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選·書》序次本先朱叔元而后孔文舉辨
——《文選》編次作家“失序”與“彼此失照”現象研究之三①

力 之

(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文選·書》序次本先朱叔元而后孔文舉辨
——《文選》編次作家“失序”與“彼此失照”現象研究之三①

力 之

(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今傳“五臣注”《文選》陳八郎本的總目為“原配”，而其卷21～25為“抄配”，故辨此中序次作家如何，只能依總目而不可據“抄配”；陳八郎本與朝鮮正德本和日藏“九條本”一樣，其“書”類本來的序次正是朱叔元在前而孔文舉在后的。而以此結合《文選序》“各以時代相次”說與《文選》序次作家的實際情況看，這正是《文選》本來之序次，而李善注尤刻本與“六臣注”之贛州本、明州本、奎章閣本等的朱叔元在孔文舉之后，乃流傳過程造成之失。

序次；朱叔元；孔文舉；陳八郎本；“抄配”；朝鮮正德本

昭明太子《文選序》云：“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盵1]而尤刻本、贛州本、明州本、奎章閣本等的“書”類，均序東漢后期的孔文舉(融)《論盛孝章書》于東漢前期之朱叔元(浮)《為幽州牧與彭寵書》前，而以辭世為論，孔融(153-208)晚朱浮(？-66？)140年左右。因之，就通常的情況言，這是很難說得過去的。因為不僅孔融大名鼎鼎，朱浮名氣亦不小——讀范曄《后漢書》卷33《朱浮傳》便明，故不應由于不明兩人生卒先后而弄錯。再說，《文選》之所謂“失序”無一倒置如此之大者。因之，這很自然就成了《文選》成書研究難以繞過的問題。

一

就筆者目力所及，清代前期的何焯(1661-1722)蓋最先注意到這一問題?！读x門讀書記》卷49“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條下有云：“此書在建武中興之初，而列七子之伍，誤矣?！盵2]何氏雖未明言何以“誤”與誰“誤”，然度其意，蓋認為“誤”在昭明太子。略后于何氏的姚范(1702-1771)亦認可此說，其《援鶉堂筆記》卷39“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何云：‘孔文舉誤次朱叔元之前?！盵3]是為明證。再其后，駱鴻凱《文選學·義例第二》說《文選》“敘次之失”，同樣引及何焯此說。

其后，胡克家(1757-1817)《文選考異》說得更具體：“此書當在后，下《與彭寵書》當在前。今乃季漢之文，越居建武以上，必非善舊甚明。各本皆同，卷首子目亦然，未知其誤始自何時也?！痹凇稙橛闹菽僚c彭寵書》題下又案：“此書當在前，說見上?！盵1]949“必非善舊甚明”云云雖缺少相關的版本支持(就當時言)，然由此可推胡氏認為此必非昭明太子之舊，則沒有問題(詳后)。大致同時之許巽行(1727-1798)、張云璈(1747-1829)、梁章鉅(1775-1849)等均贊同是說。許氏《文選筆記》卷七“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下“案”之“此書當在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之后”、張氏《選學膠言》卷十七“《論孝章書》誤前”條之“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今《選》本在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之前”與梁氏《文選旁證》卷三十四“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下，均引胡氏此說作為支撐*許說，見其《文選筆記》第161-162頁，《叢書集成續編》第10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版；張說，見其《選學膠言》第407頁上欄，《四庫未收書輯刊》捌輯·叁拾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梁說，見其《文選旁證》下冊，第953頁，穆克宏點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據此，可見胡氏此說在其時影響情形之一斑。而何、胡兩家立說潛在的前提，均是《文選》“以時代相次”序次作家。

上述何、胡兩家之說，這是研究這一問題者所熟知的。民國間，劉盼遂先生云：“朱浮、彭寵(今按：說“彭寵”是多余的)為東漢建武時人，不宜置于孔文舉之后，此昭明誤也。宜移此篇于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之后?！盵4]183“不宜置于”云云，甚是；然說“昭明誤也”，則未達一間。其實，從方法論的層面上說，朱浮所以“不宜置于孔文舉之后”乃因《文選》序次作家“以時代相次”；而既然從這一角度來考察問題，那么這樣的倒置怎么就是“昭明誤”而非流傳過程所致之失呢？顯而易見，劉先生于此，思未密也。略后，日本學者斯波六郎在其發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舊鈔本文選集注卷第八?？庇洝?為其初稿于1941年、“補訂”于1942年的《舊鈔本文選集注殘卷?？庇洝返囊徊糠?一文中有云：“各種刻本卷四十一，在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之后，載孔文舉《論盛孝章書》，在其后，又出現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然朱叔元是東漢初人，孔文舉是東漢末人，刻本的排列，顯然未按時代順序?！苯又?，在引我們上面所引劉先生之說后，斯波先生又云：“然見‘九條本’，正如劉氏訂正之順序。但是，諸刻本所見之誤，劉氏把責任歸于昭明，實際上，并非昭明之罪，此據‘九條本’亦可得到證明?！盵5]附錄21-22此蓋據相關版本證明“孔”“朱”倒置“并非昭明之罪”的最早者。

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由于這種原因，中國學者考察這一問題只是根據“李善注本”與“六臣注本”，故無法從文獻的層面作進一步的論證；精于《文選》版本?？倍诖擞昧χ燎诘娜毡尽斑x學”名家斯波先生，其當時亦未見到過“朱”“孔”未倒置之刻本，盡管此前有日本學者注意到朝鮮正德本，且其研究成果已問世*日本學者磯部彰《朝鮮版五臣注〈文選〉的版本研究》說：“最初注意到朝鮮本五臣注《文選》(今按：即正德四年刊本)的是黑田亮先生。黑田先生在搜集朝鮮版五臣注本從書志學角度加以考察的同時，還闡明了從五臣李善注的朝鮮版六臣注《文選》到六臣注本的形成過程(原注：‘黑田亮《五臣注文選的研究》﹝黑田亮《朝鮮舊書考》，巖波書店，一九四○年’﹞)。由于黑田先生不是一位文選學者，所以在《文選》版本研究史上其成果未能得到注目，應該說這在研究方面是一個重大損失?！?章培恒主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論集》下冊，第113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二

對這一問題作更為深入的研究乃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這中間，我國已故的著名學者曹道衡先生用力甚勤。曹先生在其發表于《江海學刊》1996年第2期上的《論〈文選〉的李善注和五臣注》一文中云：

卷四一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在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之后，這顯然是不對的。因為朱浮是東漢初年人，而孔融則為東漢末年人。關于這一點，清人何焯曾有評語云:“此書在建武中興之初，而列建安七子之伍，誤矣?！边@說明他看出了“李善注本”的錯誤，但沒有見到“五臣注本”，我們有機會看到現藏臺灣省的南宋陳八郎本“五臣注”本目錄，卻是朱浮的文章在前，孔融的文章居后，證明錯在“李善注本”，而“五臣注本”并沒有錯?！斎?，這種版本上的錯誤，只能歸咎于后人傳抄之誤，不能說是李善本人的責任。[6]103-104

在發表于《齊魯學刊》1996年第3期上的《關于〈文選〉的篇目次第及文體分類》一文中，曹先生亦云：“像朱浮和孔融的先后問題，清代學者何焯早已作為《文選》的一個問題提出過，但他沒有見單五臣注，所以無從知道這實際上只是傳抄中的問題，不能叫蕭統負責?！盵6]170我們認為，“這實際上只是傳抄中的問題，不能叫蕭統負責”云云是對的。不過，后來曹先生看到了“陳八郎本‘五臣注’本”后*曹先生曾云：“影印陳八郎本后來臺灣漢學研究中心的劉顯叔先生送了一部給我。得以知其面貌。這已是1998年下半年的事，在此以前，我還只能根據‘六臣注’本中保存的‘五臣注’來討論李善與‘五臣’的差別。最多只有一份陳八郎本的目錄，是托鄭大古籍所復印的。但陳八郎本的目錄并不可靠，例如原書和李善注、六臣注一樣，在‘書’類中朱浮《為幽州牧與彭寵書》誤置孔融《論盛孝章書》之后，而目錄卻是朱在孔前，反而合于時代順序。這是不是刻書的人改的？如果是，這位書賈倒好像頗有點知識，可惜與本書的原貌不符?！?氏著《困學紀程》第194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可惜的是，“目錄并不可靠”“與本書的原貌不符”云云，均非圓照。，改變了原來的看法，其云：

(《文選》)在不少卷中作家時代的誤例頗為突出，其中最突出的也許要算李善注本卷四十一，把東漢初年朱浮的《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放在東漢末孔融的《論盛孝章書》之后?！瓘默F有的材料來看，這個疏誤恐怕出現得很早，有可能還在李善以前。因為現在我們還沒有發現一部李善注本把朱浮此文列于孔融之前，不但如此，連迄今所見的五臣注本，似亦無此例(臺灣藏南宋陳八郎本目錄倒是朱浮在前，而原文卻還是孔融在前，因此多數學者認為目錄為后人所加)?！窨兹诰又旄≈斑@樣的錯誤，五臣和李善如出一轍，這說明即使唐時的各本，恐怕都是如此。由此筆者頗疑此誤或非始于李善或五臣，而是在他們之前，甚至可能是《文選》原貌如此。[7]

“五臣和李善如出一轍”“甚至可能是《文選》原貌如此”云云，未為圓照。曹先生接著所給出的理由是：“因為如果確有朱在孔前的五臣注本，毋昭裔當會據以改誤本，而如有朱在孔前的李善注本，則宋國子監的人也會據以糾正誤本，更能說明問題的則是最早的五臣注刻本和最早的李善注刻本不是一人一時所刻，卻有著同樣的錯誤，這至少說明此誤恐非始自李善和五臣?！盵7]其實，這些理由均是難以成立的。首先，朝鮮正德本正是“朱在孔前的五臣注本”，其實陳八郎本亦然(詳后)；其次，即使“有朱在孔前的李善注本”在，“宋國子監的人”未必就一定能見到，況且見到了這樣的本子也未必就一定“會據以糾正誤本”。就后者言，1998年以前已有學者據陳八郎本有“移”“難”二類而證明《文選》本分體為39類，卻沒有發覺是本無“符命”“史述贊”二類，即陳八郎本中的文體亦是37類；而據陳八郎本以辨《文選·詩》有“臨終”者卻未覺其無“百一”與“游仙”(至今似仍沒有學者注意到這一點)，故說《文選·詩》為24小類雖無問題，卻不知陳八郎本之“詩”實僅22小類。又如李善注本《文選》卷29“張景陽《雜詩》十首”而尤刻本目錄誤“十”為“一”，且尤刻本卷22卷目與文中均失類名“反招隱”，卷56、卷58與卷60之文中分別失類名“銘”“碑文”與“吊文”[8]，然這數者胡刻本均仍其舊而未之正；趙文為陳仁子所撰《文選補遺》作序而述仁子語有“《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9]如此低級之硬傷，而陳氏竟未之覺*不僅如此，精于《文選》的屈守元、穆克宏兩先生引此，同樣沒有注意到陳氏此失。參屈氏《文選導讀》第94頁(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版)與穆氏《顧廣圻與《文選》學研究》(《文學遺產》2006年第3期)。。其實，《九歌》還存《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見卷32“騷上”)。當然，學養深厚的曹先生如是說，主要的還是受客觀條件之限制所致。因為其前，就陳八郎本本身情況言，研究者雖或如鄭騫等先生注意到這部分是后人“抄補”的*鄭騫先生1981年所撰之《跋》，其首段即指出是書“卷二十一至二十五鈔配”，然后文卻稱其“且為全帙具存之孤本”“五臣全帙”(陳八郎本五臣注《文選》，卷末)。又，傅剛先生《〈文選〉版本研究》中篇之《陳八郎本》(第167-170)與發表于《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五輯(中華書局2000年2月)上的《關于現存幾種五臣注〈文選〉》均不說“抄配”問題，而俱有“該本為三十卷完帙”“為現存唯一宋刻五臣注全本”說；后文即《〈文選〉版本研究》下篇的《關于現存幾種五臣注〈文選〉》，只是后者多“此本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五俱為抄配，又卷三十亦抄補太半，其馀各卷零星抄補亦有數十頁?！送?，抄配之文出自六家本，而非單五臣本，故與原本不合”(第254頁)一小段。蓋此時書稿不宜作太多的改動，故留下這兩處不協之跡。，然正如常思春先生所說，其卻“以抄配部分與原刻等觀”[10]；而就另一個重要的五臣注《文選》——朝鮮正德本言，我國大陸學者知其具體如何者甚少，遑論深入的具體研究了；至于日藏“九條本”的情況雖有斯波六郎之說，而因其只是《文選索引》的附錄，故盡管是書經很有學術眼光的學者李慶先生翻譯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卻不大為研究這一問題者所關注*李慶先生翻譯的《文選索引》為初版(全本)，而1971年的第二版(所謂的精簡本)刪去了這些極為重要的“附錄”，臺灣1971年出版是書亦據“精簡本”。。如果曹先生撰此文時，見到了朝鮮正德本或“九條本”(或斯波先生《舊鈔本文選集注卷第八?？庇洝?，就會想到陳八郎本這里可能已非原原本本之宋刻；或就孔文舉《論盛孝章書》和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將陳八郎本與“六臣注本”略作比觀，馬上便會發現陳八郎本此處有問題而絕非“原文”。畢竟，鄭騫先生與傅剛先生均已指出是書卷二十一至二十五為“抄配”(參前面之注)。這里，僅以李周翰注此“朱叔元”為例以明之。此注，“六家本”系統的奎章閣本(底本為北宋秀州州學本)與明州本均作：

翰曰：“范曄《后漢書》云：‘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初，光武拜為大將軍幽州牧，而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倉廩給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聞之大怒，以兵攻浮，浮作此書責寵，后為大司空，坐事賜死也?！鄙圃唬骸胺稌稀逗鬂h書》曰：‘……?！?五臣、李善注《文選》，分別見韓國正文社1983年影印朝鮮刻、韓國奎章閣藏本，第1003-100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影印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第2548頁。

“六臣注”如建州翻贛州本作：

善曰：“范曄《后漢書》曰：‘范曄后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瓕櫦确e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薄苍弧谱?。后為大司空事賜死也。[11]

陳八郎本“抄配”作：

翰曰：“后為大司空事賜死?！?/p>

常先生認為此“抄配卷葉實為據六臣注贛州本系統之本抄錄”[10]，應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抄配”者于此未免粗心。這所謂“‘翰曰’同善注。后為大司空事賜死也”，即李周翰注引“范曄《后漢書》”除“同善注”(其實，這“同”多為大略之同，而非絲毫不爽)外，尚有“后為”云云一句李善注無。而“抄配”者僅以此一句系之，且又不標明出處。又，只要將建州翻贛州本(《四部叢刊》本)與陳八郎本比較，便清楚后者這里并非如曹先生所說的是“原文”。問題是，既非“原文”而與目錄不同，從研究方法的層面上說，我們首先要做的便是辨析兩者哪方更可信，否則，一切無從談起(詳后)。

略后，王立群先生舉清人何焯、胡克家與近人劉盼遂之說后，有云：

今之學者俱已論及，筆者尚須鄭重說明的兩點是：第一，朱浮與彭寵(今按：“彭寵”似當作“孔融”。下同。)的編序之誤是目前《文選》次文類二十五組亂序中最為明顯的亂序，但是，初唐李善與盛唐五臣對此均未有言。李善曾指出了《文選》中六篇作品的編次有誤，可見李善非常重視《文選》次文類的編序問題，而獨對如此明顯的亂序未置一詞，率先指出其編序有誤的反倒是清人，而多數清儒所見《文選》版本相當有限。因此，有可能是李善所見并據以做注的《文選》在朱浮與彭寵的編序上并未出現訛誤。第二，今傳五臣注單注本的另一重要注本朝鮮正德本《文選》第二十一卷卷首目錄與陳八郎本相同，即朱浮的《與彭寵書》置于孔融的《論盛孝章書》之前。而且，朝鮮正德本《文選》的正文與第二十一卷的卷首目錄相應，即朱浮的《與彭寵書》置于孔融的《論盛孝章書》之前。朝鮮正德本關于朱浮《與彭寵書》和孔融《論盛孝章書》的編序是以作家生年、卒年先后編序，這為研究這兩篇編序明顯失誤的文章原貌增加了新的變數?！r正德本的出現，使我們對朱浮《與彭寵書》和孔融《論盛孝章書》的編序問題多了一層思考：這一明顯編序之誤，并非蕭統《文選》原貌所致，而是《文選》至盛唐出現訛誤所致。[12]

“有可能是李善所見并據以做注的《文選》在朱浮與彭寵的編序上并未出現訛誤”云云，是合乎情理的；“并非蕭統《文選》原貌所致”說，的然。在我們看來，關于這一問題，王先生之研究是迄今為止最為出色的。筆者于此要補充的是：(一)如上所述，日藏“九條本”亦與朝鮮正德本一樣，“書”類序次作家也是以孔文舉接朱叔元[5]附錄22；(二)關于陳八郎本的“總目”，屈守元先生認為是“建陽坊賈所為”[13]，常思春先生則認為其來自更早的“監本”[10]，然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均依所本者之各卷目而來。另一方面，如上所述，陳八郎本第21卷全卷“為抄配”者。于此，我們要注意的是，“總目”是原原本本的陳八郎本的總目，而“抄配”者如前引常先生說的是“據六臣注贛州本系統之本”。因之，論陳八郎本序次作家如何，不言而喻，只能依總目而不可“據六臣注贛州本系統之本”而來之“抄配”者。換言之，陳八郎本文中原本的序次與總目無異，而這總目又與朝鮮正德本和日藏“九條本”相同——先“朱”而后“孔”。正因如此，我們上面才認為曹先生據陳八郎本“總目”辨析這一問題為是而據其“文”中所序立說未為得。而此所以“是”與“未未得”給我們的啟示是：做類此研究，必須盡可能把握好相關的“前提”，注意從出發處辨“路向”。否則，“前提”(“路向”)錯了，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結語

綜上所述，由于陳八郎本的總目為“原配”而其卷21-25為“抄配”，故辨此中序次作家如何，只能依總目而不可據“抄配”。此其一。其二，陳八郎本與朝鮮正德本和日藏“九條本”一樣，其“書”類本來的序次正是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在前而孔文舉《論盛孝章書》在后的。而以此結合《文選序》“各以時代相次”說與《文選》序次作家的實際情況看，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在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之前，這正是《文選·書》本來的序次。至于李善注本與“六臣注本”何時顛倒與何以顛倒？就目前可見的文獻言，恐難以探究矣。

[1]蕭統.文選[M].李善，注.影印胡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77.

[2]何焯.義門讀書記:下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7：956.

[3]姚范.援鶉堂筆記[M].《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9.

[4]劉盼遂.《文選》篇題考誤[J].國學論叢,1928,1(4).

[5]斯波六郎.文選索引:第3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曹道衡.漢魏六朝文學論文集[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7]曹道衡.試論《文選》對作家順序的編排[J].文學遺產,2003(2).

[8]蕭統.文選[M].李善，注.影印南宋淳熙八年刻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9]陳仁子.文選補遺[M].《四庫文學總集選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首.

[10]常思春.談南宋紹興辛巳建陽陳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選》[J].西華大學學報,2010(3).

[11]蕭統.文選[M].六臣，注.影印宋刻建州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757.

[12]王立群.《文選》成書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96-97.

[13]屈守元.紹興建陽陳八郎本《文選五臣注》跋[J].文學遺產,1998(5).

[責任編輯海林]

Thesequenceofthearticlewhichwereincludedin“book——typeofLiteraryselections”，ZhuShuyuan’sworkswasinthefrontofKongWenju’sinthebeginning

LI Zh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The Contents of the“Literary selections”annotated by five-master ,Chen Balang edi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original. While form volume 21 to 25 is reorganization of the match. So only by refer to Chen Balang edition ,rather than reference the match’s,can we spy on the cheek of fact. According to figures, Zhu Shuyuan’s works was in the front of Kong Wenju’s can all turn out to be the fact base on Chen Balang edition,ZhengDe edition and JiuTiao edition.In view of this consideration, combine“According to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method,which from the preface of “Literary selections”,with basic situation in the articles, we can see that Zhu Shuyuan’s works was in the front of Kong Wenju’s, is what the original should be. While Kong Wenju’s works was in the front of Zhu Shuyuan’s ,as the Literary selections annotated by LiShan edition and six-master GanZhou edition,MingZhou edition,KuiZhangGe edition says, has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in the dynastic circulate.

Sequence;Zhu Shuyuan;Kong Wenju;Chen Balang edition;Match’s;Zheng De edition

I206.391

A

1000-2359(2013)03-0147-04

力之(1956-)，男，廣西北海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選》研究。

①之一為《關于〈文選〉編目次第的“失序”問題》，之二為《關于〈文選〉編目次第之“彼此失照”問題》，分別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與《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又，筆者在“之一”中曾說：“朱浮在孔融之后，這是否在‘允許’的范圍之內？如果不是，那它是蕭統的一時疏忽，還是在《文選》流傳中造成的 等問題，還可以作進一步的研究。筆者初步認為：這是在‘允許’范圍之內的?！爆F在看來，“允許”云云不確，《文選》本來的序次是：朱浮在孔融之前。

2013-01-12

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10XZW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