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文化視角中的中韓足球比較研究

任 淵，蔣秋平，張向弛

我們按照一般規律將足球劃分為三個不同層面的表象，即：原始的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和最為深刻的文化層面。韓國足球在沉寂了30年之后在2002年韓日世界杯上一鳴驚人，取得了亞洲球隊參加世界杯以來的最好成績；相反，中國足球則呈下降趨勢。拋開兩國足球技術、體能、技戰術配合以及競賽管理體制等其他因素，兩國足球文化的差異也影響著足球水平的高低。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儒文化視角下的中韓足球。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獻資料法

本文參閱了大量足球文化類期刊以及相關的文獻書籍，梳理出儒學精神及其與足球相關的內容，并加以比較分析。

1．2．2 比較分析法

通過研究儒學在韓國的發展和演變簡史，探討儒學在當代韓國的基本特點和對韓國人思維行為的影響，并與韓國足球的表現相結合，思考韓國足球崛起的文化背景。然后以此為尺度，分析我國足球和儒文化的關系。

1．2．3 邏輯演繹法

由于可供直接參考的文獻很少，儒文化和韓國足球的關系方面的研究幾乎為零，本文只能通過參閱儒文化對韓國人思維行為的影響方面的研究做出演繹推理。

1．2．4 專家訪談法

本文以儒文化視角中的中韓足球比較研究為主要內容，走訪和電話訪問了專家7人（足球教授2人、副教授1人，體育文化學教授2人，中國哲學教授2人），聽取并接受了各位專家教授的指導性意見和幫助。

2 研究結果分析

2．1 進入韓國的儒文化

儒文化傳入韓國后的2 400多年中，韓國人自始至終堅持并依據本民族特點對中國儒文化加以改革，使之發展為韓國的國教。在儒家倫理基礎上，建構富有時代特征的強有力的韓國民族精神。正如韓國學者指出的那樣，“儒教作為朝鮮民族精神的動力，具有廣泛的功能，它不單純作為某個時代的社會制度或倫理規范發揮功能。而且通過傳統社會形成朝鮮人的意識結構，體現朝鮮人的文化方式的創造性源泉。［1］”近些年來，韓國加大了對其以儒家為代表的所謂民族文化進行保護和建設的力度，不少韓國學者都認為，與其他國家相比，韓國民族精神教育的魅力就是特別重視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儒家思想的傳承。

2．2 韓國足球風格與儒文化的關系

韓國足球一直以來留給世界的印象就是超強的體能和堪比德國隊的頑強的意志力。中韓兩國在文化傳統上同氣連枝，在行為和思維方式方面也頗多相似相同，為何在足球場上竟有天壤之別呢？首先，韓國隊員的敬業精神以及職業道德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們在平時的訓練和生活中全身心投入，堅持科學的大運動量訓練，對訓練和比賽中的失誤，教練訓斥時虛心接受，鞠躬道歉，這就是韓國人對儒文化“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訓誡的理解和運用。其次，韓國球員幾乎全是大學學歷，球員對于運動的認知和理解程度較高。如果單純停留在生物的、體力的對抗上，足球絕對不會有今天這樣的魅力。再次，韓國努力營造良好的人文環境，充分調動運動員的潛能。比如，韓國人自發組成的強大的“紅魔拉拉隊”，營造了良好的人文環境，從而激發了韓國運動員為國爭光的心力，即強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促使他們產生了超常的體力［2］。

2．3 我國足球風格與儒文化的關系

從地域考察，中華民族是典型的大陸民族，它處于一種北、西、南三面陸路極不便利，東瀕無法橫越的太平洋，而內部回旋余地又相對開闊的環境，形成了簡單安寧的生活節奏，緩慢的小生產農業社會，這種環境對古代中國的哲學、藝術、體育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此形成的民族心理則是對大自然的依附性很重，而對自然的征服不足的大陸情結。這種重防守、輕進攻的民族性格特點反映在中國足球風格上，就是進攻乏力而且防守消極。在中國文化土壤上生存發展的現代足球并沒能從傳統的文化沃土中汲取自身發展的文化養料，恰恰相反，儒家的怡然自得，道家的悠然自在，禪宗的忽然自了，都沒有給一個民族的自由精神帶來實質性的啟迪 ，而是一步比一步更深地陷入到麻木和卑怯中去［3］。實際上，重防守也好，重進攻也罷，兩者并沒有孰優孰劣的區別，關鍵在于了解各自的特征后制定相匹配的策略。

儒家思想講究“和為貴”，在足球的訓練中也自然地體現出來。隊員相互間的各種練習對抗性較弱，各種技戰術的訓練脫離實戰，技戰術只是一種花架子而顯得華而不實，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球員怕緊逼、怕對抗的原因，這與對足球運動的認識有直接的關系［4］。

2．3．1 競賽風格與儒文化的矛盾

有人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主“靜”，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強調“不爭”、“中和”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特征，運動場上的西方化與足球場上的中國化存在著矛盾，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不可避免地充當了中國足球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得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國人是不適合搞足球的結論。應當看到，中國傳統文化與思想中具有相當多的優秀精神品質值得繼承與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文化傳統中包含的自強不息、求真務實的生活態度，兢兢業業、團結協作的生存意識，“生生不息”的創造精神，“義利結合”的社會規范意識，“天人合一”的系統觀念與思維方式，“先勝而后求戰”的注重綜合實力提升的“勝戰”謀略等，無不蕩漾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氣質中的大氣和機敏［5］。然而可惜的是，這些可貴的精神品質卻很難在中國足球中表現出來。

2．3．2 球員素質與儒文化的矛盾

提及球員素質，的的確確是令每一個球迷甚至是不懂足球的每一個中國人都切齒的問題。中國足球出現的很多案例都是世界足壇甚至世界體壇上罕見的，集體賭球、打假球、追打裁判、群體毆斗升級到黑社會血案……每一件都觸目驚心，每一件都使中國足球形象再次跌入冰點，終于使中國足球淪為世界性的笑話，由此可見球員素質對健康足球文化的重要性。球員素質包括很多方面，最主要的是職業素質，職業素質又集中體現在職業道德上。職業足球屬于娛樂表演業的范疇，職業球員則應該具備上臺表演的文化、技能和態度等等職業素質，在億萬觀眾面前展示高超的球藝和良好的個人形象［6］。我們的教育缺失導致球員對這些問題認識淺薄，不能深入辯證地理解，甚至根本沒有接受過本民族文化中優秀成分的熏陶，對足球沒有較高層次的認識和理解，在職業素養上當然與先進的足球理念是背道而馳的。

2．3．3 球迷與中國足球的互動

足球成為世界第一運動的關鍵就在于其以獨有的魅力吸引了世界上數以十億計的球迷，也正是球迷促進了這項運動不斷發展、完善。我國在1994年職業化之時，球迷對足球的熱情一度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但是，短短十幾年，球迷對中國足球的信任已經降至冰點，對足協的管理能力、聯賽的公平和從業人員的道德素質持質疑態度。而足協在處理球場各類危機時的猶柔寡斷，使危機中的主體未受到應有的懲罰，觀眾利益受到極大損害。同時，足協堅持用行政手段壓制市場，偏好指令而漠視自治的管理方式，導致很多重大違紀事件不了了之，顯示出足協在處理各類焦點問題時，各項規章制度執行偏弱［7］。更為直接的原因是國內很多球員的技術粗制濫造，在聯賽中的表現難以得到球迷的認可。更糟糕的是球員的賭球、假球等惡劣行為的負面報道充斥著媒體和網絡。不僅如此，很多球員球技不高、脾氣很大的現象和國際球星精湛的球技和良好的品行形成了鮮明反差，引起了球迷對中國足球的強烈反感。此外，球迷自身的素質也是中國足球文化不能健康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們的很多球迷把足球同民族尊嚴、地域榮辱簡單地聯系在一起，這就無形中增加了球員比賽的外在壓力，使球迷與球員無法形成良性的互動。

2．4 韓國足球崛起的文化背景以及對我國足球振興的啟示

中韓兩國在地域、人種等大的方面幾乎一致，而體制的改革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通過比較，我們發現韓國足球成功的核心是把足球的發展放在了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沃土上，并控制了與外來文化產生沖突的不利因素，孕育了具有韓國特色的足球文化。儒家思想在韓國深入人心，但儒家倫理進入韓國文化，并作用于學校德育，不是直接的、原本的，而是接受了韓國文化的改進和受到學校德育的相應選擇的結果。儒家倫理的某些東西已根據韓國實際被重新闡釋，儒學倫理在韓國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發展，并在社會、經濟、文化、體育各個方面都展示出其魅力。我國作為儒文化的發源地，更應該仔細研究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特點，思考足球的發展道路和方向，不能急功近利，朝秦暮楚，而應潛心蓄勢，厚積薄發。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1）儒文化傳入韓國的2400多年中，韓國人不斷根據自身發展和民族特點改良，使之真正成為韓國的國教。儒文化對于韓國人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甚至是深入骨髓的，近年來韓國加大了對其以儒家為代表的所謂民族文化進行保護和建設的力度。2）韓國足球發展中的培訓體制、賽場上表現出來的團結進取、追求卓越等精神體現出了儒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也使韓國成為有文化內涵的足球強國。3）我國足球沒有表現出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素，反而出現了很多消極的方面，這成為影響中國足球長遠發展的瓶頸。

3．2 建議

1）我們應該深入學習韓國足球崛起的各個方面，把足球和本民族文化結合起來，努力提高球員及球迷的文化素質乃至整體素質。2）我們作為儒文化的源頭，在做好體制改革、訓練等工作的同時，更應該注重中國足球背后的“中國”二字。將足球和我們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結合起來，穩妥發展，打造我們自己的足球文化名片。3）我們要向韓國足球學習，拋棄一直以來單純追求技術的路線，結合體制改革、足球文化建設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將本民族優秀文化融合在足球運動發展之中，使我們的足球能夠在賽場上表現出中華民族堅韌不拔、團結一心、自強不息的民族性格，使我們的足球成為有文化內涵的足球。

［1］ 張開榮．從廉想涉的《三代》看中國儒家思想對韓國文化的影響［D］．重慶：西南師范大學，2001．

［2］ 謝曉紅．中西文化沖突下如何正確看待中國傳統文化［J］．社會科學家，2007（2）：24－25．

［3］ 王化冰．重文輕武民族性格的形成及改善方略［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10，12（1）：146－147．

［4］ 趙冰波．儒學的開放兼容精神與日本韓國現代文明的發展［J］．開封大學學報，1999，13（4）：45－49．

［5］ 陳 梁，冉艷恩．不同文化背景下球迷的特點［J］．體育世界（學術版），2009（6）：97－98．

［6］ 丁建弘，李 霞．德國文化：普魯士精神和文化［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7］ 馮金鈴．韓國民族文化特性與韓國現代化進程［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4（4）：3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