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燕行錄》看清初朝鮮士人的華夷觀
——以李宜顯《燕行雜識》為中心

谷小溪

（南開大學文學院，天津300071）

·文學與文化研究·

由《燕行錄》看清初朝鮮士人的華夷觀
——以李宜顯《燕行雜識》為中心

谷小溪

（南開大學文學院，天津300071）

明清時期，朝鮮與中國保持典型的“冊封—朝貢”關系。但在傳統華夷意識的影響下，朝鮮使臣對待清朝的態度遠不像對待明朝那般恭謹虔誠，表現出異常復雜的心態。一方面，他們迫于滿清的政治壓力履行歷年的朝貢義務；另一方面，基于“小中華”和“禮儀之邦”的文化優越感，他們又對文化底蘊相對貧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緒?？滴跷迨拍旰陀赫?，朝鮮文臣李宜顯兩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據沿途見聞撰寫了使行日記《庚子燕行雜識》和《壬子燕行雜識》。兩部作品逼真摹繪了18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的廣闊圖景，并將筆觸深入士人群體的內心世界，再現了以燕行使臣為代表的朝鮮士人的華夷觀，可作清代朝鮮士人文化心態研究之益助。

《燕行錄》；華夷觀；清初朝鮮士人；《庚子燕行雜識》；《壬子燕行雜識》

有明一代，朝鮮奉行“事大保國”政策，與中國保持著密切的“冊封—朝貢”關系。壬辰倭亂后，朝鮮感念明朝的再造之恩，將追慕中華道統與感戴皇明的信仰推向了極致。隨著建州女真的崛起，明朝與周邊屬國穩定的宗藩關系逐漸脫節，朝鮮不斷遭受后金的政治威脅，最終在丙子之役后淪為滿清的藩屬國。因循明律，朝鮮仍定期派遣使臣赴清納貢，但在儒家傳統華夷觀的影響下，朝鮮使臣對清朝的態度遠不像對待皇明那般恭謹虔誠，表現出異常復雜的心態。李宜顯（1669—1745），字德哉，號陶谷，祖籍龍仁，朝鮮著名文臣和學者，曾歷仕肅宗、景宗、英祖三朝，官至領議政，謚文簡，有《陶谷集》傳世［1］?？滴跷迨拍辏?720）十一月和雍正十年（1732）七月，李宜顯兩次以正使身份赴清，并根據沿途見聞撰寫了使行日記《庚子燕行雜識》和《壬子燕行雜識》。作品中李宜顯逼真摹繪了18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的廣闊圖景，還將筆觸深入士人群體的內心世界，再現了以燕行使臣為代表的朝鮮士人的華夷觀念，可助益于清代朝鮮士人文化心態研究。本文以李宜顯兩部《燕行雜識》為基礎，間以其他作品為參考，對宗藩體制下清初朝鮮士人的華夷觀念試做闡述。

一、思明情結——華夷觀念的表現形式

后金崛起后，國勢弱小的朝鮮飽受政治欺凌，最終屈從于滿清的統治。但綜觀清初近百年光景，朝鮮士人對清朝始終秉持復雜而疏離的態度，赴華使臣由“朝天”到“燕行”意識體系的轉變即能深刻反映這種心理趨向［2］?；趯θ寮覀鹘y華夷觀的群體認同，清初朝鮮使臣普遍懷有強烈的黍離之悲與思明情結，這種感觸在異域綿長的孤寂中不斷外化并投射于當事人的言行，最直觀的表現就是朝鮮使臣與清初世人的交往經歷。赴華途中，朝鮮使臣與明清官員百姓等頻繁接觸，雙方的溝通主要借助翻譯口述和詩文筆談兩種渠道得以實現。由于言語不通，歷屆朝鮮使臣均有譯官隨行，通過譯官之口與清人順暢地交流思想，追慕皇明的心跡也往往寄寓其中。如《庚子燕行雜識》記載，康熙五十九年（1720）某日，李宜顯隨使團抵達永安橋，夜宿軍卒常玉琨家。通過攀談李宜顯得知常玉琨是明初鄂國公常遇春的后人，遂問道：“你是明朝人子孫，獨無思舊之心耶？”常玉琨答曰：“已順他人也?！保?］351李宜顯聞言唏噓不已，賦五律一首曰：“圣祖滌腥氛，鄂公功最聞。傍枝今幸遌，遠派尚能分。循發悲胡服，低顏愧驲軍。重陰終必廓，倘更佐風云?！保?］169此類對話在清初《燕行錄》作品中屢見不鮮，將之摘取比對就會發現其用意之深。如順治二年（1645）朝鮮執義成以性赴燕，在攏牛橋詢問漢族士人高美“北京陷沒時，亦有死節者否”，又問及崇禎子女下落和南明政局［5］?？滴跗吣辏?668）朝鮮持平樸世堂赴燕，在沙河驛詢問姜秀才“皇帝親政后民心如何”，又問明裔在羌胡和順治長子在西韃的傳聞可否屬實［6］。當他們得到與預期相悖的答案時會頓生凄然之感，可見看似散漫的閑話絕非無心之談。通過筆談，朝鮮使臣有意識地搜集時政信息以便歸國后稟奏君王，其焦點在于兩個方面——清初漢人心態與國家時局。如前所述，朝鮮雖在清人的政治威懾下締結宗藩關系，高昂的民族自尊與儒家傳統華夷觀的感召又使其不甘匍匐于“蠻夷”的統御之下。清初數十年間，朝鮮國內反清復明、北伐雪恥的聲浪不斷高漲，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統一臺灣，朝鮮的北伐夢想才宣告破滅。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成以性的乙酉之行正值清人初入中原、人心思明之際，對“死節者”與“前明皇裔”的期驥潛隱著朝鮮君臣光復明室的薪膽大義。樸世堂的戊申之行正值朝鮮“北伐論”大興之時，康熙登基未久，大清社稷仍隱患重重，對康熙親政與邊疆傳聞的探問，顯然是為“北伐論”的可行性尋找輿論支持和現實依據。李宜顯的庚子燕行已值康熙末年，隨著三藩的平定和臺灣的收復，太平盛世的初景日漸消解了漢人的光復之心。朝鮮君臣也對北伐雪恥的宏業不再抱有幻想，但從情感體驗來說，他們仍對屈身“清夷”的處境深感羞恥?？梢姟八寂f之心”的探問，正是朝鮮士人黍離之悲與思明情結的表征?！耙秧標恕钡幕卮?，則是朝鮮士人最不忍接受的漢人宗明情感的弱化。

明清時期，朝鮮使臣與中國官吏、學者交流頻繁，囿于語言障礙，雙方逐漸摸索出筆談的方式，即以筆墨紙張和共識的漢字作為媒介來傳遞思想。筆談在《燕行錄》作品中占有較大比重，其內容宏富，涵義深遠，涉及政治、文化、風俗等多重領域，飽臻作者對社會人生的深沉感悟。衣冠禮制是燕行筆談涉及較多的話題之一，看似尋常的事物透露出朝鮮士人對前明文化秩序的認同和對滿清文化秩序的排異。如《庚子燕行雜識》記載，李宜顯夜宿榛子店民宅，與秀才馬倬筆談，當問及朝鮮使臣所著衣冠如何，馬倬“顯有愧屈之色”，赧顏答曰：“我們未嘗不羨，但我們遵時耳?！保?］361《壬子燕行雜識》也記載，雍正十年（1732）某日，李宜顯夜宿豐潤縣民家，與生員王天壽筆談，當問及“吾衣冠何如”，王天壽答曰：“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見大人也?！崩钜孙@認為王天壽的話語“不無思漢之意”，遂“心以為嘉”，無比自豪地答道：“吾衣冠，乃是箕子之舊，即古中華禮服也?！保?］在儒家思想體系中，衣冠不僅是服飾穿戴等物質概念，還承載著倫理道德層面的文化內涵。洪武元年，太祖朱元璋“詔復衣冠如唐制”，使“百有余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8］。其后朝鮮數次遣使求取官服，改從明制。滿清建制后對漢人實行剃發易服政策，對周邊藩國則屢加恩典，尊重各自的民族信仰，加之朝鮮堅持遵循明朝禮制，才使大明衣冠制度在朝鮮得以完存。清初朝鮮使臣燕行時對漢人易服的情狀悵惘不已，面對身著舊時裝束的鄰國來使，漢人的態度也由最初的垂淚嘆息［9］到艷羨起敬［10］，最終被異族文明同化為“遵時”與“變通”［11］218。隨著滿清政權的鞏固和輿論鉗制的嚴酷，漢人的思明情感隨時光流逝而淡化，但面對古風猶存的朝鮮使臣，雙方的內心難免再起波瀾。就漢族士人而言，每當出現這種看似邊緣的象征物，“就會在無意識中喚起深藏于心的族群記憶”［12］。而就朝鮮士人而言，慕華思明的情愫使其為保留“箕子之舊”而驕傲和欣慰的同時，又為“中華”臣服于“蠻夷”的現實墮入感傷的旋渦。李宜顯還提到，在清朝無論男女老幼何等民族一律身著胡服，“而見畫本，雖畫近來人物，冠帽皆悉依漢儀，于此可見雖不得已從時制，而心實歉然也?！保?］452可見朝鮮士人對漢人“遵時”的心態已多了幾分理解與寬容，也從反面印證了朝鮮士人渴求道義同盟和價值認同的復雜心情。

二、正統意識——華夷之辯的核心內涵

東亞藩國中，儒家傳統華夷觀對朝鮮的影響最為深遠。早在三國時代，新羅已遣使入唐，“請襲唐儀”，“以夷易華”［13］。高麗時期，太祖欽定訓要曰：“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保ā陡啕愂贰ぬ嬉痪硪弧罚┏r建國后對明朝奉行“事大字小”之禮，入貢次數最頻繁，態度也最恭謹。朝鮮尤其重視漢文化的研習，士人皆精通儒家經典，于漢文學創作上頗有造詣，朱子之學的傳入更是朝鮮思想史上一大盛事，自此尊王攘夷等儒家綱常被奉上不可褻瀆的神壇。在事大之禮與慕華情結的雙重作用下，朝鮮士人逐漸形成了一種文化優越感，自詡為儒家禮樂文化的正脈，以“小中華”自居［14］。由此，他們對文化底蘊相對貧瘠的少數民族懷有居高臨下的蔑視感，以蠻夷、禽獸視之。明亡清興的劇變使朝鮮士人的華夷觀念遭受顛覆——禮儀之邦受制于馬背民族實乃奇恥大辱。這種狹隘的民族自尊被不斷強化并投射到朝鮮士人的價值體系中，喚醒了對儒家正統意識的捍衛與高揚。赴燕途中，朝鮮使臣盡閱滿清風俗，對這些近距離接觸的景致持有否定乃至鄙夷態度。如《庚子燕行雜識》中，李宜顯在玉田察院見到康熙皇帝親制訓飭士子文，評價道：“其言頗典嚴，得訓諭體。胡而如此，亦可異也?！保?］364康熙皇帝本是才情卓越的君主，清初亦不乏優秀的滿族文士，李宜顯對清人的文才持質疑態度，顯然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見。又如入京后使臣前往弘臚寺，目睹滿朝文武效仿明制朝拜君主的情景，李宜顯賦詩嘲諷曰：“局束初呈表，低垂更習儀。羞深跪堂際，憤切叩頭時?？尚Τ叶Y，猶因漢代規?；乜从扔X厭，紅額襯冠?！保?］清初因襲明制本是統御國家的明智之舉，而在朝鮮使臣眼中不過是沐猴而冠的鬧劇。他們本能地認為，無論“夷狄”怎樣攀附儒家禮義，也無法抹殺其卑賤的血統和愚頑的天性。由此可見，在所謂正統意識的統攝下，朝鮮使臣對滿清文化的理解與接受尚需要漫長的磨合過程。

朝鮮使臣對清人形象的描述也時常帶有負面色彩。在《庚子燕行雜識》和《壬子燕行雜識》中，李宜顯對清人多以“建虜”、“胡人”等貶抑性的字眼呼之，對大清天子亦直言不諱地稱為“胡皇”。關于清人的外貌行止，李宜顯描述道：“清人大抵豐偉長大，而間有面目極可憎者，膻臭每多襲人，言辭舉止，全無溫遜底氣象，漢人則頗加斂飭?！保?］460李宜顯對其他“胡人”也頗感嫌惡，如對蒙古人的描述：“所謂蒙古，廣顴隆頰，容貌詭異。衣裘鹿污，惡臭襲人。雖間席而坐，心中甚覺穢惡?！保?］385可見滿蒙等馬背民族給予朝鮮使臣的情感體驗是頗為丑陋粗鄙的?？陀^來講，滿蒙皆屬游牧民族，其體貌特征與本民族善游獵、耐風寒的生活習性相關，李宜顯富有排他性的評述是有失公允的，也從另一角度揭示了朝鮮士人對尊華攘夷正統意識的遵從。

此外，朝鮮使臣對清人習俗也多有指摘。在《庚子燕行雜識》中，李宜顯用一半篇幅介紹清初風俗并加以評論，時有鄙薄之語。如論及清人養狗：“胡人最重狗，人與狗同宿一炕，甚至共被而臥。路中有一胡人家甚華侈，壁張彩畫，炕鋪紅氈子，而狗乃游行其上，見之可丑。又于領賞日，見狗與胡人相錯于班中，尤可駭也?！保?］460清人敬犬的習俗與薩滿教的圖騰崇拜有關，也是滿人世代逐水草而居、靠漁獵為生的民族特點決定的。李宜顯完全從儒家倫常的立場進行權衡，感慨“中州文物，盡入氈裘”［3］462，正是貴華賤夷的觀念作祟。同樣，康熙六十年（1721）朝鮮左參贊李正臣赴燕，描述清人喪制時嗟嘆“夷狄之習，見之可駭”［11］243；雍正三年（1725）朝鮮司仆正趙文命赴燕，在通遠堡與漢人盧成進談論喪葬嫁娶之禮，稱其“若此語者，不可以夷狄待之”［15］；康熙二十五年（1686）朝鮮司仆正吳道一赴燕，在玉田縣遇見漢族士人，悲嘆“局以侏離之俗，漸染羯羠之習，雖有高世之姿，絕人之才，終于夷狄而止耳?！保?6］都是以漢家之足，試清人之履，脫離了滿族文化的特有語境。習俗本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其美丑善惡沒有絕對的評判標準。朝鮮使臣對滿清習俗總體上持否定態度，并將儒家禮義的淪喪歸咎于“蠻夷”的統治，這種思維定式根源于儒家華夷觀念體系下朝鮮士人對滿清文化的臆想與誤讀。秉持貴華賤夷的先入之見，將滿清習俗置于儒家正統意識的天平上拷問，進而產生了朝鮮士人眼中錯位的清初世風。

三、以史為鑒——華夷秩序的重構途徑

我國自古有諷喻、詩教之說，這一文學傳統在崇奉漢文化的朝鮮得到極好的傳承。燕行途中朝鮮使臣時常借古諷今，將深沉的興亡之感融入詩文，給予朝鮮君臣某種啟示。如《庚子燕行雜識》記載，李宜顯隨使團行至寧遠城，一覽祖大壽、祖大樂牌樓之盛，祖氏兄弟屈膝降虜、變節貳臣的遺事復歸眼前，不由得吊古傷今，慨然嘆曰：“其時建虜方肆，而大壽等身居戎閫，不以國事為念，爭巧競勝以夸耀一世，何哉！況其曾祖鎮、祖仁、父承訓俱為名將。而承訓壬辰救我國有功，大壽、大樂以同堂兄弟，力戰凌河，功亦不細。而末乃屈膝虜庭， 其家聲，惜哉！”［3］356又賦詩曰：“身作降俘忝將門，斫成何物屹然存。圣朝謬獎承先代，名祖應羞有是孫?？尚ι萑A侔藻，即知夸翫負師垣。經途剩博人爭罵，四世銘勛忍背恩?！保?］174李宜顯對祖氏事跡的感言，正是對朝鮮統治者戒奢靡尚廉儉，以社稷為重、勿沉湎榮華的婉勸。又如雍正三年（1725）趙文命赴燕，于山海關登臨覽古，眼見物是人非，不覺悵惘失神，還朝后向英祖呈奏《燕行日記》，痛陳“崇禎之末，關鑰一啟，胡騎長驅，遂使數百年衣冠文物，淪陷為腥膻之域。當時守此城者，安得辭其誅責，而山河城池之有不足恃者，益可驗矣?！保?6］170由山海關淪陷之舊事，悲慨金湯之城毀于庸將之手，其中勸誡英祖知人善任、親賢遠佞的深意不言而喻。此外，朝鮮使臣還善于揭露清朝社會弊端以作警示。如李宜顯在北京游賞滿族官員圖納府邸后，對其奢華生活大加詰責：“窮奢極侈如此，其能終始安享富貴否？”途經滿清朝貴墓園時又言：“然一園所費，要不下千金，貴介勢家之競尚侈靡，于此可見矣?！保?］375類似的陳述又如趙文命在通州目睹藩國朝貢時華美樓船穿梭如織的盛況，感嘆康熙皇帝“玩物喪志”，并諷諫曰：“帝王家一令一事之初不可不慎者有如是夫?！保?6］170在朝鮮士人看來，君主用人不淑，官員競奢貪生等頑疾對大明江山的淪喪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而清人雖然一統天下，終究是剽悍尚武的“蠻夷”，缺少禮儀之邦的睿智和氣度，威加海內只是短暫的榮寵，“胡無百年”才是難逃的宿命。以歷史的眼光審視這種觀念，自然摻雜了民族情感的因子而有失理性的辯證，但我們可以窺見，清初朝鮮士人正是在其主觀營造的文字烏托邦中不斷追溯著前明的輝煌與沒落，思忖著滿清的鄙陋與寡壽，并將自身視為重構華夷秩序歷史使命的先覺者和力行者，以明亡清興之教訓警示朝鮮君臣防微杜漸，運籌長遠，護佑中華禮制的延續。

結 語

如前所述，在儒家傳統華夷觀的影響下，以燕行使臣為代表的朝鮮士人對清朝表現出異常復雜的心態。一方面，慕華事大的情感使朝鮮對曾有再造之恩的明王朝深懷效忠之心。另一方面，素有“小中華”之稱的朝鮮信奉程朱理學，儒家尊王攘夷的正統意識已成為群體共識。當明清鼎革的劇變顛覆了“亙古長存”的真理，朝鮮士人舊有的價值體系遭受致命的沖擊，繼而對傳統華夷觀念重新展開定位。首先，朝鮮士人普遍懷有強烈的黍離之悲與思明情結。與漢人隱晦的情愫不同，朝鮮士人受到清朝的政治文化鉗制較少，倡導“北伐論”的社會環境也使他們的思想更加自由與亢進。其次，尊王攘夷的正統意識和朝鮮士人固有的文化優越感促使這一群體對清人及其他“蠻夷”持有居高臨下的蔑視心態，邦交上的宗藩關系不但難以彌合這種文化偏見，反而從某種意義上刺激了朝鮮士人潛在的政治自卑感，他們越是無法面對“蠻夷”統治的現實，就越發排斥“蠻夷”的思想文化，久之便形成了“禮儀之邦”重構華夷秩序的歷史使命感。通過燕行朝貢，朝鮮使臣了解到清朝的政治局勢與社會風貌，常以明亡清興之教訓諷諫、警示朝鮮君臣，成為其重構華夷秩序的重要途徑。此外，在朝鮮士人心中，貴華賤夷、尊華攘夷等傳統華夷觀念始終存在，但由《燕行錄》作品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清朝基業的鞏固，特別是清朝“撫藩字小”政策的實施和思想文化的發展，朝鮮士人的思明情結與排異思想漸趨弱化，對清朝的認知也更加全面和客觀，為朝鮮“北學論”的興起和中朝文化交流的繁榮鋪敘了前奏，新的東亞文化秩序亦隨兩國宗藩關系的穩定而建立起來。

［1］［朝鮮］安鐘和．國朝人物志［M］．首爾：明文堂出版社，1983．

［2］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后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J］．中華文史論叢，2006，（1）：29－58．

［3］［朝鮮］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G］／／［韓］林基中．燕行錄全集：卷35．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4］［朝鮮］李宜顯．庚子燕行詩［G］／／［韓］林基中．燕行錄全集：卷35．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5］［朝鮮］成以性．燕行日記［G］／／［韓］林基中．燕行錄全集：卷18．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160．

［6］［朝鮮］樸世堂．西溪燕錄［G］／／［韓］林基中．燕行錄全集：卷23．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365．

［7］［朝鮮］李宜顯．壬子燕行雜識［G］／／［韓］林基中．燕行錄全集：卷35．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512．

［8］明太祖實錄：卷30．“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條：525．

［9］［朝鮮］李窅．燕途紀行［G］／／［韓］林基中．燕行錄全集：卷22．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102．

［10］［朝鮮］閔鎮遠．燕行日記［G］／／［韓］林基中．燕行錄全集：卷34．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357．

［11］［朝鮮］李正臣．燕行錄［G］／／［韓］林基中．燕行錄全集：卷34．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12］徐東日．朝鮮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國漢族士人形象——以朝鮮北學派人士的《燕行錄》為中心的考察［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6）：146．

［13］［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卷33［M］．“雜志二”．首爾：乙酉文化社，1993：320．

［14］李朝成宗實錄：卷20．“成宗壬辰三年七月乙巳”條．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8：237．

［15］［朝鮮］趙文命．燕行日記［G］／／［韓］民族文化推進會：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

［16］［朝鮮］吳道一．丙寅燕行日乘［G］．［韓］林基中．燕行錄全集：卷29．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170．

The Study on the View between“Hua”and“Yi”of Korean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ngs of Journey to Peking—Centering on Li Yi－Xian＇s Yan Xing Za Shi

GU Xiao-xi
（College of Literatur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Korean peninsula kept a“confer－tribute”relationship with China．However，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View between“Hua”and“Yi”，Korean envoys took a complicated attitude to Qing dynasty 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ir respectful attitude to Ming dynasty．On the one hand，Korean envoys carried out the tribute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policy pressure of Qing dynasty．On the other hand，based on the sense of cultural superiority of“minor China”and“state of ceremonies”，they held a repulsive emotion to Manchu which had a less cultural deposit．In the 59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angxi and the 10th year of the reign of Yongzheng，the Korean envoy Li Yi－Xian went to China to pay tribute and wrote two diaries named Geng Zi Yan Xing Za Shi and Ren Zi Yan Xing Za Shi．These diaries described the broad pi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and re－created the view between“Hua”and“Yi”of Korean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Korean envoys．Such works are beneficial to the study of Korean scholars＇cultural psychology in Qing dynasty．

Songsof Journey to Peking；the view between“Hua”and“Yi”；Korean schola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Geng Zi Yan Xing Za Shi；Ren Zi Yan Xing Za Shi

I269．6

A

1009－1971（2013）06－0096－05

［責任編輯：鄭紅翠］

2013－08－15

谷小溪（1984—），女，遼寧錦州人，博士研究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