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注于時代特征 著力于落到實處——論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務必辨識和把握的幾個關系

□ 韓 鍇 袁新國

當今世界，是各種政黨的“黨天下”，從世界政黨的執政實踐看，無論哪個政黨，其能夠并持續執政的原因主要在于民心向背?！八茌d舟，亦能覆舟”，這是我們黨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國際上各政黨取得政權和維持政權的鐵律。在新的形勢下，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表現形式，既與執政以前大有區別，也與改革開放以前甚有差異，甚至與改革開放的初期也有所不同。因此，當前對群眾路線的探討，中心應該不在于要不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而在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本文試圖從正確處理和把握幾個關系的角度談談如何把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落到實處。因為在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過程中，對這幾個關系我們必須要有正確的辨識和妥善的把握，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有助于把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落到實處。否則，我們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會有難以深入的可能，甚至有陷入形式主義泥塘的危險。

一、準確把握群眾整體與部分群眾的關系

群眾是一個集合概念。辭海中解釋群眾有兩層含義，一是指“人民大眾”或“居民的大多數”，即與“人民”一詞同義。另外則是指“未加入黨團的人”，表示“黨員”與“群眾”的區別，“干部”與“群眾”的區別。從后一層含義來看，這個解釋也許長期沒有人研究過它了，因為它把黨員與群眾的區別和干部與群眾區別放在并行的位置上，其原因或許是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前，黨員數量少，凡是黨員，絕大多數都是干部，所以黨員與群眾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和干部與群眾的區別相侔?，F在看來這一含義也許已不甚貼切了，因為今天我們的黨員數已經達8500多萬，許多黨員或絕大多數黨員已經不是干部了。這也許是我們要對群眾概念作深入研究的理由之一。因為許多普通黨員相對于我們的黨員干部而言，已成了我們必須密切聯系的對象。

從時代特征看，現在我們講群眾路線，應該深入研究群眾的確切含義。首先，筆者認為，群眾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相對于非黨團群體而言，黨員對他們有個群眾路線的問題；相對于黨員干部，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而言，一般黨員也是他們的群眾；相對于更高的黨員領導干部而言，下級的黨員干部也是他們的群眾。其次，同一個人也可能有的場合他是群眾，有的場合他是領導干部。如某一個企業的董事長或總經理，在他的企業中是領導，也許他還是某級人大、政協中的領導，但他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把他視為群眾。再次，群眾這一集合概念的構成也極其復雜，所有社會主義的建設者都包涵在里面，有強勢的，有弱勢的，有貧困的，有富裕的。這些概念的相對性、復雜性和多樣性為我們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提出了許多必須認真加以研究的新課題。當然群眾概念也有一個相對明確的含義，這就是第一層次的含義，群眾指人民大眾，即人民。所有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都要為人民大眾服務，都要以絕大多數人作為密切聯系和認真服務的對象?？傊?，隨著社會的發展，傳統的社會結構有所瓦解，新型的社會階層結構已經形成，顯性的敵對階級及其斗爭已日趨淡出，在當下中國，所有的社會主義建設者都是被我們黨所代表的人民群眾。但群眾的概念又有整體、部分和個體之分，這就需要我們深入研究包括構成群眾的階層結構，每一部分群眾的根本利益特征及其特殊利益訴求，部分群眾與部分群眾之間的利益分歧甚至矛盾，進而研究我們如何采取不同的方式切合實際地與他們發生多樣性和多層次的密切聯系等，以便更好地貫徹黨的群眾路線。

首先，當前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要處理好總體群眾和部分群眾的關系。我們的黨中央當然會著眼于全國人民的利益，處理好東中西部群眾利益的平衡。我們的各級黨委政府也要著眼于本地區本部門所有人的利益。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要處理好各階層群眾的利益關系，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當然最重要的是必須首先考慮并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這始終關系黨的執政的全局，也關系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全局，還關系到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社會安定的全局。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每個黨員，尤其黨員領導干部要始終明白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最緊要和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①《江澤民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頁。。

其次，當前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要處理好困難群眾和富有群眾的關系。我們既不能回避富有群眾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較大作用和貢獻，從而密切聯系他們，為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排憂解難。但這應該有一個限度，要防止黨員干部傍大款、一心一意只為富有群眾著想，而對困難群眾熟視無睹，甚至在困難群眾與富有群眾發生矛盾時，無原則地遷就富有群眾的利益，且美其名曰為發展經濟讓道。各級政府也要防止被當地經濟發展的稅收大戶所“綁架”，從而做出迎合或遷就稅收大戶而有損人民大眾利益的決策。我們應當明白，共產黨在本質上是為困難群眾服務的政黨，應該講為富人合法致富創造條件或許是工具理性的思維。共產黨在馬克思的那個時代就是為勞苦大眾翻身解放而奮斗的。所以走群眾路線，“關心群眾，首先要關心困難群體的疾苦；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首先要為困難群體謀好利益，因為他們眼前最困難，最需要幫助。他們的困難如果解決不好，就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而且可能產生影響人民團結和社會安定、甚至影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大局的種種問題?！雹诮瓭擅瘢骸墩擖h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頁。

其三，當前貫徹黨的群眾路線，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還要注意對下級干部的關心。相對于黨的更高層干部而言，下級黨員干部也是群眾。我們開展黨的群眾教育實踐活動中，要防止上級領導機關把重點放在自己部下的身上。這種情況有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宗旨。當然關心下級領導干部是有限度的。與關心群眾相比，對下級干部的關心應當采取的是“有限關懷”的原則，其主要方法是體現在公平公正和一視同仁上。據相關材料顯示，現在從中央到縣級黨委政府一些部委辦可以“高配”的單位的干部升遷就快于其他部門。也許這些部門的干部素質高于其他部門，但也有相對平衡協調的問題。否則就會有難以服眾的可能，且損害的也是黨的“群眾”基礎、執政能力和黨的威望。

最后，當前貫徹黨的群眾路線還要注意公共利益與實際利益關系的把握。我們的交通改善了，公園增多了，上大學的條件改善了，國家文化設施健全了等都是公共利益的增加。而全國養老資金的落實到人，全民醫療報銷比例的提高等都是實際利益。公共利益雖然很需要但沒有實際利益那么讓人實實在在地感覺到黨和政府的陽光雨露，所以應該兩者并重。有些公共利益要讓其具體化成群眾的實際利益，如財政轉移支付的資金、扶農資金現在大量地消耗在中間的環節中，這不利于讓群眾實實在在地分享到改革開放的勝利成果，也容易滋長消極腐敗現象。比如對于高爾夫球之類的公共利益，由于享受的人很少，應該注意限制。許多利益要克服其虛幻性，增加實在性，防止人們對公共財產的“秦失其鹿，群雄遂之”的腐敗現象出現。

總之，從當前的時代特征看，貫徹好黨的群眾路線，關鍵是著眼于全體人民，抓好社會建設，處理好不同群體的群眾利益訴求，平衡好他們的利益關系，做到統籌兼顧，防止厚此薄彼。

二、正確辨識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系

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概念是由馬克斯·韋伯提出來的，二者均為人的理性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所謂“工具理性”，就是通過實踐的途徑確認手段性工具的有用性，從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以便為人的某種功利的實現服務。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說“效率理性”。 所謂的“價值理性”，是行為人注重行為本身所能代表的價值，即是否有助于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人的忠誠、勇敢等，甚至不計較手段和后果地看重所選擇行為本身的價值。它所關注的是從某些特定的價值理念的角度來看行為的合理性。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是價值理性最突出的代表。價值追問的是“是非曲直”，工具只幫助人們服務于自己的欲望滿足。二者之間并不是平等的對立關系，而是主從關系。也就是，就理想狀況而言工具理性應當服從于價值理性。然而隨著科技進步及其廣泛應用，工具理性占了主導地位，價值理性日益失落，兩者間的疏離和扭曲逐漸成為現代社會中各種危機的根源。①此處內容，參考了馬武剛《試論科學發展觀對傳統理性難題的破解》，《鄭州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重執政地位的鞏固，輕黨群關系的密切，重經濟能人的作用，輕普通群眾的關懷，這些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背離，應該也是造成某些黨員領導干部經常脫離群眾，從而偏離群眾路線的根源所在。

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一些人不是視群眾路線為價值目標，而是視服務群眾為工具理性，如從工具理性的角度出發過分關注發展經濟作用較大的那部分群眾，而輕視或者忽視一般群眾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視群眾路線為手段，視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為價值。他們忘記了共產黨是沒有與人民大眾相違離的利益的，且鞏固執政，發展經濟應該是工具理性的東西，而讓廣大人民群眾過上好生活才是我們按價值理性思考的終極目標。

黨的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成群眾的自覺行動。一切為了群眾，是工作目的，具有價值理性的特點。而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過來，到群眾中去，是工作方法，具有工具理性的特點。也就是說，黨的群眾路線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機統一。但在當前，往往有些黨員干部在貫徹群眾路線時，割裂了群眾路線有機體的統一性，也就是沒有弄清楚所謂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相互支持、相互影響的關系。從而往往或者一味地追求功效，過分地重視工具理性，導致了短期效應；或者過分強調了價值理性，唱高調，說空話，而沒有注意屬于工具理性性質的具體的實現措施與之相匹配，導致了只有為民服務的雷響，而沒有為民服務的雨落的現象，從而失去了公信力。這兩種背離，都是脫離群眾進而也偏離群眾路線的表現，如果任其發展，就可能有失去民心之患。蘇共就是一個典型。據1990年一個“蘇共究竟代表誰”的調查，結果認為代表全體勞動人民的只占7%，認為代表工人的只占4%，認為代表黨的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卻占85%②黃明哲：《黨員干部的15個群眾觀》，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頁。。這充分說明，人心向背決定了政黨的興衰和政權的更替。對此，新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深刻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向全黨發出了強烈警示，重新高揚群眾路線的旗幟，要求全黨牢記人民至上的群眾觀點，永遠在認識上把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比之魚水，喻之血肉，并要求在實踐上切實加以維護，只有如此才能實現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

一言以蔽之，在當前條件下貫徹好黨的群眾路線，我們必須從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有機統一的角度出發，自覺接受群眾監督，保持清廉本色，切實做到“聞過則喜，有過則改”；保持清醒頭腦，常懷敬畏群眾之心；真正把群眾當親人，踐行黨的宗旨；著力強化從事群眾工作的“第一能力”的建設，提升服務本領；把握好群眾工作方法，發揮黨的政治優勢。但這些都是出于工具理性思考的過程性的東西，其出于價值理性思考的終極目標是做到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心為民所思，心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利為民所有，讓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讓人民群眾人生更出彩，實現廣大民眾的“中國夢”。

三、妥善協調為民之心與為民之跡的關系

我們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要注意為民之心與為民之跡問題的研究。我們必須在內心深處樹立起為民謀福祉的意識，否則我們就會出現在內心深處由于缺乏為民之心的導向、匡正和鞭策而只圖為民之跡，進而導致只求政績而不注意甚至無視人民群眾痛癢和承受能力的現象出現。應該說，當今中國的許多無視人民群眾利益的社會問題都是只求跡而不講心的政績觀所引起的。

《隋書》在深入闡明隋朝滅亡的過程中，把文帝、煬帝時期的政治作了比較：“夫以開皇之初，比于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眾寡，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于長江，語人謀則句麗不侔于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①【唐】魏徵等：《隋書》（卷七十），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636頁。經過這樣的比較之后，史家認為：文帝、煬帝“所為之跡同，所用之心異也”。即文帝的統一戰爭“十有余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為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于愛利，故其興也勃焉”，而煬帝則不然，“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阽危弗圖，圍解雁門，慢游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并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边@也是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論政權鞏固之策所言“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由來。

這里實際上講的是正確政績觀的人民性問題。胡錦濤同志指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說到底就是要忠實實踐黨的宗旨，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要實事求是，按客觀規律辦事，堅持講真話、辦實事、求實效，不盲目攀比；要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腳踏實地，艱苦奮斗，不搞花架子；要顧全大局、統籌兼顧，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不急功近利。一切工作都要經得起實踐、群眾和歷史的檢驗，衡量政績的最終標準是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雹诤\濤：《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510-511頁。這段話對領導干部的為民之心作了多方面的要求。

這里講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干部在心里要有黨的宗旨意識，即為民之心，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始終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用人民賦予的權力去實實在在地服務于人民，造福于人民，而不是用手中的權力去為自己的升遷謀什么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真正做到情為民所系，堅持與人民群眾心連心，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傾聽群眾的呼聲，關心群眾疾苦，切實幫助群眾解決他們確確實實希望解決的困難。真正做到利為民所謀，時刻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始終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立志為人民做實事，做好事。從為民之心的角度看，一切行為是不是為群眾謀利的檢驗標準是群眾的內心感受，是群眾的口碑。

這里講的第二個問題我們的干部在做政績時要在思想上牢固樹立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堅持講真話、辦實事、求實效的理念。我們知道實現群眾的愿望，滿足群眾的需要，維護群眾的利益的政績是要隨群眾愿望的改變、需要的提升、利益的轉移而改變的，它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所以干部在做政績時要細心體察群眾內心愿望和利益要求的變化，讓政績能更全面、準確地滿足群眾的訴求，所以必須尊重客觀規律。從歷史上看，任何正確國策的確定和政績的實施，雖然要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但民情的動向實為最重要的因素。只有依民情動向看歷史，歷史就不止是少數人的活動，歷史也不是歷代皇朝的作為，而是民情作用暗中推動的結果。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根本所在。應該說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民情是按客觀規律辦事的重要依據之一。

這里講的第三個問題是在心理上要有不搞花架子，不急功近利的意念。為人民謀利的政績必須讓人民群眾有實實在在的感受。在執政條件下切實做出政績，必然也會涉及動用人民的財力和人力，比如征地開發等，我們應該明白，這些財力與民力只有取之于民，才能用之于民。這時已無奪取政權時舊政權的那些外財可取以為民辦實事了，所以在當前條件下講政績還要讓屬于人民群眾的民力和財力支取短期承受得了。中國歷史上秦朝的長城和隋朝的大運河，從長遠觀點看對人民不可謂無利的政績，但秦朝和隋朝因為急功近利而不顧人民群眾的承受能力而恣意妄為，最后也只有“其亡也忽”了。所以我們干部講實干，講政績必須顧忌人民群眾的承受力。

總之，從當前的客觀情況看，我們要為人民做出政績必須出于實實在在的為民之心，心有異志，只圖“為民”之跡，政績必然變樣，人民也會“被得益”。仔細觀察、理性思考當今社會的許多引起群體性事件的社會問題，大多是由于缺乏為民之心而只圖為民之跡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建設中發生的原生問題所導致的。群體性事件僅僅是次生性問題或再生性問題。因此，上級組織部門考核干部既要考核干部的為民之跡，也要考核干部的為民之心。正如孔子所說，要“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①張燕嬰譯注：《論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7頁。

四、有效調處“逆取”之法與“順守”之策的關系

現在講群眾路線，人們往往用解放前黨奪取政權過程中如何自然地形成密切聯系群眾的機制和體制來對比，而沒有深入研究攻守之勢的差異，即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之間不同的形勢及客觀之勢要求我們采取的不同措施。這恐怕是我們反復強調共產黨人應該密切聯系群眾，而在實踐上往往與我們黨的要求有差距、有出入的根本原因所在。

“逆取”與“順守”是西漢初年陸賈提出來的，它研究的是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的區別。漢朝初定，“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雹凇疚鳚h】司馬遷：《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699頁。司馬遷寫《史記》，在深入探討秦漢之際“成敗興壞之理”時，反復講到了“逆取”而“順守”之理，也就是攻守異勢之理。后來的賈誼也在《過秦論》中談及“兼并”時期與安定時期應有不同的政策措施，即“取與守不同術也”。

逆取與順守最根本的不同是奪取政權主要對付的是舊有的統治集團及其既得利益者，而順守主要必須面對的是在本黨領導下的本國人民群眾。對舊有統治集團我們主要采取的是武力削奪的方式，奪取的利益可以分給跟隨我們的人民大眾，而面對奪取政權后的人民，我們不能采取強硬的措施，而必須重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協調好各方利益關系。

就我們共產黨人而言，攻守異勢的主要內容有：在奪取政權時，我們的群眾概念是明確的，我們的敵人概念也是明確的，所以我們對付國民黨的辦法中所隱含的群眾路線也是極其明確的，即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打倒地主富農，給農民分田分地。而在農業社會，土地是農民的主要生產資料，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根本利益，所以農民群眾自然會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打天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依靠普通工人，沒收官僚資本，改造民族資本，建立公有制，讓工人擁有生產資料當家做主人。一言以蔽之，即所依靠的群眾和所斗爭的對象的明確性及與之相應的政策措施的簡潔明了性是奪取政權的特征。但奪取政權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作為執政黨，就失去了明確的奪取對象，我們只能靠領導人民去在生產斗爭中創造財富，并建立廣大群眾滿意的分配機制。在這個過程中一不小心往往就會有意無意地“得罪”一部分人民群眾。如我們前幾年不少地方從農民手中低價征用土地，且性價比不甚合適地把地賣給房地產開發商，雖然國家拿了有利于人民群眾長遠利益的一大部分收益，但在這個過程中，群眾很容易產生誤解，而在實際上也真的往往比較有利于開發商而不利于失地農民。這種有利于也屬群眾范疇的開發商而不利于更屬人民群眾范疇的農民的做法顯然有考慮欠周而值得研究的地方。這顯然是有損黨群干群關系的做法，且其初期往往還派警察去幫助開發商強征強拆，這種做法更容易導致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初衷的誤解。

所以我們當前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深入研究奪取政權和鞏固政不同時期的密切聯系群眾的不同辦法及注意事項，事事都要謹慎地處理群眾與群眾的關系，以滿足人民群眾不同群體的訴求，力求更大范圍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應該說，在鞏固政權的條件下獲得人民群眾的擁護，關鍵在于建立人民創業的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分配公平的機制，在源頭上杜絕與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相違背的體制和機制。要在任何改革和建設實踐中多注意行政管理學上說的“帕累托改進原理”，即一項政策能夠至少有利于一個人，甚至可以使整個社會受益，而不會對任何其他人造成損害。同時還要在履行有利于人民的“積極義務”的同時，注意不損害人的“消極義務”的履行。積極義務和消極義務的概念用中國傳統文化的概念表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③張燕嬰譯注：《論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83、171頁。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④張燕嬰譯注：《論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83、171頁。。如果用群眾路線的思維加以思考即多為群眾辦好事是積極義務，不損害群眾的利益是消極義務。如果說在逆取過程中我們要傾重于積極義務即“多為群眾辦好事”的履行，那么在順守過程中我們要更傾重于“為群眾辦好事”的積極義務和“不損害群眾利益”的消極義務履行的共時性。

五、積極關注為民作主與人民作主的關系

為民作主與人民作主或說人民自主是政治學研究經常提及的一對范疇。一般而言，為民作主與權力相對集中的體制相聯系，人民自主是與人民民主進一步完善的體制相關涉。且從中外歷史上看，在決策中注重人民自主以保證決策正確，在執行過程中政府保持一定的威權可以提高決策的執行力，其成效有可能會比較顯著。我們的體制是人民當家作主，所以應該是人民作主的體制，這種體制在理論上應該有利于形成決策的民主化和執行的堅定性相結合的為民機制。但由于幾千年的封建體制的影響，我們的少數干部們仍然習慣于為民作主。

戲劇《七品芝麻官》中那位不畏強權、為民作主的縣令慷慨陳詞：“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令人拍手叫好、傳頌不息?！盀槊褡髦鳌币辉~，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一直是被大加贊揚的。但為民作主，實際上蘊含著一種官本位的思想。當然，在封建專制社會中，對比欺壓百姓的官員而言，能為百姓作主、代言、行事的“父母官”是清官，是好官，值得人們欽佩。且許多為民作主的官員在軟化專制體制方面也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隨著共產黨的執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國家不再是少數人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當家作主了。當“官”者不再是百姓的父母官，而成為了“人民公仆”。這是憲法的規定。因此，貫徹群眾路線，一定要清楚為民作主和人民作主的不同，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否則，仍然以為民作主的思維來對待群眾，那么官僚主義就容易滋長，人民公仆的觀念就難以樹立?！盀槊褡髦鳌迸c“人民作主”有天壤之別，“人民作主”體現的是人民是主人，即做主的主體；“為民作主”體現的是人民是仆人，即被作主的對象。一般而言為民作主，容易在作主過程中加入私貨，讓實際行為走樣。只有樹立人民作主的觀念，真正貫徹好群眾路線，干部的行為及其行為的結果才會讓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

但現在，還仍然遺留著為民作主的思想，不管是官員還是民眾。民眾訴求不能得到滿足時，想到的是找官員作主，比如攔路喊冤。信訪制度的存在就表明在人民群眾心目中請求官員為己作主的思想依然存在，也表明了黨委政府在順應民心，切合民情方面的積極回應。但從學理上講，這是過渡性的對策措施。為此，我們的很多黨政干部在行使自己手中權力的時候，也常常會遇到這樣的困境，一方面要求要為民作主，另一方面又要強調權力回歸。到底是為民作主還是讓民做主？毫無疑問，讓民作主，是法律賦予人民的權力，也是黨的群眾路線的根本要求所在。如果要作更深入的探索，那么決策由民，而在執行決策時保留一些為多數人的利益而敢于負責的精神會更有利于人民的利益。為民作主，尤其是決策由己的為民作主造成的后果是某些黨員干部“遇事拍腦袋，個人說了算” 現象的層出不窮。很顯然，罔顧民意、脫離實際的“為民作主”，實際上仍是長官意志的“領導當家”，往往可能違背民眾的意愿。如有的地方強行拆遷上項目，名曰“加快經濟和城鎮發展”，實則摻雜著領導干部“快出政績，早日提拔”的私心，甚至隱含著從上項目中謀取私利的邪念，以至勞民傷財，引起群眾不滿。諸如此類“為民作主”的行為，不但沒有給群眾帶來實惠，甚至損害了群眾利益，實在有背黨的群眾觀點。只知為民作主而缺乏群眾路線的意識，即使出于好心，也有可能把好事辦壞。黨的歷史經驗證明，只有促進“為民作主”向“人民作主”的轉變，才能合乎民心，將好事辦好。堅持“人民作主”，是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的需要，也是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必然要求，它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這一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和本質要求。

因此，在新形勢下，要想真正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就要緊迫而穩妥地改變“為民作主”的陳腐觀念，通過有效的機制充分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選舉權、監督權、表達權，確保人民的權益不受侵害。加大民意選官、民意管官、民意罷官的力度，喚醒公民意識，使官員們有敬畏民眾和敬畏權力的良知，進而做到眼睛向下，真正做到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才能真正實現“人民作主”。

六、全面審視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關系

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必須深入研究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關系。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在總體上決定了整個政權的人民性，因此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有其一致性。嚴格地講只要我們的行政體制運轉正常，我們的干部對上負責也就是對下負責，對下負責也就是對上負責。但由于種種原因，偶爾會出現上下的分離。這就是我們要對此加以探討的原因。

所謂“對上負責”，就是對上級黨委和政府負責；所謂“對下負責”，就是對下級和干部群眾負責。這兩者之間初看似乎是相互獨立的。但細究起來實際上是有其內在統一性的。首先就上級而言，上級黨委和政府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方針政策和指示精神以及工作部署，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最終歸宿和落腳點都是為了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求實惠，兩者的最終目的是一致的。其次，從下級或群眾而言，似乎“上”是上級，是高層；“下”是群眾，是基層。但對于我們黨來說，基礎是基層，群眾是主人。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路線，黨的力量歸根到底來自人民。廣大黨員干部切實通過對下負責，盡責盡力地完成各項工作，就是最好的對上負責。因此，只有首先做到、做好對下負責，才能真正做到對上負責。因此，我們的黨員干部要把對上級負責和對群眾負責統一起來，既不唯上，也不唯下。不唯上，凡事從對下負責，從實現和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出發，在貫徹、執行上級指示的工作中，就不會照本宣科、生搬硬套，整天圍著會議、文件轉，以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也不會因領導的個人好惡而隨意變更政策，搞“一個將軍一個令”那一套，以至出現建設工程的今日建，明日拆，綠化工程的今天種，明天挖的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不唯下，就不會對中央的政策陽奉陰違，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至出于部門利益或地方利益的考慮而使部門利益至上風行無阻和地方保護主義大行其道，損害黨的集中統一。

在當前情況下，更多的是脫離群眾的唯上之風的盛行，表現為對上級滿面春風，而對下級和群眾卻冷若冰霜；對上級的決策，無視本地實際，不管正確與否，毫無異議而不切實際地加以執行。唯上是一種主觀主義的表現，它已背離了群眾路線，不懂得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對人民群眾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是黨和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更有甚者，把對上負責等同于對上級個別領導人負責,根據上級個別領導人的喜好行事。根據現代公共選擇理論在探討政治領域中經濟人行為的假定，那些將黨和人民群眾分離，并進而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的人，他們思考的出發點應該是利益理性在支配自己的行為。因為在現有體制下，上級的不滿意是個人政治仕途更為可能的致命傷，而群眾不滿意，只要不引起極大的民憤尚不至于斷送自己的政治仕途。值得警醒的是，只對上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將會斷送黨的執政前程。這是我們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應該反復告誡每位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的基本觀點。依照理性分析，這些行為既非無知的表現,也非感情沖動的產物。應該說對上負責而無視人民群眾的做法之所以出現，乃至比較風行，有我們的體制上原因，也有沒有認清在宏觀上和長遠上看對下負責就是對上負責，群眾滿意了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就得以鞏固，而且群眾滿意是我們的本質所在和價值追求的理論的原因。名為對上負責,實則違背人民意愿的人，往往是打著對上負責的旗號,大搞形式主義,違反人民群眾利益的人，其結果只能是疏遠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更有甚者，個人也可能會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結 語

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應該面對群眾分眾化、利益多樣化、矛盾多源化的現實，并詳細而具體地研究政策性層面的對策和措施，以增強黨員干部的群眾觀。如果我們的研究僅僅停留在大而化之，籠而統之地講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上，那么不講全無功效，起碼也必將事倍功半。一種理論或一種理念要進入實踐層次必須經過政策制定這一中間環節，從而讓理論成為可供操作的政策，進而通過政策的引導讓先進理論或科學理念進入我們的施政實踐。從實際情況看，當下中國有些社會問題不能得到及時解決，就出在往往從理論到理論，沒有人做從理論到政策的細化工作，從而讓正確理論停留在理論層面而失去對社會實踐的指導作用，這既是形式主義的表現，也是“不認真”的結果。應該說，面對當今的時代特征，要貫徹好的黨的群眾路線，在執政中必須借用走向公共管理語境的公共治理的理念。這種管理的特征是基于群眾分眾化的多元協調，基于多元依賴的互動管理，基于群眾主體性的自治管理。人們寄望于在這次群眾路線中從善治的要求出發，借用公共治理的理念出臺各種具體化的政策，當然這些具體可行的政策必須通過價值中立機構的審查以保證政策的科學性和可行性，以實實在在地敦促黨員領導干部增強群眾觀念，貫徹群眾路線，從而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