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康熙朝中葉對漢族文化政策與大一統政治之關系——以安定江南為例

羅曉良

（復旦大學 歷史系，上海200434）

康熙朝中葉，康熙二十五—五十二年，是清朝建立多民族大一統專制帝國的關鍵期，因為帝國的疆土和統治區域基本形成于此時，所以采取何種文化政策，是清朝統治者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筆者通過對大量文獻的重新解讀，發現康熙帝十分重視各個被統治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化問題。他積極地了解各族的文化，例如儒學和喇嘛教以及西學，并將之視作一種政治資源加以利用，在爭取各民族精英對滿清認同的同時，利用這種多元文化的影響為清帝國的利益服務。因此，通過解析康熙中葉對漢族文化政策在清朝建設大一統專制帝國的具體實施過程，筆者發現其中確有不少鮮為人注意的特點。

一、康熙帝的政治底線

江南是兩晉以來漢族思想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晚明王陽明學說在江南一轟而起之時，那句“人人皆可為堯舜”的口頭禪，驚煞了眾多學子，也喜煞眾多士紳。于是在明末染成了這樣的風氣，“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為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為是”①。漢人對本族的政權尚且如此，而況滿人呢！因此如何收服江南漢族精英，這是康熙朝中葉滿洲君主的重要事宜。

在如何對待江南漢族精英的問題上，康熙帝自己似乎一直掌控著一條不易覺察的底線。

康熙二十五年初冬，康熙朝重臣明珠、余國柱，因與熊賜履爭寵，遂猛批朱熹的《通鑒綱目》，藉以打壓熊賜履。因為在此前一年，熊賜履完成了他的得意之作《學統》，正以朱熹道學學統的當代傳人自居，而康熙帝亦有讓其復出之意。

明珠等人批朱熹的要點是，“朱子做《綱目》，貶夷狄，尊中國，罵金人?！倍藭r康熙帝也對《續綱目》中的某些文字，例如“奪元朝之統，元主不書‘崩’而書‘殂’；天下反，不書‘反’而書‘起兵’?！鄙顬閻阑?。②此時內閣學士、經筵講官李光地出現在風口浪尖上。李光地在廷對時斷然否定了明珠等人的說法，認為朱子無此說；而且認為蒙元統一天下后，治統應當屬于元朝。李光地的辯駁正合康熙帝的心思，康熙帝對李光地深為贊許，據史料記載，不久康熙帝下諭曰：

掌院職任關系緊要，必得有主見之人，方可勝任。李光地學問雖不甚深知，其中卻有定見。此缺著李光地補授。③

在康熙帝眼里，李光地屬于“有主見之人”，這主見就是漢臣的言行必須符合清朝建設大一統專制體制的政治方針。否則，康熙帝是不會如此器重李光地的。

從康熙帝同李光地的廷對往上溯，再看看康熙朝前期經筵日講中，熊賜履同康熙帝的幾次廷對，更可以明白康熙朝大一統專制政治建構的核心意義。當時不少仕清的所謂道學家如陳廷敬、湯斌，都曾有以商臣箕子向周武王陳洪范為其衣缽，以道統傳人自居，積極向清廷獻計獻策的做法。④而熊賜履則在康熙朝經筵日講中，直截了當地將理學作為完全排他性的一種選擇，一種安寧之術，呈現給年輕的康熙帝。其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于康熙十二年八月至十月，熊賜履同康熙帝就有關理學的作用及其他宗教問題的多次討論，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十月初二日戊戌，是日弘德殿日講畢：

上召賜履至御前……上曰：“朕生來不好仙佛，所以向來爾講辟異端，崇正學，朕一聞便信，更無搖惑?！睂υ唬骸暗弁踔酪詧蛩礊闃O?？酌现畬W，即堯舜之道也。外此不特仙佛邪說在所必黜，即一切百家眾技，支曲偏雜之論，皆當擯斥勿錄，庶幾大中至正，萬世無弊……”⑤

這不禁使人聯想起西漢武帝時，董仲舒同漢武帝的所謂“天人三策”的典故：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⑥

從董仲舒到熊賜履相隔了一千八百多年，兩位不同時代的儒者，向各自的君主提出了幾乎完全相同的治國之術，即用禁絕百家思想，禁絕百家爭鳴的方式，來維護封建帝王的權威統治。

熊賜履曾對康熙帝說：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治效之淺深，見任法不如任道之為得也?？鬃釉唬喝司翁煜?，有法術有道術之不同。法術為治之具，而道術致治之本……⑦

把儒家思想中，特別是理學思想中有關道統的思想，用“道術”、“法術”來詮釋，這應當算是熊賜履對康熙朝文化政策制定的一份貢獻。

康熙帝對熊氏的說法是很欣賞的，在評論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典故時，他寫道：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非學有本原，見得真切者，安能遽為是言?、?/p>

康熙帝注意的是“術”，一種能給他帶來獨尊的術，否則皆絕其道。因此康熙十六年，康熙帝在《日講四書解義序》中發出了如下的聲音：

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⑨

這就意味著清朝君主要將所謂的道統和治統都統一在自己的手里。李光地似乎讀懂了康熙帝的文字，故他在康熙十九年向康熙帝進言：

……自朱子而來至我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圣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維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⑩

這反映了以李光地為代表的部分漢族士大夫，愿意將理學家的衣缽——道統論，交付給皇權的主張，這實際上是同滿清統治者作了一個利益交換。顯然這樣的交換是符合康熙帝對漢族的文化政策構想的。

美國學者勞倫斯D·凱斯勒（Lawrence D．Kessler）也注意到了康熙帝同熊賜履在廷對時聲言他討厭佛教和道教的記錄。但是他發現，康熙帝在此后的政治舉動同他對熊賜履的講話是兩碼事：

康熙帝對他的宮廷教師斥責了佛教和道教，有趣的是為了帝國的種種原因，康熙帝保護了喇嘛教，頻繁地拜謁佛教的圣山（五臺山），并且修建了大量的佛教寺廟。盡管對于漢族士大夫，他擺出了一副正統的儒學觀，其實這也是為了帝國的原因?！礌幦≈匾纳鐣蝿萘M清的支持，以及他們對滿清作為漢族文化的保護者而不是破壞者的承認。?

由此可見，康熙帝在同漢臣的交往中一直保持著一條底線，這就是漢族精英的思想言行必須作為大一統政治構建的一部分歸屬于清帝國。

二、道不同亦相謀

康熙十八年博學宏詞科后，康熙帝下詔五十鴻儒俱參修《明史》，五十鴻儒中，江蘇籍占23人，浙江籍占15人。已入仕清廷的江蘇籍葉方藹、徐元文等受命為總裁。但作為投清的漢臣他們似乎明白，在滿洲君主的鼻子底下寫征剿過滿洲的漢族皇朝的歷史，意味著什么。

徐元文在赴館到任后，連上《請購明史遺書疏》、《特舉遺獻錄用史才疏》和《恭陳明史事宜疏》，積極地向清廷表達了自己的建設性意見。

在處理散落于民間的前明遺留文獻問題上，徐元文提出要學元人修宋、遼、金史和明人修元史，“量遣翰林官分行捜訪。舉凡野史雜編、名臣狀志碑碣、諸家文集，悉尊前者，不拘忌諱之”?。

徐氏的這一主張，既保全了前明文獻史料，使之免遭滿清采取像秦始皇焚書那樣的燒禁，又使清廷可以名正言順地將民間相關文獻資料搜羅干凈，以撲滅民間思想界的火星。

在對待江南士族中的前明遺民問題上，徐元文以“特舉遺獻請錄史才，用佐編輯以光盛典事”為名，薦舉了“揚州前明科臣李清”、“紹興名儒黃宗羲”、曹溶、汪懋麟、黃虞稷、姜宸英等漢族士人，希望“恩旨徵取到館，與諸臣一體分纂?！?

在漢族明朝和滿洲清朝的嬗替問題上，徐氏明確地向清廷表示，隨著滿洲進入北京，明朝已經終結。南明三王政權屬于“僭偽”，應予清理，但也應“略存事跡”，以“見覆敗之效，愈明歷數之歸”。這就明白地為滿清確立了正統的地位，同時也確認了他同前明的界限、同滿清的臣屬關系。?

可是，當他的這些奏疏上達內閣后，起初并未得到清廷的贊同，“部議不許”！然而康熙帝閱后卻推翻了這個“部議不許”，“特從公言召之，”?為把江南士族精英和前明遺獻收羅進明史局，打開了通道！

以后徐乾學在《條陳明史事宜疏》、《修史條議》（六十一條）中，亦秉承其弟徐元文的觀點，而清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議。這就為纂修明史確定了重大的政治原則，也為江南士族同滿清的交往確定了互動的邊界線。

漢族士族的愿望實現了，他們希望通過為漢族的前明政權修史來保存漢族文化，而且這一舉動得到滿清政權的確認，交換條件是承認清朝統治的正統性。滿洲君主的目的也達到了，他們希望通過這一政策，控制乃至消除江南漢族士族私修明史的風氣，以安定清朝的江南。

總之，清廷通過上述政策的實施，初步消除了江南士族在思想意識活動中對滿清的反抗；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系列活動，清廷以官修前朝史的方式在漢族士族面前確立了自己獲得的統治權的正統性，并且從此對清初漢族士人盛行的私修明史的活動豎起了“此路不通”的警示牌。

康熙帝雖然初步壓制了漢族士大夫活躍的思想意識，但并沒有完全阻止漢族士族的思想活動，包括進入紫禁城為滿清君主充當文化仆人的漢臣們。這就或多或少會引起康熙帝的注意，并使其作出相應的選擇。例如王學問題，前文提到的湯斌，就曾與人立約：

陽明先生致良知，為圣學真脈，各求所以致之之道，勿忽也。?

毛奇齡則更明確地認為：

夫知貴乎行，儒者空講理學，有知無行，陽明真有知有行者?！耜柮髁π幸延忻餍?，陽明于事物又得大驗，……夫陽明何嘗苦勸人，而所至向化，此即躬行有效之一證矣。?

部分漢臣的類似意識反映了當時漢族士大夫中流行的引王學入朱學，或將王學、朱學合二為一，以保存王學的想法。這勢必在朝廷諸漢臣中引起沖突。漢臣之間有關王學的爭論鬧到了康熙帝處，時康熙帝對王學似乎并沒有惡感或貶斥之意，故下諭“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與圣學有異同也?！币来肆私Y明史館漢臣之間的爭論。?

但是作為帝國的統治者，康熙帝從未放棄對漢族意識形態的關注。例如，康熙十八年，滿清平三藩將近尾聲，康熙帝曾命侍讀學士崔蔚林進所作文字，閱后康熙帝產生了疑惑：

上曰：“朱子解意，字亦不差?！蔽盗肿啵骸芭c臣所講不同。朱子以意為心之所發，有善有惡。臣以意為心之大神明、大主宰，至善無惡，即天所命之明德，至善也……”

于是有了接下來的問答：

上曰：“爾以朱子所講非耶？”蔚林奏：“臣不敢以為非，但臣體認既久，一得之愚，微與朱子不合……”上曰：“王守仁之說何如？”蔚林奏：“王守仁致良知三字亦不差……”上曰：“據爾言，兩人之說俱非也？”蔚林奏：“原與臣意不合?！鄙显唬骸爸熳铀馑臅稳?？”蔚林奏：“所解四書大概皆是，不合者惟有數段?！鄙项h之……令侍衛引至南書房，賜茶，出。?

當崔蔚林在康熙帝面前直言其與朱子格物說觀點不同，熟悉熊賜履一派所講朱學觀點的康熙帝對此質疑，但并未就此貶斥崔氏。相反，玄燁待之殊厚?。

康熙帝厚待崔蔚林，崔氏以滿清君主為靠山，褒貶朝政，以至得罪群臣：

時同列以上意方向先生，多忌之，因奏先生病非實，遂奪職罷歸。

由此可見，崔蔚林因鼓吹王學而招貶之說似乎不能成立。然康熙帝并未就此放松對漢臣思想意識的注意。

在漢臣湯斌被清廷委派江蘇巡撫之前，康熙帝也曾命湯斌進其所著文字審核：

侍讀湯斌遵旨進所著文十篇，詩十首，……上閱數行，顧斌曰：“汝試言此篇大意?！北髮υ唬骸白灾茏又林熳?，其學最為純正精微，后學沉溺訓詁，殊失程、朱精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學，返本歸原，正以救末學之失，但語或失中，門人又以虛見失其宗旨，致滋后人之議。臣竊謂先儒補偏救弊，各有深心，愿學者識圣學之真，身體力行，久之當自有得，徒競口語無益也?！鄙项h之。

湯斌的觀點深受乃師孫奇逢的影響，試圖將王守仁的致良知一說與朱子說相融合，較之崔蔚林的說法溫和的多，這在客觀上容易為滿清君主接受，故康熙帝頗以為然。

于是我們看到，從康熙帝處理明史館臣有關王學之爭，到他對崔蔚林、湯斌的問學，在這一過程中他漸漸理解了這兩派學者的差異。而與此同時，康熙帝政策的實施特點是，只要漢臣對清廷忠誠或合作，可以不管他是信王學還是奉朱學，淡化人們在此問題上的意識和興趣，以服務于清朝的政治活動?？滴醯蹖h族的政策，就是這樣在同漢臣的互動中形成的。

“道不同不相為謀”，這是西漢司馬遷在評論儒學和老子這兩派爭執的歷史現象時的歸納。然而，在康熙朝中葉，我們卻發現——道不同亦相為謀的現象。一批批漢族士族，不管是講理學的，還是講王學，抑或是“引朱入王”的，都與那個講薩滿教的清朝君主合作，共建大一統的社會體系。而康熙帝則與來自漢族士族不同學派的人物交往，只要他們愿意為清廷服務，來者不拒；不僅來者不拒，而且康熙帝還在宗朱、宗王兩派之間“和稀泥”，了結爭執。這是清初康熙中葉的一個特有的歷史現象。

但是康熙帝心中始終保持著自己的一個根本?？滴醵晡逶率迦杖沙?，康熙帝一口氣接連親制三塊廟碑碑文，它們是“周公廟碑”、“孔子廟碑”、和“孟子廟碑”。一些學者據此作為康熙帝是所謂“理學皇帝”的根據之一。然而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康熙帝在相同或相近的時間內思考政治問題的另一些情況。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癸丑，康熙帝在同滿臣達哈塔討論輔導皇太子事宜時，曾與之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談話：

上曰：“漢人學問勝滿洲百倍，朕未嘗不知，但恐皇太子耽于漢習，所以不任漢人，朕自行悔勵?！瓲栁┮舻确钍袒侍?，導以滿洲禮法，勿染漢習可也?！拗斪R祖宗家訓，文武要務并行，講肄騎射不敢少廢，……近見眾人及諸王以下其心皆不愿行獵，朕未嘗不聞。但滿洲若廢此業，即成漢人，此豈為國家計久遠者哉？文臣中愿朕習漢俗者頗多，漢俗有何難學？一入漢習，即大背祖父明訓，朕誓不為此！……設使皇太子入于漢習，皇太子不能盡為子之孝，朕亦不能盡為父之慈矣！至于見侍諸子內，或有一人日后入于漢習，朕定不寬宥！且太祖皇帝、太宗皇帝時成法具在，自難稍為姑息也?！?/p>

這場談話清楚地勾勒出康熙帝對儒學、對漢文化的立場。要而言之，這是關系到國家根本的大政方針問題。因為滿人變成漢人的危險，在于“漢人學問勝滿洲百倍”，滿人如被漢化，就有被牽著鼻子走，喪失在意識形態統治的主動權。

此次談話發生的時間，距康熙帝親制周公、孔子、孟子碑文的時間不到一個月。它再清楚不過地告訴人們，康熙帝尊奉的是滿人的禮法，他不信漢人的東西，因為在他眼里儒家文化是用來對付漢人的工具。當然，既是工具，就應該了解它、熟悉它、掌握它。

那么，康熙帝信奉的滿洲禮法和祖宗家訓是什么呢？查《清朝文獻通考》，清王朝在皇族和滿人中一直奉行著堂子祭，這是流行在滿族及通古斯人中的一種薩滿教的祭禮。從崇德元年到康熙初年，“每年元旦皇帝率親王以下、副都統以上及藩王等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之禮?！笨滴跏荒陼r，曾一度擴大到漢臣，“初制皇帝親詣行禮，滿漢大臣皆從”。但康熙十二年起“令漢官勿隨，往后惟王公滿大臣一品文武官隨往行禮?！苯K康熙朝一直如此。堂子祭由皇帝、皇族，擴大到政府高官，但漢臣不得參與，這表明薩滿教才是滿清皇帝心中的神祇。

俄國學者史祿國曾深入研究了滿族的薩滿教問題。他指出：

老滿洲有薩滿，……按老滿洲的說法，他們只信“佛多羅”（fe doro—古法，祖宗所傳之法），根本不拜佛不崇儒，而新滿洲和蒙古滿洲在信仰薩滿教的同時既拜佛又崇儒。

幾相對照，人們應當不難明白，滿清統治者心目中真正信奉的是什么。

但在面對厚重的漢族儒學經典時，滿洲皇帝在意識形態上毫無優勢可言，他需要另找武器來助其一臂之力，以壓制漢族思想活動。于是他也要搶奪西學歷算的話語權，以此為滿洲的統治服務。人們常議論康熙帝喜好西學的事情，但這里，康熙帝重視西學就不僅僅是楊光先的“歷法之爭”事件的影響，也不單是其個人的喜好，還存在著更深一層的含義。

以當時的客觀情勢來判讀和思考，康熙二十年代，清帝國正面臨厄魯特蒙古噶爾丹及沙俄的東侵?？滴醯墼诮舆B對駐京的滿臣、漢臣的結黨問題作了行政上的整肅后，仍不放心。漢人尤為難治，他需要在意識形態上占領一個制高點，以壓制他心目中難治的漢人。因此他在南巡江南時，作了一個有預謀的安排。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康熙帝在連續接見、款待了耶穌會士畢嘉、洪若翰后，又命人向畢嘉、洪若翰征詢老人星的答案：

侍衛趙又奉旨來堂：“問南極老人星江寧可能見否？出廣東地平幾度？江寧幾度？”等語。畢、洪一一講述，侍衛趙即飛馬復旨矣。后畢、洪因匆遽回答，恐難以詳悉，至晚戌初時分，觀看天象，驗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數，詳察明白，另具一冊，于二十八早送入行宮。

耶穌會士洪若翰在給法國拉雪茲神父的信中也記錄了此事并稱：

皇帝的這些善行給我們增添了不少光彩，因為他是當著宮中所有人及鄰近省份的首要官員們這樣做的。

給傳教士添光彩，同時羞辱漢臣，以達到用西學壓制漢臣的目的。例如，康熙帝在南巡時曾親上觀星臺考問漢臣有關天文歷算知識，結果漢臣們一問三不知。當問到老人星時，李光地以為得到了阿諛奉承的機會，就趕緊湊上：

予說：“據書本上說，老人星見，天下太平?！鄙显疲骸笆裁聪喔?，都是胡說！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見，到這里自然看見。若再到你們閩、廣，連南極星也看見，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說見則太平？”上怒猶未平，急傳一欽天監。彼人在寓飲酒已醉，又傳得急，放馬歸來，到山上跌下來死了……

身為帝國最高學術機構——翰林院的掌院學士，李光地及眾漢臣，在康熙帝借力西洋傳教士有備而來的凌厲質問下，狼狽不堪。漢臣們被狠煞了往日在經筵講堂上的優越感。這實為西學被康熙帝所利用的一個實例。由此看來，滿清在限制西學的同時，也要利用傳教士及西學為己服務，以壓制漢族士族。因此，當然會對西學的傳播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用康熙帝近臣索額圖的話來說，“我們裝作不知”。而且早在康熙十九年，康熙帝就為傳教士李西滿（Simon Rodrigues）親書“奉旨傳教”，許其下江南行事，于是李西滿就常駐江南，“常駐常熟、蘇州（一六九○年在蘇州）。每年受洗者五、六百人。無錫、崇明兩地教堂亦屬管領”。

而康熙初年清廷官員楊光先在《不得已》中指出，天主教在華“又布邪黨于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并京師共三十堂”，“每堂一年六十余會，每會教徒二、三十人……”聯系滿清當局舉行博學鴻詞科大規模從江南乃至全國網羅漢族精英進京的情況，康熙帝放手讓西方傳教士在江南建堂布道，客觀上為滿清起到了削弱漢族士族在思想文化領域優勢地位的效果。

由此，不難作出如下判斷，從康熙帝一系列的政治文化活動來看，“以漢制漢”實在是康熙帝為清帝國漢族統治區設計的一個基本的文化政策框架。這個政策是以所謂崇儒學、重道統為表達方式，核心是為了清帝國的“永承天命”。朱維錚先生指出：

表面最尊信的思想學說或道德倫理，其實是自己最不信的東西。這在明清兩朝統治者那里，愈來愈形成一貫作風。在這方面，清朝統治者顯得更自覺，也就更加偽善。

三、北方漢臣下江南

康熙帝對江南的統治政策比他的父輩高明，他實行了一種雙通道的文化政策，即一方面不斷地通過科考、通過征召博學鴻儒、通過辦書局等方式，將江南的文化精英網羅到北京，成為其名符其實的文化仆人，以便其掌控；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將經過其挑選的北方籍漢族文臣派遣到江南，通過北方漢人來管理和控制南方漢人。這是康熙中葉文化政策中一個鮮為人注意的特點。

中國北方地區的漢族在對待草原游牧民族，即中國古代文人稱為“胡人”的少數民族的態度上，似乎同南方漢人有較大不同。也許是自兩晉、南北朝以來不斷地、被迫地接受來自草原的馬蹄踐踏，且這個過程反反復復很漫長，以致我們在文化史上看到，北方漢族文人同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權之合作，屢見不鮮。例如：經學史上北齊有熊安生，北魏有劉芳、李彪諸人以經術進；還有元代的姚樞、許衡、竇默等人同元世祖的合作等等。其實，中原地區的這一現象是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形成歷史有關?？滴鯐r期在華的法國傳教士張誠，在經過十幾年的觀察了解后告之法國耶穌會：

……人們只能從中國歷史中來研究整個韃靼的歷史，因為兩者已經融合在一起。

這一切不能不促使人想象和思考滿清入主中原初期，滿清方面吸引漢人的某些原因。

晚明時期，由于政治腐敗和地主豪強的掠奪性剝削，引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對于曾經依附于明政權的北方漢族士大夫來說是災難性的。以至于他們在看到滿清入關建立政權后，更愿意選擇接近或投奔滿清政權，而不愿意與農民軍一起進行抵抗。在這里階級分析方法似乎更能說明這個歷史現象：即階級利益的確定，高于中華大家庭中某個民族來當皇帝的選擇。因此，北方士族對滿清政權的這種態度，自然得到了滿清朝廷的青睞。于成龍、湯斌、宋犖等就是這個文化政策在江南實施的典型代表。

例如，康熙二十年，吳三桂叛事平?？滴醯奂磁捎诔升埖浇瓕幦蝺山偠?。于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明崇禎間副貢榜生。清軍入關后，投奔清廷?？滴跏?，吳三桂起兵反叛后，兵鋒抵達湖南，于成龍先后在武昌和黃州兩地，撲滅了叛亂，為清軍前出湖南岳陽，保住了戰略通道。作為一名漢族文官能為清廷完成此事，深得康熙帝贊賞，以至康熙二十年，當于成龍進京入覲時，康熙帝忍不住重提其剿撫黃州之事，并贊許道：

為政當知大體，小聰小察不足尚。人貴始終一節，爾其勉旃！

作為嘉獎和信任，于氏被迅即提升為兩江總督——這個以往由滿人掌控的職位。

于成龍的確沒有辜負康熙帝的信任。在江南這個繁華時尚之地，他堅持布衣粗食的生活，以此作為表率感化江南士族：

在官日食粗糲，佐以菜把。年饑，屑糠雜米為粥，舉家食之，客至亦以進，謂曰：“如法行之，可留余以振饑民也?！?/p>

消息傳開，在風俗侈麗的江南出現了變化，“相率易布衣。士大夫家為減輿從、毀丹堊，婚嫁不用音樂，豪猾率家遠避。居數月，政化大行?！本瓦@樣，于氏以黃老之術中的黜奢守拙法，影響并改善了江南的社會風尚，使之趨向安定。

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龍卒，另一北人巡撫余國柱進京，江寧巡撫缺。剛被擢升為內閣學士的湯斌，因了康熙帝的一個動議?！半蘼劀髲膶O奇逢學，有操守，可補江寧巡撫，”而擢升為江南巡撫。

湯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明崇禎十五年，湯斌十六歲，隨其父母親及祖母在睢陽（其父時為明中憲大夫、陜西按察使司副使）。是年，李自成大軍迭破河南諸州縣城，隨后進圍睢陽城。當時年少的湯斌目睹城破后母親被殺的慘景。

作為同農民軍有殺母之仇的明官僚后裔，湯斌在23歲時走入了滿清的官場。這在當時北方漢族士大夫階層中，似乎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選擇，可以說具有經典意義。從湯斌走進會試考場起，也就進入了滿清設計的滿漢聯合政權——由滿人來聯合部份北方漢人，統治大多數漢族民眾的活動平臺上。他并不像有些人描繪的、僅僅是個平庸的道學家。相反，湯斌在為清王朝鞏固政權的斗爭中，敢作敢為，善于決斷。例如，順治十六年，湯斌在江西時，不懼李玉廷叛亂，力守南安一事。

湯斌治理江南，很能顯示其魄力的，莫過于解決蘇州府城西楞伽山（俗名上方山）五通祠之事。美國學者理查德·馮·格蘭在《財富的法術：江南社會史上的五通神》中提到當時江南民間宗教時注意到：

江南的士大夫顯然也聽任五通崇拜的頑強存在……他們卻寬容五通的化身五顯是得到明朝開國皇帝允準的合法崇拜對象。

顯然任何能勾起人們對前明政權回憶的東西，文字、風俗、信仰崇拜，都是滿清政權十分警惕的，這也就是康熙帝指示湯斌要特意留心的問題之一，“江蘇習尚華侈……其加意化導，非旦夕事”，要“使之改心易慮”。湯斌對此心領神會，不僅上疏康熙帝《請毀淫祠疏》，更親自動手，“收其偶像，木者焚之，土者沉之，并飭諸州縣有類此者悉毀之，撤其材修學宮?！陛^之于成龍的“于青菜”式的尚儉，湯斌的移風易俗更顯得雷厲風行，有聲有色。這甚得康熙帝的賞識，他被欽點為太子太傅。

康熙二十七年，新任江西巡撫宋犖，在赴南昌履新途中得知湖廣夏逢龍叛亂的消息。抵贛后，在接到南昌城內有“舊裁督標李美玉、袁大相糾三千余人”，準備“應夏逢龍以叛”的情報后，宋犖使密計捕之。不料激起叛兵鬧事，“眾恟恟”?！盃瘟罴磾匾葬?，諭眾受惑者皆貸不問，眾乃走?！币粓鐾话l的大事變被宋犖輕輕巧巧的抹平了。此事大概留給了康熙帝極深的印象。幾年后，康熙三十一年，宋犖奉康熙帝特旨，調任繁華的江蘇任巡撫，從此開始了他在江南十四年的巡撫生涯。

宋犖字牧仲，河南商丘人，生于明崇禎七年甲戌。其父宋權在明亡前曾任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順天巡撫。崇禎十五年壬午，宋犖九歲，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大軍橫掃中州大地。犖在是年三月親眼目睹了其父率領明軍與農民軍對抗直至兵敗城陷的場景。崇禎十六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滅亡。此后，犖一直跟隨著父親，親眼目睹父親組織抵抗力量，屢次同農民軍血戰、計殺李自成部將黃錠、迎清軍入關、及率部降清等驚心動魄的事件。清順治三年，宋犖十三歲，其父宋權由清大學士范文程等推薦，升清朝翰林國史院大學士。這一切都給少年宋犖的成長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也給滿清朝廷留下了可信任的依據。

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剛前往內蒙主持了著名的“多倫會盟”。在盟會上，喀爾喀蒙古各部一致同意向康熙帝稱臣。清帝國同俄羅斯的邊界糾紛，也因“尼布楚條約”的簽訂而恢復平靜?？滴醯鄣淖⒁饬D向了西北的厄魯特蒙古噶爾丹，為了準備征服噶爾丹，這時的康熙帝需要一個能為他穩定江南，使其在同噶爾丹對陣時無后顧之憂的重臣來坐鎮江南?？滴醯圻x擇了宋犖。

針對江南漢族士人文化風俗的特點，宋犖在江南的政治活動常常伴以文化的色彩，從以詩文會友、編選詩選，到為康熙帝體察民風、選拔才士，宋犖這一手玩得漂亮，玩得不露痕跡。難怪康熙帝在南巡時贊不絕口地當眾夸獎他道：

爾為巡撫，朕不曾聞人說爾有異樣好處。自江西調任以來，安靜和平。且蘇州何地，十二年未嘗多出一事來，朕到此無一人說爾不好。爾真是好官，深得大臣之體。

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康熙帝再一次夸獎了宋犖，并隱晦地批評了他的兩位前任于成龍、湯斌的作法：

督撫大吏，只要安靜和平，地方便受福?！缱载撉辶?，遇一小事便搜求無已，民何以堪。宋犖久任劇地，亦安靜和平，民心悅服，深得大臣之體。

江南需要“安靜”，江南必須“安靜”。因為從康熙二十七年到康熙四十二年（湯斌、宋犖等在江南巡撫任上），正是康熙帝在北方同沙俄、同厄魯特蒙古爭奪北方草原控制權的斗爭最緊張激烈的時候。三位北方籍漢臣接連南下江南，可見康熙帝的用心良苦。而其中宋犖坐鎮江南時間最長，卻能做到“十二年未嘗多出一事來”，這的確深合康熙帝的心思。

由于歷史的原因，清朝專制皇權的行政管理觸角只到州、縣一級，然中央的決策要在民間得到貫徹執行，是不可能由縣太爺獨自一人去面對蕓蕓眾生的。在知縣到百姓之間，有一個中介層——士紳集團在承上啟下的推動各項事務展開。瞿同祖把這個士紳集團又細分為“官紳”和“學紳”兩部分。他認為：

“學紳”既不屬于統治階層，也不屬于被統治階層，他們屬于一個中間集團。他們并未加入正式的官府，但卻享有很大的威望、特權和統治階級的權力——這一事實將他們作為精英與普通大眾區別開來。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士紳在清代社會的地方管理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滿清朝廷保留了漢族的科舉制，并建起了捐官制。這自然而然會產生士紳階層，且不可避免地會使地方官員同士紳集團產生出緊密地、既相互影響又相互干擾的關系。把握好、處理好這種關系，地方的封疆大吏們就能輕松地實現皇帝的意志。任何生硬地、粗疏地對待這些關系，就可能因小失大，平地起風雷，將整個帝國上下的精力都牽扯進去。這是康熙帝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也是于成龍、湯斌、宋犖們要設法解決的。宋犖應該是比較清楚地理解了康熙帝這一政策的核心內涵——滿清通過聯合北方漢臣來掌控江南，而他們這些來自北方的漢人則通過聯合江南士紳來掌控江南社會。

有趣的是，在彼時彼地所謂心學、所謂理學，似乎不是康熙帝考大臣的主要標準。眾所周知，湯斌早年并不尊奉朱熹理學。即使湯斌后來轉向朱熹理學，也不是個堅定的擁朱派，這從他給陸隴其的信中可見一斑。于成龍、宋犖則更談不上在理學方面有何發明。于成龍留下的那部《于清端政書》，絕大部分為其在羅城、合州等地的政務文件資料，對于理學無只言片語?？滴醯墼谄渌篮笠嘣u價到：

理學無取空言。如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即理學之真也。

宋犖的《西陂類稿》更是大半在作詩、談詩；其余各卷，從雜著、跋、尺牘，到墓志銘、奏疏，均不討論理學、心學議題。但是這并不妨礙康熙帝挑選他們坐鎮江南。很顯然，康熙帝彼時的標準，不是依誰在理學有多少發明見解為準，而是重在個人面對反清的危急局面時，對滿清朝廷的忠誠度和掌控局面的才干。他沒有挑選所謂的理學名臣如魏象樞、魏裔介去江南，也沒有讓徐乾學、張英等去掌握江南，其用心恐怕正在于此。

江南穩定了，康熙帝對北方沙俄和準噶爾蒙古的戰爭就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宋犖在其江南的巡撫衙署東西兩轅門立了兩塊門牓，上書：“澄清海甸，保障東南?！边@似乎可以給滿清此時的文化政策作一注腳。

四、大一統局面的形成及皇權獨尊的轉折

美國學者歐立德（Mark C．Elliott）認為：

清朝在統治中國時面對的一個重要挑戰就是保持這些緊張關系的平衡。因此，在任一方向上傾斜太大，就會冒災難的風險。如果皇朝放棄了這些過程中的前一個，（姑且稱之為儒家傳統）——例如，廢除科舉制度——它就會喪失漢族精英的支持，沒有了他們，統治幾乎不可能。而另一方面，如果滿族作為一個集團，同大多數漢人的界限允許被弄碎，滿族就會散落到一般民眾中，滿族的特權就會失效，清朝的前途就會陷于危險……

歐立德客觀地指出了中國的清朝是一個多元文化并存的社會結構形態，但他是站在所謂“族群認同”的立場和角度討論問題的，并由此將討論引向了否定清朝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的路徑。這就過于機械地看待族群之間存在的文化差異現象。

而康熙帝的做法則獨辟蹊徑。他沒有簡單的采取所謂“族群認同”的方式來處理對漢族文化精英的統治問題。從當時清廷對漢族文化政策的實施過程來看，康熙帝一面搜羅漢族親滿人士進入清朝政權，一面將已被確認為臣服滿洲的漢族精英外放全國各地，幫助清朝建設大一統的政治局面。這一政策獲得了漢族精英對清朝統治的認同。這里，民族性不是康熙帝統治活動的惟一指向，學術性也不是他的興趣所在，政治性才是他行動的出發點。

清朝君主的確是在多方學習，了解掌握各臣屬民族的文化，為了利于其統治，道不同也可相為謀?？滴醯圩哉J擁有漢族的“道統治統”，以取得漢族人民在文化傳統上的認同，他接過了漢儒“道統說”中的一個經典說法，每五百年一輪回的王者之期，這是李光地等漢族理學名臣對他的說項，因而他要輪回當漢人的“天子”。正是基于上述的做法，康熙朝廷統一中國的行動才會被各族群所接受。這正如康熙帝本人所指出的：

朕御極五十余年，朝乾夕惕，……朕灼知滿、漢、蒙古之心，各加任用，勵精圖治，轉危為安。是以數十年來，海宇寧靖。

然而當漢族士族所津津樂道的所謂道統、治統，在部分投清的漢族士大夫的幫助下，終于在清朝君主身上實現合二為一時，清朝也就初步建立了對廣大漢族人民的獨裁統治秩序?？滴跷迨荒?，康熙帝下諭，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朱熹進十哲之列配享孔廟，其在政治上的意義就是，向漢人宣布漢族士大夫推崇的所謂道統的解釋權在滿洲君主手中?？滴醯弁砟暝幸欢卧捒梢詫Υ俗髟忈專?/p>

為君之道要在安靜，不必矜奇立異，亦不可徒為夸大之言。程子云：“人不學為圣人，皆自棄也?！贝苏Z亦屬太過。堯舜之后，豈復堯舜乎？……朕自幼喜讀性理，性理一書千言萬語，不外一敬字。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終身行之足矣。

在大一統的旗號下，怎可以允許人人都來當堯舜呢！此時的康熙帝，認為自己是集道統、治統于一身的統治者，因此絕不允許漢人再對滿清的統治有任何抵觸。朱子理學，此時已被康熙帝用作打擊漢族士大夫的棍子，而不僅是吸引漢人的招牌了，且只能由他滿洲君主來掌握相關的解釋權和使用權。從這里出發來思考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可以看出，此案有助于康熙帝進一步攥緊對朱熹理學的解釋權，以此來管束漢族士大夫階層，這恐怕就是康熙帝同意將朱子牌位列入孔廟十哲的意圖?？滴醭瘜h族士大夫的文化政策的轉折——全面張開文網管束漢人，當是此時形成。

注釋

①顧與沐：《顧端文公年譜》，見《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5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第1999年，第243頁。

④陳庭敬：《午亭文編》卷二十九“講筵奏對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6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32頁、湯斌：《湯子遺書》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2冊，第430頁。

⑥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2523頁。

⑦熊賜履：《經義齋集》卷二，清康熙庚午刻本，第2頁。

⑧《圣祖仁皇帝御制文三集》卷二十九《古文評論、賢良對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9冊，第223頁。

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九《日講四書解義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8冊，第185頁。

⑩李光地：《進讀書筆錄及論說序記雜文序》，見《榕村集》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4 冊，第669、670頁。

?Lawerence D．Kessler．K'ang－hisandtheConsolidationofCh'ingRule1661－1684．VI chapter Imperial Scholarship and Chinese Scholar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ublished，1976．145．

???徐元文：《含經堂集》卷一八《請購明史遺書疏》、《特舉遺獻錄用史才疏書》、《恭陳明史事宜疏》，《續修四庫全書》第14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8頁，第619頁，第619頁。

?（清）韓菼：《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徐公元文行狀》，錢儀吉纂：《碑傳集》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304頁。

?湯斌：《湯子遺書》卷一《志學會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2冊，第439頁。

??毛奇齡：《西河集》卷一百二十《折客辨學文》、《辨圣學非道學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1冊，第299－308頁，第322頁。

?（清）徐元文：《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知詹事府詹事崔先生蔚林墓志銘》，見錢儀吉：《碑傳集》卷四十四，第12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