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清金銀器看草原絲綢之路的衰落

張景明

（大連大學 美術學院，遼寧 大連 116622）

從明清金銀器看草原絲綢之路的衰落

張景明

（大連大學 美術學院，遼寧 大連 116622）

草原絲綢之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始終起著溝通中西方、南北方經濟和文化的橋梁作用。但到了明朝時期，北方草原地區戰爭迭起，修筑的長城一度阻隔了南北之間的交往，加之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滯留了草原絲綢之路的發展道路。清朝建立后，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阻滯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在這種背景之下，草原絲綢之路逐漸衰落。同時，原來在中亞地區盛產金銀器的諸國都已分崩離析，北方草原地區發現的金銀器也很難看到有西方文化的因素，因而在金銀器的文化內涵中也能看出草原絲綢之路的衰落狀況。

明清金銀器；草原絲綢之路；衰落狀況

明清時期，北方草原地區生活的主體民族仍為蒙古族，但其他民族的人數不斷增加，形成了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格局。公元1368年，元惠宗妥歡貼睦爾攜后妃、太子和宗室退往上都（故城在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北），蒙古貴族在北方草原地區繼續保持著政權，史稱“北元”。這個政權持續了267年，幾乎與明朝相始終，最后統一于清王朝。從考古發掘資料看，金銀器多數為裝飾品，并且多融入滿族文化與漢文化的因素，西方文化影響較少，由此看出中西文化交流在草原絲綢之路中已經減弱。

一、明清時期北方草原金銀器考古發現的狀況

在北方草原地區，明代的金銀器發現甚少，僅在內蒙古涼城縣麥胡圖鄉和托克托縣各征集一件鳳形金冠頂飾①，鳳展翅張尾，佇立于柱狀體上，其下為兩層錯落的花瓣裝飾，云頭形底座；鳳、柱狀體、花瓣均采用了掐絲、鏤空工藝，制作相當精致。清朝時期，清政府為了加強與蒙古族的關系，采取了聯姻方式，有許多公主嫁往蒙古草原地區，并帶去許多金銀制品。同時，民間佩戴金、銀首飾的現象增多，促進了金銀貴重品向民間化和大眾化的發展，使蒙古族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民間制作的金銀器風格。

清代在內蒙古發現幾處公主和郡主的墓葬，出土了數量較多的金銀制品，加之蒙古族加工的傳世金銀制品，體現了金銀器的文化內涵。如內蒙古巴林右旗白音爾燈榮憲公主墓[1]122-126出土嵌貓眼石卷云紋金簪、奔鹿紋金簪、菊花瓣形金簪、金鳳飾、“歲寒三友”金飾、行龍紋金鐲、金鏈、金戒指。扎魯特旗固龍雍穆長公主墓[2]127-133出土銀骨灰盒。呼和浩特市美岱村清公主墓②出土金簪、金戒指、金指套、雙龍紋金鐲。巴林右旗幸福之路鄉清墓[3]94出土嵌寶石龍紋包金銀骨灰盒、銀骨灰盒、三角形銀飾件?？茽柷咦笠砗笃煅瞄T營子清墓[4]689-696出土金耳環、鎏金鳳形銀頭飾、鎏金雙龍戲珠紋銀簪、扁銀簪、鑲珍珠銀簪、鑲料珠銀簪、梅花首銀簪、圓首銀簪、銀鐲、銀指套、銀戒指、銀佩飾、鎏金菊花銀插、六吉祥銀插、鎏金葫蘆銀插。吉林省榆樹縣興隆山鄉清公主墓[5]76-84出土嵌綠松石孔雀形金飾、龍形金簪、松竹梅形金簪、嵌寶石金簪、新月形金冠飾、鳳形金插飾、花形金插飾、龍形金插飾、卍字紋金簪、云形金簪、卷云形金簪、靈芝形金簪、金扁簪、龍形金飾、壽字金花插、云紋帶穿金飾、葵花形金飾、壽字金花飾、福壽紋金飾、心形錢紋金飾、心形絞絲金飾、蓮花形金飾、金戒指、金花飾、金元寶、銀簪桿、金首嵌玉石銀簪、壽珠銀簪、金蝶穿珠銀簪、蜻蜓形銀飾、銀錠、銀釧、銀花扣、鎏金壽字銀扣等。

二、明清時期北方草原地區金銀器的造型藝術

清代北方草原地區出土的成批金銀器，多為清廷下嫁蒙古王公貴族的陪嫁品，類別單一，但做工精湛。裝飾品占大宗，多見于頭飾和手飾，紋樣常采用龍、鳳、鹿、喜鵲、飛燕、孔雀、松鼠、蝴蝶、蜻蜓、蝙蝠、荷花、梅花、牡丹、菊花、松竹梅、葡萄、吉祥文字等裝飾。如：衙門營子清墓出土的鎏金鳳形銀頭飾，鳳足騰空，展翅回首，鳳須卷曲如云，兩側及前側伸出三只蝴蝶和四片花葉，構成蝶戲彩鳳、飛舞于花叢之中的圖案。幸福之路鄉清墓出土的金骨灰盒，正面及側面浮雕花紋，由龍、梅花、石榴、蘭草、湖石、綬帶等組成，并以鑲嵌貓眼石和其他寶石作襯托，使整體圖案錯落有致。從紋飾布局看，裝飾品多采用隨意式，不受框架局限，而且草原風格也不很明顯。興隆山鄉清代公主墓出土造型各異的簪釵，使我們能夠看到當時社會的價值取向與人們對婦女的審美理想標準以及工藝發展水平。龍是中國人的象征，是中國傳說中特有的一種有鱗有須能興云作雨的神異動物，是中國人幾千年來最為崇拜的神靈之一和祥瑞之物。松、竹經冬不凋，梅則耐寒開花，故中國文人常用它們來比喻品質的高潔、堅強，均為中國民間喜聞樂見的題材，即所謂的“歲寒三友”。龍形金簪的每條龍底下均有一團祥云與之相連，一龍張眉怒目，兇猛無比；一龍神態平和，風度翩翩；二龍軀、尾、須均屈曲盤繞，造型別致。松竹梅金簪的造型也大致相同，簪桿采用纍絲法制成，如竹般中空。簪頭系松枝造型，上掛幾片松葉，另有幾瓣梅花從松枝上懸垂而下。這幾只金簪均采用黃金制成，造型優美，色澤純正，制作精良，整體風格高雅、別致，富有生趣，同時又寄寓了中國人民對高潔品性的贊美與偉大祖先的崇拜之情。龍形金簪除了神態各異，最明顯的區別還在于一龍前爪抓一珍珠突出在外，一龍后爪托一珍珠藏于軀干與龍尾之間。松竹梅金簪的枝、葉、花形也稍有不同。

在清代的傳世金銀器中，蒙古族民間的工藝特征非常明顯，常見的器類有銀碗、銀盤、銀托盤、銀盅、銀簪、銀釵、鑲銀蒙古刀、銀頭飾、銀馬鞍飾等，各種銀器的造型美觀大方、淳厚凝樸，強調形體的平衡與對稱。在銀器上鏨刻的云紋、犄紋、龍鳳紋、卷草紋、八寶紋、幾何紋等圖案，多為蒙古族傳統的紋飾，體現了蒙古族民間藝人和勞動人民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才能。有的器物造型具有濃郁的草原風格，將草原人們的生活場景予以物質載體的藝術化，如內蒙古博物館收藏的鎏金穹廬式銀香盒，完全仿照蒙古包的形狀制作，連綁系的繩索都清晰地表現出來。

制作和裝飾工藝有模鑄、錘鍱、編制、焊接、鏨刻、鎏金、浮雕、線雕、鑲嵌、掐絲、花絲等，還出現了銀燒藍工藝，并綜合了起突、隱起、陰線、陽線、鏤空等各種手法。不僅繼承了中國傳統工藝技法而又有所發展，并且為今天金銀工藝的發展創新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其中，蒙古族民間制作的金銀器主要使用鏨雕技法。具體制作過程以金、銀為原料，先用錘子錘出需要的厚度，然后按照設計圖用薄紙拷貝或剪下所需紋樣，貼在原材料上，用小鏨鏨出虛線，取下紙樣，以木槌、鐵錘按印錘打出大型輪廓，并用錘尖和圓頭鏨子點出器物上突起的部位。在打造器物外型中，要多次過火，以保持其柔軟度和延展性。做成器胎后，根據紋樣選擇不同的鏨子，在器表鏨雕出各種紋樣。鏨雕工藝是一種古老的技法，做法多種多樣，先焊后鏨，先鏨后焊，在制作中靈活掌握，制成各種精美的金銀器器皿。

三、金銀器所反映的草原絲綢之路的衰落

明清政府為了鞏固北部邊疆的安定，與草原地區各民族互相貿易，金銀器已經在北方草原地區商業化。蒙古王公貴族經常得到明清政府的賞賜，其中包括大量的金銀制品。如明代的鳳形金冠飾、清代的金頭飾、金骨灰盒、金簪、金鐲等貴重器物，全部來自于明清政府。在民間，有許多金銀飾品已經能在專營店買到，也就是金銀制品不完全被官府壟斷，可見其大眾化程度已很高。

“通貢”是在蒙古封建主與明朝之間進行的，各部領主利用牲畜、獵物和各種手工制品向明朝“進貢”，明廷回贈絲織品、棉紡品、農產品、生活用具、醫藥、佛經及貨幣等。根據《明實錄》記載，從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至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間，蒙古封建主向明朝進貢八百多次。正統十二年（公元1447年），“瓦剌使臣皮兒馬黑麻等二千四百七十二人來朝，貢馬四千一百七十二，貂鼠、銀鼠、青鼠皮一萬二千三百?！盵6]明廷回贈的物品，幾乎被蒙古各部封建主占有，平民只能高價換取一點。

明朝通過馬市和木市與蒙古地區交換物品。蒙古首領俺答汗幾次要求開茶市，遭到明廷的反對，未能實現。馬市在明朝初期就開始，“永樂間，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寧，以待朵顏三衛?！盵7]永樂六年（公元1408年）明成祖命在甘州、涼州、蘭州、寧夏等處進行馬匹交易。正統三年（公元1438年），開大同馬市，與中原進行貿易。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在俺答汗的強烈要求下，明朝在大同鎮差堡、宣府新開口堡、延綏、寧夏等地開設馬市。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俺答汗與明朝達成和平貢市協議，明朝先后在大同得勝堡、新平堡、守口堡、宣府張家口、山西永泉營、延綏紅山寺堡、寧夏清水營、中衛、平虜衛、甘肅洪水扁都口、高溝寨等十一處開設馬市。這種馬市為官市，由明朝指定地點，每年定期開市一兩次，每次三至十五日左右，雙方官員監督，由明朝定出牲畜價格，用銀兩、錢鈔收購馬匹，或用布、緞、鐵鍋等折價易馬。

因官市滿足不了蒙古封建主的貿易要求和蒙漢民間對物品的需要，便在那些過去被明朝禁止的民間私下貿易之地，準予開設私市，以物易物。還有一種在適當地點開設的月市?！度f歷武功錄》卷八《俺答汗列傳下》記載：“牛（易）米豆石余，羊穕糗數斗。無畜，間以柴鹽數斗易米可一、二斗，柴一擔易米可二、三升，而其甚者，或解皮衣，或執皮張馬尾，惟冀免一日之饑?！苯灰椎钠贩N，官市蒙古方面主要出售馬匹。在民市上，蒙古地區用馬、駝、騾、驢、牛、羊、氈、裘、皮張、馬尾、鹽、堿、柴草、木材等，與明朝交換糧食、布、絹、絲、緞、衣服、農具、鐵鍋、銅鍋、紙張、醫藥、顏料、日常用具、茶葉及各種食品。其中，牲畜、糧食、飲食器、食品的交易額度較大?；ナ薪o雙方帶來了穩定和繁榮，“俺答汗納款馬市互易，邊疆無警，畿輔晏然，漢唐以來所未有也?！盵8]有利于雙方文化的交流。

清朝由于漢族商人大批涌入蒙古地區進行貿易，結成山西和北京商幫，壟斷蒙古地區的市場，他們從蒙古族那里收購原料和畜產品，販賣各種日用品，逐漸居住下來，發展了原有的城市和形成新的城鎮。這些商人往往用很少的商品與蒙古族交換牲畜，出現了“茶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钡木置?。通過商業貿易，溝通了蒙古地區與內地的物質交流。漢族商人供給蒙古族需要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也將蒙古族無力充分利用的土特產收購起來，供應內地人民的生活需要。另外，木材、鹽、堿、礦產、藥材、山貨、獵物等，在蒙古族那里根本不用于生產，通過商業的流通，為蒙古族人民開辟了新的生產領域，也使漢族人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東西。在商貿過程中，也促進了金銀器文化的交流。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后期，文化發展的總勢趨于保守。其金銀器制作一改唐宋以來的豐滿富麗、生機勃勃、清秀典雅和意趣恬淡的風格，越來越趨于華麗、濃艷，宮廷氣息愈來愈濃厚。器形的雍容華貴，寶石鑲嵌的色彩斑斕，特別是龍鳳圖案象征著不可企及的高貴與權勢。這一切都和明清兩代整個宮廷裝飾藝術的總體風格相和諧一致，但是卻和貼進世俗生活的宋元金銀器迥然有別。然而，明清兩代的金銀器，其發展軌跡非常鮮明。大體上說，明代金銀器仍未脫盡生動古樸，而清代金銀器卻極為工整華麗。在工藝技巧上，清代金銀器那種細膩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可及的。在明代金銀器的紋飾中，龍鳳形象或圖案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這一變化到了清代，更加推向極致。與宋元相比，明代金銀器中素面者少見，大多紋飾結構趨向繁密，花紋組織通常布滿器物周身，除細線鏨刻外，也有不少浮雕型裝飾，對以后清代的金銀器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清代金銀器保留下來的極多，大部分為傳世品。從風格上看，清代金銀器既有傳統風格的繼承，也有其他藝術、宗教及外來文化的影響。正是在這種繼承吸收古今中外多重文化營養因素的基礎上，清代金銀器工藝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清代金銀器的器形和紋飾變化很大，已全無古樸之意，同時反映了宮廷金銀藝術品所特有的一味追求富麗華貴的傾向。其造型隨著器物功能的多樣化而更加絢麗多彩，紋飾則以繁密瑰麗為特征。格調高雅，富麗堂皇，再加上加工精致的各色寶石的點綴搭配，整個器物更是色彩繽紛、金碧輝煌。清代金銀器的加工特點，可以用精、細二字概括。在器物的造型、紋飾、色彩調配上，均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繼宋、元、明以來，清代的復合工藝也很發達。金銀器與琺瑯、珠玉、寶石等結合，更增添了器物的高貴與華美。因此，明清時期，通過北方草原地區與中原地區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往，傳入草原地區的金銀器都帶有明清那種雍容華貴的特點，充分說明草原絲綢之路在溝通南北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從考古學資料看，已經公布的幾批都為清代公主、郡主下嫁蒙古王公貴族的墓葬，所出土的金銀器具有明顯的清朝宮廷的特征，從中可以看出滿蒙聯姻的歷史事實，并蘊含著文化交流的意義。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扎魯特旗前德門蘇木發掘了清代固龍雍穆長公主墓，墓中出土了錦緞等高級絲織品和一件精美的屋式銀骨灰盒，并有一方用鐵條緊箍著的墓志。根據墓志銘刻對當時滿蒙聯姻和蒙古王公貴族家族的世赫情況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墓志銘文為清朝康熙皇帝所撰，為滿漢兩種文字鑿刻。由墓志銘文得知，該墓葬為清代固龍雍穆長公主之墓。清代的固龍公主，又作固倫公主?！肚迨犯濉肪硪话倭豆鞅硇颉酚涊d，清代皇后的女兒，封為固倫公主；妃嬪的女兒和由中宮撫養長大的宗室成員家的女兒，封為和碩公主。公主的丈夫，滿語稱為額駙，這是漢語駙馬的意思。據史料所記，固倫雍穆長公主名雅圖，是皇太極的第四個女兒，為孝莊文皇后所生。初封固倫公主，公元1657年進固倫長公主，公元1659年封固倫興平長公主，復改固倫雍穆長公主。于公元1641年下嫁弼爾塔噶爾。額駙弼爾塔噶爾，是孝莊文皇后的長兄，第一代科爾沁和碩卓哩克圖親王烏克善的第三個兒子。他與雅圖結婚后，于公元1643年賜固倫額駙儀仗，公元1666年承襲父爵，為第二代卓親王，于公元1667年去世。由此可以推知，雅圖之母孝莊，是弼爾塔噶爾的姑母，而弼爾塔噶爾之父烏克善是雅圖的舅父。雅圖與弼爾塔噶爾本是姑舅表兄妹，而孝莊與烏克善本是親兄妹。他們都出自當年蒙古科爾沁貝勒宰桑那顯赫的家族。

從清代固龍雍穆長公主墓的發現，對清朝與蒙古王公貴族的聯姻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當時，清朝政府出于政治上的目的，為了穩固北部邊疆的安定，采取了與蒙古王公貴族聯姻的辦法，促進了清朝與蒙古地區的友好關系。清朝皇室在下嫁公主、郡主，或者迎娶蒙古王公女子時，都要賞賜大量的金銀珠寶。在內蒙古、吉林等地發現的清代公主、郡主墓出土的金銀器中，與《清史稿》卷一百零三《輿服志》二記載的清代親王福晉、世子福晉、郡王福晉、貝勒夫人及固倫公主、和碩公主、郡主的冠服制度大體相合，可以看出滿蒙聯姻所帶來的文化交流，也說明了當時草原絲綢之路在南北文化交流中的重大作用。但從草原絲綢之路的發展歷史看，在溝通傳統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已經處于衰落的地步。明清時期，原來在中亞地區盛產金銀器的諸國都已分崩離析，而海上絲綢之路卻逐漸繁盛，代替了草原絲綢之路和沙漠絲綢之路的地位。元代中國大一統局面的形成，使北方草原地區更多地接受、吸收和融合漢族文化，對西方傳統文化的接受越來越少。明代的蒙古族又退居北方草原地區，與明王朝形成對峙的局面，阻隔了草原絲綢之路的暢通。明清時期的西方，已經出現了比較發達的工業經濟和新型科學技術，傳統的文化也日漸衰退，而保守的清王朝難以接受這種新的文化，從而導致了草原絲綢之路的衰落。在北方草原地區出土的明清金銀器中，很難看到有西方文化的因素，用事實說明了草原絲綢之路在溝通中西文化交流中衰落的狀況。至此，金銀器文化在草原絲綢之路中也完成了歷史使命。

注釋：①資料未發表，現藏于內蒙古博物院.②資料未發表，現藏于內蒙古博物院.

[1]項春松.內蒙古白音爾燈清代榮憲公主墓[G]//文物資料叢刊（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2]張柏忠.清固龍雍穆公主墓：文物資料叢刊（7）[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3]巴林右旗文物館.內蒙古巴林右旗出土金銀葬具[J].文物，1985.

[4]于寶東，武雅琴.科左后旗衙門營子出土的清代文物[G]//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

[5]張英等.吉林通榆興隆山清代公主墓[J].文物，1984（11）.

[6]明英宗實錄[M].卷一百六十.

[7]［清］張廷玉等.明史[M].（卷八十一《食貨志》五）.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

[8]明神宗實錄[M].卷三十三

G124

A

1008—7974（2013）05—0027—04

2013—01—05

張景明（1966－）內蒙古涼城縣人，大連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教授，民族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專題考古學、藝術人類學、民族文化學等。

2011年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與技術研究課題 《金銀器與草原絲綢之路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10116。

（責任編輯：章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