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農戶農業科技需要的影響因素

張沁潔, 張開云

(華南農業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2)

一、引言

2008年至2010年的中央1號文件都提到了農業科技的重要性，這種中國農業發展應當走“科技主導發展”之路的觀點是以“技術—經濟”效應邏輯為前提的，而“技術—經濟”邏輯假定技術是技術最終受益主體所必需的和愿意完全接受的。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在“技術—經濟”效應邏輯前提下積極推進“科技下鄉”的政策，且假定技術推廣下的農戶是積極采納農業科技和農業科技推廣是全面可行的。雖然不少研究者從實證的角度論證了農業科技的使用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1-2]，但農業技術所產生的經濟效應在不同地區和產業間存在差異[3]的事實卻是不容置疑的。那么，農戶作為農業科技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他們與農業科技經濟效應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首先了解農戶對農業科技的態度。

為此，本研究以廣東農村為例，通過非隨機抽樣和自編問卷對16個市的40個縣區共284名*由于問卷采取非隨機抽樣，且問卷總體數量不多，為了確保變量的統計樣本，沒有剔出回答不完全的問卷，故而在行文中會出現某些變量樣本低于284。文章針對非隨機樣本進行統計檢驗，旨在探索研究并不立意推論總體。農民進行調查。問卷涉及農戶性別、年齡、文化程度、鄉村職業、外出務工情況、家庭經營主業規模、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規模和勞動力數等基本情況，農戶的農業科技掌握和使用情況、農戶所在農村農業科技服務情況(包括推廣種類、提供內容和服務主體)、農戶對農業科技的需要情況(包括重視度、需要度和學習意愿與資金支付)、農戶對農業科技服務的滿意度和建議等內容。所得數據采取SPSS17.0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旨在從農戶需要的立場出發，說明農業科技乃至任何科技使用所產生的最大效應都是如下三者的共同在場的結果：作為人的行動主體、作為物的行動客體和作為中介手段的科技，以期修正“外部灌輸”式農業科技推廣的不足，即忽略農戶自身素質和對科技需要的意愿以及農村農業經營特征的做法，實現以農業經營特征為基礎和農戶需要為引導的科技介入式農業發展之路。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思路

已有研究提出農戶自身素質、技術風險、技術效應估計、經營規模、應用技術的社區環境、技術供給體系等因素會影響農戶的農業科技使用態度或者需求意愿[4-10]，這些研究要么以某一具體農業產業為例，要么從定性推理的角度進行闡釋，盡管有學者實證分析了農戶科技需要與否或者需求強度，但卻忽略了農業經營類型現狀這一結構性基礎因素，為此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農戶的文化科技素質、農業經營的類型、農業科技服務體系完善度、農業科技經濟收益評價[注]本文并沒有如王玄文和陸文龍將家庭收入納入分析中，原因在于家庭收入是使用技術與否的結果，如果將其作為自變量，則造成因果本末倒置。等因素分析農戶農業科技的需要類型和需要度及其影響因素。

(二)變量測量

1.因變量測量：農戶農業科技需要

農業科技需要指農戶結合自身的客觀實際和主觀感知后呈現出對農業科技的主體意愿，由需要類型和需要強度構成。研究通過“你對種糧、經濟作物、水產養殖、畜禽飼養和林木種植五類農業科技知識是否需要”的李克特量表進行測量，對“非常需要到非常不需要”按照5-1分從高到低賦分，在數據處理時將每一經營主業的“非常需要和需要”定義為“1”，“一般、不需要和非常不需要”定義為“0”，生成五類農業科技需要類型，然后將五類農業科技需要值相加，得到0-5的取值，越接近5表示對農業科技需要越強。

2.自變量測量

(1)農戶經營主業類型。問卷直接測量種糧、經濟作物、水產養殖、畜禽飼養和林木種植的經營規模。在數據處理時，“沒有”定義為“0”，“有”定義為“1”，這樣經營主業種數取值在0-5之間，值越靠近5則表示農戶的經營越多樣化，反之越單一。

(2)農戶的農業文化科技素質。通過兩個指標測量：①農戶的教育程度，令“高中及以上=1”和“高中以下=0”；②農戶掌握農業技能種數，通過指數測量農戶是否分別掌握經營主業相對應技能，然后相加，取值0-5，數字越接近5表示農戶掌握的技能越多。

(3)農村農業科技服務體系完善度。通過三個指標測量[注]當對三個指標進行可靠性分析時，Alpha值等于0.722，說明具有較高的可靠性。：①農村農業科技服務提供者種類。問卷通過多項選擇題的方式了解“農村是否有縣農業技術服務中心、鄉農業技術站、村技術員、農業或農民協會、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科技核心戶或示范戶、經營性農業組織(企業、公司等)等農業技術提供者”，令“選擇=1”和“不選=0”，最后種數在0-8之間，數字越高說明農業科技服務提供者越多。②農業科技服務的生產連續性。問卷通過對種糧、經濟作物、水產養殖、畜禽飼養和林木種植共五類經營主業的產前、中、后三階段的服務有無進行了解，在數據處理時，按照生產三階段進行個案內計算次數，取值在0-5之間。③農村科技推廣種數。通過指數測量“農戶所在村莊是否分別有五類農業科技推廣”，取值在0-5間。最后將三個指標分別進行二分處理并相加，取值在0-3之間，越靠近3表示農業科技服務體系越完善。

(4)農戶對農業科技的作用評價。問卷采取李克特量表對“你分別對種糧、經濟作物、水產養殖、畜禽飼養和林木種植等科技知識對家庭致富的作用如何評價”進行測量，對“非常小至非常大”依次賦予1-5分，在數據處理時，將“非常大和較大”定義為“1”，“一般、較小和非常小”定義為“0”，形成類型科技效應評價的二分虛擬變量，然后按照經營種類進行個案計數，取值在0-5之間，越靠近5表示評價越高。

三、數據分析

(一)調查樣本情況

調查樣本中，男性比女性多，且66.2%的樣本年齡集中在40-59歲；初中文憑比例最多，為41.5%；50.2%的農戶曾經外出務工；整體上農村家庭勞動力相對富裕，平均每個家庭有3.10個勞動力，1.24個外出務工的人口，1.82個專門務農的人口，完全沒有務農人口的家庭占26.0%。

表1 調查樣本的基本情況(n=284)

1．經營主業：多從事傳統經營，主業相對單一和規模不大，區域差異突出

從經營多樣性看，廣東農戶多從事單一農業經營，13%的農戶沒有從事農業經營，48.9%的農戶只經營一種，23.2%的農戶經營兩種，經營三種以上的農戶占14.8%。從區域分布看，非珠三角單一經營的比例為51.4%，比珠三角的45.1%高；兩種經營方面，非珠三角為24.3%，略高了珠三角2.7%，但珠三角經營4-5種的農戶為24.5%，非珠三角僅有3.4%。

從農業經營是傳統還是新型看，整體上主要從事傳統農業。從事傳統的種糧業農戶占51.4%，畜禽飼養的農戶為31%；從事新型的經濟作物的農戶占37.7%，水產養殖和林木種植的分別為20.8%和18%。從區域特征看，珠三角的新型農業相對發達，從事新型農業的農戶為82.4%，比非珠三角多了42.1%，經濟作物、水產養殖、林木種植等產業明顯比非珠三角分別高出25.7%、31.8%和25.5%；非珠三角從事傳統農業的比例為66.9%，比珠三角高了10%。

表2 農業經營收入與經營種類和規模的分布情況

從經營規?？?，整體規模不大，珠三角的五類經營規模平均值都比非珠三角的高，同時珠三角的農戶經營分散程度比非珠三角大。即使傳統農業經營，珠三角有50%農戶的種糧規模超過了1畝，非珠三角為0.3畝，且珠三角比非珠三角的平均值高了1.04畝；珠三角經營經濟作物的畝數超過10畝的農戶有12.0%，非珠三角為0%；非珠三角從事水產養殖的農戶只有9.4%，且集中在10畝以下的規模，而珠三角有41.2%，且集中在10畝以上。

2．農戶農業科技掌握：缺失和單一化現象突出

從農戶技能掌握的種數看，廣東農村沒有掌握任何農業經營科技的農戶占38.4%，只有1門技術的占21.1%，掌握兩門以上的比例為40.5%。從區域分布看，非珠三角沒有掌握和掌握1門技術的農戶分別比珠三角多19.8%和14.7%，而珠三角農戶掌握3種以上技術的農戶比非珠三角多37.2%，說明珠三角地區的農戶多樣化技能掌握趨勢明顯。

表3 農戶農業科技的掌握情況 單位：%

3．農業科技效應評價：作用認可，但存在技術類型和區域差異

從技術整體效應看，83.1%的農民認為農業科技[注]問卷沒有直接測量農業技術與致富的關系，而是問“你認為影響農民致富的因素有哪些”，在數據處理中將 “缺少新農業技術、學習新技術有困難、缺少農業技術人員指導”三個選項合并為農業技術因素，而其他因素完全視為非農業技術因素。會影響致富，且71.6%的農戶認可農業科技所帶來的經濟作用；珠三角有87.3%農戶認可，比非珠三角高16%。

從不同技術類型效應評價看，超過50%農戶對經濟作物、水產養殖和畜禽飼養的技術效應評價積極，近50%農戶對種糧和林木種植的技術作用予以肯定。非珠三角農戶除了對種糧技術的效應評價比例(為61.9%)比珠三角高30%外，經濟作物、水產養殖、畜禽飼養和林木種植等技術的作用效應評價都比珠三角的低。特別是水產養殖和林木種植，珠三角有77.1%農戶認可水產養殖技術效應，比非珠三角高33.9%；有57.7%認可林木種植的技術效應，比非珠三角高24.4%。簡而言之，珠三角地區農戶對新型農業科技效應評價高過非珠三角。

表4 農戶對不同類型農業科技對農業致富所起作用的評價 單位：%

4．農業科技服務完善度：供給主體相對較少，階段性服務明顯，種類不多

廣東農村29.2%的農戶認為沒有農業科技服務，32.4%的農戶認為農業科技服務非常完善，38.4%的農戶認為相對不完善。

從農業推廣的類型領域看，55.3%的農戶認為沒有任何類型的農業技術推廣，非珠三角農戶感知技術推廣缺失的比例比珠三角多19.3%，感知多領域技術推廣的農戶比珠三角少24.3%(表3)，這說明雖然政府在大力推行“科技下鄉”和“科技入戶”，但多數農戶并沒有感知到推廣，意味著將來農業科技推廣應具普遍性和宣傳性。

從農業科技服務提供者看，44.4%農戶認為完全沒有提供者，27.8%的農戶認為有1-2種，

27.8%的農戶認為有3-5種。這與前文自變量測量時指出農業科技服務提供者種類取值在0-8相比，現在最多為5，說明農業科技服務提供者的供給主體相對較單一，甚至不少地區存在完全缺乏狀態，從區域來看，珠三角與非珠三角都存在農業科技服務提供者的種數相對偏少的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的農業/農民協會覆蓋面比非珠三角高了32.6%，科技示范戶覆蓋率高了14.7%；非珠三角地區鄉農業技術站的覆蓋率比珠三角高11.0%(表5)，說明在非珠三角政府是技術供給主要力量，在珠三角農戶是技術供給的主體。

表5 農戶知道農村科技服務的提供者情況 單位：%

從農業科技服務的生產階段性看，農戶在五類農業經營領域內的生產階段前和后幾乎沒有得到科技服務，而在生產過程中也只有42.3%得到農業科技服務，且在生產過程中享受的服務主要是防病防疫和良種服務，受益農戶分別為64.4%和64.1%。

5．農業科技需要：需要普遍，但需要類型差異較大

有83.8%的農戶表示需要農業科技，完全不需要農業科技的農戶主要集中在非珠三角，說明

農戶對農業科技需要具有普遍性。但農戶對農業科技需要的種數不同，33.5%農戶需要一種技術，同樣集中在非珠三角；需要2種以上技術的農戶，在珠三角的比例為66.4%，比非珠三角高25.7%。從需要類型看，需要種糧、種經濟作物、畜禽飼養技術的農戶超過了五成，需要水產養殖技術的為46.7%，林木種植的為37%。如果說種糧和畜禽飼養屬于傳統農業，經濟作物、水產養殖和林木種植屬于新型農業，則不難發現農戶對傳統農業科技的需要較高，而對新型農業科技需要較低。

表6 農戶對各類農業科技知識的需要度 單位：%

(二)影響農戶農業科技需要的因素分析

1．影響農戶科技需要度的多元回歸分析

研究首先對變量進行沒有控制區域變量(指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區)的相關分析，然后控制區域變量，結果發現：當控制區域后，農戶教育程度、掌握農業技術種數、經營主業種數、農業科技作用評價等四個變量對農戶農業科技需要度的作用顯著但有所減低，分別由原來的+0.165、+0.405、+0.408、+0.372下降為凈相關系數為+0.156、+0.364、+0.376、+0.347；農業科技服務完善度依然呈負相關，從-0.063變為-0.088，說明在分析農戶農業科技需要度時，需考慮區域變量。

表7 控制區域變量后農戶農業科技需要度的影響變量相關分析

注：皮爾遜系數，雙尾檢驗；“*”表示P≤0.05、“**”表示P≤0.01的顯著水平。

究竟哪一變量對農戶農業科技需要度的作用更大，本文采取整體納入法分三個模型進行多元回歸分析，三個模型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模型一沒有控制區域變量，模型解釋力為29.7%，五個因素對農戶農業科技需要度作用都顯著，與相關分析結果相比作用方向沒有改變。模型二是控制區域變量為珠三角，模型解釋力為50.8%，但只有農戶掌握農業科技種數作用顯著，且科技服務完善度由負相關變為正相關但沒通過顯著檢驗。模型三是控制區域變量為非珠三角，模型解釋力只有18.5%，五個因素的作用方向與沒控制區域時一致，經營主業種數、農村科技服務完善度和農戶對科技作用評價的作用依然顯著，農戶教育程度和技能掌握種數作用變得不顯著。

表8 農戶農業科技需要度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

注：①表中系數為非標準化回歸系數；②括號內數字是標準誤差；③“*”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的顯著水平。

從標準化回歸系數來看，當沒控制區域時，農戶經營主業種類和科技作用評價影響較大，分別為0.278和0.201?？刂屏藚^域后，非珠三角地區的科技作用評價影響最大，為0.248，其次是經營主業種類為0.233；珠三角地區作用最大的是農戶掌握的農業科技種數，為0.563。這再次說明廣東農村農戶科技需要度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在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農戶科技需要度主要受農戶自身科技掌握情況作用，而經濟欠發達的非珠三角則多受外在于農戶的客觀因素影響。

2. 影響農戶科技需要類型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農戶對農業科技需要不僅存在度的差異，還存在類型差異。不同類型農業科技需要屬于二分變量，因此采取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將受教育程度高低、農業科技服務完善度，以及農戶農技掌握情況、農業經營情況和科技作用評價等變量整體納入，得到的五個模型整體都顯著且預測正確率達到70%以上。具體結果如下：(1)經營主業類型顯著影響農戶對該類科技的需要，經營某類主業的農戶需要該類農業科技的強度遠大于沒有經營的農戶，如經營水產養殖的農戶對水產養殖農技的需要是沒有經營此業農戶的9.016倍。進一步歸納發現那些經營種糧和畜禽飼養類傳統農業的農戶科技需要發生比低于經營新型農業的農戶科技需要發生比。(2)掌握某類農業技能的農戶對該類科技需要顯著高于沒有掌握的農戶，如掌握種糧技術的農戶對種糧科技需要發生比是沒掌握的3.242倍。(3)那些對某類農業科技效應評價高的農戶對該類科技需要顯著高于評價低的農戶，除了水產養殖效應評價作用不顯著外[注]有調查對象表示水產養殖風險很大，比如其中一名養蝦戶說養殖本身就存在不規律性，蝦的市場前景、價格情況隨時都不同，今年好并不代表明年就好。。(4)認為農業科技服務完善的農戶對某類科技需要比認為不完善的低，除了種糧技術需要不顯著外，其他四類需要都顯著負相關。從五類科技需要來看，當農業科技服務完善時，農戶對各類農業科技需要的發生比分別為0.884、0.570、0.742、0.727、0.680。(5)教育程度處于高中及以上的農戶對農業科技需要高于低教育農戶，但是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表9 農戶農業科技需要類型影響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注：①表中系數為Exp(B)；②括號內數字是非標準化回歸系數的標準誤差；③“*”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的顯著水平。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調查發現，廣東農村存在：(1)農戶經營種類相對單一、經營規模差異較大,珠三角多從事經濟作物、水產養殖和林木種植類新型農業，非珠三角多從事種糧類傳統農業且規模不及珠三角大。(2)農戶技能掌握缺失現象突出，即使有掌握也存在專一化，只有不到一半的農戶使用農業科技進行生產，農戶非常在意農業科技帶來的作用，絕大多數農戶需要農業科技，但在需要度和類型方面存在較大差異。(3)農村農業科技服務體系從供給主體數和生產階段服務以及推廣面相對不完善。(4)廣東農村農戶的科技需要度與農業經營種數、技能掌握種數、科技效應評價和文化程度高低間具有顯著正相關，而與農村科技服務完善度呈顯著負相關?？刂茀^域后，珠三角地區農戶的科技需要度僅與農戶技能掌握種數相關，而非珠三角則受非農戶自身文化科技素質的其他三個因素顯著作用。(5)農戶農業經營類型、自身科技技能掌握、科技效應評價和農村農業科技服務完善度等四個變量依次從強到弱顯著作用農戶農業科技的需要類型，農戶教育程度并沒通過顯著檢驗?？傊?，農戶對農業科技需要是以農業經營為結構基礎，以自身科技技能掌握情況為參照，在考慮科技的作用效應情況下，結合農村現有的農業科技服務完善程度的結果。

(二)建議

本研究發現農戶科技技能掌握、農業經營情況、科技效應評價和農業科技服務完善度對農戶農業科技需要具有不同程度的顯著作用。其中農戶農村科技服務體系完善度對調查農戶農業科技需要強度和需要類型(除種糧技術不顯著外)具有顯著負相關，表明農業科技服務體系越完善則農戶農業科技總體需要度就越低，農業科技類型化需要發生比就越低。且其對農戶農業技術掌握情況、農戶經營主業種數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對科技效應評價存在不顯著負相關(見表7)，即科技服務體系越完善則農戶自身技能掌握種數越多，農戶越可能從事多元化的經營主業，但農戶對農業科技效應評價越低。這說明一方面要完善農村農業科技服務體系，另一方面要注意發揮農業科技使用所產生的實際效應。

究竟使用農業科技對經營某類主業的調查農戶帶來多少經濟效應？為此，本文首先將農戶家庭的農業經營收入(包括農林牧副漁)與五類經營主業規模進行簡單線性回歸分析，發現除了種糧規模越大則收入越少之外(每增加一畝則對減少429.81元)，其他四類規模越大收入越多，不過只有水產養殖作用顯著，每增加一畝則來自水產養殖的收入就增加471.12元。由于農業技術使用會產生一定的經濟效應，因此將農業經營收入和農業科技使用種數進行簡單線性回歸分析，二者作用顯著，每多使用一種農業技術，則家庭農業經營收入就會增加4628.18元，這說明農業科技的經濟效應是明顯的。因為農業經營性收入受經營主業類型規模和技術使用的影響，因此，將農業生產經營收入與農戶經營五類主業的規模和使用五類技術與否變量采取整體納入方法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只有經營水產養殖和使用水產養殖技術與否對農業生產經營規模作用呈現顯著正相關，而其余的作用都不顯著，在農戶存在多種經營的情況下，經濟作物、水產養殖和畜禽飼養的經營規模和技術使用對經營收入呈正相關，但僅水產養殖和使用水產養殖技術情況作用顯著。分析說明所調查農村農業科技的經濟作用已經初步發揮，但主要是新型產業的科技經濟效應，而傳統農業科技效應非常有限。因此，應鼓勵農戶從事傳統以外的新型農業經營，并盡量加大新型農業經營規模，實現農業經營主業的集中化。

參考文獻：

[1] 如郝利，韓孟華,周連第．1990—2007年北京市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的測算[J]．農業技術經濟，2010，(3):89-96.

[2] 馬梅蕓，鄭逸芳，等．福建省農業科技投入對農業發展的貢獻研究[J]，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社版)，2010，(4)：41-45．

[3] 龍永彬，謝正生，梁 柏．廣東省林業科技進步貢獻率比較分析[J]．廣東林業科技，2010，(4)：72-76．

[4] 王玄文，胡瑞法．農民對農業技術推廣組織有償服務需要分析——以棉花生產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03，(3):63-68，77．

[5] “農技推廣：成本、效益與農民決策”課題組．農技推廣：成本、效益與農民決策[J]．中國農村經濟，1997，(8):64-68．

[6] 楊瑞珍，陳印軍，等．西部地區農村科技需要調查問卷結果分析[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03，(2):26-29．

[7] 陳瑞林．農民對農業科技推廣的需要意愿分析——基于徐浦縣龍莊灣鄉的調查[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52-58．

[8] 于愛芝．制約農民技術有效需要的因素及對策初探[J]．農業科技管理，2000，(4):40-42．

[9] 王國輝，付少平．農民對農業科技知識需求強度的施政研究——以楊凌示范區為典型個案[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8-12．

[10] 陸文龍，等．天津市農民科技需求意愿調查與實證研究[J]．農業科技管理，2011，(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