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進程中我國城鄉居民的長期糧食需求

張錦華, 許 慶

(上海財經大學 財經研究所,上海 200433)

一、現有研究文獻綜述

在對糧食及食物需求的研究上，國外學者從不同切入點做出了許多有益的探索。A.Deaton, C.Paxson驗證了家庭規模對于食品需求具有反作用，隨著家庭人數的增加，人均食物消費呈現出下降趨勢[1]。Kozo Sasaki利用鹿特丹系統研究了日本的16種食物的消費結構，指出相對價格、實際收入，家庭規模和時間是影響食物消費結構的重要因素[2]。AIDS模型也被廣泛運用于對我國食物消費的研究，Kuo S.Huang, Biing-Hwan Lin基于全美的食品消費調查數據對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收入彈性做了測算，測算采用了AIDS模型對難以取得的價格數據作了單位平均的方法[3]。Huang et al.也利用AIDS模型采用不同的虛擬變量進行了自己的測算[4]。Fan et al.對AIDS模型進行了拓展，分析了中國的糧食消費彈性[5]。

在研究中國糧食需求問題時，城鄉差異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程國強、陳良彪綜合考慮了未來我國城鄉人口的變化和人均糧食消費量的變化，將未來的口糧、飼料糧、種子用糧、工業用糧、損耗等五個方面的需求加總，以此推算我國糧食需求量，并認為2030年之前我國糧食總需求將不會超過6.4億噸[6]。對未來需求的考察，廖永松、黃季焜利用CAPSIM-PODIUM模型，預測分析了2010和2020年全國及九大流域片的大米、小麥、玉米的需求量，指出人口的增長和飼料糧的需求增加是未來糧食需求增長的主要原因[7]。陳永福對前人的模型分析作了總結[8]，在分析玉米、大豆的需求時采用了雙對數模型，而分析大米、小麥的需求時則采用了對數-對數-倒數模型[9]。陸文聰、黃祖輝構建中國農產品區域市場均衡模型，從全國和地區二個層次上預測和分析了2006年和2010年我國稻谷、小麥和玉米三種糧食的供求形勢[10]。馬曉河、朱希剛等也曾根據一些經驗數據做出類似研究[11-12]。

前人對于糧食的需求分析，往往是從人口的變動和飼料的需求量出發，考慮到價格、收入等因素的變化，綜合給出一個大致的估測，城鎮化問題往往被納入供給問題中，集中指向城鎮化所帶來的耕地減少和勞動力減少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而近年來我國高速城鎮化所帶來的人口流動、年齡結構變化、收入結構變化、消費習慣的變化對我國糧食的需求結構所帶來的影響則缺乏系統的研究。在居民糧食消費問題中，無論是曲線擬合還是模型估計，都體現了用趨勢進行擬合的思路，可適用于短期分析。但是在中長期預測中，各種因素的變化難以預料，即使是居民消費理念和習慣也可能發生變化，影響到預測的合理性。此外，食物不同于一般商品，無法無限制的消費，需要考慮現實可能性進行分析。

二、城市化與我國居民的糧食消費特征

(一)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的糧食消費彈性

我國居民口糧消費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為了定量分析各種因素對于我國居民糧食和其他食品的消費需求，本文利用近乎理想需求系統(AIDS)分析我國食品的價格和收入彈性，考慮到在前人的研究中，往往采用城鄉虛擬變量來進行統計測算，但是這種處理方式忽略了城鄉間的價格差異，因此區分城鄉分別建模較為妥當。AIDS模型的形式如下：

(1)

為滿足上述要求，通常采用zellner的迭代似然不相關回歸方法對模型進行估計。數據主要來自于歷年的統計年鑒(數據從1991到2009年)，統計年鑒中缺失的數據采用插值法補足。糧食類食品以大米和小麥為主，肉類包括肉禽蛋奶等動物性食品，其他類以蔬菜瓜果為主，將酒類等副食品也計入其中，消費支出按食品總收入減去糧食和肉類的消費計，消費量則按蔬果酒類占80%的比率折算，采用這種近似方法的前提是“其他”幾類食品的消費量較為穩定，這類處理不會改變模型的性質。

表1 城鄉居民的糧食消費彈性

注：括號內為t值

對于城鎮食品的消費數據的處理，可利用公式：價格=消費支出/消費量計算出各類食品的價格序列。這種計算結果較價格指數更貼近于真實的數據，也較好的反映了價格的變化情況。相比之下，糧食價格指數反應的情況是經過加權處理，難以體現出城鎮真實的糧食平均消費水平。對農村數據的處理方法則有所區別。農村居民面對的糧食價格實際上是糧食的銷售價格。通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農產品銷售收益數據，可以計算出模型中的糧食價格(通過50公斤產品平均出售價格計算得出，數據來自歷年農村統計年鑒)。

模型具有不錯的解釋性，可以發現，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城鄉間口糧消費占食品消費的比重對糧食的價格彈性都為正值(0.067、0.068)，說明口糧是居民的基本食物消費，糧食不同于一般商品，消費量存在剛性，不可能被其他食品完全替代，且由于糧食價格是其它價格的基礎，在糧食價格上升的時候，其它食品升的更快，而口糧消費比重對收入的彈性均為負值(-0.069、-0.070)，即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糧食消費的比重逐步下降，因此具有某種“吉芬品”的性質。與此對應的，作為糧食的間接消費—肉類對自身價格的彈性為負值，對收入的彈性為正值，但對糧食的交叉彈性為負值，體現了糧食和肉類之間的轉化。

(二)城市化與城鄉居民的糧食消費結構變化

城市化、工業化提高了城鄉居民的收入，由于我國城鄉居民口糧消費對收入的彈性為負，隨著居民收入的提高，城鄉膳食結構逐漸改進，體現出多樣化特征。這反映在糧食消費占食品消費的比重變化，上世紀90年代前葉，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糧食消費經歷一段時間的上升，城市糧食消費比重一度達到15%，農村更曾達到過50%，但目前，我國城鄉居民的直接糧食消費占食品消費的比重正呈平穩下降趨勢。城鎮居民年人均購買糧食從1990年的131千克降至2009年的81千克，降幅達38%，農村居民消費也從179千克降到132千克，降幅35%。而作為間接消費的肉類和其它食品的收入消費彈性為正，肉禽蛋、蔬菜水果等食品消費量在總食品消費數量呈提升趨勢。

圖1 城鄉糧食消費占食品消費比重

(三)城市化與城鄉間直接糧食消費的差異性

我國糧食消費城鄉區別主要體現在價格、人均消費兩個方面。2009年城市糧食平均售價約4.11元/千克，折合原糧價格2.87元/千克，比農村的1.81元/千克高出1元。同時，如圖2所示，即使到2009年，城鎮居民對于口糧的消費遠遠低于農村居民，2009年，城鎮人均購買糧食81.33千克，而同年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按70%折合成商品糧則為132.5千克。農村的人均口糧(商品糧)消費約為城市的1.6倍，這一方面決定于長期的飲食習慣，也與收入水平相關。但我們也應看到，城鄉居民對于收入、價格等因素的反應正趨于一致。隨著收入水平提升所引起的消費習慣的變遷，城市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動，改變了城鄉人口比例，城鄉居民消費口糧及其他食品的差距也在發生變遷。圖1顯示城鄉糧食消費占總的食品消費的比重正在趨同，城市居民幾乎變動不大，但農村居民占比20年則下降了一半。圖2同樣顯示，人均糧食消費的城鄉差距也從1993年的82千克每年下降到2009年的51千克每年。

圖2 城鄉人均消費糧食變化(已將農村消費的原糧按70%折算為商品糧)

三、基于城市化和營養目標下的口糧消費預測

從中長期來看，城鄉人口的絕對數量在未來會發生較大變化，而城鄉糧食消費模式又存在差異，糧食總需求上也會發生重大改變。同時，營養學家們普遍認為，從我國長期以來的飲食習慣和國情出發，我國居民未來合理的膳食結構將仍以植物性食物為主、動物為輔， 2007年，衛生部頒布了《中國居民膳食指南》，介紹了適合我國居民的膳食結構，具體到每日適宜攝入的食物種類和數量，為科學營養的攝入食品提供了指導。居民消費的選擇將更加重視營養的搭配，應從食品消費趨于科學化的角度出發，根據合理的營養折算比例，尋找我國城鄉居民糧食消費的成長路徑。

(一)基于營養標準的未來人均口糧消費量預測

衛生部和中華營養學會發布的《中國居民膳食指南》的營養目標將是我國居民飲食結構發展的趨勢。根據《指南》里的《中國居民膳食寶塔》，中國居民理想的飲食結構為寶塔型：谷物在寶塔的底層，每人每天應吃250克～400克。一般地，對15-65歲的成人，城鎮居民每日平均能量攝入水平應該為1800-2200千卡，農村居民為2200-2600千卡；65歲以上的老人或兒童的每日平均能量應攝入900-1100千卡，農村為1100-1300千卡。根據FAO的數據和前人的研究，糧食的能量轉化率約為0.258[13]，即每100 mg原糧可提供能量0.258千卡。根據公式E=Q×R(E為能量，Q為原糧消費量，R是能量轉化率)，按《指南》的標準，糧食提供的能量應該保持在52%-57.4%。于是可根據城鄉和年齡的差別推算每人每日的口糧消費量。

表2 城鄉營養膳食標準(糧食) 單位：克

數據來源：中國居民膳食指南

以不同年齡段人口的比例為權重計算城鄉居民口糧消費量并取均值[注]加權值為城鄉撫養比例，兒童及老人按50%消費量計算。，可估計2009年我國15-65歲年齡段城鎮人口日均消費量為252.8克左右，農村同齡人口日均消費量為606.6克左右，與健康飲食的標準相比仍有差距：城鎮已經低于均值為296.7克的營養標準，可以將此理解為“過度調整”，即糧食消費量持續減少的慣性導致糧食消費低于合理水平；農村的糧食消費量遠遠高于均值為355.4的營養標準，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調節。近幾年，城鎮人均口糧消費已呈增勢，很可能將以波動的形式向營養標準收斂，鑒于1996年附近我國城鎮糧食消費水平就已經滿足膳食標準，此后持續下降至2006年達最低點，不妨假設從2006年開始糧食消費均勻增長，(即按年增速5 g/日計算，符合近3年增長趨勢)，可推算至2018年城鎮口糧日均消費量回到標準水平，此后保持在標準水平；鄉村人均口糧消費量約為518.5克，遠高于營養標準，從以往數據看，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鄉村口糧消費將以更快的速度收斂于營養標準。根據自回歸模型，約2023年附近可達營養標準。

(1)

其中Q為農村15至65歲每日人均消費糧食量。

圖3 城鄉口糧日消費

(二)我國未來城鄉居民人口及年齡結構預測

我國的人口規模無論是從總量，年齡結構，還是城鎮化率的規模，均體現出了一定的趨勢性，這主要是由我國較穩定的經濟增長和人口政策所決定的。據此簡單推算出未來20年我國人口的結構。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趨于穩定，逐漸趨向0.5%?？杉僭O2010—2015年內，我國人口仍以0.5%的速度增長，2015—2020內增長率降為0.45%。這樣，在2015年底，我國人口將達到13.75億，到2020年底，人口約達14.07億，基本符合國家人口政策的規劃。

我國城鎮化率一直呈穩中有升的趨勢。從世界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隨著經濟的發展，城鎮化率應有加速的趨勢，此外，鑒于城鄉二元結構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問題，城鄉人口的轉移將有加速傾向，采用對數線性方程擬合趨勢變量和城鎮化率的關系，優度可達99%(圖4)。2015年，我國城鎮化率將達到56.7%(這個估計高于“十二五”規劃的51.5%的目標，反映國家政策制定相對保守)，2020年將達到66.0%。從國際視角來看，目前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城市化率約為75%左右，而且已經進入城鎮化水平較為穩定的階段約20年左右。我國的城鎮化起步于20世紀中后期，大約落后發達國家75年左右，考慮到我國綜合國力發展速度較快，在21世紀中葉之前就有望進入城鎮化發展的穩定階段。

圖4 我國城鎮化率趨勢

從年齡結構上看，我國撫養比(14歲以下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呈穩中有降的趨勢，這說明我國老齡人口雖然正在增加，但是出生率也在下降，總撫養比并未有所升高。根據歷年的《中國人口統計年鑒》抽樣調查的數據，我國城鎮人口撫養比從二十世紀90年代初的29%降至2009年的24%，而農村人口撫養比由35%降至29%。下降基本呈線性趨勢(圖5)，可以通過線性模型預測未來的撫養比走向。按此走向，2015年我國城鎮撫養比約為21.8%，鄉村撫養比為26.7%，到2020年，城鎮撫養比約為20.1%，鄉村撫養比約為24.7%。

圖5 城鄉非勞動年齡人數與勞動年齡人數之比

(三)口糧總需求預測

我國糧食口糧未來的需求量可從上面推算的數據運用以下算式推出：

(2)

P表示總人口，σi表示i類人占總人口的比重，λi是年齡比例?？赏扑愕玫筋A測的口糧總消費序列。為保證可比性，城鎮所消費的糧食按70%折算為原糧。預測結果顯示，隨著國民經濟和城鎮化的發展，我國城鎮居民口糧消費總量將持續上升，而鄉村消費總量將呈下降之勢。雖然城鎮口糧消費總量在2010年僅有農村消費的2/3左右，但在2015年，城鎮口糧消費將達到10251萬噸，第一次超過鄉村的9361萬噸(不計浪費)，從總量上看，我國口糧消費將逐年減少，但總量上基本保持穩定。2015年約為19612萬噸，合3922億斤，到2020年約為19050萬噸，合3809億斤。高速城鎮化、低人口自然增長率、農村經濟的發展是上述現象的三大驅動力。假設有15%的口糧被浪費，那么未來我國口糧需求如下。

表3 城鄉口糧消費總量預測

數據來源：歷年農業統計年鑒

四、其他糧食消費和長期需求預測

(一)飼料糧消費

本文對飼料用糧料肉比的估測采取豬肉2.5∶1，牛肉3∶1，禽蛋按1.7∶1，奶產品和水產品按0.5∶1?；诖?，可采用農業部編寫的歷年《中國農業發展報告》以及統計年鑒的數據推算我國飼料糧的消費量。目前我國畜禽產品主要為豬牛羊肉，禽蛋及水產品。每年的出欄牲畜和肉類年產量有著直接的關系，可直接按肉類年產量折算出飼料糧。(1)我國的主要肉類產品為豬肉，豬飼料也占我國飼料用糧總量的絕大部分。按照1996年來平均增長速度3%進行計算，2015年約有豬13.3億頭，2020年約有豬15.4億頭，設置出欄比按每年0.6%的速率提升，至2015年約為61.5%，2020年約為64.5%。按存欄豬體重為出欄豬體重一半計算我國未來豬飼料糧食消耗。(2)大牲畜指的是以牛為主的可供人類役使的牲畜，包括牛、馬、驢、騾、駱駝等。按存欄體重為出欄一半，役畜年消耗200公斤飼料計算，5%的年平均增長率推算未來走勢。(3)歷年的《中國畜牧業年鑒》中記錄的出羊的出欄率在70%左右。由此可以得知未來我國每年的存欄肉羊和出欄肉羊數量大致為7∶3，存欄肉羊約為出欄羊產肉量一半，可以計算出肉羊每年消耗的糧食總量，另按照1996到2009年羊毛羊絨產量的平均增速(約1.8%)，產毛羊年消耗飼料糧100公斤，可推算未來我國羊消耗糧食。(4)我國家禽年出欄量超過100億只，出欄量年增長率約為3.7%，按出欄率66%、未出欄家禽體重減半折算。水產(人工養殖)生產不考慮存欄問題，可直接按年生產量折算飼料糧消費。綜合以上，其他牲口消耗量與損耗量按5%計算，可推算我國飼料糧需求如下：

表4 飼料糧消費總量10年預測 單位：萬噸

數據來源：歷年農業統計年鑒

(二)工業用糧需求分析

工業用糧需求指的是以糧食為工業原料的行業所需求的糧食，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食品工業迅速發展，工業用糧需求量猛增，從1995年到2008年增長近一倍。2006年和2007年，我國興建了多個燃料乙醇項目，大量消耗陳化糧，使得我國工業用糧總量年增速達到11.3%。近幾年，工業用糧的增長速度漸趨穩定。關于工業用糧的估測較為復雜，即使是已發生的工業用糧消費也沒有詳細的記錄，故在此采用前人的研究成果[14]。根據歷年的《中國食品工業年鑒》和中國產業信息網[注]中國產業信息網，http://data.chyxx.com/數據庫的信息獲得我國近10年來啤酒、酒精和白酒的產量。我國味精生產已經趨于穩定，按年產量2600噸計算。預測未來10年我國工業用糧消耗如下：

表5 未來10年我國工業糧食需求 單位：萬噸

數據來源：歷年統計年鑒

五、總的糧食需求與保障糧食安全措施

1.未來糧食總需求

我國種子用糧和損耗均不超過糧食總消費的5%，用量較小，故在此合列。我國種子用糧目前正呈下降趨勢。種子用糧量主要決定于我國的糧食播種面積，而我國糧食播種面積已較穩定，而農業產前、產中環節的科技進步以及農田基礎設施工程質量的提升，我國種子用糧將呈現穩中有降的趨勢，現設為恒定的2%。我國生產機械化水平低、糧食處理及糧食運輸設備簡陋、農戶儲糧分散、國家糧庫設施相對落后，因此損耗率較高，在此設為4%，種子用糧和折損總額按6%計算。綜合上述推算，我國2015年糧食需求總量約為6.22億噸，而2020年糧食總需求量將達到6.94億噸。

表6 未來十年我國糧食總需求 單位：萬噸

資料來源：經計算所得

如果參照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對中國糧食總供給(包括當年產量和庫存)預測的數據，根據前面需求的研究，可以預見未來我國糧食將在2018年第一次出現供求缺口，并逐漸增大，這是因為需求迅速增加，而供給增長相對緩慢。至2020年，我國糧食供需缺口約為3579萬噸。這遠低于Brown[15]的預測，稍稍超過5%的糧食安全警戒線，并且有繼續擴大的趨勢。

圖6 預測糧食供求差

2.保障糧食安全的措施

保證國家糧食安全，應以提升供給為主，保證人民日常生產生活的需要。據此，提出政策建議：

第一，倡導合理膳食，減少浪費。我國居民口糧消費對我國糧食安全的壓力已經不大，日趨增長的飼料糧需求才會引發“人畜爭糧”的風險。尤其是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帶來的居民肉類產品需求的急劇增加或許會造成糧食的緊缺以及通貨膨脹的預期。事實上，過度的肉類攝入會造成蛋白質的浪費，還增加了人體肝臟、腎臟的負擔，并不值得提倡。普及合理膳食是一個系統工程，有關營養部門應加強宣傳力度，把合理膳食的觀念推廣到各家各戶。這不僅是保證我國糧食安全的措施，也是保證國民身體素質，提高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有力手段。

第二，保證糧食播種面積，提高農業科技水平。糧食播種面積對于糧食供應的彈性約為1.2，這意味著耕地面積每減少1%，糧食就會減產約1.2%。因此，任何占用農地的活動都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批規劃，嚴格遵守耕地保護制度，積極落實國家各項耕地保護政策，是保證國家長期糧食安全的根本措施。同時，科技進步對于我國糧食的供給效果非常顯著，在水、耕地等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保持我國主要農產品供求總量基本平衡，確保糧食安全，也必須依靠科技大幅度提高土地生產率，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跨越，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并解決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和環境污染等突出問題。

第三，提升糧農種糧利潤。從前文的計算可以發現，利潤對于糧食供給的彈性為0.021，按照目前的情況，假設每畝種糧利潤能增加1%(即2元左右)，那么我國每年增加的糧食供給相應增加約可達10萬噸，相當于一個中型城市一年的消費。提升糧農種糧利潤，不僅是提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需求，也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而種糧利潤很難從糧農自身的角度加以提高，從國際范圍來看，政策補貼是提高糧農種糧積極性，反哺農業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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