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的政治信仰

○吳強

《愛因斯坦文集》，許良英等編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12月版

古希臘著名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說：“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比瞬豢赡苌钣谡婵罩?，終究無法脫離政治，作為個體，可以無黨無派、特立獨行，但在思想深處無疑會有自身對政治事物和政治進程的考量和判斷。進而言之，人們作出決定的過程其實就是依憑各人心中的政治信仰作出判斷的過程。政治信仰決定著人們的政治行動，政治行動的差異則體現著人與人之間政治信仰的不同。普通人是如此，20世紀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也是這樣。由著名自然科學史專家許良英先生領銜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2009年12月版，以下簡稱《文集》）第三卷中所收錄的社會政治言論就不僅體現了愛因斯坦作為著名科學家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而且也使人們對其明確而堅定的政治信仰有了清晰認識。

熱誠的和平主義者

愛因斯坦首先是一位熱誠的和平主義者。他熱愛國際和平，反對一切形式的戰爭和殺戮。對于當時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仍然遭受帝國主義列強殖民和侵略的廣大弱小國家，他抱以極為真摯的同情，呼吁停止戰爭，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v觀《文集》，愛因斯坦在面對20世紀人類眾多殺戮和戰爭時，都明確表達了他的和平立場。

1914年一戰爆發后，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兩股思潮在當時的德國甚囂塵上。包括著名科學家、量子理論創始人馬克斯·普朗克在內的93名德國文化和知識界名流在軍國主義分子操縱下，于10月發表了為德國侵略暴行辯護的《文明世界的宣言》。愛因斯坦異常敏銳地感到德國科學文化界在這份宣言背后隱含的方向性轉變：原來那個獨立、自由且多元共容的學術自治共同體已經轉變為德意志這輛已經開動起來的戰車上的一個零部件。對此，愛因斯坦旗幟鮮明地在一份最終只有四個人簽名的《告歐洲人書》上署下自己的名字。在這份宣言中，愛因斯坦戳破了德國統治者宣揚的一戰是為民族而戰的虛偽口號。在他看來，一戰的爆發只不過是統治者通過對外侵略和擴張從而轉嫁內部矛盾和轉移國內視線。愛因斯坦強烈批評德國科學家和藝術家任由民族主義大行其道而未能出面公開制止。他認為民族主義將“不僅會威脅文化本身，同時還會威脅民族的生存”?；蛟S覺得言論抗議已經無濟于事，愛因斯坦便利用他的個人聲望于1914年在柏林創建了一個名為“新祖國同盟”的反戰團體，并于1915年致信當時居于瑞士的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表達他對反戰的支持。這些都表明了愛因斯坦不僅作為一個科學家具有的良知情懷，而且也很好體現了作為世界公民的愛因斯坦如何真正為人類前途和未來著想。

1945年，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向美國廣播公司時事評論員斯溫發表了一篇題為《要原子戰爭還是要和平》的談話，認為必須把“原子彈的秘密交給一個世界政府，而美國應該馬上宣布它愿意這樣做”，“這樣的世界政府應當有權裁決一切軍事問題，除此以外，它只需要再有一種權力。那就是它要有權干預這樣一些國家，在這些國家里，少數人壓迫多數人，從而造成一種會導致戰爭的不穩定狀況”。

對原子彈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以匈牙利裔物理學家萊奧·西拉德為首的流亡科學家力勸美國羅斯福政府開展對原子彈的研制進程，以爭取趕在納粹以前研制出原子彈。他們1939年8月2日拜訪了愛因斯坦并交給他一長一短兩封準備送呈羅斯福的信。愛因斯坦在那封長信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這就是著名的《為建議研制原子彈給羅斯?？偨y的信》。美國后來開啟了代號為“曼哈頓工程”的原子彈研究計劃，并于1945年8月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對此后果，愛因斯坦非常失望甚至有些后悔。他在1955年3月19日寫給著名物理學家馮·勞厄的信中表示，當初之所以要簽署那封致羅斯福的信，主要原因是對希特勒可能首先擁有原子彈的擔心和疑慮?！耙俏抑肋@種擔憂是沒有根據的，當初我同希拉德一樣，都不會插手去打開這只潘多拉盒子。因為我對各國政府的不信任，不僅限于德國政府?！边@表明，愛因斯坦對原子彈問題的思考仍然秉持其一貫的和平立場，堅持從人類整體利益出發而非一國一族的狹隘利益。

堅定的民主主義者

愛因斯坦同時又是一位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反對當時形形色色的各類極權統治和政治迫害。

翻檢整部《文集》，共有6篇文章或講話從不同層面分別對民主、權利和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進行了闡述。1918年11月13日在面向柏林大學學生的講話中，愛因斯坦提出：“我們的共同目的是民主，是人民的統治?！睈垡蛩固拐J為，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國絕不是以左翼的階級暴政來代替右翼的階級暴政，它應該是一個憲政框架下的民主政府。愛因斯坦也對“暴力哲學”這一專制統治的哲學基礎提出了嚴肅批評，認為“暴力只能產生痛苦、仇恨和反抗”?；厮萑祟悮v史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近乎悖論的矛盾：世界歷史上幾個純粹以革命方式建立起來的民主國家（1789年的法國、1919年的德國、1918年的奧地利和1933年的西班牙）最后都無疾而終，反倒是以協商和妥協方式建立起來的民主政體能夠長久存續（最典型的就是英國）。這的確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現象，但細細思索也不難發現，“暴力革命在創建民主的同時，也給民主制造了一個頑固的敵人”。愛因斯坦對“暴力哲學”的分析可謂力透紙背、直指專制體制的思想根源。

論及民主，不得不談關于人的權利問題。事實上，現代民主政體的特點就在于它有成熟的法律和機制來充分保障個人自由的行使和權利的運用而不受侵犯。民主和權利、自由的關系猶如硬幣之兩面，無法離開其中一者而侈談另一方?！段募分幸还灿?篇文章論及權利和自由問題，特別是言論自由這一人的基本人權和學者自由表達觀點的學術自由是愛因斯坦著墨最多的地方。早在1936年，愛因斯坦就在為一個美國大學教師集會而準備的演講稿《保衛言論自由》中提出了要保衛學者和教師的“言論自由”和“教學自由”，認為“教學自由以及書報上的言論自由是任何民族的健全和自然發展的基礎”。晚年的愛因斯坦不僅對當時美國國內喧囂一時的“麥卡錫主義”提出嚴厲批評，而且也敢于向那些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甚至不惜“為捍衛公民權利，必須準備坐牢”。細心的讀者會注意到《文集》的最后幾篇文章都在批評當時美國國內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從這些文字中，我們也能夠讀出愛因斯坦晚年內心對美國政治的失望、疑慮、擔憂和憤怒。

通過這些言辭激烈的表達，愛因斯坦向人們和世界傳達一種不僅是他個人所獨有，而且在他看來理應是全體科學家所共有的政治信念：在面對強權和迫害時，科學家尤其不能保持緘默。作為一個科學共同體，應該勇敢地表達出自己對時政的觀點，而非退避三舍。否則，最終所遭殃的將不僅是科學家個人，而是整個科學和文化。

對于德國人民為何最終會選擇希特勒和納粹，愛因斯坦也有著自己的思考。他認為德國的轉變很大程度上是其教育的失敗，“幾個世紀以來，德國人民都受著學校教師和練兵軍士的一脈相承的灌輸訓練。德國人在艱苦的工作中得到了鍛煉，學會了不少東西，但他們也受到奴性服從、軍事習性和野蠻殘忍的訓練”。希特勒這樣一位“智力有限、并且不適宜做任何有益工作”的人正是利用了德國人性格上的弱點。有鑒于此，愛因斯坦特別注重教育在培育國民性格和培養青少年品格上的重要作用。愛因斯坦認為在整個學校教育過程中，光是專業知識教育是遠遠不夠的，這樣的學生還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他認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對于學校的功能，愛因斯坦也有著自己的分析：“知識是死的，而學校卻要為活人服務。它應當發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質和才能”，“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有獨立行動和獨立思考的個人”。

《文集》提及短暫訪滬經歷

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中還收錄有一篇愛因斯坦1922年底訪問日本來回經過上海時的旅行日記。雖然停留時短暫，但愛因斯坦卻在日記中如實記錄下了他眼中的上海和中國人民：“在外表上，中國人受人注意的是他們的勤勞，是他們對生活方式和兒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們要比印度人更樂觀，也更天真。但他們大多數是負擔沉重的：男男女女為每日五分錢的工資天天在敲石子”，“在上海，歐洲人形成一個統治階級，而中國人則是他們的奴仆。他們好像是受折磨的、魯鈍的、不開化的民族，而同他們國家的偉大文明的過去好像毫無關系”。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愛因斯坦號召全世界通過聯合經濟制裁日本以阻止對華侵略；1932年陳獨秀被捕和1936年“救國會七君子”被捕，愛因斯坦聯合歐美知識界著名人士的正義聲援行動，這些都是對當時身處苦難的中國和中國人民最無私的幫助，體現出愛因斯坦的極高的人道主義精神。

對于愛因斯坦這樣一位思想巨子和文化巨人來說，以上所述僅僅是其思想冰山之一角，還遠遠無法窺其全部。事實上，新版《文集》中收錄的每一篇文章都閃爍著愛因斯坦的思想光輝。思想史的魅力之處正在于思想家雖然已離我們遠去，但他的思想遺產卻仍能照亮或啟發后來人繼續前行。愛因斯坦作為一個科學家和思想家的價值和恒久魅力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