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明清時期徽州人向淮揚地區的人口遷徙情況及其影響

胡心怡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安徽合肥230039）

徽州是一個峰巒疊嶂的山區，地狹人稠，可耕地面積十分有限，所謂“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正是徽州地理環境的生動寫照?；罩萑嗽诩亦l的生存需求無法全部得到滿足，于是就將眼光放到徽州之外的廣大地域，成為著名的商賈之鄉。明代王世貞曾經說過：“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從明代中期起，隨著徽商的四處奔走，“足跡幾半禹內”，徽州人“安土重遷”的歷史觀念也開始動搖，逐漸成為了一個移民輸出率較高的地區。據康熙《徽州府志》記載：“徽之富民，盡家于儀、揚、蘇、松、淮安、蕪湖、杭、湖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廣之漢口，遠如北京，亦復挈其家屬而去。甚且輿其祖、父骸骨，葬于他鄉，不稍顧惜?！盵1]

淮揚地區是徽州人較早遷徙的重點區域之一，廣義上的淮揚地區包括淮河與揚子江的下游地區，主要包括南京、淮安、揚州、鎮江、鹽城、泰州等地；狹義上的淮揚地區漢為臨淮、廣陵二郡；唐、宋為楚、揚二州；元代為淮安、揚州二路；明清為淮安、揚州二府；今天的淮安、揚州二市，兩地歷史上長期處于同一行政區劃中?；磽P地區位于長江南北，緊鄰京杭大運河，是連接南北西東的重要交通樞紐。如此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在明清時期曾經吸引了大批徽州人來此經商貿易，有些逐漸定居于此。

目前學術界關于淮揚地區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對淮揚地區社會文化變遷及經濟發展的研究，其中有些涉及到人口流動的研究成果。王振忠以淮安河下鎮為著眼點，介紹了徽州商人向河下的遷徙、占籍和定居情況；并以明清兩淮的徽州鹽商為研究對象，在人口流動方面探索了徽州鹽商的社會流動及影響[2]。王振忠與趙力合著的論文中簡要提到徽州人在南京的經商活動及他們在南京建立會館和寺廟的情況。馮爾康先生關注徽州鹽商及其后代在揚州的定居情況以及他們在科舉等領域的影響。[3]

一、徽州人向揚州的人口流動

揚州是明清時期淮揚地區最重要的商業中心，“維揚天下一大都會也，舟車之輻輳，商賈之萃居，而鹽筴之利，南暨荊襄，北通漳洛河濟之境，資其生者，用以富饒……”[4]陳去病在《五石脂》中說：“……揚蓋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鄭、黃、許諸氏，揚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盵5]另據歙縣方志記載，徽州鹽商入揚的家族主要有：江村的江氏，豐溪、澄塘的吳氏，譚渡的黃氏，岑山的程氏，稠墅、潛口的汪氏，傅溪的徐氏，鄭村的鄭氏，唐模的許氏，雄村的曹氏，上豐的宋氏，棠樾的鮑氏，藍田的葉氏等。

乾隆末年李斗所著《揚州畫舫錄》中記載了較多徽州人在揚州的活動情況。根據這些資料，馮爾康先生曾做過統計研究[6]，筆者歸納如下：歙縣人最多，有鮑志道之鮑氏4人、鄭景濂之鄭氏12人、巴源綬之巴氏3人、江春之江氏17人、黃晟之黃氏4人、黃其林之黃氏3人、徐贊侯之徐氏3人、程瑤田之程氏2人、程文正之程氏10人，以及祁門馬曰琯之馬氏4人、只注明徽州人的吳氏18人，總共80人。而《揚州畫舫錄》中所記載外來移民人數一共113人，顯而易見，徽州人是揚州移民的主力軍，約占70%?！稉P州畫舫錄》是一部私人的筆記體著作，從該書所記載的資料可以看出徽州人在淮揚地區活動的部分情況，而要想具體探究徽州人向淮陽地區的遷徙情況，還是要參考族譜及地方志等資料。

據《江都縣續志》記載：“歙之程、汪、方、吳諸大姓，累世居揚而終貫本籍者尤不可勝數?！盵7]例如：岑山渡程氏有眾多家族成員廣泛分布于揚州地區，據程佐衡著《新安程氏世譜》記載，岑山渡叔信公的后代慎吾公是程氏遷徙揚州的始祖。他率領其五個兒子遷居揚州府江都縣，“五世之內，孫、曾二百余，科甲蟬聯，膺簪紱，登仕版者百余人，貲產甲徽、揚兩郡”。[8]另有《淮安河下志》記載：“吾宗自岑山渡叔信公分支，傳至第九世慎吾公，是為余六世祖，由歙遷家于揚，子五人：長上慎公，次蝶庵公，次青來公，次阿平公，次蓮渡公。蓮渡公即余五世祖也。蓮渡公諸兄皆居揚，公一支來淮為淮北商，居河下?！盵9]《太函集》中記載：海陽程惟清，“遂以鹽筴賈荊、揚，以居息賈京邑?！盵10]可見徽州大姓程氏家族離開故土，遷至揚州后也繼續開枝散葉，逐漸發展成為一支不可小覷的宗族勢力。據《歙事閑譚》記載：歙縣潛口汪氏子孫汪應庚“業鹺于揚，遂籍江都”。[11]徽州婺源方氏于明初在其44世佑孫時最早遷徙揚州，其后從萬歷年間到乾隆初年，即從53世到59世，婺源方氏不斷地遷往揚州。[12]歙縣明經胡氏子孫“遷徙不一，或白下、或吳門、或淮揚、或淮水，以及浙、楚、中州之遠?！盵13]《太函集》記載：吳伯舉“居廣陵（揚州古稱），以賈隱，當五方之沖，諸賢豪率慕名高造伯舉?！盵14]

有些徽州人在遷居揚州后在當地建立祠堂、修族譜等，如許承堯《歙事閑譚》記載：“（方）士著有《西疇詩抄》四卷，性孝友睦族，嘗創建宗祠于揚州，置祀田?！盵15]同樣的，民國《歙縣志》也指出歙縣方士

“以僑居廣陵未能即歸故里，乃建宗祠，置祭田于揚，聚族之商于揚者，恪修祀事?！盵16]《汪氏譜乘》中提到：“汪氏支派，散衍天下，其由歙以僑于揚業鹺兩淮者，則尤甚焉。居揚族人，不能歲返故里，以修禴祀之典，于是建有公祠……”[17]巖鎮鄭鑒元，“先世以鹽筴自歙遷儀征，遷江寧，遷揚州，皆占籍焉?！中揿ê闃蜞嵤献陟?，上律寺遠祖海公宗祠，置香火田，……建親樂堂于揚州宅后，子姓以時奉祭祀?！盵18]，并修建了鄭氏宗祠和族譜。修建祠堂及族譜的行為，正是從側面反應了徽州人僑居揚州人數之多。

二、徽州人向南京的人口流動

明清時期徽州人多因經商的緣故遷徙至淮揚地區，這些記載在族譜及地方志中俯手即拾。景正年間歙縣商人許竹逸，“挾資經商吳越金陵間十余年，資益大起?！盵19]嘉慶、萬歷年間婺源商人李延芳“卜居金陵，握奇贏以占消息?！盵20]休寧人汪以振“商于金陵，娶楊氏，生守之?！盵21]“黃有貞，……業木金陵，精明勤慎，富室多貸資本?！薄褒R延獻，……業木金陵，頗獲利?！薄俺虗?，……偕兄懷售木金陵廿余載，資積逾萬?！盵22]“洪大詩，……貸本貿易，經營漸裕，僑居金陵”[23]明婺源人李魁“回思只遺臥室一間，不得已，出鬻于族人，僅得十金。遂槖往金陵，賃一鄉肆，朝夕拮據，不憚煩勞?！盵24]“洪登云，……以父多病，遠賈金陵?！盵25]“俞德游，……隨兄服賈金陵，相友愛?！盵26]“洪鼎,……與人合賈金陵?！盵27]徽商李大鴻“乃罷龍都，而賈江寧。公居中調業，而轉賈者人貲相得。計所就業，未逾十年，而遂足當上賈矣?！盵28]歙縣巖鎮人潘仕“……以鹽筴賈江淮，質劑賈建業，粟賈越，賈吳?！盵29]（注：金陵、建業、江寧均為南京古稱。）

隨著徽州人在南京經商的人越來越多，他們開始在南京組建自己的同鄉會——會館。清代，徽州人在南京建立的會館主要有：歙縣會館（在馬府街）、婺源會館（在顧樓）、徽州會館（在欄桿橋）、新歙會館（在鈔庫街）、安徽會館（在下浮橋油市街）。[30]這些會館也就成為了出門在外的徽州人的“大本營”，互相幫助，共同在異鄉站穩自己的腳跟。

三、徽州人向儀征地區的人口流動

儀征南臨大江，東有運河溝通揚州，歷來就是淮南鹽運的重要樞紐，許多徽州商人紛至沓來。汪道昆《太函集》中記載：“真州（注：今儀征）諸賈為會，率以資為差。上賈據上座，中賈次之，下賈侍側?！盵31]巖鎮潘侃“初，公父處士命伯以儒，仲以賈。仲無祿蚤世，公不釋業，代賈真州。家世用陶公，獨與時遂，或用鹽盬，或用橦布，或用質劑，周游江淮吳越，務協地宜。邑中宿賈若諸汪、諸吳悉從公決策受成，皆累巨萬?！盵31]可見，若潘侃這樣的能人不僅自家在儀征經商獲利后，還帶動同邑中人共同致富，這也是徽商重視團結同鄉人的表現。

據《重編歙邑棠樾鮑氏三族宗譜》記載，鮑氏宗族子弟遷到儀征的人有：鮑玉（鮑氏儀征派始遷祖）、鮑必昭、鮑必達“商于揚，家儀征”[32] 131發源于徽州的洪氏家族在清康熙至道光年間由于家族經營鹽業，使得眾多族人遷徙至儀征，并且取得一定的功名，如洪肇?！皟x征籍，歲貢生”、洪錫防“儀征籍、國學生”、洪士梁“儀征籍享貢生”、洪士佳“儀征籍，附貢生”、洪肇楙為“儀征籍，康熙庚子舉人，雍正癸卯恩科進士”。[33]這也充分反映了徽州商人賈儒結合的特質。

四、徽州人向外遷徙的影響

第一，經濟方面?！盁o徽不成鎮”這句話可以充分反映出徽州人對遷入地的影響。一個原本不起眼的小鄉村，如果徽州人遷入就很有可能變成一個有影響力的市鎮；如果徽州人遷入一個市鎮，那么它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就會越來越繁盛?；罩萑嗽诨磽P地區開設店鋪，修建房屋和街道，造會館，建園林，開辟碼頭等等行為，都直接推動了當地市鎮建設的發展，使之規模更大、經濟更加繁榮。例如，舉世聞名的揚州園林，其中有許多就是在揚州的徽州人建造的?；窗埠酉碌膱@亭，據李元庚《山陽河下園亭記》記其有65例，而僅徽商程氏所建的就占約三分之一。

第二，社會方面?；罩萑舜罅客膺w，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徽州地區尖銳的人地矛盾，保護了徽州地區青山綠水的自然環境?；罩萑送獬鲋\生，多是共同經商，集體遷徙，這也是徽商取得輝煌成績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樣在進入遷徙地后不免會將本族的鄉土傳統帶入新的城市。如徽州累世同居共爨的習俗，歙縣人鄭景濂，遷居揚州，經營鹽業，“食指千數，同堂共爨?！盵34]濟陽江氏一族，“多事禺筴，聚處揚城”。[35]徽州人在遷入淮揚地區后重新編修族譜、重新建立宗祠、推崇程朱理學等舉動，也影響到當地的社會風氣。在南京則出現了所謂的“徽州燈”，這都是遷居至南京的徽州木商所為。

第三，家庭方面?；罩葑迦送獬鲑嵉玫睦麧櫮軌蛑С肿谧宓纳a生活，編修族譜，建立祠堂，有利于增強宗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使得徽州人能夠維持傳統的生活秩序。而徽州男性外出經商常年不歸家，所謂“一世夫妻三年半”，這就造成了徽州女性感情的缺失以及經濟上的困難。外出經商路途遙遠，路上危險重重，不幸客死途中的人也不在少數。這樣就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幼子，以及年邁的父母，這些人的生活會變得較旁人更加艱辛。

第四，文化教育方面?；罩萑速Z而好儒，許多大商人同時也是具有一定文化內涵的學者，徽商遷居淮揚地區后，其子孫后代也是積極參加科舉，并取得了斐然的成績。據同治《兩淮鹽法志·人物》所記，在兩淮，清康雍乾三朝共收京秩官32人，其中徽州籍27人；外任官137人，其中徽州籍占70人。清順康雍三朝收進士140人，其中徽籍85人。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在兩淮的鹽商后裔或宗族子弟。

五、結語

明清時期徽州人向淮揚地區的人口遷徙，是徽州人向全國散居的一個縮影。人口的流動增加了兩個地區的互動和交流?；罩萑酥饕且越浬痰姆绞?，特別是經營鹽業，遷徙至淮揚地區，極大的促進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磽P地區鹽業的大發展也是徽商能夠興盛的重要原因，“徽駱駝”的形象也隨著徽州人的四處奔走而深入人心。

[1] 康熙《徽州府志》，卷2《風俗》.

[2] 王振忠.明清淮安河下徽州鹽商研究[J] .江淮論壇，1994（5）；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M] .三聯書店，1996.

[3] 王振忠，趙力.明清時代南京的徽商及其經營文化[J] .浙江社會科學，2002（4）；馮爾康.明清時期揚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J] .徽學，2000.

[4] 嘉慶《兩淮鹽法志·雜記》.

[5] 陳去?。骸段迨?

[6] 馮爾康.明清時期揚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J] .徽學，2000.

[7] 【清】王逢源，修.李保泰，纂.嘉慶《江都縣續志》卷12《雜記下》.

[8] 程佐衡：《新安程氏世譜》卷15《年表》.

[9] 王覲宸：《淮安河下志》卷5《第宅·程蓮渡先生宅》.

[10] 汪道昆：《太函集》卷37《海陽長者程惟清傳》.

[11] 許承堯：《歙事閑譚》卷13《汪上章事略》.

[12] 唐力行.徽州方氏與社會變遷——兼論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J] .歷史研究，1995（1）.

[13] 歙縣《明經胡氏甲派芳塘宗譜·明經胡氏甲派芳塘宗譜序》.

[14] 汪道昆：《太函集》卷37《吳伯舉傳》.

[15] 許承堯：《歙事閑譚》卷7《新安竹枝詞》.

[16] 民國《歙縣志》卷9《人物志·義行》.

[17] 汪舸《汪氏譜乘·序》.

[18] 許承堯：《歙事閑譚》卷25《鄭鑒元》.

[19] 《新安歙北許氏東支世譜》卷8《竹逸許公行狀》.

[20] 婺源《三田李氏統宗譜·明故光祿寺署瓜沖源李公墓志銘》.

[21] 休寧《汪氏統宗譜》卷116《汪尚全墓志銘》.

[22] 光緒《婺源縣志》卷47《人物·質行》.

[23] 光緒《婺源縣志》卷23《人物·義行》.

[24] 婺源《三田李氏統宗譜·休江潭東市魁公夫婦逸績》.

[25] 光緒《婺源縣志》卷30《人物·孝友》.

[26] 光緒《婺源縣志》卷34《人物·義行》.

[27] 光緒《婺源縣志》卷41《人物·義行》.

[28] 婺源《三田李氏統宗譜·恩授王府審理正碧泉李公實狀》.

[29] 汪道昆：《太函集》卷51《明故太學生潘次君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

[30] 周志斌.明清時期南京的徽商[J] .江淮論壇，1988（4）.

[31] 汪道昆.《太函集》卷34《潘汀州傳》.

[32] 趙華富.徽州宗族研究[M]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

[33] 民國《桂林洪氏宗譜》卷6.

[34]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8《城西錄》.

[35] 歙縣《濟陽江氏族譜》卷9《清候選主簿嘉霖公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