埋進歷史的塵埃里了，但是，在過了若干年之后，只要有理解者（小花）的輕輕的呼喚，我就會透過無夢無醒的死亡的境界，重新向人們展示我的永恒的美麗，重新震撼我創造生命的斑斕的彩翼。當時也在隱藏自己與表現自己之間苦苦探求，把詩歌看成是個人夢的隱秘泄露的戴望舒，受到主流詩歌貶抑與批評的戴望舒，他在努力完成富有個性的藝術創造的同時，也完成了以美的詩歌對于人的心靈美、民族的精神美鑄造的介入，寫下了《雨巷》、《我的記憶》、《尋夢者》、《樂園鳥》、《獄中題壁》、《我用殘損的手掌》、《等待》等許多不朽篇章，為我們的現代詩歌史留下了一份艱難探索的記錄，也為我們的民族留下了一份精神美的饋贈。他代表的傳統被后來者所承繼與弘揚、認同與超越。

我們今天的詩歌，就先鋒性現代性的探索來說，比起過去幾十年的成就和足跡，已經有很大的超越。我們邁上了新的層面的探索與創造之路。我們努力凝聚于一點：在探索民族詩歌走向現代性的新的輝煌的多種可能性，努力創造著并期待著有詩歌新的輝煌時代或詩歌的高峰性人物的誕生。但是有一點卻不能不承認：我們這些先鋒性詩歌在完成自己本體與個性塑造的同時，卻過分地淡漠了對于人的心靈美的凝聚與開掘，對于民族精神升華再造的更大介入和參與。詩歌過多地遠離了讀者，讀者因此也冷漠了詩歌?！皩懺姷谋茸x詩的多”，已經是盡人皆知的然而并非過時的嘲諷性笑話。這種情形與我們詩歌的特性不相稱，與我們的民族文化傳統和精神天地不相稱。我們的民族曾擁有過輝煌的詩歌傳統。我們最杰出的敘事經典書寫中也浸潤著非常濃厚的詩的血液。甚至可以說，我們的民族血脈里、記憶里處處閃爍著詩的燦爛星光。詩給民族以愛與美。詩自古與中華民族同在。一個不讀詩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種不關注民族精神的詩歌，也是令人悲哀的藝術。我渴望著我們這個有著輝煌詩歌傳統的民族，在呼喚詩歌的美走進自己精神世界的時候，我們的詩人們也應該走進更廣大的精神天地，在“個人書寫”與“大眾書寫”的默契與共生中，在自我與他人的精神交匯與理解中，在中外詩歌、現代與傳統詩歌的吮吸與融化中，在詩人創造和讀者接受之間的溝通與對話中，自由自在地，多彩多姿地，來震撼自己“斑斕的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