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小說中農村反革命知識分子形象探析
——以宋郁彬和馮貴堂為例

王 金 雙

(內蒙古民族大學 文學院，內蒙古 通遼 028000)

“十七年”小說中農村反革命知識分子形象探析
——以宋郁彬和馮貴堂為例

王 金 雙

(內蒙古民族大學 文學院，內蒙古 通遼 028000)

與革命知識分子形象相對應，“十七年”文學塑造了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形象，《青春之歌》中的宋郁彬與《紅旗譜》中的馮貴堂是兩個主要代表。作家塑造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揭示其假民主真反動的本質，安排他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背景是為了證明他們反革命的隱蔽性和惡毒性，但通過文本細讀，這兩位反革命知識分子形象身上還攜帶有另外的一些歷史細節。

農村反動地主形象；國家意識形態；規約；陪襯角色

早在1939年，毛澤東就指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盵1]知識分子“反對工農，就是反對革命”[2]。與革命知識分子形象相對應，“十七年”小說塑造了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形象。他們有的是無產階級革命中的特務、漢奸和叛徒，有的是反動的鄉村地主。他們往往政治反動，仇視并破壞革命，與工農兵英雄和正面知識分子形象形成鮮明的對比。

一、民主的表象與反動的本質

在農村地主階級出身的反動知識分子形象中，有兩個人物特別值得一提：他們是楊沫《青春之歌》[3]中的地主宋郁彬和梁斌《紅旗譜》[4]中的地主馮貴堂。

宋郁彬是河北深澤縣地主宋貴堂的兒子，他畢業于中國大學，又白又胖，留著分頭，穿著竹布長衫，三十五六歲的樣子，舉止文雅，對林道靜也很尊敬。他盡管是地主少爺，但是卻不大管家里的事，最感興趣的是寫文章，到縣里或保定天津去參加些“學術活動”。因為較少直接與長工接觸，平日對長工們的態度又比宋貴堂好，有時還講講什么“平權平等”、“勞工神圣”等思想，因此他對長工和林道靜都具有相當的迷惑性。但是當他要林道靜幫助整理稿子時，林道靜想到了臨來這里時王先生提醒要她小心宋郁彬的話，便對他提高了警惕。擔心林道靜被宋郁彬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在宋家做長工的地下黨員許滿屯特意提醒她要站穩階級立場：宋郁彬與他爹都是“一個茅廁里的蛆——沒有兩樣貨！”可是在對待貧農王老增祖孫三人的態度上，宋郁彬卻比他爹溫和得多。王老增因為饑餓至極，到宋家的麥地去割麥子，被宋貴堂發現。正當宋貴堂要打王老增的時候，被林道靜給攔了下來。而這時宋郁彬也來了，他好言安慰王老增，還答應回頭給他送上二斗麥子，同時還夸林道靜是個見義勇為的女英雄。林道靜覺得宋郁彬這個人善良，有良心，又肯鉆研學問，所以對他的印象就更好了。但當黨領導農民發動了割麥運動后，宋郁彬決定為父報仇，并去城里搬救兵。這時林道靜才相信了許滿屯的話。后來又從陳大娘那里知道了宋郁彬的色狼本相，從貧農鄭德富那里知道他還想加害自己，林道靜才認清了宋郁彬的反動本質。

馮貴堂在《紅旗譜》中并不是主要人物，但這一反動的鄉村知識分子形象卻有著自身的獨特性。他“上過大學法科，在軍隊上當過軍官”，有一定的社會閱歷。當父親馮老蘭因朱虎子(朱老忠)的回歸而焦慮不安時，他開始責備父親說：“我早就說過，對于受苦的，對于種田人，要叫他們吃得飽，穿的暖，要叫他們能過得下去。在鄉村里以少樹敵為佳，像朱虎子一樣，樹起一個敵人，幾輩子不得安穩呀！”但馮老蘭對馮貴堂的說法并不認可，并指責他花了那么多錢，這書是白念了?！霸谕忸^混了會子洋事兒，又不想抓權，又講‘民主’，又想升發，又不想得罪人。怎么才能不樹立敵人？你說說！”馮貴堂勸父親聽他的話，認為采取“懷柔”政策，多行“人道”，多施“小賄”，世界就太平了。除了有民主改良思想外，馮貴堂還崇信科學，想利用科學知識來發展現代生態農業，開辦現代商業，打破農村傳統農業的耕作方式。依據科學推斷，他想在地里多種棉花、芝麻，用保定發明的新式水車套上騾子來澆灌，工作效率高，所得利潤快，而且對農民的盤剝比放利錢、收高租更具有隱蔽性。他還想出了現代農業與商業互相支持、緊密結合的新型經營方式，以商養農，又以農促商。而且，還建議馮老蘭少放點帳，用錢在街上開兩座買賣，販賣洋廣雜貨，搞商品流通，甚至還想到搞期貨投機，囤積小麥，來獲得暴利。沒想到他的這些改革主張都被保守、狹隘、固執、吝嗇甚至愚昧的父親給一一否定了，并說兒子如果這樣下去，是會敗家的。

在作家看來，馮貴堂之所以要在農村實行民主和對傳統耕作與貿易方式進行改革，是因為“咱是掌政的”，“咱用新的方法，銀錢照樣向咱手心里跑”，這樣做是占大便宜吃小虧，是為了從農民身上榨取更多的利益。而且，采用村政民主和改用現代耕作方式及商業模式，也改變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方式，使這種新型的盤剝更具有隱蔽性，從而更能長久地維護馮家在鎖井鎮的統治。當然，馮貴堂最初對農村改革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為他還沒有充分認識到蘊藏在農民中巨大的反抗力量。馮貴堂自認為馮家大權在握，對貧窮的農民略施小恩小惠，他們就不會反抗。

盡管父親反對他，農民們也不相信他，但馮貴堂仍然沒有忘記向嚴知孝推行他的現代農業耕作方法。在經歷了反割頭稅運動后，馮貴堂對農民與學生的實力有了清醒的認識。當嚴知孝向他談論起第二師范鬧學潮一事時，他不贊同嚴知孝認為學生們手無寸鐵，實力軟弱的看法?！安?，你可不能那么說，過去我就是這樣想，其實錯了。別看他們手無寸鐵，共產黨那嘴巴子，比槍還厲害。那年我好容易把老人說轉了，拿出四千塊錢包了割頭稅，眼看一萬塊洋錢就賺到手里。誰知道他們暗里使勁，串通四鄉里窮得沒有飯吃的人，起來抗稅。鬧得我四千塊大洋賠了個精光。光看他們手無寸鐵不行！”對窮得沒有飯吃的人也“不能‘懷柔’！過去我也是這樣想，老人家說我，我還不聽。結果，共產黨鬧了個集體大請愿，把我跟老人家趕了個野雞不下蛋，把稅局子砸了個稀里嘩啦。賠錢是小事，丟人是大事”?！敖浺皇?，長一智，我對改良勞動農民的生活失去了信心。過去還想在村里辦平民學堂，教他們改良農業技術，隔著皮辨不清瓤，那算是不行！”

見到十四旅旅長保定衛戍司令陳貫義后，馮貴堂極力勸他對第二師范鬧學潮的學生們來一個“快刀斬亂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起來”?！耙磺小畱讶帷际清e誤的，都是‘炕上養虎，家中養盜’，這完全是經驗之談！”當陳貫義決定將學生們逮捕時，馮貴堂又說：“是呀！善而不能治者，惡而治之，亦一途也！”在作家看來，“善”只不過是馮貴堂統治勞動人民的一種手段，而“治”(剝削)與“被治”(被剝削)才是他與勞動人民的階級本質關系。

對馮貴堂民主改革與現代化農業種植與管理模式的描寫涉及到了“鄉村建設”問題，這當然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曾經興起過一場以鄉村教育為起點，以復興鄉村社會為宗旨，由知識精英推進的大規模的鄉村社會建設運動有關。盡管形形色色的鄉村建設團體出發點各有不同，但救濟農村即拯救國家的普遍認識，是知識界投身鄉村建設運動的強大動力。對此，馮貴堂似乎也有朦朧的認識，并對外國的改良大加稱贊。如小說第五十一章，馮貴堂將農民們的保守甚至愚昧與國家興亡聯系起來。他對嚴知孝說：“老輩子人們都是聽天由命，根據天時地利長成什么樣子算什么樣子。我卻按新的方法管理梨樹，教做活的按書上的方法剪枝，澆水，治蟲。梨子長的又圓又大，可好吃哩！可是那些老百姓認死理，叫他們跟著學，他們還不肯?？雌饋韲也煌?，實無天理！看人家外國，說改良什么，一下子就改過來，實業上發達的多快！”

但作者沒有在這方面再做進一步探討。這當然與“十七年”國家意識形態對作家的強力規約有關。在“革命或反革命等宏大話語成為支配性的潮流”的“十七年”文學中，“馮貴堂們的行為注定要成為一種孤獨的行為，不僅得不到主流話語的支持，也不為各種黨派所包容，甚至他們的地位和身份也因此而曖昧模糊”[5]。當然，在農村題材與革命歷史題材占絕對優勢的“十七年”文學中，作者能寫出馮貴堂這樣一個比較特殊的人物已經難能可貴。盡管他的出現只是作者為了證明農村階級敵人的狡猾與階級斗爭的復雜，馮貴堂本人所進行的鄉村改革并不是真正的為農民的幸福著想，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為了使自己的階級統治能更穩固更長久。

作者筆下，這類知識分子之所以成為農村中的反動地主，與他們的家庭出身有著直接的關系，而受教育的背景使他們的反動本性更具有隱蔽性和迷惑性，這無疑增加了革命群眾識別他們丑惡嘴臉的難度。從這類人物身上，可以明顯看出作家受其生活時代“階級決定論”影響的印記。

二、小說文本中的陪襯角色

盡管作家對兩位反革命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用了一些筆墨，但這并未擺脫他們只能是小說文本中的陪襯角色的地位。宋郁彬的登場無非是為了證明地主階級更加毒辣，從而增加林道靜在農村與地主階級斗爭的閱歷；馮貴堂的出現是為了讓讀者認識到新型地主對農民剝削的隱蔽性，從而更加認識到農村階級斗爭的復雜性。

宋郁彬、馮貴堂等反面形象之所以在文本只能擔任陪襯角色，當然與國家意識形態對“十七年”文學人物塑造的導向與規約密切相關。早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周揚就指出：“民族的、階級的斗爭與生產勞動成為了作品中壓倒一切的主題，工農兵群眾在作品中如在社會中一樣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薄肮まr兵群眾不是沒有缺點的，他們身上往往不可避免地帶有舊社會所遺留的壞思想和壞習慣，但是在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以及群眾的批評幫助之下，許多有缺點的人把缺點克服了，本來是落后分子的，終于克服了自己的落后意識，成為一個新的英雄人物。我們的許多作品描寫了群眾如何在斗爭中獲得改造的艱苦的過程?！薄拔覀儾粦斂浯笕嗣竦娜秉c，比起他們在戰爭與生產中的偉大貢獻來，他們的缺點甚至是不算什么的，我們應當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這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新的群眾的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特點，也是新的人民的文藝不同于過去一切文藝的特點?！敝軗P還要求一切前進的文藝工作者要站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水平上，“更有力地表現積極人物，表現群眾中的英雄模范；克服過去寫積極人物(或稱正面人物)總不如寫消極人物(或稱反面人物)寫得好的那種缺點”[6]。在1953年召開的第二次文代會上，周揚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作為我們整個文學藝術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提出當前文藝創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務是“表現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時反對人民的敵人，反對人民內部的一切落后現象”。文藝作品要以創造正面英雄人物來做人民的榜樣，不應將表現正面人物和揭露反面現象兩者割裂開來，但必須表現出任何落后現象都要為不可戰勝的新的力量所克服，“因此，決不可把在作品表現反面人物和表現正面人物兩者放在同等的地位。在我們的作品中可以而且需要描寫落后人物被改造的過程，但不可以把這看為英雄成長的典型的過程”[7]。此后，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兩結合”創作方法的旗幟下，文學作品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只有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而反面人物只能成為陪襯的角色。

[1]毛澤東.五四運動[G]//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9.

[2]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G]//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6.

[3]楊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362.

[4]梁斌.紅旗譜[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331.

[5]藍愛國.紅旗的譜系：鄉村革命及其敘事——重讀《紅旗譜》[G]//解構十七年.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72—73.

[6]周揚.新的人民文藝[G]//中國新文藝大系·理論史料集(1949—1966).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公司，1994：94—102.

[7]周揚.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G]//中國新文藝大系·理論史料集(1949—1966).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公司，1994：126.

[責任編輯海林]

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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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3)03-0154-03

王金雙(1974-)，男，內蒙古赤峰人，內蒙古民族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2012-10-01